学海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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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0-6-14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24期
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乌托邦反思：80年代的信仰危机
“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小邓和老邓之间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小邓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社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80年代的信仰危机，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它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世界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1986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时刻，饱受记忆和现实折磨的周扬，在北京悄然辞世，带走了忏悔者最后的信念。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90年代的信念危机
1989年的北京事变，引发知识界的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三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90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来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独立的批判立场，而是引向集体皈依(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契约、项目、资金、权力)的主流。学院知识分子大步行进在余秋雨倡导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国家主义的亲密结盟。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转型，获得了来自官方的热烈称赞。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称：“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次日，头版再次发表“久违了，‘国学’”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层进一步表扬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这些接踵而至的褒扬，意味着“高校国学”已经获取知识界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混杂在“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热”，则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独立学术传统的缅怀。这是一场与“国学”内在错位的隐形思潮，显示出知识分子捍卫自我人格的企图。而这种对陈寅恪气节的追思，还可以视为一次文化血统的认归。陈氏所坚守的，不仅是文人的学术道统，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训诫里，寄存着少数批判知识分子的孤寂信念。
然而，无论哪一种精英叙事，都只能是广场叙事向书斋叙事的退缩，成为象牙塔里的絮语。在知识分子的背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话语权力真空。1993年开始呈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消费主义奠定了政治基调。就在这一年，上海各大餐馆开始出现殖民地时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费的现场，身着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场，被典雅的欧式壁灯所照亮，重演女性身体的殖民地神话，藉此表达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间接想象。
“月牌女”的复活，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超越。以“文革后一代”为主体的小资阶层出现了，开始精细地消费和时尚地生活。在第二产业大规模解体的同时，歌厅、按摩院和洗脚房大规模涌现，成为中国服务业的主流，藉此表达对身体的极度关怀。这是最奇特的中国式经济，在经历了20年的打压之后，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赋予它放纵的权能。享乐主义一举填补了信念丧失的空白。这是90年代最重大的事变，它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的统治。在数码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声援下，大众消费文化接管了中国民众的日常事务。
毒食与弊政：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2008年5月，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新京报》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黄晓菊的谈话。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该报同时刊载评论称，多元价值观30年来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早已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恋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机，以肖志军事件为代表的医疗制度信任危机，以及华南虎事件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机，作为三大代表性事件，谱写了零年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病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仅仅是“毒食中国”的冰山一角，它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怀疑。“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问题消费”的代名词，它指向了制造、检验和管理的整个链索。
农民工肖志军拒绝在临产妻子的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母婴双双死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不仅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中国医疗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深刻质疑。
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被地方林业主管部门高调确认，却被网民揭出其造伪真相。这场看似无法讼断的奇案，最终以周正龙入狱告终。而当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变得卡通可笑起来。
2009年罗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员贪污案所代表的教育腐败，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造假案、2010年汪晖抄袭案所代表的学术腐败，以及高校学生的论文抄袭潮流，已经让中国学界臭名远扬。但这种由体制支撑的腐败，却受到世人的广泛同情。抄袭成了师生的常规策略和时髦手艺。
各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才是构成信任危机的主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轴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褪色。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2009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2009年的上海“钓鱼”事件、2010年福州严晓玲“诽谤”案等等，当地政府的诚信，皆因弊政和谎言而趋于解体。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说谎—拒绝道歉—异地抓捕—剿灭真言，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那些滥用公权的违宪手法，捍卫了某些官员的乌纱帽，却让政府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它不仅加剧与民众的疏隔与仇恨，而且碾碎了信用和公义的基石。
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中国涌现。它分布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体育、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深刻摇撼四种基本信用结构—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货币信用和专家信用，并最终完成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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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都是乌托邦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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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乌托邦：梁漱溟在山东搞县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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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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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新闻摄影：建构乌托邦神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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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学说是“空想乌托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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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乌托邦反思：80年代的信仰危机
“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小邓和老邓之间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小邓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社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80年代的信仰危机，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它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世界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1986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时刻，饱受记忆和现实折磨的周扬，在北京悄然辞世，带走了忏悔者最后的信念。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90年代的信念危机
1989年的北京事变，引发知识界的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三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90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来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独立的批判立场，而是引向集体皈依(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契约、项目、资金、权力)的主流。学院知识分子大步行进在余秋雨倡导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国家主义的亲密结盟。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转型，获得了来自官方的热烈称赞。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称：“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次日，头版再次发表“久违了，‘国学’”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层进一步表扬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这些接踵而至的褒扬，意味着“高校国学”已经获取知识界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混杂在“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热”，则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独立学术传统的缅怀。这是一场与“国学”内在错位的隐形思潮，显示出知识分子捍卫自我人格的企图。而这种对陈寅恪气节的追思，还可以视为一次文化血统的认归。陈氏所坚守的，不仅是文人的学术道统，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训诫里，寄存着少数批判知识分子的孤寂信念。
然而，无论哪一种精英叙事，都只能是广场叙事向书斋叙事的退缩，成为象牙塔里的絮语。在知识分子的背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话语权力真空。1993年开始呈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消费主义奠定了政治基调。就在这一年，上海各大餐馆开始出现殖民地时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费的现场，身着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场，被典雅的欧式壁灯所照亮，重演女性身体的殖民地神话，藉此表达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间接想象。
“月牌女”的复活，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超越。以“文革后一代”为主体的小资阶层出现了，开始精细地消费和时尚地生活。在第二产业大规模解体的同时，歌厅、按摩院和洗脚房大规模涌现，成为中国服务业的主流，藉此表达对身体的极度关怀。这是最奇特的中国式经济，在经历了20年的打压之后，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赋予它放纵的权能。享乐主义一举填补了信念丧失的空白。这是90年代最重大的事变，它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的统治。在数码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声援下，大众消费文化接管了中国民众的日常事务。
毒食与弊政：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2008年5月，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新京报》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黄晓菊的谈话。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该报同时刊载评论称，多元价值观30年来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早已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恋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机，以肖志军事件为代表的医疗制度信任危机，以及华南虎事件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机，作为三大代表性事件，谱写了零年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病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仅仅是“毒食中国”的冰山一角，它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怀疑。“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问题消费”的代名词，它指向了制造、检验和管理的整个链索。
农民工肖志军拒绝在临产妻子的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母婴双双死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不仅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中国医疗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深刻质疑。
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被地方林业主管部门高调确认，却被网民揭出其造伪真相。这场看似无法讼断的奇案，最终以周正龙入狱告终。而当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变得卡通可笑起来。
2009年罗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员贪污案所代表的教育腐败，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造假案、2010年汪晖抄袭案所代表的学术腐败，以及高校学生的论文抄袭潮流，已经让中国学界臭名远扬。但这种由体制支撑的腐败，却受到世人的广泛同情。抄袭成了师生的常规策略和时髦手艺。
各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才是构成信任危机的主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轴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褪色。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2009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2009年的上海“钓鱼”事件、2010年福州严晓玲“诽谤”案等等，当地政府的诚信，皆因弊政和谎言而趋于解体。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说谎—拒绝道歉—异地抓捕—剿灭真言，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那些滥用公权的违宪手法，捍卫了某些官员的乌纱帽，却让政府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它不仅加剧与民众的疏隔与仇恨，而且碾碎了信用和公义的基石。
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中国涌现。它分布于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囊括了食品和物品、司法与执法、银行与股市、足球及其体育、教育和医疗、学术与专家等几乎所有领域，深刻摇撼四种基本信用结构—政府信用、人格信用、货币信用和专家信用，并最终完成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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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乌托邦：梁漱溟在山东搞县政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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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新闻摄影：建构乌托邦神话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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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学说是“空想乌托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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