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右派和文革的造反派

1957年， 毛主席号召向党提意见， 而后变成所谓右派猖狂进攻，引起反右斗争，反右斗争伟大胜利的重要标志， 是揪出来一批右派分子，全是知识分子，没有知识的不准当右派， 当时的政策规定，中学生知识不够不打右派， 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够资格当右派， 最多当上坏分子。

读书人的嘴被吓得相当的shut up。

1966年毛主席雄才大略以大无畏的精神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 各级党组织按照历来特别是反右运动的经验，在群众中排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孤立对象， 打击对象，看看有没有人如同反右时那样跳出来。

果不其然， 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多多少少一些人， 自认为对中央文件学得透彻，就贴了党组织的大字报，指出这个要求那个的，党组织从来不是吃素的！ 暗地里已经安排好人记录那些对党组织提意见的人的言论行动，准备在运动后期作为右派来处理，有的单位已经开始对这类人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扫地批斗等等。

殊不知伟大领袖这回运动的搞法变了。

1966年红旗杂志13期社论打出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谁都能看出社论是站在前一段时间内与各级党组织对着干的那批人一边的，搞得各级党组织措手不及，同时那批差一点被准备在运动后期打成右派的人，似乎真的扬眉吐气了， 纷纷在单位内及跨单位跨行业串联来串联去，效仿几个月前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哇啦哇啦地成立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 名字一个比一个大， 很多人算是个”总司令部“， 三五个人也能成立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或者总部，有了红旗社论的支持，就不必指鸡骂狗了，矛头直指各级党组织，此刻还不敢把矛头对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委和政府，所以召开成立大会还是按照组织原则要求上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并予以承认，毛主席的本事就是在这些时候不说话， 不告诉你该咋办，别说比如上海市委之流的知道该咋左，连刘少奇那”流“也不晓得呀，每逢这类要求， 只好支支吾吾，开大会的人得不到正式承认， 往往采取的对策是进京告状， 各地都有一系列卧轨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段。

这就是造反派的由来，与十来年前的前辈一样， 是一些和各级党组不太对付的人，不过如今这批人，目标是直接当领导， 然后一级一级朝上反，反倒省市自治区刹车， 再上的事，是1966年底1967年初才有的， 但每一个造反派都是打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66年底67年初才有小猫两三只楞想着怼一怼江青和林彪， 立马完蛋），这就和1957年大反右很是不同了，右派的提意见，不单单是给本单位领导提，而且还对整个党提，造反派呢， 统统是具体地对具体的某级组织某个领导，绝对没有对准抽象的”党“。

文革前的正式说法，反对某级党组织就是反党，文革的说法变成”某级党组织某个当地领导人“不能代表党！

一直到一打三反， 乡亲们啊乡亲们， 才明白， 党还是那个党， 锅里没你的米，你就别把自己不当外人了吧。

至此开始，开始收拾造反派了，一点一点，随着一点一点原来的干部重新复出，一批一批所谓新生力量的造反派接二连三地下去进去。

历史是人写的，宣传部门非常漂亮地把文革中的坏事，统统地栽到了造反派的头上，包括1966年7-9月各单位造反派被关被斗被打，也说成是造反派干的了。

而1957年的反右，也有很利索的解释，方向是对的，只不过面扩大了，这碗面多大呢？ 按正式说法，全国时隔八个该打右派， 结果打了五十五万！各级党组织谁也没责任，因为不像文革， 推到造反派头上就行了。

其实，右派和造反派，都是些多事的人，若在1919年，五四运动会去天安门，若在1936年，大概率也会参加129运动，只不过1957年撞上了”反右“的石头.

想起曾看到一篇反右时钱伟长的右派罪行录文章， 钱老说”有家长跑来要我帮帮忙， 劝孩子不要哇啦哇啦“， 老钱说”我可以劝他，但劝住劝不住不敢说， 好比129时，也有家长劝自家孩子还是别多事出头，但劝不住还是劝不住“，所以老钱学乖了， 到了反右几十年时，他不但不参加纪念座谈会，反倒去告了一次密，不过还是得到了不少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