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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47年大学毕业生的老江, 他的起点高“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他估计是吃了双份“技术干部加公方代表“,然后的"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 也就顺利成章就是科级干部了。
再一次好命调去了一汽还去了苏联实习,回国理所当然就比没去苏联的级别可能高些, 变成了副处长乃至动力分厂的厂长, 该是正处啦!
想必汪道涵就是老江的命里贵人,1962年那么难调回上海的年头,没有个副部级以上帮忙, 门儿都没有,老江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这个副所长很难说就一定是副局级,可正儿八经该是副局位置吧。升官也得付点代价,调出上海再一动成”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妥妥的局级局级啦!不过此时基本都是升官不发财, 工资应该还是1956年工资改革的正处。这几跳, 均发生在一机部内,明显的是汪贵人(男)的手脚痕迹。
他老人家若一直在上海混,从政很难超过处级, 搞技术应该是个七级工程师,尤其是留在轻工业的食品行业,出息不会很大, 好处当然不少, 困难时候买点出口打回来的罐头很容易, 什么豆豉鲮鱼午餐肉猪肉黄豆等等, 家里会很多。
五十年代初期,各地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尤其是那些特大型的工厂,如太重一重一汽一拖等, 愿意调去的话,去了基本都能算个人物, 最重要的是那几年调级调薪次数多,鬼也不晓得1956年后这类人大多数的钞票就原地踏步了啊, 起点高就会高一辈子, 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一是反右时中奖几率比在上海大,二是1960-1962的日子要比上海幸福地”苦“得多,三时子女后代变成了”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