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成都七中文革武斗杂忆

这种回忆文章就好，没有自己加入的偏向性解说， 就按自己当时见到的平铺直叙， 记载下来。-转载者

 

成都七中文革武斗杂忆

 

吕帖

 

我们现在说的武斗指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打斗，其中一些是没有使用枪支的，用手，用棍棒，用钢钎。还有一些是使用枪支、火炮的打斗。文革全称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打击政敌而发动的群众运动。 文革中的各种群众运动，比如“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学校停课闹革命”、“工厂停产闹革命”、“打击除共产主义以外的任何宗教”、“武斗（又称文攻武卫）”、“知青下乡”、“五七干校”、“群众专政”等等，五花八门。这些运动当时造成民族的巨大灾难，后遗症更是无药可治。

成都七中的武斗有1967年的8.10，1967年的9.2，1968年的1.18，1968年的1.20，1968年四、五 月份的七毛偷袭。1967年的9.2我不在，其他的几次还有一些记忆。学校外面的有1968年3月初打劳改局招待所，打峨眉汽车修理厂，打川音等。

1968年文革中的成都到处都在武斗。文革中全国分为天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派，北航红旗）和地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地东方红）。成都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天派称为红成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市的大专院校除了四川大学以外基本上都是红成派占优势，比如成都工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四川医学院、成都大学等等。成都地派称为8.26派（四川大学东方红8.26战斗团）。中学生两派差不多，我们是成都七中的红成派。

成都的中学当时很多学校里是一派占多数，比如四中的红四毛，16中的东方红公社，都独占学校。但是我们七中两派的人都差不多，都有500多人，为占学校也就打得比较厉害。成都七中1905年建校，名字叫成都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学校改名为成都县中学堂， 1907改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即成县中，1950年以后改名为成都第七中学校，七中1953年从城中心的青龙街搬到南门外的磨子桥，听说磨子桥校区的布局完全按照北京101中学复制，而北京101中学又是莫斯科101中学的复制件。学校东西轴线，东边大门处有对称的两个门房（收发室），进门后北面初中的第一教学楼与南面高中的第二教学楼对称，轴线上有一个花瓣形中心花台，再向西是一个三层楼的办公楼，办公楼南面是个厕所。办公楼背后是个操场，操场南面是学生第3宿舍，操场北面是男生的学生第2宿舍，学生第2宿舍的北面是女生的学生1宿舍。操场西面是礼堂（食堂），礼堂北面是教师宿舍。第一教学楼的背后（北面）是一个比较大的操场，操场的北面和南面就是学校围墙了，围墙外面是菜地。学校这些建筑除了礼堂以外全是砖墙木地板小青瓦屋顶。1967年8月10日以前，七毛（七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兵团）占据办公楼，我们红毛七（红卫兵成都部队毛泽东思想七中战团）占据前面两个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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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七中校园素描

作者：高66级4班  朱成

 

　　 大操场北面和西面的围墙没有画，学生第一宿舍外一直向西有围墙，外面是一排平房的教师宿舍，学校西面的围墙看不见。

 

 

七中办公楼的原样

 

我记忆中的七中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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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的老红卫兵好像叫“红卫兵6234部队”，6234是当时七中教导处的电话号码。九中的老红卫兵就叫“红卫兵7468部队”，也是电话号码。老红卫兵有外围组织叫“向红队”。七中1966年比较出名的造反派组织是“东方红公社”和“七中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七毛）。七毛的司令是秦司令。初中男生的“手榴弹”比较活跃，我是手榴弹的。也有几个高中的战斗队。九、十月份七毛还戴过“红卫兵成都野战军”的袖套。东方红公社人比七毛少，高三的许仁忠、刘仁清、龙向东等四人的大字报落款“敢闯 霹雳 向东烈”，加上李荣华和吕干，东方红公社的理论水平高于七毛。高三的高铁翔、皮天祥被七毛开除后，与翟光炯、陈观中、王守知、李富泉等一些高中生成立了“红旗兵团”，理论水平也高于七毛。1967年初，因为对静坐军区产生分歧，成都造反派公开分裂分为川大8.26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七中也分为两派。红旗兵团、东方红公社的许仁忠、龙向东、李荣华等人、高67级的延安野战军、冲锋号、初68级的追穷寇、工院十.一七中支队、川医九一五七中支队以及所有红成观点的同学组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七中支队毛泽东思想七中战团”（毛七）。东方红公社的一部分同学并入七毛。七中的川大8.26派还有川大8.26七中分团（8.26七分）。

 

1967年8月10日

 

已经记不起来1967年8月9日武斗的起因了。我们这一派当时在学校的人数不多，晚上住在学校的人可能不到30人。晚上天黑后有很多外校的红成中学生和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生把学校办公楼团团围住。但是不敢冲上去，办公楼的楼梯全部用桌子椅子封住了，不可能从楼梯上去，二楼的各个窗户都有人把守，双方只能僵持。半夜12点以后我和俄呆就去第二教学楼睡觉了。天亮后等到我们被吵醒时，才发现办公楼着火了，七毛高66级4班的一个同学受伤躺在第二教学楼的门廊下，听说跳楼时摔伤了腰，我们这派高66级6班的女生刘尔康在第二教学楼门口拍着膝盖哭叫：“我的学校，我的学校，办公楼”，场面一片混乱。我和俄呆拉着那位女生离开了学校。

后来听说是工学院的大学生把办公楼北面史地教研室旁边的那个楼梯点着的。办公楼全部是木制地板，木制楼梯，再加上楼梯上堵满了木制的桌椅，这些桌椅全部是柏木的，加上楼梯间又是个抽风的通道，火势很大。办公楼北面一到三楼的房间很快就全部烧起来了。七毛那天在办公楼上可能有七 、八十人，很多人从楼上跳下来，也有人顺着窗户的绳子向下滑，初68级的男生王华从二楼实验室滑下来时被阶梯教室里面的人一钢钎捅到肚子上肠子都捅破了，送到医院以为他死了，第二天的标语里已经有“王华烈士”字样。很多同学从三楼和二楼向下跳，据说有几十个人跳楼受伤，我们班的解基严、杨正松、胡文俊都是跳下来的，解基严和杨正松摔伤了脚。刚开始从办公楼背面向下跳的时候解放军还没有到，隔壁空军的解放军最先跑过来救火，解放军把被子铺在地上，并且人还趴在地上垫着，又手拉手地接人，情况才稍有好转，下来后解放军组成一个通道保护学生离开，免受工学院武斗队和中学红成的再伤害。高67级的郑三胖和我班的曾华成等几人守在三楼的天花板上面，他们离开时三楼的地板已经着火，好在他们熟悉地形东绕西绕从办公楼南面的楼梯下来了。办公楼的地板下面填了锯木面，消防队扑灭了明火后又复燃了几次。这次大火烧毁了办公楼，不仅伤了几十个同学，三楼的图书馆、生物实验室，二楼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各教研室、一楼的教导处、阶梯教室、教研室都毁于一旦。这一次武斗后，七毛受伤的同学众多，办公楼被烧毁只能去学生二宿舍和学生一宿舍，他们对我们这边的对立必然升级，这也是导致9.2想把我们赶出去独占学校的原因之一。

 

1967年9月2日

当天我们这一派在学校里的人很少，不到十人，七毛的同学把我们这派赶出了学校，占领了第二教学楼。那天晚饭后我们这一派只有几个同学坐在第二教学楼的西头乘凉，好像觉得有人从水塔那边向第一教学楼背后跑过去，也没有在意。突然七毛的同学从校门那边冲到面前，把枪顶住我们这几个同学，刺刀几乎碰到胸膛。只有初中二年级的青林森跑上了楼，打算敲响吊在教学楼二楼过道东头的钟，以警示成都工学院：“七中出事了”，但是七毛的同学跟得很紧，用枪逼住他，没有成功。七毛之所以从校门那边过来，目的就是防止我们的同学向成都工学院报信。这几个同学被带到第一教学楼西头靠操场的那间教室里，不久后去成都工学院洗澡的两个女同学初66级的张俐和初68级的陈西南回校被关了进去。高66级四班的俄呆从成都四中开会回来也被关进了这间教室。俄呆让在这两个女生有意档住七毛同学视线，高六六级4班的洪体从窗户跳了出去，跑到操场的东北角翻墙出了学校跑进了成都工学院。在工学院一大楼上面把我们被七毛“端了”的情况告知了工学院的武斗负责人唐彼德。简单商量后派出了一个小组，小组负责人是一个工学院被叫做“火箭”的转业军人，据说他参加过打印度的战斗，是个侦察兵。这段时间里学校一教学楼的同学已经被七毛释放了，青林森跑到了工学院一大楼。小组几个人里面有三个七中的同学，除了洪体外还有青林森和高六七级2班的陈蛮，小组带了一挺机枪，火箭带的是一支卡宾枪，他说晚上行动这种枪好用。七中三个同学只有手榴弹和燃烧瓶，洪体的手榴弹还是自制的那种土手榴弹。

七中里面一片漆黑，大概因为有人逃跑，而且工学院的高音喇叭也播出了强烈抗议七毛行动的声明，七毛估计工学院会有行动，所以灯火管制。这个小组从七中操场东北角顺着围墙到了围墙的西北角。火箭叫洪体返回工学院方向接应后面二梯队野鸭子（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中学生的一个组织，成立时间早于红卫兵成都部队，1966年9、10月份七毛也带红卫兵成都野战军袖套）的一个组。洪体返回去跑到那条大路边时看见有几个人趴在那里，以为是野鸭子就靠拢过去，谁知道靠近了对方一转头两个人都愣了，对方诧异地脱口而出小声问了一句“你咋在这儿”？洪体无法回应，对方却突然小声说：“一边去”。洪体转身就跑，又听到后面另外有人小声问“哪个 ？“　原来和他面对面的是高六六级5班七毛的一个同学，他与洪体在文革初期曾有过一次患难之交。可能他们打算在那里打工学院大学生的伏击，所以面对着工学院方向趴在那里。但是他们出来晚了，火箭这个小组已经通过了他们打埋伏的地点。

洪体跑回七中围墙的西北角。火箭叫他向西跑到教师宿舍那边去，这是一片开阔地，就在学生第一宿舍的围墙外面。围墙在这里向南拐了一段再向西。学生一宿舍本来就是七毛的驻地，如果第一宿舍二楼有七毛的同学向外看，那么他就完全暴露在七毛的枪口下。火箭“投石问路”的做法完全不考虑这位同学的危险。果然，洪体刚刚跑出去，一宿舍二楼好几个窗口的枪就同时开火了，他赶紧趴在地上。据他讲是趴在两廂菜地之间那种浅浅的沟里，如果是白天任何人都能够打中他，好在天很黑，而且他的跑动已经把七毛的火力点引出来了，火箭他们马上开枪压住了一宿舍二楼七毛的火力。小组有人趁机冲到一宿舍围墙外面向里面丢手榴弹和燃烧瓶。因为七毛已经有防备，不能恋战，火箭带着小组撤回工学院。火箭不愧是侦察兵，过那条大路时他让机枪掩护，他先冲过路面，他再掩护机枪过去，其他人在机枪和他的掩护下再过去。火箭后来死于一次武斗。

几十年以后说起那天的事情，想想真是运气，如果洪体翻窗户时被七毛发现，一顿暴打是免不了的。如果七毛打伏击的小组早一点出去，或者火箭这个组晚一点出去，过大路时一场遭遇战必有伤亡。如果洪体碰到七毛伏击小组时面对的是另一个人不 能马上离开，也会有伤亡。如果那天有月亮，一宿舍二楼的人很容易打中他，一宿舍二楼的七毛同学也很可能被火箭他们打中。但是这些事情都擦肩而过。

那天晚上的下半夜，七毛同学估计还会有人去袭击他们，在学校食堂后面西南角洗衣房围墙内也安排了两个同学蹲守，两个都是高66级5班的。那段围墙有一个可以进出的洞，他们在离洞口十来米的地方坐着小声说话，其中一个同学突然看到洞口处趴了几个黑影，可能是对方进了围墙趴在那里看地形，也可能是听见有人说话趴下来看他们。这个同学来不及告诉旁边的同学，端起手里的56式冲锋枪照着那几个趴着的黑影就打了一个连发，冲锋枪的火光使他看不清楚对方的情况，停止射击后那几个黑影不见了，对方也没有还击，估计是撤退了。后来听说对方是中学红成的，有一个人的手被打中了。另外一方红成这边的说法是，那天晚上几个外校中红成武斗队的和几个工学院武斗队的人由高67级2班的陈蛮带路去七中食堂那里侦查情况。他们没有听到对方的说话声音，陈蛮是第一个人，刚刚进墙洞就被对方打了一个连发，他没有向后退而是向前一扑躲起来。后面的人没有再进墙洞撤回工学院了，一个17中的中红成手受伤，因为少回来一个人，估计凶多吉少，商量以后又出去了几个人查看陈蛮的情况。陈蛮趴了一会儿才退出来顺着围墙外面的小河撤向工学院，路上碰到来接应他的几个中红成，那几个人都惊奇他怎么会毫发无伤。几十年以后他对我说，那天他带的是短枪比较方便，是那个向前扑的动作救了他。他还带了两个“海37”，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丢出去。“海37”是重庆来的，它是海军舰艇上面37炮弹的弹芯，加了一小段装拉线的木头，当手榴弹使用。它小巧就手，拿着就舒服，表面有一些纹路，不滑。烤蓝也非常漂亮，声音比军用手榴弹还脆，威力大，很受欢迎。那天陈蛮要是丢出去对方必有伤亡，也许是天意，他没有丢，原封不动地把两个“海37”都带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班李铁男在第二教学楼围墙内站在椅子上向墙外看，看到了几个拿枪的人往后面食堂走，他没有开枪。

那天留在第二教学楼的同学被押到第一教学楼以后，我们这一派高66级一班的李荣华从家里回学校，在学校门口他的一个七毛同班赵同学叫他进去，他想既然是同班同学不至于如何，就跟着去了二教学楼。蒙了眼睛被带到了另外一栋楼上，受到很多人的暴打。可能是看到他被打昏，七毛的人离开了那间房间。他挣开了捆绑的绳子，取下了蒙眼睛的布，才发现那是在教师宿舍的一间房子里。他不敢从楼梯下去，也不敢从窗户跳下去，就从宿舍三楼过道爬上了天花板藏起来。后来七毛的同学找了一阵也就走了。第二天早上他从天窗爬到房顶上，慢慢挪到房檐口，看到下面有解放军，轻轻喊了几声，没人听见。他就从屋顶跳下去，半空中抓住了一根树枝，树枝断了，他摔到了地上，爬起来就向解放军跑去，吓得解放军直向后退，因为他全身都是天花板上面的灰。老天有眼，他居然没有摔死，也没有骨折。

第二天晚上，七毛的同学进入学校北边空军的围墙，在围墙下面开了一些射击孔，这些射击孔的南面是一块菜地，菜地上面没有搭豇豆架架，视线很好，菜地的南面就是学生第一宿舍的围墙。如果有人在围墙外面打学生第一宿舍，解放军围墙那里是最好的伏击射击点。七毛的同学埋伏得很好，解放军的巡逻兵也没有发现他们。但是那天晚上没有人去袭击学生第一宿舍。        

几天后，经驻学校支左解放军同意，我们这派的同学打算回学校与七毛的同学谈判。一些同学刚刚走到工学院校门口，七毛的同学从七中往这边打枪，有一个野鸭子被打中倒在地上。高六六级2班的老翟不顾自己危险，马上冲出去把野鸭子抱进工学院校门，伤员颈部受伤，血象自来水一样涌出来，四个同学抬着他就往卫生所飞跑，中间换人后换下来的同学根本追不上伤员，换下来的同学到卫生所时，看见医生已经用白布在盖伤员的身体了。据说七毛打枪的同学在开枪前问了一句，打不打？有勤务组的同学说打，由勤务组负责。

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回不了学校，只好在成都工学院学生食堂对面的那栋学生宿舍住了十来天。后来我们返回学校第二教学楼，学校里的格局又恢复为七毛占据学生二宿舍和学生一宿舍，我们占据第二教学楼，中间隔着办公楼。

 

1967年11月24日

 

当时七中有解放军支左的驻军，支左，中央文革说法，支持左派。哪一派是左派取决于支左解放军的派系，成都地区驻军是50军，支持8.26派。重庆地区54军支持8.15派。我们学校旁边两个司令部，纺校是50军的一个师部。省委党校是一个空军的军部。我们学校的支左驻军是50军的一个连，称为七连，驻在学生第三宿舍，有一个姓贾的指导员，派性强烈，他们支持七毛。1967年11月24日晚上，七毛到第三宿舍解放军驻地抢枪，说是抢其实是送，七毛的同学到二楼宿舍里找不到枪，贾指导员指着天花板提示。有同学抱着枪从二楼窗户跳下来，我们班两个同学脚受伤。七毛制式冲锋枪和半自动一部分是这一次的收获。当时我们住在学校的同学连一支枪都还没有。

1968年1月18日

1967年8月10日学校办公楼被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生放火烧毁后，七毛就占据着学生1宿舍和学生2宿舍。学生3宿舍住着一个连的支左（支持左派）解放军。当时的情况是我们占了学校的前面一半，两个教学楼。七毛占了学校的后一半2宿舍和1宿舍。中间烧坏的办公楼上没有人，作为隔离区。食堂在学校后一半，我们每天要到食堂吃饭，不带枪。在食堂双方发生过几次丢碗砸盆的冲突，没有动枪。

双方都很想把对方赶出学校，独占七中。七毛搞武斗的比我们人多，武器也多一些，但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他们不咋记同学情谊师生情谊，狠得下心，下得到手，当然这也与8月10日他们跳楼时很多人受伤大有关系。1968年1月18日前几天，我一个人从食堂回2教学楼，走过三宿舍快到办公楼时，七毛有人在学生2宿舍开枪吓唬我。第一枪我听到枪声，也听到子弹打到路边桉树叶子的声音。我想他们只是吓唬我不敢真正对人打，就仍然慢慢向前走。第二枪我听得到枪声，可是没有听到树叶响，可能是打得比较低了，我加快了脚步。第三枪我没有听到枪声，但是左边耳朵有风吹过的感觉，有风的压力，可能这一枪离我的脑袋很近了。我有点怕，可是又不愿意跑，好在离办公楼很近了，就几步走过去，被办公楼遮住后他们就看不见我了。这一天以后，我才知道听得见枪声的其实并不可怕，听不见枪声但耳朵有感觉的实在可怕。2宿舍离3宿舍不过30多40米，那时步枪多是56式半自动或者53式步骑枪，准头都好，那天他们是吓唬我，没有对人打，要是对人打这么近是可以百发百中的。

在这之前的一天，我一个人去食堂，刚刚走到食堂上坡的地方，七毛一个高66级的同学把手里的碗向我打来，我躲开了，看到几个七毛的同学向我跑来，我只有转身就跑，有七毛的同学横着栏我，我躲闪时撞到3宿舍的墙上失去知觉，有七毛的同学踢我。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和解放军把我抬进3宿舍。因为失去意识，我记得的是撞到法国梧桐树。当时初68级的尹豆儿走在我后面，几十年以后她告诉我撞到的是3宿舍的墙，她说撞墙后人就变得软软的，慢慢地倒下去，她说醒来后是自己走回二教学楼的。而我记得醒来后已经在二教学楼了。我虽然少了记忆，脑门上却多了一个包，现在还在，有失有得。

因为担心去食堂吃饭时人少容易出事，我们这一派去食堂吃饭时就一起去，吃完饭排队回学校前面教学楼。1968年1月18日上午， 为了表示响应当时“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毛七搞了一次学生上讲台复课，不分年级的同学都挤在一间教室里。高六七级2班的周洵同学上了一堂语文课，讲毛泽东的诗词满江红，除了同学还有不少我们这一派的老师参加听课，其中也有语文老师。那天周洵讲得非常好，高六七级是高二，教室里面高三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很佩服他。中午饭我们排队去食堂，有一些同学带的是土疤碗，就是很土很粗糙的一种土瓷碗。我们刚刚到食堂，七毛的同学就挑衅，双方在食堂外面发生冲突，打斗中双方没有用枪，我们这边的土疤碗有殺伤力，对方与我同班的曾华成左眼下面脸上被打了一条很长的口子，送到三医院救治，我们班胡文俊的额头被石头打了两个大包，七毛受伤的人不少，撤回二宿舍去了。

我们没有吃饭，排队回教学楼，队伍走到3宿舍和办公楼之间时七毛从2宿舍向我们开枪，枪响时我们以为还是吓唬人，不敢打人，但是第一阵枪声后就有好几个同学脚受伤了，有两个同学的小腿受伤，一个高66级2班的龙向东，一个初66级2班的韩方强，高67级2班的周洵大腿神经被打断。洪体和周洵个子差不多，周洵就倒在他旁边，他背起周洵跑时，一个感觉是周洵很重，另外一个感觉是周洵的呼吸声和1967年9月工学院校门口那个野鸭子伤员差不多，他想周洵可能不行了。这时走在队伍前头的高六六级的罗大汉回转过来接过周洵，罗大汉背着周洵跑得快多了。伤员被送到四川医学院，大腿受伤的周洵同学幸亏遇到有西南第一刀“曹骨头”之称的曹振家教授，接活了大腿神经，据说越粗的神经越难接活，而且当时曹教授因为抗日参加国军已经被划为异己，打成牛鬼蛇神，当然这些都是另话。

这一下七中的武斗升级了，双方开始用枪打，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生来了一些人帮助我们，也有一些中学红成的。1月18日全天和1月19日白天双方僵持，天黑后，工学院的大学生拿了一挺12.7高射机枪来。这家伙口径12.7毫米，250发一条弹带，隔几发插一发曳光弹，再插一发穿甲弹。把它架在一教学楼西头一楼楼梯间的窗户上，正对着2宿舍的东面。当时有几十个解放军站在教学楼窗下的路上，捧着红语录“要文斗，不要武斗”地口中念念有词，这边不理他们，七毛开枪时他们在哪里？现在出来制止武斗了，出来制止这边还击了。这边的12.7高射机枪一打响，枪口前面一米左右没有火光，再往前面才是一米多长的火龙，一教学楼的窗户比较高，机枪架得比解放军的头还高几十公分，火龙就在解放军的头顶上飞舞，声音又大，12.7打的是点射，听声音就比较专业，解放军不读语录了灰溜溜地回3宿舍，一个晚上也没出来。虽然12.7机枪打了2宿舍，这边的人也没有敢进攻。七毛好像上半夜就撤出学校了，下半夜基本没有怎么交火。下半夜，高67级2班的几个同学和一些外校中学红成武斗队的一些人在学校北面解放军围墙外面打埋伏，没有见到七毛的同学出来。第二天早上，一个我们称为杜麻子的解放军师参谋在2宿舍东头转悠，就是球大爷（成都七中尽人皆知的体育器材保管员，我们都叫他球大爷）体育保管室的窗户下面。我经过那里时他问我昨天晚上用的什么武器，我说轻机枪，他指着2宿舍被打成窟窿的24墙（墙体的砖体厚度为24厘米），又从衣兜里拿出两个穿甲弹钢芯，说“这是轻机枪？轻机枪有这么大的钢芯？”他像藏宝贝证据一样把几个穿甲弹钢芯放进口袋里 ，那表情一副要秋后算账把人吃了的架势。平时他的派性就很强，我们经常和他争论辩论，此人后来在四川师范学院当军宣队的头，还做了几年川师的党委书记。在这次武斗中我记得的重武器是12.7高射机枪和迫击炮，后来听七毛的同学说有迫击炮的炮弹穿过学生第二宿舍的小青瓦屋顶掉到二楼寝室里，只是没有炸。也有迫击炮的炮弹落到操场上没有炸，第二天高67级2班的同学和学校驻军挣抢炮弹的事情就发生在操场，驻军枪炮弹当然是为了秋后算帐。

七毛在1.18早上开枪时肯定没有估计到会被打出学校这种结局，否则不会轻易开枪朝人打而惹事。现在想想他们退出学校也许是这次武斗的最佳选择，如果继续僵持下去，双方必有伤亡。不过按照他们的习惯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的武斗人员和武器数量、质量都比我们强很多。

 

1968年2月21日—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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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中心的春熙路是成都市的商业中心，在文化革命的时期春熙路的两边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都搭了大字报棚，大字报棚的上面有遮雨的棚顶，贴的大字报不怕雨淋，保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几乎整个一条街的两边全部都是大字报棚，从春熙北段北头的胡开文文具店一直到春熙南段南端的走马街口，可能有两百米多长。每天在春熙路看大字报的人很多，那里是两派必争的舆论阵地。只不过因为当时的市中心属于826的地盘，春熙路上大字报也多数是他们那一派的。不过当时也时不时的有一些红成派的大字报出现在春熙路。

1968年2月20日前几天，我们这一派在学校里准备了很多大字报，现在想起来可能有几十份。有的一篇文章就有十几二十页，每一份上面都用红色的毛笔写上阿拉伯数字编号，每一份分别卷成一卷。2月20日晚上开会，把同学们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一个组分得一盆浆糊、一把涂浆糊的扫帚、一把干净的扫帚、几卷大字报。2月21日清晨，我们开了一部解放牌翻斗卡车到春熙路，在春熙北路口停了车下去人，汽车就慢慢地顺着春熙路向南开，过一段路再下一个组。每一个组里的第一个同学端着装浆糊的洗脸盆，第二个同学用扫帚把浆糊刷到大字报棚上，当时的大字报棚上已经有以前的几十页的纸贴在上面了，非常平，很好刷。后面的同学把大字报从大字报卷中理出来贴到棚子上，再后面的同学用干净的扫帚把大字报扫平贴紧。各个组就这样一份一份有条不紊地从北向南贴。最前面和最后面当然有同学持枪警卫。时间很短，可能不到10分钟我们就全部在春熙路南端上汽车返回了。回学校的路上以及以后的好几天大家都津津乐道地回味这一次奇袭的组织、配合、效果。一位高66级的同学当天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驰晨雾，驾寒风，夺四大，搞文攻，白色恐怖何所惧，英姿笑迎东方红”。

七毛1月20日离开学校后，进驻了东大街的教育厅，离春熙路很近。据说2月21日上午七毛的同学听说有红成派在春熙西段贴大字报，就去了几个同学，在那里与红成派的发生冲突，双方没有动枪。后来他们打算返回教育厅，他们走到东大街接近教育厅时发现后面有几个人一直跟着他们。高66级5班的一个同学回过身问对方为什么老跟着，被问话的人还没有回话，他后面的人就开枪了，高66级5班的一个同学胸部被打中，去世。七毛同学还击，双方对射，七毛有同学回教育厅拿长枪，对方跑到牛肉烧饼店里去了，从后门跑掉。也有说是从牛肉烧饼店旁边的小巷跑的。听说这个开枪的人是成都地质学院的一个红成派大学生。

1月26日七毛在教育厅为前几天去世的同学开追悼会，一挺马克辛重机枪放在汽车上，因为看到枪口对着下面看热闹的人，一个高66级的同学好心地去把枪口朝天，谁知道机枪走火，只打了一发子弹出去，就把七中的一位工友李廷火和一位教育厅的家属小孩打死了，7.9mm口径的子弹威力大。

2月26日下午，我们听说成都地质学院要出去抢枪，我们就开了汽车到地质学院，哪知道抢枪的计划取消了没有抢成。回学校的路上经过东郊的柴油汽车修理厂，他们是826派的，在路上设卡拦车，我们被拦下来。我们大部分人坐的解放牌卡车，只有几个人坐的一部奥斯丁吉普车。奥斯丁吉普车被拦后停在了路边上，对方当然看得起这一部小车，把所有的人赶下车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算把车开到厂里去。但是当时停车时车头太靠近路边，车必须要后退一下才能向前开走。虽然档位棑杆上面标注有倒档的位置，但是不论他怎么推始终进不去倒档。这时我们开车的同学说替他开到厂里去，同时让原来车上的同学都上车。只见奥斯丁退了一下，一起步就提速，轰地一下就冲出去跑了。路边的一挺捷克式机枪打了一个连发，车是敞篷的，初67级的陈和平穿一身有点洗白的军装坐在后排，我们看见枪响后他向前一扑，大家都想他肯定被打中了。回到学校后才知道幸亏是奥斯丁，起步速度快，车上没有一个人受伤，陈和平和青林森他们是听见枪声后主动向前卧倒，不是被打倒的。他们倒是跑了，对方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中又有人说我们是七中的与他们是一派的，我们怕对方打电话询问七毛，赶快说汽车你们先扣下，我们明天再来拿，好在我们人比较多，他们设卡的目的可能是抢枪和抢车，对人没有兴趣，就让我们走了。我们不敢直接回新南门，绕道牛市口从九眼桥回学校。在九眼桥边我一抬头就看见迎面开过来一部卡车，七毛的几个同学站在车上，其中有同班的曾华成，吓得我赶快低头，好在旁边就有一辆拉稻草的架架车，稻草堆得很高，我靠过去跟着它走，没有被看见。

后来同学们说起都觉得全靠奥斯丁的起步快，要是一般的汽车慢腾腾的，小车上的几个同学可能全部被机枪打中了。当时成都市的小汽车品种不多，好像只有华沙牌，伏尔加牌，吉斯牌，吉姆牌，吉姆好像只有军区有一两部，这种车尺寸很大。吉普车有嘎斯69，苏联的，车头有一点尖，车身比较高。英国吉普Land rover，大地流浪者，好像都是1962年中印边界打仗后缴获的，车头是方的。美国吉普，都是1949年以前的老车。还有就是奥斯丁，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样子与英国吉普Land rover相似。

2月底很多同学接到参军体检的通知，体检时间是2月28日，地点在春熙路旁边的市第一医院，27日晚上在办公楼我们烤着火讨论去不去，参军当时是每一个同学的理想，但是春熙路又是826的地盘，而且教育厅离那里很近，我们接到了通知，七毛的同学可能也接到了通知，如果去体检在一医院碰到他们，那就麻烦了。我也接到通知，想来想去还是不敢去体检。第二天早上，我在三宿舍东边单双杠那里锻炼身体，看见高66级的黄尚培还有我同班的两个同学三人吃了饭从食堂过来，他们换了衣服，黄尚培好像还戴了一顶帽子，说是去体检。中午吃午饭时有外校的人来学校，说他们三人在去医院的路上经过银行学校时被银行学校826抓了，而且被七毛带到教育厅去了。后来听说是七毛高66级5班有个姓李的同学被无线电机械学校的红成派抓了，高66级5班的几个同学去银行学校把黄尚培三人要走，想用他们去换回被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抓走的同学。得知三个同学被抓后我们马上通知学校里支左的解放军，要求他们去七毛救人。他们刚开始说七毛没有抓人，后来又说人是在七毛那里，但是又说要警司（解放军成都警备司令部）做工作协调。我们通过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给警司施加压力，但是一直没有消息。后来交换人质时我们看到的是黄尚培已经变形的尸体 ，全身膨胀得很大，皮肉已腐烂，伤痕难辨。其实当天他一到教育厅就被对方的同学活活打死了，软埋在教育厅里个把月后才挖出来。

好象是3月初，我们听说银行学校826派勤务组的一个人被我们这派的中学生抓了，腿受伤了在川医，我们就赶快去川医把他要下来，希望用他去换回黄尚培等三位同学。他好像叫杨力民，几十年后听银行学校邓幼强讲，杨力民是银行学校826派勤务组的一号。826派一个同学被打死，他们几个去这个同学家看望，被银行学校红成派包围抓住。假枪毙时一枪打在大腿靠近膝盖的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丢在楼梯下无人理睬，两三天后邓幼强和另外一姓张的同学发现他伤口肿胀发黑再不治疗恐怕会死，就把他用一架架车拖着送到川医。邓幼强说一路上他们怕得要死，他们二人是红成派的，杨力民是826派的。路上不论碰到哪一派都要倒霉。而且要去川医必然要经过16中，16中是826派的铁杆。到川医后医生剪开裤子检查后说只有截肢，后来一位个子瘦高的老医生检查后说先消炎，如果能够消炎做手术也许能够保住这条腿。几十年后我告诉他们三人那个老医生是“曹骨头”曹振家教授，当时他因为抗日战争时在英国军事代表团任翻译，帮助英国人教中国士兵使用英国炸药，以及日本湖南芷江投降时担任上校翻译官的事情被批判靠边。碰到曹伯伯是杨利民的运气。

我们怕银行学校826来救他，就把他转移到外科大楼四楼北侧东边顶头的那间病房里，好像当时四楼北侧都空着。当天晚上我值班守他，他在牵引，听说骨折病人用支架铁块吊牵引会很痛，他很能忍，一声不吭。半夜时来了5、6个22中红成派的，他们说刚才他们学校一个叫“小胖娃儿”的同学被银行学校826派的打死了，他们要把杨利民拉去毙了给“小胖娃儿”报仇。我说我们要拿他去换黄尚培等三位同学，不同意给他们。双方说了很久，说得激动时，差点动枪。他们好像有两三支长枪，其他的是短枪，我只有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而且上的是10发短弹匣，打起来我可吃亏大了。好在22中的兄弟们讲道理通商量，我说你们“小胖娃儿”已经走了，我们黄尚培他们三人还有换回来的希望。如果把他交给你们，我们的同学就没有办法了 。我答应明天一早就去太平间看“小胖娃儿”。他们最后对杨利民说“留你娃一条狗命”，走了。第二天早上换班后，我去太平间看了“小胖娃儿”，22中本身是个初级中学，他可能是初68级的，娃娃脸还很奶气。

杨利民手术后包石膏，一直包到腰以上，下肢完全不能动。我们学校初68级5班刘彩芬在医院护理他，一个女生给男生端屎端尿，真是难得的人道人性。一个多月后双方同意交换人质，刘彩芬把杨力民送上解放军警备司令部的车。杨力民的腿保住了，文革后期银校的学生不下乡直接分配工作，杨利民分到南大街银行。他一直想找刘彩芬谢恩，47年后才得见面。我们这一派转移保护杨利民和刘彩芬护理杨利民都是出于交换人质的目的，与邓幼强他们二人以及曹振家教授的纯粹人道主义想法不同。杨利民几十年记恩记情令人佩服。

　　196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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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为首的“红色南郊联防指挥部”决定把新南门的峨眉汽车修理厂、乐器厂、劳改局招待所打下来作为对抗8.26派省运司汽车五队和翻胎厂的据点。进攻的最初几天我们这个小组在峨眉汽修厂，3月4日晚上到了劳改局招待所值班。

我们小组四个人，高66级的俄呆、高68级的小氓、初67级的卢侃和我。俄呆一条56式冲锋枪，我和小氓是56式半自动。上半夜的任务是守住劳改局招待所对着翻胎厂的一段围墙，围墙上有个能够进出人的洞，墙外面的街道对面是翻胎厂的围墙，他们是8.26派的，围墙拐角处他们修了一个地堡。上半夜安然无事，并且听说两派达成了“3.4停火协议”，3月5日早上开始停火。

下半夜轮到我们组休息，我们就到招待所的一楼找了一间房间睡觉。招待所的楼在新南门大桥向南的新南路与龙江路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是省运司汽车五队的大门，他们是8.26派的，他们修了一个很结实的地堡。招待所是南北走向的楼，不记得是3层还是4层楼，楼顶平台有一个小房间，可以看到汽车五队的大部分区域。各楼层有一条南北方向的过道，左右两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床。过道北端和南端有楼梯，一楼过道北端和南端都有门，只是北端的门堵死了。东面房间外几米就是围墙，围墙外就是从新南门到磨子桥的街道新南路。在过道北端我们有一挺机枪打汽车五队，是56式吊盘，高66级4班的穆瓜经常在那里，初中的几个女生喜欢在那里过枪瘾。我们睡觉的房间是一楼过道南端西侧的第2间。卢侃在西侧的第3间。

早上6点左右，反正天还没亮，外面一阵紧过一阵的枪声把我们吵醒，全是长连发，连捷克式（20发）或者53式（40几发）都没有，可能是56式班用机枪（100发一个弹夹），我们三人说可能是大8.26又来过枪瘾了，我们把对方大学生叫大826，他们武器好，胆小，不敢冲进来，只会来前线过过枪瘾（后来听对方同学讲那天川大的大8.26的确去了汽车五队打掩护）。听到打得太厉害我们就说出去看看，我起来最快，走到门口就把门拉开。过道上全是呛人的硝烟，过道南端楼梯口有女生在唱歌和唱样板戏。刚一开门就看见地上一道手榴弹引信的小火光向南楼梯口滑去。我喊了一声闪到门侧同时把门关了，俄呆刚下床，他躲避时踢翻了痰盂。小氓还没有下床，马上躺下把被子蒙上。手榴弹一炸就听见有女生哭了，我拉开门向楼梯口跑去，过道里有人在背后朝我开枪，连发，打高了，打在过道南端出口门框的上面。楼梯口有两个女生，一个是初67级的郑立，在哭，另外一个是初68级的罗新华用手捂着眼睛，没有哭。我把郑立抱到楼梯一楼半的平台坐下，罗新华自己走上来也坐下，她们两个都受伤了。当时判断对方肯定进了大楼，我一只半自动，又有伤员，没了抓拿。我在一楼楼梯口向过道里喊俄呆，他没答应，我就想跑回房间去找他。右脚刚刚向过道跨出一步，面前地上就有手榴弹爆炸的亮光一闪，我只来得及把头向右后仰了一下，觉得左前额被重重地打中了，我用左手按住前额叫了声“我着了”。可是我手上没有血，头也不痛，就又说了声“没着，没着”。我当时戴了一顶海富绒棉军帽，后来看见帽子的左侧和前面各有一个洞，一块弹片贴着我的左额头皮飞过，它从帽子左侧进来从帽子前面出去。左侧和前面的海富绒上各有一个洞，帽子的里布没有破。一个小小的手榴弹弹片居然那么厉害，擦着头皮飞过去也会对侧面的头有如此大的冲击力。

我这时才知道一楼过道里也有敌人，不敢再进过道。就到二楼拿了几床被子堆在楼梯口作为对付过道里敌人的掩体。怕对方从二楼绕过来，在二楼的楼梯口也堆了一些被子，对付二楼过道来的敌人。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 守住一楼和二楼两个点。就退到楼梯的一楼半平台处守着伤员，这里一楼二楼都看得见。当时的一楼半平台上除了两个女生和我以外，还有一个外校的初中生，我们叫他老陕。他害怕，就爬上一楼半平台向西的小窗户想跳出去，我把枪对着他，说“你要逃跑我就开枪打你”，并且对他说从窗户出去时目标很大，给对方做活靶子，他不敢跑了，他从窗户跳下来时差一点踩着窗户下面坐着的伤员，气得我真想打他一枪。

俄呆过来了，商量后由我回学校报信喊人来救伤员。当时天已经有点亮了，我从劳改局印刷厂出去，经过胜利村从学校后门回去，天刚亮，路上没有人，心里打鼓，怕在路上遇到埋伏，一路飞跑。学校听说有人受伤，几个同学带了枪就跟着我跑去接伤员，路上他们说，早上的枪声在学校听起来完全听不到点，像泼水一样哗哗的。返回招待所时，俄呆他们已经清理过各个房间了，没有遇到对方。两个伤员送到川医，罗新华一只眼睛被弹片打瞎了，几个弹片打在郑立腿上和手臂上。一个手榴弹就重伤了我们两个同学。

当时同学们对于受伤的罗新华和郑立有不同看法。认为罗新华没有哭是勇敢而郑立哭了是娇气。现在看来那时受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影响极深，缺少人性。十几岁的女生被手榴弹炸了，眼睛炸瞎了，手上和腿上都有弹片，居然还希望她们不哭，去表现什么英勇。负痛会哭，受惊吓会哭，人之常情，何况是十几岁的女生。其实老外实况转播的灾难现场哭的人不少，即使是他们电影里面的英雄们也会叫痛。只有我们的电影英雄除了不怕痛以外，站起来把口号喊完了都不倒桩。四川5.12地震，报纸居然要求灾民“不哭！坚强！”。据说情绪受压抑时、受惊吓时、害怕时，哭出来才对，发泄才对，对身体有好处。

罗新华一只眼睛失明，几十年后喜欢户外徒步的她在山崖上失手跌落辭世，同学们说与她这次眼睛受伤有关。一颗弹片打入郑立右手肘关节腔，虽然取出弹片但手臂伸不直了。弹片打断了小腿胫骨造成粉碎性骨折，弹片打断了所有肌腱，活动受限。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不能进行多次手术，4颗弹片一直留在小腿里面。郑立的棉衣右边还有很多弹片，没有穿过棉衣，留在棉衣里了。那些是斜着向上飞的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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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左边是郑立右边是罗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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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立手和脚受伤，只能坐轮椅。川医外科大楼和内科大楼之间的花园里。）

经过检查，对方那个人进的是南端过道东面第3间房间，是从东边的窗户翻进来的。房门口有绿色的军用手榴弹盖子和56式子弹壳。我们后来一直想打听进来的是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川大大826打掩护，5中2中3中的中826进来的。另外一种说法是川大大826打掩护，汽车五队的转业军人进来的。我们比较相信第一种说法，如果是转业军人，他不至于压不住枪，因为打我的那几发子弹全部偏高打到门框上面了，中学生很少蹲着侧身打枪，56式冲锋枪向上跳的力量大，压不住。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选择使用手榴弹倒又表现出很专业的单兵战术水平，中学生又不至于这么有经验。在我还没有开门的时候，他对面房间初67级的卢侃轻轻开门，他以为卢侃是他们的人，他当时蹲在对面门口向卢侃摆手，让卢侃退回房间去，卢侃看不清对方是谁，也以为是我们的人，就退回房间了。当时的敌我双方真是近在咫尺，卢侃和他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只是因为天黑并且过道里全是硝烟双方都看不清楚，否则……。

 

七毛偷袭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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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毛被我们赶出学校后，住在学道街的教育厅里，他们一直想返回学校。因为我们住在学校，只有打一仗才回得来。当时成都中学生武斗的一种说法是“端”，比如“前天我们把××学校端了”，就是把那个学校打下来了。白天肯定不好打，晚上对方又有值班守夜的，也不敢硬冲。“端”对方的通常办法是晚上潜到离目标学校或者目标大楼很近的地方，天亮后乘对方放松警惕下楼洗脸吃饭时冲进去，其实就是一种偷袭的办法。这种设想当然很理想，但是实际操作时很难如愿，因为可变因素太多了。我们红毛七去“端”音乐学院时，天亮前我们成功地进入了大楼的一楼，自认为楼上的对手不知道，但是天亮后对方一直不开堵在楼梯上的门，才知道我们被楼上的对方发现了，退出来时我们好几个人被对方用枪压在一个小平房的后面动弹不得，小平房距离对面的家属宿舍有几米远，但是就这几米的距离已经足够他们开枪了。高67级的王华明冲到一根水泥电线杆后面想掩护我们，腿被对方打中。直到俄呆他们占了对面的宿舍，从三楼向对方二楼开火，才掩护我们撤了出来。我们没有偷袭成对方自己还伤了一个人，偷鸡不成反而赔了一把米。俄呆后来多次说到平时都听说过打仗要抢占制高点，但是真正实战时才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不过那天对方也是运气极好，他们把我们压在小平房后面时，得意地在二楼窗户指指点点。他们不知道窗户对面操场上有我们一个打掩护的同学，他手里是一条56式冲锋枪，而且文革前他是学校射击兴趣小组的。他为了少伤人，把保险又向下压了一格，调成单发，他扣了扳机，但是枪没有响，退了一发子弹再打也不响，回到学校后才发现撞针有问题。后来想想也许是天意。

1968年4、5月份，七毛回学校偷袭过我们一次。当时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住在办公楼和第二教学楼，两个楼晚上都有人值班，而第一教学楼和学生第一、二宿舍都是空的。后来听他们说那天晚上他们来了二、三十个人，一些人在学校后门的教师宿舍打接应，一些人在学生二宿舍打掩护，有十几个精干的人潜进了第一教学楼，目标是第二教学楼和办公楼，他们也是想天亮后乘我们放松警惕下楼洗脸吃饭时冲进来。这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56式冲锋枪，全部都带了短枪，而且还带了不少手榴弹。他们潜伏得很好，天亮了我们也不知道第一教学楼已经被他们占了，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打算分别冲击办公楼和第二教学楼。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任何事情老天自有安排。初67级的卢侃那晚在二教学楼值班，天亮后到学校里巡视，他个子比较高，走到第一教学楼时在窗外一探头就发现了教室里的七毛同学，他转身马上往第二教学楼跑，七毛的人眼看着他跑进二教学楼，也许是怕惊动我们，没有开枪，如果开枪卢侃必死无疑。那晚第二教学楼下半夜是我值班，卢侃上楼脸都白了，说一教学楼里有七毛，人还比较多。我在二教学楼的二楼看了看一教学楼，看不见有人，我叫他赶快通知办公楼，因为武斗队的绝大部分住在办公楼，说完后我一个人就摸出去了。我不敢去一教学楼，也不敢从二教学楼正面出去，就从背面跳窗出去，再出学校大门，顺着围墙外向学校后门走，想断他们的退路，我想他们如果要退出学校只有从后门出去。走到围墙的东北角时围墙还是好好的，我没有走到学校后门，只走到女生宿舍围墙外面，看看后门那里好像没有什么情况，想想也许是卢侃看花眼了，就顺着围墙原路返回。哪知道返回经过围墙的东北角时围墙已经被推倒了一个缺口，蹲在缺口处向学校内看，也看不见人。这段围墙在学校操场的东北角，距离第一教学楼有几十米的距离，围墙内有一条几米长大约半人深的防空壕，明显有人爬过的痕迹。

几十年后与同班同学曾华成说起那天的事情，他当时是七毛武斗队的负责人之一。他说那天他们潜伏到天亮认为成功的希望比较大了，看见卢侃时真希望能够不露声色地抓住他，但是卢侃没有走进第一教学楼，在窗户外面就发现了他们并且马上跑进了二教学楼。偷袭肯定不可能了，如果办公楼的人知道了，就很难退出去了，因为办公楼是三层楼，比一教学楼高，是个制高点，可以压着他们打。他们不敢经过第二宿舍从学校后面出去，那样办公楼上我们的人可以打他们。他们商量了一下，马上就从一教学楼的后面出去跑过操场到了围墙边的防空壕里，虽然经过操场的开阔地，但是办公楼里的人看不见他们，他们被第一教学楼挡住了。二教学楼的人也看不见他们，他们是从一教学楼背面出去的，被一教学楼隔着，二教学楼的人看不见防空壕。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个选择真是聪明。他们在防空壕里停了一下，好像是高67级的三胖和另外一个同学推倒的墙，把围墙推倒后跑出了学校，经过农民的菜地（当时七中四周的围墙外面全部是农民的菜地）向胜利村撤了。三胖说在胜利村会合了16中东方红的人，因为怕川医915来支援我们，16中是打算在胜利村打川医915埋伏的。我和曾华成讨论了多种可能。我们俩都认为那天有许多巧合，每个巧合都避免了交火，否则双方必有伤亡。如果卢侃不发现他们，双方打起来必有伤亡，如果卢侃个子不高，在教学楼外面就看不见教室里面。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得多，既然是用枪打仗不是徒手打架，武器的多少和武器的精良与否很是重要，这方面他们占起手。但是，他们是进攻方在明处，而且是攻楼从下往上打，这又是他们的弱点。我们守楼在暗处，而且对自己楼房里的情况很熟悉，这是我们占起手的地方。他们进二教学楼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在二教学楼的枪少。但是要打下办公楼必有伤亡，办公楼和二教学楼一样，楼梯全部用桌椅堵死，只留一个人通过的小孔，并且办公楼上枪多，房间多，打起来麻烦。如果那天他们直接向学校后门撤退，暴露在办公楼的枪口下，必有伤亡。如果那天我晚出去一会儿，碰到他们推墙，或者他们早一点推墙，他们在明处，我打伏击，我手上是一条56式冲锋枪，先吃亏的是他们。但是我出去时没有多带弹匣，只有枪上的弹匣里30发子弹。他们人多枪多，一有伤亡必然拼命，后吃亏的是我，打起来我必死无疑。除非等到他们全部跑进菜地几十米后我再开枪，但我肯定没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如果我那天顺着围墙一直走到学校后门，很可能碰到在学校后面打掩护的对方或者从学校里撤出来的人，他们只注意学校里面不会想到有人从围墙外面过去，一开打也是我先占起手后吃亏。后来与同班同学甘国农说起这事，他说那天他不在一教学楼他在学校后面。他和我都喜欢体育，但是他娃的体育天赋好得多，排球、篮球、足球、垒球都是那种灵活型的。遭遇战，灵活的对手优势多多，如果我继续走向学校后门遇到他，吃亏大了。而且他们不光人多枪多，武器也好，吊盘（56式班用制式机枪，弹匣吊在枪下面，俗称吊盘，100发一个弹匣）就带了两挺，还带了转盘机枪。推倒围墙的那一伙同学如果出了围墙马上顺着围墙外面向学校后门走，去与后门打掩护的同学会和，必然碰到顺着围墙走回来的我，但是他们没有向西顺着围墙走，而是向北跑进菜地到了7237部队的围墙边再拐向学校后门，与我错开了。在这以前七中已经死了几个人了，伤的就更多，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上帝不忍心看到同学之间兵戎相见血肉横飞再添冤孽，机缘巧合地化解了那次偷袭，各种巧合汇在一起，避开了他们冲楼，避开了我和他们的遭遇战。那天早上青林森去食堂吃饭，刚到食堂就看见炊事员脸色有异，同时就有四五个七毛的同学跑出来用枪逼住他，其中有我班的李铁男，搜他身上没有带枪就把他放了，任由他跑回办公楼报信，这件事情也很奇怪。

6月4日晚上七毛又偷袭了学校，但是只占了教师宿舍和空置的学生一 、二宿舍，没有打算攻占办公楼和第二教学楼。天亮后他们的卡车从学校大门开进来我们也没有开枪，学校又形成了我们在前面他们在后面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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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中受伤住院的中学生

罗新华（左一，女，七中初68级 。）、郑立（坐轮椅者，七中初67级 。）、王华民（后排棉军帽者，七中高67级 。）、周洵（中持单拐杖者，七中高67级 。）、其余为外校中学生伤员。1968年3月 摄於四川医学院外科大楼和内科大楼之间的花园里。

 

郑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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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汉是七中初66级1班我的同班同学，绰号叫“战花儿”，成都话的 “战花儿”与“颤翎子”同义，“颤翎子”通常是指唱戏的人头盔上长长的野鸡尾巴毛，也有人称为“野鸡翎子”。唱戏时在头上一晃一晃的，一抖一抖的，招眼得很。他个子不高，皮肤有点黑，结实，跑得快，弹跳好。他相当聪明，篮球、排球、垒球、斗鸡凡是运动项目他都精通。特别是游泳，也许是他们五中心小学靠近南门大河，他的游泳技术在班上肯定数前5名。别看他一天耍到黑，没用几分精神在学习上，但是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算中上。文化革命开始后，他仿毛泽东字体写的“红旗”、“红卫兵”几个字足以乱真。说起来奇怪，1966年文革前我们班拍的毕业相片里，全班只有他穿的黑色衣服，事后说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吉利。他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9.15七中支队的负责人，他的手下有高68级的几个女生，1967年初他这个支队在红毛七成立时合并到毛七里面。

照郑光汉的脾气，文革中的武斗他肯定是积极参加的。1967年的5月4日打川棉，5月6日打132厂，都碰见他在现场，他说5.5打手管局他也去了。不过这几次他都没有受伤。这里说的凡事不过三，是他流血的三次。学校里我们这一派管得紧，枪、汽车都不许乱用，他不习惯，所以他经常离开学校，在川医找其他 　　　中学生耍，但是凡是学校有大事，他都返回来参加。

1967年8月18日成都体育学院武斗，这是成都市比较早使用枪打仗的一次武斗，好像是成都市第二次在武斗中使用枪。第一次是1967年5月6日的132厂武斗。132厂用的是53式步枪，体育学院用的是小口径步枪。体育学院武斗过了没几天我在川医碰见他，他说在体院挨了一枪，打在肩胛骨上，已经拆线了，活蹦乱跳的，一点也看不出伤还没有好。这是第一次。

1968年1月20日清晨天刚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七毛全部撤出学校了。在第二教学楼二楼西北角第一间教室里我们几个同学还守在那里。两个教室门旁边各有一个人，我和郑光汉站在窗户旁边。我看见他的驳壳枪大小机头都张开着，就小声说“战花儿，天亮了，你把机头关一个”。意思是天亮了七毛过来也看得到，再开机头也来得及，机头关了免得走火。他小声说了句“没得事，不得”。也许是熬了一夜有点累，大家都没有说话，很安静。突然教室里一声枪响，因为课桌椅全部搬去堵楼梯了，教室是空的，有回声，这一声枪响声音特别大。凭直觉知道有人走火，大家都没有动，光是用眼睛在找。但是马上我就觉得郑光汉贴着我的右手右腿滑下去坐到地板上了，同时他小声说“我遭了，脚”。我顾不得看他的伤情，先把他的驳壳枪机头关了，放在地板上，再看他的脚。他穿的球鞋，脚面上几乎没有血，翻起来看见鞋底有洞有血，就说“打穿了”，他一听马上就说“穿了就好了，少挨一刀”。立马把枪提着站起来，一只脚跳着要找车去川医。几天后他从川医回学校，伤脚已经可以沾地。他说幸亏把脚打穿了，不取子弹，少挨一刀，把上下的伤口缝好就得。这是郑光汉武斗中的第二次受伤。

1968年3月2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红色南郊指挥部决定把峨眉汽车修配厂、乐器厂、劳改局招待所打下来，把控制范围向北推进到以龙江路为界，与826派的省运司汽车五队、翻胎厂对持。在成都工学院开会时大学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具体进攻时他们就不见人影了，打头阵的全是我们中学生。我们这个组分在进攻峨眉汽车修配厂的这一边，中午行动，省委党校的隔壁就是峨眉汽车修配厂，我们在党校这边推围墙时，大学生不少，但是推倒围墙后进入汽修厂里就只看见我们七中的同学了。听说劳改局招待所和乐器厂也全是我们中学生先进去，大学生的确胆小怕死。围墙那边就是车间，好像是精加工车间，因为车间里有车床等等机床，空无一人。小心翼翼地进入了又一个车间，就有麻烦了，车间里没有人，可是对方打冷枪阻击我们，枪是从车间外面比较远的地方打来的。同班同学马星灿从一个车间跑步到另外一个车间时对方开了一枪，他大叫“我遭了，我遭了”。他穿的一件黑色灯芯绒单衣，子弹把衣服打了一条3厘米长1厘米宽的橄榄型破口，拉起衣服一看，他背上有一条2、3厘米长的红色擦伤，浸血了但没有出血。那天他跑得很快，他最后那一步实际是向前跳的，要是他慢一点点，就正中身体侧面。后来听说对方是一些转业军人，枪法真是好。我们一直以为对方在一楼或者二楼，后来听说他们在房顶上，房顶是斜的屋面，机制瓦，他们把钢板割一个洞放在瓦后面做掩体，把瓦分开个缝打我们，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屋顶，没有人向屋顶射击过，他们很安全。僵持了一两天后，我们没有耐心和对方磨了，决定把对方最靠近我们的一栋楼炸了。这是一栋红砖的楼房，不记得是三层楼还是四层楼。那天下午说起这件事情时七嘴八舌临时决定，说干就干，找了六条胶质炸药，每一条大约接近3公分粗，20来公分长，外面是牛皮纸包裹的。捆好后插了一根电雷管，拖了十几二十米长的花线。当时在那里的七中同学只有5条半自动步枪，也就将就了。郑光汉用的是短枪，他去送炸药。我们5条半自动一阵齐射，他就冲过去把炸药放在一楼的窗户下面。等他回来后，我们就用4节实验室的大干电池点火，不响。有同学说可能是电压不够，就用一个有一点像打绝缘的“摇表”样的仪器来点火，还是不响。有同学说可能是雷管没有接好，郑光汉说“拖回来检查一下”。拿回来检查了他又冲过去放好，这一次真危险，他戴的一顶单军帽，一发子弹从他头皮擦过，单军帽帽顶上打出一条2厘米长1厘米宽的口子，他剃的平头，头发很短，只要再打矮一点就正中眉心。郑光汉把军帽拿给我们看，只是吐吐舌头，并不显得很害怕。因为点不着炸不响，我们只好把炸药拖回来，有同学想不通，把雷管拿到隔壁省委党校去捣鼓，一会儿就听见那边雷管响了。有人过来说用220V交流电一点就响了，我们都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想到用交流电试一试，当时大家庆幸的是幸亏去捣鼓的几个人把雷管从炸药里取出来了，否则……。后来大家庆幸的是幸亏当时没有用交流电点火，否则那栋楼……，那栋楼里的人……，那栋楼好像是一栋单身宿舍楼。这一次是郑光汉第3次遇险。

　　1968年4、5月份，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下午，七中第二教学楼二楼，初67级的饶宁兵从窗户外的拔河绳子爬上来，还在窗口外面就对我说“帖娃儿，你们班的战花儿死了，在川医急诊室”。我们7、8个人一路小跑赶到急诊室，郑光汉躺在一个担架上，脸色蜡黄，手已经冷了。听说是锦江中学红成派打死的，我们就到川医第六教学楼找锦江中学的红成派。刚开始他们不许我们上楼，怕我们报仇。后来言明只是了解情况绝不动手才上了楼，锦江中学一开始就说完全是误伤。那天25中的中学生（他们也和锦江中学一样，离开了学校住在四川医学院校园里）中午到学生第一食堂吃饭，嫌炊事员给的回锅肉太少，就和炊事员吵了起来。川医313游击队（武斗队）有一个藏胞大学生，好像姓刘，我们都叫他巴扎嘿。巴扎嘿好象是甘孜洲的，个子不高，结实，他的身体非常好，冬天就穿一件薄薄的红色运动衫，一条单军裤。一对三把盒子枪（枪管短一点的驳壳枪）插在皮带上，裤包里漏出个军用手榴弹的木把。他那一对三把盒子枪吃口很好，插个子弹到枪口试试，只能进去一点点子弹头，烤蓝也比较新。看见25中的中学生与炊事员吵架，巴扎嘿就出面劝架，不知道怎么的他又和25中的吵起来了。那年头搞武斗的学生武器都随身带，几句话吵不清楚说不明白就用枪说话。中学生动作快先开枪，巴扎嘿还没有来得及开枪身上就被打中了5枪，被送到急诊室抢救。好在巴扎嘿身体棒，四川医学院的设备和医生都属一流，听说给他输了几千CC的血，总算把他救回来了。锦江中学的中学生和巴扎嘿关系好，听说他被打了5枪，都以为他没救了，为报仇就和25中的干起来。25中的人少，武器也没有锦江中学的好，并且川医武斗队313游击队的大学生也要为巴扎嘿报仇，25中的只有退出川医，到一环路旁边的第一机械学校去了。25中也有伤员，必须送到川医救治，但是因为怕锦江中学和313游击队，他们学校没有人敢去送伤员。那天郑光汉在一机校耍，仗义的他说“我不是25中的，没得关系，我去送伤员 。”，他找了个平板三轮车把伤员拉上，他就送伤员去川医。刚刚走到川医大校门，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守在那里的锦江中学的一帮人就开枪了，一发子弹打中郑光汉的股动脉。听说拉三轮车的和伤员也挨了枪。这是郑光汉第4次遇险，没有躲过。

郑光汉对人热情爱帮忙，不论高中初中男生女生，他都有求必应。他娃敢于出手反应也快，一次他和初67级青林森等几个同学在学校外碰见几个七毛的同学，其中有我们班的李铁男，在第一时间郑光汉举起驳壳枪指着李铁男就是一枪，没有打中。李铁男在七毛武斗队里也是知名人物，但是没有回手转身跑了。事后郑光汉和几个同学说起这事，我说虽然李铁男是对方武斗干将，如果我遇到他出于同班同学我还是不打第一枪。郑光汉说帖娃儿你娃瓜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山东屁儿黑，如果那天他娃先看到肯定先开枪。又说班上阶级路线辩论时山东哪里想过什么同班同学，可见郑光汉对班上运动初期阶级路线辩论的做法还耿耿于怀。

文革前只知道他出生不好，十几年以后听说他爸爸是国民党军统巨头郑介民，到台湾去了，他妈妈在五中心小学教书，因为他爸爸的原因在历次运动中饱受冲击。但是他妈妈一直没有给他改姓，他仍然姓郑，这个说法不知真假。郑光汉聪明、能干、勇敢、仗义，小小年纪就是一条汉子。这么多年了时时想起他，他走得太早，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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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教官

 

武斗时我们是中学生，虽然有枪，但是根本不懂得用枪搞武斗的方法。我们认为军事技术是基本功，要搞武斗，军事技术是必须学习的，既然是成都七中的学生，武斗也要正规学习。成都东南面的白药厂附近的公安一团是我们一派的，我们去请军事教官，来了一个高手。他个子不高，四川人，听说以前是野战军54军130师的，参加过中印反击战打印度，立过战功，是个罗瑞卿大比武时的军事技术尖子，公安一团的军事教官，可惜忘记他姓什么了。

他先教射击基本功。立姿，半自动步枪，托枪的左手小臂与地面垂直，这样才稳当，小臂不垂直于地面三角肌受力大，稳不起。抓枪托的右手要用力地把枪向肩膀拉。他做示范时，左手放下来不托枪了，只用右手拉着枪，只见半自动步枪的刺刀尖只是轻轻地有一点晃动，很稳。他说半自动步枪出厂时校枪员校枪时刺刀是挑起来的，所以如果要打得准，射击时也应当把刺刀挑起来。跪姿，他说关键在前面的手肘与膝盖的接触点。可以把上臂的最下端向前，放到膝盖的前端，这样不会滑。也可以把手肘从膝盖处向后拖一点，放在大腿的前端，手臂是向后用力的，这样也不会滑。这时的手肘是要向前或向后使劲的。如果不向前也不向后使劲，直接把手肘放在膝盖上，手肘在膝盖上可以转圈移动，影响射击，打不准。其实他没有讲这些以前，我们都知道立姿和跪姿的样子，但是听他一讲，再实际试一试，那才真正知道他教的诀窍非常实用。他说枪法全靠实弹打，他们大比武时还没有用56式半自动步枪，用的是53式，早上出去时扛一箱子弹，300发，下午回来提个空箱子。再笨的人10天半个月也就练出来了。

半自动步枪压子弹，一把抓10发，比谁压得快，这个好练。把弹仓里的10发子弹退出来，通常只要把弹仓下面打开即可。但是教官不用这种方法，他右手拇指一下一下地拉枪机，子弹一个一个地跳出来，跳出来的子弹用右手抓住，直到10发子弹全部握在手里。这个比较难，我苦练了很多天，完全掌握了这种技术，只是没有他的速度快。

手枪子弹上膛，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用左手拉套筒，这种最简单也最标准。另外一种就是把枪在后腰上挂一下，实际是把套筒上的后瞄准器，也有人叫缺口的凸起在衣服或者皮带上面挂住，手继续向下，把套筒拉开。教官问我们，如果你坐在桌子旁边，手枪放在桌子上，并且子弹没有上膛，敌人进门了，什么是最快的上膛方法？前面的两种方法都太慢。都有两个动作：拿枪，再上膛。他教我们的方法是用手平着抓枪，抓的同时用拇指和其他4个指头的相对运动捏或者叫挤枪身和套筒，使得枪身和套筒相对运动使得子弹上膛，在上膛的同时把枪握在手中对准敌人击发。他刚开始示范的时候，只听到手枪上膛的声音和几乎同时击发的声音，根本看不见他手上的动作，等他放慢速度，分解动作，才恍然大悟。他说敌人已经进屋了，快零点几秒就是敌人死，慢零点几秒就是自己死。开始练这个动作只注意手了，后来才悟出眼睛的重要，桌子上枪的方向和枪的正反面都很重要，方向不同你的手抓下去的方向也要变。而且，眼睛只能扫一眼枪，马上就要看敌人。练习时空枪容易一些，因为上膛时比较省力，实弹就费力得多，而且满弹夹的枪比较重，上了膛的枪要在手里转一下才能很好地握住，才能扣扳机，重的枪在手里转起来也麻烦一些。54式和59式我都练得比较熟练。

他说晚上出去最好穿绒衣，那种衣服动作时摩擦的声音小，我们后来打劳改局招待所得到很多军服，有一些军用的绒衣绒裤比较受欢迎。晚上不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时丢一个东西出去“投石问路”的方法知道的人多，但是教官说只能动手腕丢，动作不能大。晚上打电灯或者探照灯，看不见准星，他教我们先用准星对准电灯，再用后面的缺口去将就准星，缺口和准星把电灯遮住一半就可以扣扳机了。旧的枪准星和缺口烤蓝掉了发亮，可以用火柴烤一烤把它们熏黑。七中的房子都是木地板，他就用枪指着房间天花板说，如果敌人在楼上，我们进到了楼下，一般情况下楼上楼下的房间是相同的，虽然看不见对方，但是应当估计得到敌人站在什么位置。门边、窗户边，右手用枪的人多，想一想他们可能站的方向。人一般不会站在房间中央。所以我们进到一楼房间后应当先向天花板的这几个地方打几个点射，一般都有效。手榴弹在很多地方比冲锋枪好用，进房间以前先丢一个，有些位置对冲锋枪来讲是死角，比如拐角的地方，如果用手榴弹效果就好多了。

我们也向他请教打架的方法，他开始不同意，原因有两个，一是枪比拳头厉害，既然有枪何必动手。二是怕我们打架时伤到别人。后来我们说有许多时候不见得需要使用武器，有许多口头辩论的场合到后来说不清楚双方就动手了，对方先打人我们总要自卫嘛。他就简单地说了几招。他问我们对方怎么打人，我们说对方抓领口。他说好办，可以马上用双手把对方的手按住，固定在自己的领口上，对方伸过来的是左手你就弯腰同时向左转身，用你的右手肘压对方的左手肘，当然不能太快太用力，否则对方的手臂会断。如果对方是右手你就向右转身。把对方的手固定在领口后，也可以不转身，只向前弯腰，也能迫使对方松手，不过动作也不能太快，如果动作太快，对方手腕会断。这两种动作的诀窍是要快，对方刚抓住领口马上就要固定，固定的同时就要转身和弯腰。也许觉得比较难，也许觉得太狠，他又说还有简单的，向上抬手用拳头上的中指跟部的骨头凸起击打对方手腕，那里有穴位，手容易被打得酸麻，一打就松手了。我们说对方抓头发，他说也好办，马上用双手把对方的手按住，固定在自己的头上，很快地弯腰。如果你按得紧，弯腰快而且狠，对方的手腕会断。

我们说对方从后面抱腰，他说一般后面抱腰的都有一只脚会插到你的两条腿中间，可以弯腰用双手抓住他的小腿同时向后坐，对方会倒地。也可以用双手把对方的双手固定在自己腰部，一只脚向后跨，别住对方的脚，自己向后睡倒，用肩头压对方的脸。手里拿一个石头打人比空手打人痛得多。书包里放半块砖抡起来是很好的武器。如果追一个跑的人，不要去拉他，应当推他，轻轻一推他就倒在地上了。

他去过10中，百货大楼距离10中可能接近200米。百货大楼的墙上有一些枪眼，肉眼看去只是一个小黑点，用望远镜看可以看出是一块红砖断面的孔。他叫人用望远镜看着，他用半自动步枪打了一枪，那个孔的内壁被打得冒灰。

解放军里的技术尖子真是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汽车17团是进西藏的运输部队，全部是解放牌汽车，那时的解放牌算新车。汽车20团也是进西藏的运输部队，就全部是美国的大道奇汽车，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支援的，1949年以前的东西，几十年了听说还是好用。我们去17团玩，晚上他们送我们回学校，部队首长开玩笑的说“去个过硬的”。七中两个教学楼之间有一个中心花台，是花瓣形的，一米多高。晚上送我们的解放牌卡车围着花台转了一圈，根本不刹车。我们站在车上，看见左边车厢板经过每一个突出的花瓣顶部时，距离不到10公分，右边车头又没有刮到路旁的万年青。第一次到学校来，又是晚上，真是高手。有同学大白天试过很多次，不倒车就算好的了，不可能不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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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　枪

 

武斗中各派使用的枪支来源大同小异。一些是到解放军那里去抢的，是制式装备，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全自动步枪也称为56式冲锋枪，现在更多的称呼叫AK47冲锋枪。56式班用机枪，当时的称呼叫吊盘，源于它的弹仓吊在枪身下面。54式手枪。另外一些是到专区和县的武装部去抢的，品种繁多。步枪有53式步枪好像也叫53式步骑枪，打7.62mm大屁股子弹。七九步枪也有人叫它老套筒和汉阳造，打7.9mm子弹。三八式步枪，子弹口径比七九步枪小，这种枪我没有耍过。卡宾枪，是半自动的，口径记不清了，很轻，有一个短的弹夹。冲锋枪有50式苏式冲锋枪，又叫虼蚤龙冲锋枪，可能是源于它的枪管外套上的孔洞，口径7.62mm，但是子弹是手枪子弹，30几发一个弹匣。这种枪没有回气管，硬弹簧，用弹壳的后坐力把枪机顶回去，后坐力大，打起来跳，木枪托，只有连发没有单发。这种枪好像志愿军开始用的。另外有一种铁架枪托的，铁架枪托可以折叠，好像叫53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解放军的制式装备。还有两种叫汤姆式的冲锋枪，好像分别是德国和美国生产的，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装备，口径大，9mm和11mm，11mm的那种子弹有铅头子弹，铅很软，如果把子弹头在地上磨一下，弹头上会有凹痕，据说打进人体入口不大但是出口会很大，是被禁止使用的子弹。轻机枪有捷克式，7.9口径，和七九步枪使用相同的子弹，弹夹20发。捷克式机枪有回气管，推动弹头的气体有一部分进入回气管，回气管的活塞把枪机向后推，准头好，就是弹匣太小了。日本的歪把子轻机枪，口径小，这种枪成都很少见，我没有见过。苏式转盘轻机枪，口径7.62mm，打53式步枪的大屁股子弹，弹匣装四十几发，弹匣平放在枪身上。听说有70几发的双层弹匣，没有见过。有回气管，射程远。还有就是马克辛重机枪。至于12.7口径的高射机枪不知道怎么来的。

手枪的品种多。54式比较多，还有51式，和54式差不多。白朗宁手枪，9mm口径，好像也有6.5mm口径的，弹匣7发。大号柯尔特手枪，11mm口径，也有人称为点45，英制，3个保险，除了机头保险和枪面上的拇指保险外还有枪把上的虎口保险，如果不握紧枪把，打不响。这种保险很实用，因为打手枪时除了食指轻轻用力以外，其他的四指和虎口把枪把握得紧紧的，虎口保险当然就打开了。而很多情况的走火是不经意的，手并没有握紧枪把，但扳机只要轻轻一扣就走火了。也有9mm的柯尔特手枪，没有虎口保险。左轮手枪见过好几种，小的打小号白朗宁的子弹，好像是6.5mm的口径，中等大的打9mm子弹，大号左轮打11mm的子弹，而且弹壳有点长。左轮手枪最大的好处在于不怕臭子，这一发打不响再扣一下就转到后一发了。左轮手枪的另外一个优点是不容易走火，它靠扣动扳机把机头打开，扣扳机的力量比较大才行。当然如果你用外力把机头打开，扣动扳机就轻多了，既然轻，就容易走火。驳壳枪，比较多的是二把盒子，枪管长一点，也见过三把盒子，枪管短一点。“二十响”就更巴适了，可以连发，长弹匣装20发子弹，扣住扳机不放20发全部打出去，近距离有冲锋枪的威力。驳壳枪的枪把贴了两片木头，有一点圆柱形，握着很舒服，枪把背后有一条槽，内大外小的马尾槽。驳壳枪的木制枪套是个木盒子，木制枪盒前面有一个铁的榫头，可以插在枪把背后的铁槽内，这样木制的枪盒就成为枪托了，可以顶在肩膀上像步枪那样射击。本来驳壳枪的射程就比一般的手枪远得多，再加个枪托，准头很好。

我们的一支二十响驳壳枪是高67级同学文松和我一起得到的，有六成新，烤蓝不多了，但是吃口不错，子弹头放在枪口只进去一点点。得到后一试枪，只能打连发不能打单发。文松把枪带回家给他爸爸看，他爸爸是红军，以前用过二十响。他爸爸让他去找吕玲珑的爸爸，说吕玲珑的爸爸在枪械所干过，是修理这种老枪的专家。吕玲珑是我们学校初68级的同学，和文松同住在一个红军院里。文松到吕玲珑家去求教，吕玲珑的爸爸把枪拆开说这支枪的一个零件坏了，做一个就行。他拿出一整套精致的工具，台虎钳、锯、各种锉刀、各种冲子，一样比一样漂亮。文松说光冲子就很多，可以冲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孔。他爸爸说这套工具是外国的，缴获国民党的，估计是德国东西吧。他当场做了一个小零件装到枪上，一试这把二十响就可以打单发了。

说到文松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几个同学在学骑自行车。已经会骑的同学显示放单手、放双手的本事，再有就是左手扶车把右手带着另外一辆车骑。文松来了，表演了倒骑车和飞身上，他背对车头两手背着扶住车把骑车，这是倒骑。在骑行时从车上跳下来，让自行车继续向前走，然后跑步追上自行车腾空跳上去继续骑。以前只在杂技表演时见过这两招，他的表演把大家都镇住了，获得满堂喝彩，一再要求他再来一遍。

吕玲珑喜欢摄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55周年社庆，出版了选美中国特辑“中国最美的地方排行榜”2005年第10期《中国国家地理》550页巨厚版。该期杂志中，“中国最美的十大名山”排在山、湖、沙漠、峡谷、海岸、瀑布、冰川、森林、海岛、湿地、古镇、草原之首。吕玲珑除了有作品表现十大名山的雄姿，更是辑写名山“专家评语”的人。该期66页的“专家介绍”说：“吕玲珑  职业摄影师  在漫长的西部探险摄影生涯中，他几乎走遍了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以及四川的甘孜、阿坝等地区，┅┅在中国摄影界被誉为“西部摄影第一人””。他的作品“稻城央迈勇雪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4年第7期“川滇藏大香格里拉典藏版  给中国最美的地方画个圈”专辑的封面选用。该书第7页“封面选择”里，编辑部说明这幅照片是从“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师”“提供的最完美的”“几百幅精美的片子”，“图片编辑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筛选出了四幅。最后，由杂志社全体编辑人员选出了这期的封面”。可见他在中国摄影界的地位。

驳壳枪的口径好像是7.63mm，也可以打54式7.62mm的子弹。驳壳枪压子弹通常是拉开枪机把枪口对着前面压子弹，一般的驳壳枪可以用子弹卡子压子弹，一个卡子可以卡10发子弹，把卡子插在枪上，用手压子弹10发子弹就压进枪里了。与56式半自动步枪一样。那时听说土匪为了显洋盘，右手反握枪把将枪口顶在右肩膀上，左手一发一发地把子弹压进弹仓。这种压子弹的方法旁边的人看起来很危险，一走火就打中自己肩膀。其实如果得法还是很安全，只要右手把枪使劲拉向肩膀，枪机也就是大机头是被顶住的，枪打不响。我和几个同学练过这一招，隔着衣服肩膀也被枪口顶得发红。二十响驳壳枪有弹匣，可以从枪上退下来，把子弹压进弹匣里，把弹匣拍进枪上就好了，弹匣有10发子弹的短弹匣和20发子弹的长弹匣，二十响驳壳枪的得名可能就源于这种20发长弹匣。又有人说土匪为了出枪快，枪不是枪口向下正插在皮带上，而是枪口向上倒插在皮带上，这样可以避免驳壳枪的枪身长拔出来费时间，倒着拔一甩就出来了，而且甩出来随手就可以开枪，不像顺着拔还有一个把枪口对外的动作。但是这种插法很快就没有人用了——插不稳，枪很容易掉，而且倒插的枪掉到地上时机头在下面，机头碰到地面容易走火，这时枪口又对着上面自己的身体，太危险。这种插法看起来的确比较土匪，用起来也还是比较快当，就是年轻娃娃腰杆太细，插不稳，没有人敢用这种插法。二十响驳壳枪的一个缺点是开枪时枪口上跳，连发时根本压不住，越打越高。听说这也是二十响驳壳枪在西方甚至包括德国本土使用者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二十响驳壳枪在中国最有市场，不仅购入了德国造的大部分，国内还有兵工厂仿制生产。中国人的办法是把二十响驳壳枪横着打连发，后坐力产生的枪口上跳使得打出去的子弹自然成为一个水平扇面，这种打法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里都看得见。只不过可能因为导演和演员都没有实际打过二十响驳壳枪，很多镜头里演员开枪时手心向上，子弹的扇面从左向右画（右手持枪）。这个动作是比较明显的“假打”。短枪的出枪速度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如果抬手，手背向上，扣扳机，手肘向内划（向左），子弹画出从右向左的扇面，动作自然，速度快。反之如果抬手，翻掌，手心向上，手肘向内划（向左），然后才扣扳机，子弹画出从左向右的扇面，动作大，速度明细慢半拍。使用手枪都是短兵相接50米以内的距离，甚至10米以内了，快慢一丝一毫就是生死之差。当然，手心向上的枪面暴露得多，好看，导演和演员图的是好看，本来就是假打，也就不讲究实战了。

我们学校北面的围墙外是几十百把米的一块菜地，菜地再北面原来是四川省委党校，文革中被一个解放军空军部队指挥机关占了，这个部队是支持红成派的。有一天早上，我们排队向城里走，刚刚到部队大门的时候一些女同学就把哨兵围住，我们男生就冲进部队去。我们进的好象是左边靠近大门那栋房子的一楼，那是中间走道式的房子。我进去时，一楼过道上全是解放军，他们口里念念有词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有背“老三篇”的，但是并不抓我们。我挤进最靠南头西面顶头的那间房间，房间里没有解放军，最里面有一张上下铺的床，有人围在那里在下铺的床上拿枪。房间左边有两个人在用刺刀翘一个很大的绿色木箱，看箱子尺寸知道是武器的。右边有三个人趴在一个打开了的大木箱上。我用手插在他们中间使劲一分，他们三人就被扒到旁边去了，我一个人趴到箱子上。箱子已经见底了，我看见一个皮制的手枪套，抓起来时感觉里面有枪，硬的，有点重，赶快插到腰上，箱子里还有一些散的子弹和56冲锋枪弹匣，我看见一个弹匣背面的小孔露出黄色的子弹底火，知道它压满了30发，拿起来放在大衣外面的口袋里。回过身体看见高67级2班的黄蜀利和一个外校的中学生在挣抢一支56式冲锋枪，过道里的解放军已经开始冲进房间了。我喊了他一声，我们赶快跳窗户出去。靠近我们学校那里的围墙已经推倒了，我们通过菜地回了学校，在路上心跳很快，预感得到了一把好枪。到学校急不可耐地拿出来一看，是一把从来没有见过的枪，比54式小，但是口径比54式的大，肯定不止7.62mm，7发子弹一个弹匣插在皮套外面的弹匣套里。枪身可以拆成两块，一块是枪管的外套，另外一块枪身、枪管、握把连在一起，拆开后枪管还在枪身上。这个枪的机头有机头保险，枪面上还有一个拇指保险。这支枪如果击发了以后遇到臭子不响，可以不必拉开枪机退出臭子，直接再扣一下扳机，机头会抬起来打下去第二次击打撞针。这样就快多了，当然这种枪的子弹极好，倒是不容易有臭子。皮枪套的内侧有中文写的字，好像是马卡洛夫手枪套字样，知道是一支苏式的手枪。几天后才知道这是一把59式手枪，口径9mm，当时成都极少有人认识，几乎没有人用过。这把枪的手柄上是一个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有一个“八一”，听说这种枪在重庆叫“八一牌”，师级以上干部才配发。子弹太难找了，打一发少一发，后来与一个知名的部队干部儿子换了一些，3发还是5发54式子弹换1发59式子弹，59式子弹是32发一盒的，也是纸盒，不像54式50发一盒。这支枪的枪号我至今记得。同一天其他同学抢了一些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好像不都是在那一栋楼房里抢的，抢到长枪的同学一出部队围墙就被人提醒把枪集中到工学院的一大楼，由工学院的大学生统一分配，我们七中分得了几支56式冲锋枪和几支56式半自动。还记得几个枪号，有一支冲锋枪的枪号是3335，半自动的枪号有A6910、B0124、B0001，有几只上面是朝鲜文，可能是打算支援给朝鲜的。解放军扣了几个同学，男生有高67级的孟娃儿，解放军对他们很友好，给饭吃，晚上睡会议室盖军大衣。孟娃儿说第二天要去进行参军入伍体检，第二天早早地就把他放了。后来听说那个部队的级别高，抢枪的事情当天就报告给中央军委，军委表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抢枪的事情也就算了。冲进部队去抢枪的不仅仅是我们七中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中学生，这次抢枪的策划肯定是工学院的大学生，分配枪支的决定权也在大学生。但是冲进去的全部是中学生，打头阵的是我们学校。

走　火

枪走火是免不了的。前面已经说了郑光汉那次走火。记得的另外一次大约是1968年2、3月份，白天，我们在办公楼上。同班同学龚大值班，闲，就对着墙上画的小胸靶练瞄准。这时高66级的同学王元亮进来了，龚大就把枪对着他说“什么人，举起手来”。王元亮拍拍胸部说“来，来，来，照你大叔这里打”。旁边的同学说“枪口不要对人”，龚大移开了枪口继续练瞄准。过了一会突然枪响了，我们一看，子弹打在胸靶旁边，墙上有个洞，龚大说他忘了枪已经上膛。我的长枪都上膛，从来不关保险，保险都是打开的，而且冲锋枪肯定在连发上，平时提着冲锋枪时二指头没有放在扳机上，是扣在扳机后面的护条上，我一次也没有走过火。

10中保卫战时，四中的张卓基（音）就是走火被打死的。十中的周明和四中的张卓基（音）吃面条时争论面条里放酱油好吃还是放盐巴好吃，一个说酱油一个说盐巴，张卓基把周明放在桌子旁边的长枪抓起来，周明则顺手抓了桌子上的短枪，又说了几句，短枪走火了，打到张卓基的胸部，马上送到川医也没有救回来。还有一个版本说周明拿的是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因为张卓基房间里的长枪是机枪、半自动。文革后周明为这次走火进了监狱。周明人很机灵、勇敢，又长得很乖，圆圆的脸，1967年以成都市京剧团主要演员为主力的地总沙家浜演出队在雅安演出，有一场到山上慰问54军130师，130师的首长夸他机灵，让他文革完了以后到他那里给他当警卫员，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在场。

七中还有一次走火很经典。1967年9月3日早上，七毛高68级的费经纬坐在学生二宿舍西门石梯的一侧，我们班的李铁男坐在石梯的另一侧。学生宿舍都有两个正对着过道的侧门，侧门外面有几梯红砂石的石头阶梯，两边各有一个大约一米高的花台，花台里面已经没有植物了。二宿舍东头南边的花台上面是球大爷体育用品室的窗户，同学们站在那上面和球大爷打交道。李铁男枪口对着费经纬在摆弄一挺苏式转盘机枪。他已经把弹匣拆下来了，可能忘了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走火了。子弹打在费经纬肚子上，费经纬那天扎的是李铁男爸爸校级军官的那种武装带，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铜扣把肚脐眼盖住，子弹打穿了铜扣，没有打穿铜扣后面厚厚的牛皮，斜着划过他的左腹部，拉去了一大块腹部肌肉。高68级四班的女生刘荣清没有用任何消炎粉之类的东西，仅仅用一大块消毒棉花盖住伤口再用纱布固定，空军医院的医生说这是非常正确的处理方法，医院收到那么多伤员这是最好的一个，伤口没有感染。躺在担架上面的费经纬问伤到肠子没有，同学说没有，因为有一层透明的膜盖着肠子，看得见肠子。费经纬说“腹膜没有破就好”，他娃有腹膜的概念，不愧是川医的子弟。因为前一天晚上的事情，送费经纬去医院的同学们不敢从学校前校门出去，从后校门出去后推倒了7237部队的围墙进入营区从部队的大门绕到大路上面。费经纬左腹部现在还有10公分长的疤痕历历在目。也许是枪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斜，也许是铜扣和牛皮都很厚，苏式转盘机枪的口径是7.62毫米，他们两人的距离应该也就是三米，宿舍过道的宽度嘛。这么近的距离，又是苏式转盘机枪，如果不是那根皮带，那颗子弹打穿他的身体再打穿第二个人都有可能，他娃真是命大。

那时喜欢把子弹里的火药倒出来烧着玩，先把子弹头扭下来，再把火药倒在碗里用火柴点着，看它燃烧。不同子弹的火药形状不同，圆柱形的小颗粒，粗细、颜色各不同，燃烧时的颜色也不同。燃烧时有“丝丝”的声音。当时听说吃火药可以止痛，说如果受了伤很痛，可以吃一粒子弹的火药，马上就会不痛，不过没有试过。

写这篇东西时总觉得遗憾，要是能够拿着这些枪再耍一耍那该多巴适，可惜根本不可能，这些老枪肯定早就进炼铁炉了。又一想即使有照片也好，那些老式的枪，不要说没有当过兵的人没有见过，即使是当过兵的人也不一定都看见过，更别说现在的年轻人了，因为很多品种的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很少见到了。当时很少照相，留到现在的照片就更少。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老天有眼，这几天四川博物馆和国家军事博物馆在成都市有一个“名人名枪 军事博物馆馆藏枪械珍品特展”，去看了四次，最后一次拍了一些照片，贴在这篇文章后面，各种枪就比较直观了，可惜拍照的手艺太差，很多都不清楚，只有将就了。展览很有看头，二十响驳壳枪有11支，但是没有一支上了20发的长弹匣，二十响之所以叫“二十响”就是因为可以使用装20发子弹可以拆卸的长弹匣，几乎没有其他的手枪可以有20发的弹匣，当时也极少有可以连发的手枪，子弹多并且可以连发是火力猛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没有木制的枪套展出，驳壳枪又叫“盒子炮”，就是因为有木制的枪盒，二十响驳壳枪很重要的两个特点都没有实物表现，很可惜。不敢说军事博物馆的所有人都对武器比较熟悉，至少这一次展览的经办人就不懂二十响驳壳枪，这种枪最明显的4个特点：1、可以装长弹匣，有20发子弹的容量；2、可以连发；3、配有木制枪盒可以进行步枪式的有依托射击；4、枪管长，射程远，准头好。展览二十响驳壳枪居然少了长弹匣和木制枪盒，根本无法表现这些特点，只能评价为专业水平低下。很有名气的56式冲锋枪（AK47）居然没有上弹匣。展览有一个内容是枪的发展，有一些老枪的实物。通过这个展览看得出实际参加武斗的徐向前、许光达、罗瑞卿、谭震林们用的是二十响驳壳枪，可见二十响的实用。（这里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参加武斗，至少有几个相同点，1949年以前的武斗华蓥山游击队与川军都是四川人；1967年以后的武斗砸派、8.15派、8.26派、红成派都是四川人；1967年以后的武斗天派、地派都是中国人；1949年以前的武斗国军与共军都是中国人。1949年以前的武斗与1967年以后的武斗产生的原因都与毛泽东很有关系。1949年以前的武斗与1967年以后的武斗都是为了所谓的信仰而武斗。不同点在于1949年以前的武斗只有共军的最高领袖是毛泽东，而1967年以后武斗两派的最高领袖都是毛泽东）。展览显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陈毅、杨尚昆们用的是左轮和普朗宁，那是图的保险和轻巧。这次展览里有20支左轮，左轮手枪的确实用，不仅不怕臭子，也很顺手。近年还可以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不少国家的军人和警察使用左轮，可见左轮手枪在手枪这个领域的地位可谓经久不衰。手枪的类别可以有多种分类，有一种分类方法是分为“战斗手枪”“自卫手枪”“特种手枪”。驳壳枪，特别是二十响驳壳枪，无可争议的属于战斗手枪。11.43mm(又称点45)大口径柯尔特手枪，以及11.43mm大口径左轮手枪，也属于战斗手枪。小号的普朗宁和左轮手枪被归入“自卫手枪”。看到表现出这些差异的实物很有一番滋味。另外也看得出苏联马卡洛夫手枪的地位，就是前面说到的59式手枪，早在1954年苏联领导人就送给朱德（解放军总司令）一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防部长送给张震（任过总后勤部部长和国防大学校长）一支，迟浩田（任过国防部长）得到的是俄罗斯军方送的一支镀钛的马卡洛夫手枪。展览的文字介绍说这种枪是苏联早期装备校级以上军官的佩枪，又称为校官手枪。

从小到大看过不少展览，从来没有如此用心。看美术展览时有人站在那里走不动，我们却是匆匆过客，看枪械时我也成了那种走不动的人，我去了4次，还想再去。隔着玻璃柜近距离地观察那些枪身已经磨损的烤蓝，磨损的保险、枪柄、机头、扳机，真是享受。看看那几支长枪和机枪，也很巴适。我把这个展览的消息告知了几个同学，两派的都有，待他们去看后再问问感受，相信他们也很有感触。也打电话给几个有男孩的朋友告知这个展览，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里多是女老师，再加上社会上的“哈韩哈日”风，男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女性影响太多，搞得一些男娃娃“母兮兮”的。爸爸们陪儿子去看看这个展览，近距离看看货真价实真正的钢枪，也许可以为男孩子男性基因的显性化起一点点作用。第3次看完后曾经建议博物馆与学校或者教育局联系，组织男娃娃来参观，改变一下观众不多的现状，回答是开展前博物馆联系过教育局，没有回应。不知道博物馆怎么介绍的，可能仅仅说是一次什么革命传统教育（好像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个军旗和纪念章的馆，没进去），没有讲到男孩子的女性化问题。当然即使说到了教育局的人也不一定对男孩子女性化问题有兴趣，不过每一个男孩子的家长就不一样了，他们对这个问题肯定比教育局的官员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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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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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研究历史现象的轮廓，这种轮廓或者又叫大局，或者干脆被称为历史，从面的角度对历史的轮廓进行分析，很运气，一般来说300年500年以后轮廓还在。通常情况下后人了解的历史都只剩下轮廓了。而亲历者回忆细节，从点的角度回忆历史的丝微细节，很不幸，一般来说30年、50年以后细节就已经不清晰了，因为亲历者已经去世了。有时只有细节才能够说明事实，当然是历史事实，细节也当然真实地证明了历史这个大题目。回忆时尽量保留细节也许是对的。

七中两派的武斗，我们这一派明显要“温良恭俭让”得多。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武斗负责人的个体素质或者叫个人性格与此很有关系。我们这边的武斗负责人是俄呆，他是勤务组成员，高66级，遇事从来身先士卒，很有威信，特别是初中生特别佩服他。他规定不许打俘虏，不许乱开枪，抢来的武器统一分配。除了会开汽车的那几个同学，其他人一律不许开车。几十年后同学们说，要是当年其他同学是武斗队负责人情况很可能不同。

每每回忆武斗免不了会想到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同学，惋惜、痛恨、反思、忏悔，五味俱全。

　　 说到反思和忏悔，有人不以为然。武斗是文革的一部分。文革时期对文革的说法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的人们对这个说法真是太熟悉了，眼睛看到的报刊、书籍和耳朵听到的广播全是这个提法，那是一种“八股调”。其实，文革的破坏性也和文革本身一样也是“史无前例”。现在说起文革，几乎全部归罪于发起人，这当然不错，肯定是对的，发起人当然应当承担发起这场灾难的责任，罪不可赦。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没有参与者就不叫群众运动，当时几亿中国人都参与其中，差别仅仅是每个人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难道所有的参与者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没有值得忏悔的罪过？罂粟花非常茂盛地开放不仅因为有人播种，还因为有适合的土壤。大字报、破四旧、抄家、批斗牛鬼蛇神、打击非共产主义的一切宗教信仰、派别武斗这些全是群众运动，既然是群众运动就有许许多多的群众参加其中，当然有人没有参与那些极端事件，也有许多人当时就不赞同那些极端事件，但是，当时难道对文化革命本身也不赞同吗？有几个张志新？几个遇罗克？难道当时连一点盲从、愚昧、冲动、“没有认识到”、“极端的个人崇拜”的错误都没有？这种人恐怕太少，极少。如果大部分的人能够有张志新的认识，文革不可能搞下去。其实，从大革命时期的“杀AB团”、“延安整风”、土改“杀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大跃进食堂化”、“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参与者一次比一次多，到了文革，就“史无前例”地全民参与了。各次运动中受伤害被整死的人不计其数，参与者就不应该反思？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整人，对于“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造势和“云里雾里”“懵懵懂懂”的追随、起哄、旁观，对于当年的信仰，对于那种无法理喻的“宗教式个人崇拜”就不应该反思和忏悔？听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的德国人是忏悔的，因为他们当年的信仰和参与，他们承认追随希特勒的事实，承认因为他们的参与对世界造成的灾难。也听说普通的日本人是不忏悔的，因为他们忠君，他们认为天皇是不会犯错误的。在反思和忏悔的问题上，有些国人不比日本人好，因为中华大地也没有反思和忏悔的风气。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于政治气候、极左的思维方法、教育、舆论、宪政、政党、信仰、民族什么什么、国民什么什么、文化习惯什么什么……，这些，留给专家们去研究。但是简单地把个人道德责任推给社会而回避反思和忏悔肯定错误。

成都七中，赞美之词不绝。但是难道对于1958年以后多年的毕业鉴定里的极左思潮可以不负责任？那时学校都要对毕业生作政治审查，而且极为保密。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保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与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无关，只看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那些政审结论使得一大批优秀学生无缘升学，从此改变人生。七中可以不在乎他们吗？难道当时没有执行人？没有参与者？

能海上师（1886—1967），藏传佛教格鲁派第29代传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37年改建成都南郊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历时8年，“建修宗大师殿、藏经楼、护摩坛、沙弥堂、译经院，殿宇重重，巍然壮观，成为内地首创的藏密根本道场”。据成都市佛教协会的心全师傅回忆， 1966年 8月，成都七中的红卫兵100来人，连续两天对近慈寺“破四旧”，一尊全用珠宝金银珍珠玛瑙镶嵌的大威德金刚像、十六尊者像、宗咯巴大师像、八大论师像、藏经都遭到破坏，三万多块木刻的印经板被当地人拿回去烧柴或做他用。第三天批斗庙内僧人（注）。近慈寺荡然无存。

这些难道不是成都七中的耻辱？对于文革中死去的同学郑光汉、黄尚培、文汉生、锅炉房的李师傅，对于被批斗的解子光校长、付勤忠老师、倪仕林老师、白登仁老师，对于挨打的陈道俄老师、……，对于阶级路线辩论中各班的“黑五类”同学，成都七中以及成都七中当时的学生难道不应该反思？当然，我们可以说8.10不是我们放的火，1.20不是我们开的枪，2.21开枪的是地质学院的大学生，黄尚培和郑光汉去世时我们不在现场。但是，对于文革，对于武斗，自己就没有一点反思忏悔的地方？一点都不内疚？如此大面积的深入的群众运动，你完全没有参加？就算是行动上完全没有参加（其实这种人太少，几乎没有），思想上思潮上你也完全反对？我没有打过老师和同学，没有骂过老师和同学，因为参加龙泉驿武斗学习班甚至也没有跳过“忠字舞”。但是，被信仰愚弄参加文革，抢过枪，参加过武斗，是一个武斗的参与者，是一个文化革命的参与者，这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应当反省和忏悔。

当年如果没有全体德国人民的狂热、愚昧、宗教式、虔诚地追随希特勒，会有那么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吗？说二战惨烈绝不为过，光死亡人数就有7000万以上。当年如果没有全体日本人民的疯狂爱国，会有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苦难吗？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掉30万同胞的是普通日本兵，不是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当看到日本兵手提被他砍掉的人头得意大笑的照片，看到两岁的儿童被挑在刺刀上的照片时，你能够说普通士兵没有主观恶意吗？同理，当年如果没有全体中国人民的狂热、愚昧、宗教式极端虔诚地崇拜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会有那么“史无前例”的巨大和深入吗？

并不是每一个德国军人都有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恶魔那么强烈的主观恶性，也不能把每一个日本兵和南京大屠杀中的恶魔划等号，但是那些具有强烈主观恶性的人是存在的。否则怎么会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文革也一样，如果每个参与者都没有主观恶性，怎么会死那么多人。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附中卞校长被活活打死，据说这是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问该校红卫兵：“你叫什么名字啊？”“是文质彬彬的彬吗？”“要武嘛”。 据十几年以后的《北京日报》披露，1966年的“红八月”仅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毛泽东当然应该承担教唆的责任，漠视生命漠视人权的社会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能说打人者们和批斗者们没有主观恶性？没有责任？

法律追究主观恶性的案例不计其数，法律对于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就给予明确的区别。放任后果发生的主观恶意是间接故意，而希望和追求后果发生的主观恶意是直接故意，差异很大。一个很出名的案例是柏林墙卫兵案。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东德属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西德属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东德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即有200多万东德人冒著被东德军队射杀的危险逃入西德。1961年8月东德政府建立了一条铁丝网的围墙（后来有一部分是4米高的水泥墙）封闭了东柏林和西柏林的所有边界把西柏林围成孤岛。这个围墙被称为柏林墙。东德人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各种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大约5000多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000多人被逮捕，20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死在柏林墙下面的最后一个东德人是20岁的克利斯，1989年2月他和名叫高定的好朋友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胸部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士兵是20多岁的英格·亨里奇，他受到东德政府嘉奖。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判决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打中高定脚踝的士兵被判两年徒刑。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是著名的“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的来源。

服从命令是士兵的天职，士兵尚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更何况是红卫兵？是一般的“革命群众”？当时肯定没有军事命令他们打人，出于同情心的选择应该有吧。如果有人说中学生在十几岁时没有能力辨别真伪，没有能力冲破思想禁锢，要把主观恶性归于年轻，难道年轻就可以没有基本的人性？那么几十年以后呢？一点都不反思？一点都不忏悔？七中解子光校长没有像北京师大附中卞校长那样被学生打死，但是解子光校长在文革中被批斗、关牛棚、强迫劳动。我们班没有拉解校长到班上批斗过，但是参加过全校的批斗会。几十年以后我们班想对解子光校长的遗像说一声对不起，但是有其他班级的同学认为责任不在学生而不以为然。

政府的决定、军队的命令、领袖的思想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主流话语权群体的意志表达，近代主观恶性强烈最为典型的时期有纳粹德国、斯大林暴政、中国文革、柬埔寨波尔布特暴政……。任何年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最基本的对错标准是良知和人性，这是普世价值。在这个标准下，那些决定、命令、思想只能被重新审视，当然地被否定。

暴力是个多因素函数，当时的暴力可能有以下共识：认为被打者是阶级敌人；认为“举起鞭子揍敌人”是正确的；向对立面施暴可以显示（表达）出对己方死者或者伤者的同情；向阶级敌人施暴可以显示（表达）出对革命路线的拥护。虽然这些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有关，也与1949年以后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有关，但是施暴者越过的是人性的底线。

1970年12月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双膝跪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道歉。

2005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主席为1949年前后实施白色恐怖政治诚恳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担国民党过去的责任”。台湾修建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党史历史馆馆长为杨虎城惨案代表国民党向杨虎城家属道歉。

2008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奴隶制道歉。美国洛杉矶大都会交通局在“长青公墓”修建纪念碑，纪念19世纪为修建铁路而死后不准葬入当地公墓的华工，将公墓附近发现的100多具早期华工的遗骨移入公墓。

2008年6月加拿大总理哈柏在众议院向历史上旨在同化土著居民当时在寄宿学校的受害者道歉，他说：“加拿大政府真诚道歉，我们对土著居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请求他们的原谅”。

2009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正式代表联邦政府向50万名“被遗忘的澳大利亚人”道歉。从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每年5月26日举行国家道歉日，纪念过去政府对土著居民儿童的伤害。

2010年2月英国首相布朗向曾经于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间被送往殖民地的超过13万名儿童发表官方道歉。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撕毁波苏互不侵犯条约入侵波兰。波兰的25万名军人成为苏军俘虏。1940年3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斯大林等人签署命令枪决波兰俘虏中的25700名军官。1943年德国军队在卡廷森林里发现8个大坑，挖掘出4000多具尸体。德国调查后指责苏联杀害战俘，苏联不承认。“卡廷惨案”成为二战难解疑团。1989年苏联解体，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特使去波兰将“卡廷惨案”的三份副本交给波兰总统瓦文萨。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后，后继领导人也对“卡廷惨案”真心忏悔，201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卡特森林单膝下跪反省。

道歉源于忏悔。政府、政府领导人的道歉，不仅表现了领袖们个人的意愿和素质，而且还依赖国民的反思、忏悔为基础。

如果所有参与者及后人都能够反省，都能够忏悔，也许适合罂粟生长的土壤会不再。

成都七中初66级一班

                                             帖娃儿 於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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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几个同学合影

 

　　我（中）提的56式冲锋枪保险没有关，设置在连发上。另外同学手持的一支56式的保险关着。地上是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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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标语

 

 

刷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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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钢板蜡纸印歌本

 

 

七中大门口里面，背景是烧毁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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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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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是在成都工学院一大楼上面，对着七中学校拍的，可以看见学校的前半部分。右边那栋是初中的第一教学楼，左边是高中的第二教学楼，办公楼靠近一教学楼那边的三楼已经烧坏了。学校外面全是农田，进学校大门的道路从农田中间穿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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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著 中国当代著名高僧《能海上师传》第253—256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ISBN978-7-50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8113号

摘录：

       现还住在近慈寺附近的73岁老人徐德全，回忆起近慈寺在文革中的遭遇，竟是如此的记忆犹新。因为他就是近慈寺消亡的见证人。

       徐德全，法名心全。7岁在崇州九龙寺出家，1949年，17岁的他来到近慈寺学法。59年到中国佛协，60年在中国佛学院读书。1962年能海上师回成都，举行了传法仪式，由永光法师任近慈寺住持。那时他在庙里做监院，“文革”中被迫还俗，后一直在成都佛协工作。

他明确地告诉笔者，近慈寺在“文革”当中被冲击破坏了3次后，就全完了。回忆起寺里被毁的情景，老人至今痛心不已。让我们随着他的回忆，走进1966年。

第一次．1966年8月的一天晚上，心全师傅在庙门口，远远的看见有100多人手拿火把，高喊着“打到封建堡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行跑掉”的口号，从石羊镇的街上向寺庙走来。他忙关上庙门，立刻把信息通报给庙里的当家和师父们，大家一直委托他去解决那突来的问题。

夜, 8、9点钟。庙门外已是人声鼎沸，有的人已开始使劲地打门。心德师傅穿过寺中的回廊，把庙门打开，他一看，来的几乎都是寺庙附近乡上的人，心里便有了几分底。他对来人说到：“破旧立新可以，但是你们谁也不许打菩萨，哪个打哪个负责”。来的人平常大多认识心全师傅，那些男男女女在寺庙里呼了一阵口号后，就从后山门走了。于是庙里立即召集寺庙管委会的海山、素超、照乘、香海等师父连夜开会，想办法保护能海上师苦心创建的道场。最后，心全师父提出了几点建议，他对大家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我们随着形势走，只要自己的心不变就行了。与其让别人来革我们的命，还不如我们自己先破旧立新。1、我们把寺庙改叫立新生产队，2、寺里的佛像我们自己来革，把标语写出来挂在上面，或许还能保住佛像”。大家都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师父们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运动，更没有想到的是会持续10年之久！近慈寺的师父们在担心中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还来不及去写标语，造反的学生又来了，这便是第二次的冲击，持续了两天。

这一次来的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一个男老师和100多名带着红袖套的“红卫兵”，来到了寺庙外。他们手提广播喇叭，高声叫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要革封建堡垒的命”、“揪出一小撮坏分子”、“破旧立新”等口号，然后就一批又一批地冲进寺里。砸烂了许多精美的佛像，红卫兵打碎了泥塑的许多佛像后，他们从一尊菩萨的座下，砸出了刀枪和匕首。那还了得，这寺庙不是成了反革命集团了吗？于是革命升级，他们高叫着：“打到反革命集团”、“打到坏分子”、“打到黑帮”，在这次砸烂中，那尊珍贵的大威德金刚像、十六尊者像、宗咯巴大师像、八大论师像、藏经等都遭到了破坏。3万多个刻经版，全被拿去用作它用，或做语录牌或被当地人拿回去当柴烧，或拿去做东西。那些可都是能海上师和信众经过了许多努力才到近慈寺的啊。

徐德全老人还清楚地记得，那尊大威德金刚像是何等的庄严啊，全是用珠宝金银珍珠玛瑙等镶嵌的，可转瞬间，就坏空了。这时，石羊公社的造反派又来了，他们又砸又拿，一时间，庙里全乱了套，他们非要师父们说出那些刀枪来自何处，是不是要用来造共产党的反？他们那里知道放在菩萨下面坐着的刀枪寓意是什么呢？

原来这是1949年解放时，再给菩萨装藏的时候，由照通法师、请佛法师、成佛法师装进去的，装在菩萨的莲花座里上了封，寓意菩萨的慈悲和爱会让“干戈永歇，战马休争”。这正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所希望的，也正是能海上师爱和平的表现。当时装之前，还专门到成都华阳公安局备案登记，经检查后才装的藏。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非常的状态下，有谁会去听师父们的解释呢？学生和公社的人，就像发现了什么重大线索一样，更放肆地在庙里乱砸乱打。前后打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他们开始斗争近慈寺里的僧人，要他们交代反党集团的头儿。当时近慈寺里的僧人还有50多名，永光、海山、心全、仁达、恢智等师父通通被斗。

半月后，石羊场的当地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开始了对近慈寺的大抄家。这一次是由石羊公社组织的，那些平常种田的、摆小摊的、拉车的，连镇上那些以前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小孩，都络绎不绝地到寺里来抢东西。他们用车拉，用肩抬，一时间，背的举的抬的扛的好不热闹。对那些把寺庙里的财产拿回家的人来说，比过节赶场还高兴。然而庙里的师父们却欲哭无泪，眼睁睁地看到别人把庙产占为己有，竟还不敢阻止，谁阻止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时，庙里还有70多亩田。因为能海上师从来主张农禅并举，主张僧人劳作。那田是僧众们最基本的口粮，但是这些田也被人盯上了。当时的石羊公社，很想将70多亩的庙产归公社。于是他们强迫50多个僧人还俗，把他们分解到各大队小队去。恢智、仁达、隆顺等等都分到了小队去做一般社员，以种地为生。好多僧人还由政府出面给安排了对象，加以改造。

一个曾经无限辉煌的道场，就这样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