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志中发现的上钢三厂前身的记载 （ZT）

上海老人中的这家工厂， 叫做南铁厂， 习惯摆狠的时候会说：“北到火车站， 南到南铁厂， 侬去打听打听， 我阿哥是啥人“！转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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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留学法国的陆伯鸿，于民国元年（1912年）在上海创办内地电车公司获得成功后，深感上海“一隅向为工业界之中心，然欲求自炼之寸钢尺铁竟不可得”，立志创办钢铁企业。民国2年3月，他委托西门子洋行任职的德国人高翕（E.Kocher）以和兴实业公司工程师身份去安徽太平府宝兴公司铁矿考察，获得该处铁矿石的含铁量达67%的资料后，陆伯鸿即于同年11月，拟就《化铁炉说略及预算》一文，分发实业界和金融界，广为宣传，筹集资金。在《说略》中，用国内外资料的对比，详尽地阐述了创办钢铁企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有利可图，其词意之优美，使陆伯鸿的一片爱国之忱溢于言表，深深地打动了众多投资者之心。此后，有乐振记、姜炳记、戴运记、张延记、陈文记、四明银行、滋康庄、丰昌庄、增泰行、慎记号、信孚庄、萃康庄、合兴厂等工商企业和金融单位，以6万两票存资金和2.3万两押款作为投资，兴办和兴化铁厂，注册资本为12.5万规元两。

和兴化铁厂于民国6年选址于上海浦东周家渡西村，租、买土地20余亩，并委托西门子洋行向德国购入10吨炼铁炉1座，动工兴建，造价银7.2万两。民国7年8月18日投产出铁，所用原料有安徽芜湖益华公司和浙江长兴长安公司的铁矿石，浙江的白云石，湖北的锰矿石，燃料初用浙江的木炭后用开滦的焦炭，所产生铁，销给江南造船所、上海兵工厂、明昌机器厂、培昌铁行、利昌铁行等。当年售出铁1048吨，收入铁价163303两，盈利80123两，使投资者信心大增；次年（民国8年），将注册资本增至16.55万两，民国9年3月间又向德国订购1座25吨化铁炉，大力扩展炼铁生产。但从这一年开始，风云突变，和兴厂走上了风摧雨残的崎岖之路。缘和兴厂兴建、投产之时，正值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产之铁主要用于战争，销至中国的数量锐减，故和兴厂炼出质量优良铸造铁后，普遍受到工商界欢迎，上海兵工厂甚至不惜超出每吨150两的市场价，以每吨190两的高价向其订购百吨木炭生铁。可是，这一兴旺景象竟是昙花一现，和兴厂投产仅数月（民国7年11月），大战即告结束，西方国家生铁过剩。为了转嫁危机，对中国实行倾销，民国8年和民国9年分别达到53950吨和68204吨，比大战结束这一年的14085吨陡增2.8倍和3.8倍，遂使市场供应由紧转疲，每吨生铁的售价由大战期间的150两左右，跌至90两甚至50两左右（进口铁的报关价，民国7年为80.47两，民国8年则骤降至43.86两），远低于和兴的成本价90两，这就使和兴厂遭到沉重打击，转盈为亏。至民国8年4月9日，先后炼铁1585吨。此后，因多种原因（包括1座25吨炼铁炉动建），工厂停产休整。休整期间，1座25吨炼铁炉建成。民国10年1月16日，第二次恢复炼铁，仅半年，产铁1585吨，仍难扭转亏损局面，且难以为继，被迫于当年7月7日停止生产。成为和兴厂历史上的一起一落。

二

和兴厂于民国10年下半年停业后，陆伯鸿即到处奔走筹划，拟将和兴厂建成一个集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综合性钢铁厂，希冀以此能使和兴厂得以复苏、振兴，拟就《扩充计划书》进行宣传，并以股本总额100万两为目标发起集资，经数年努力，实收股本908350两，在主要的投资者中，有芜湖益华公司15万两，江南造船所14万两。除内资外，尚有外资投入，德国吕桑埠陶蒙城矿务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2座10吨碱性平炉和1套20英寸轧钢机，作价25万两银售与和兴厂，并将其中的20万两银投资入股，作为和兴厂的五分之一股本，并订明合约：“日后和兴营业发达而须添股，应接受德厂亦以五分之一数额添股”，“和兴公司之管理部，由经理五人组织之，五人中应有德工程师两人”，“德厂有询问和兴厂营业状况之权，并得举遣代表查阅账册。和兴厂编造年终报告时，该代表有参与之权”。民国11年4月，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兴钢铁厂）成立。民国12年1月16日，经北洋政府工商部核准和兴钢铁厂注册，发给执照；按照德厂提供的图样，动工兴建，由德国工程师负责建造，厂区扩大到60亩左右。当时浦东电气公司供电困难，经浦电同意由南市华商电气公司供电，从鲁班路底沿江码头西侧敷设过江电缆，解决电源。民国13年12月，除原有两座炼铁炉外，新建两座10吨平炉，4座煤气炉，1套直径500毫米轧钢机基本竣工。民国14年2月，由两座化铁炉供铁，平炉投产，轧钢机开轧。轧后的钢材产品，分硬钢和竹节钢两类。自和兴钢铁厂投产之后，美国销至中国的竹节钢市价即从上年的每吨84.2两降至72.6两，而和兴钢铁厂的成本价为69.4两，因产品尚未取得信誉，售价仅58.25两，不仅难以获利，反而亏损甚巨；是年10月，第三次江浙战争爆发，军阀混战，运输受阻，更使钢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一年，和兴钢铁厂连遭两个方面打击，致使债台高筑，仅支付银行利息即达57271两，全年结亏138967两。民国15年，和兴钢铁厂更是陷入困境。5月；经董事会承认签字，将全部基地和设备抵押给因上年借银30万两给和兴钢铁厂而延期偿还的银行团；7月22日～8月2日，该厂持江苏省财政厅发给的免税单，将1098担硬钢销往西安和山西等地，货到河南陕州，当地百货征收局竟以未曾完税为由，将货物扣留，几经交涉，直至10月21日，财政部始批文“令河南财政厅转饬该征收局验收放行”。是年，支付的银行利息猛增至138154两，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结亏亦比上年大幅度提高，达到214669两。至民国16年1月，已累计负债90余万两，全厂被迫停产。2月21日，经股东会议决“本厂已立于破产地位，经各股东讨论之下决定停办”。由此成为和兴厂历史上的两起两落。

三

和兴厂在民国16年2月再一次停业之后不久，北伐胜利，国民政府上台。陆伯鸿把和兴厂复业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故屡屡求助于国民政府。民国17年11月18日，和兴钢铁厂向国民政府工商部呈文：“请予拨给巨款，辅助复业，而期发展。”事隔105天，国民政府实业部终于在民国18年3月21日批文回复，要求和兴厂自行创造投资条件，“自易筹措复业，或可无须政府拨款补助”，以此进行搪塞。民国19年，陆伯鸿在一次工商会议上提出“奖励兴办钢铁实业”之提案，至民国20年2月19日，实业部始致函陆伯鸿，要求将“和兴厂以往之历史，现在之实况，及用如何方法恢复，迅予详复”。陆随即拟就《和兴钢铁厂复业纲要》呈报。之后，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民国21年，陆伯鸿听到政府拟筹办规模很大的中央钢铁厂之传闻，即呈文实业部，提出将和兴厂售与政府或与政府合作的方案，直至民国23年3月20日始获得实业部答复：“惜值库款支绌，实无余力及此，仍仰该创办人自筹复工，继续前业。”至此，使陆伯鸿对国民政府不再抱有幻想，只得改弦易辙，另谋出路，对民间进行租赁。

租赁之举，陆伯鸿早在接获实业部复文之前即开始酝酿，时有潘尚林发起集资15万元议租和兴厂炼钢和轧钢二处厂产，定名为和兴发记炼钢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3年3月31日双方签约，租期5年，月租2000元，押租12000元，营业所得纯利提30%作为折旧拨交和兴钢铁厂。是年11月，开工生产。不久，因发记厂处理劳资关系不当，引起工潮，后虽事端平息，但一直生产不振，维持至民国24年上半年，工厂停办。

在和兴发记厂停业之后，时有担任中兴煤矿经理的实业家钱新之，不甘于上海唯一一家集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和兴厂的衰败和消亡，毅然发起，于民国24年7月与发记厂订立受盘契约，仍以租赁的形式，以40万元的股本，组建成新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组建后，成立了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迅即恢复生产，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的措施，凡月炼钢超900吨者，即可按不同工种，分别获得5元或3元月奖；年终如能获利，即将纯利的46%分给职工，作为年奖。由此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月钢产量经常超900吨，最多时竟达1200吨。此外，为了充分挖掘轧钢机的生产能力，降低成本，除千方百计增产钢锭外，还积极组织外购钢锭，增产钢材。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新和兴厂自投产之日起，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在二年时间内，炼钢虽仅2万吨，而轧制和销售的钢材却接近3万吨。生产蒸蒸日上，经营也很有起色。是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3日，战争之火又烧到了上海，新和兴奉令停产。由此开始，和兴厂又遭受到一场浩劫，成为历史上的三起三落。为了保护和兴钢铁厂的财产不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和兴厂在战争初起之时，即以5万元巨款，请在沪德商向德国总领事馆疏通，在厂大门张贴德国总领事飞师尔签署的保护和兴厂的布告，并在厂内悬挂德国旗，从8月20日起，与和兴厂一江之隔的上海炼钢厂屡遭日机轰炸，而和兴厂却安然无恙。为了保险起见，和兴厂又向英国驻沪领事馆疏通，在厂内轧钢马达间屋顶铺置巨幅英国国旗，免遭日机轰炸；同时在厂大门张贴英国驻沪领事发给用英、日、华三国文字书写的保护和兴厂之布告。使工厂得到了保护。是年12月30日，陆伯鸿遭一群不明身份者枪击身亡。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蓄意占领和兴厂，妄图以和兴厂生产之钢铁，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以达其“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但碍于和兴厂大门外分别张贴了德、英两国总领事签署的护产布告，厂内悬挂着两国的国旗，疑为和兴厂系两国之财产，故久久不敢贸然下手，但又并不甘心。为此，进行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彻底搞清和兴厂的归属。民国27年6月19日，即有一日本特务潜至和兴厂向看守人员进行盘问；其后，又接连有陌生人至和兴厂窥探。新和兴厂觉事有可疑，即将库存150吨钢坯沉入厂周河底。日本侵略者经数月的侦查，终于摸清了和兴厂的归属情况，于同年9月24日上午，派出日军占领了和兴厂，实行军管，工厂交由日商经管，改名为中山钢业浦东制铁厂，并开始征募工人，应征者寥寥，随即派出日本宪兵在厂周围工人居住处，挨家挨户调查，强征工人，强迫开工。由此开始了中国工人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斗争，民国29年，和兴厂发生了轧钢机用1200匹马力主电机被炸毁事件（日本侵略者称系被中国抗日游击队所炸），使轧钢生产陷于瘫痪，直至觅得1500匹马力主电机后才得以恢复生产；民国32年，又出现工人逃亡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大伤脑筋，生产同样受到了影响。斗争一直持续到民国34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为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竟将和兴厂全部作为“敌产”对待，并于民国34年11月20日派员接收。陆隐耕子承父业，与当局几经交涉，始于民国35年4月6日办理了领回厂产手续，因需要偿还战前和兴钢铁厂的巨额债务，已无力自行复工，只能将厂里的炼钢部分，租给由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并改名为上钢公司第三厂。是年12月15日，第一座平炉恢复生产；次年，第二座平炉亦经修复，但因蒋介石发动内战所带来的运输不畅，原材料供应匮乏，至民国38年3月，已无法继续生产，顿告停产。上海解放前夕，该厂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刘春山，奉党组织的指示，以工人协会为主体，发动了133名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免遭国民党溃军之破坏。是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上钢公司的官股，8月8日，军事特派员阎凤舞进驻该公司第三厂，使该厂成为公私合营上海第三钢铁厂。由此开始，使该厂彻底摆脱了旧中国、旧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厄运和磨难，成为人民的财产和社会主义企业。进入新中国时期，该厂发展较快，对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