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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志中发现的上钢三厂前身的记载 (ZT)

(2021-07-31 07:26:17) 下一个

上海老人中的这家工厂, 叫做南铁厂, 习惯摆狠的时候会说:“北到火车站, 南到南铁厂, 侬去打听打听, 我阿哥是啥人“!转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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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留学法国的陆伯鸿,于民国元年(1912年)在上海创办内地电车公司获得成功后,深感上海“一隅向为工业界之中心,然欲求自炼之寸钢尺铁竟不可得”,立志创办钢铁企业。民国2年3月,他委托西门子洋行任职的德国人高翕(E.Kocher)以和兴实业公司工程师身份去安徽太平府宝兴公司铁矿考察,获得该处铁矿石的含铁量达67%的资料后,陆伯鸿即于同年11月,拟就《化铁炉说略及预算》一文,分发实业界和金融界,广为宣传,筹集资金。在《说略》中,用国内外资料的对比,详尽地阐述了创办钢铁企业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有利可图,其词意之优美,使陆伯鸿的一片爱国之忱溢于言表,深深地打动了众多投资者之心。此后,有乐振记、姜炳记、戴运记、张延记、陈文记、四明银行、滋康庄、丰昌庄、增泰行、慎记号、信孚庄、萃康庄、合兴厂等工商企业和金融单位,以6万两票存资金和2.3万两押款作为投资,兴办和兴化铁厂,注册资本为12.5万规元两。

和兴化铁厂于民国6年选址于上海浦东周家渡西村,租、买土地20余亩,并委托西门子洋行向德国购入10吨炼铁炉1座,动工兴建,造价银7.2万两。民国7年8月18日投产出铁,所用原料有安徽芜湖益华公司和浙江长兴长安公司的铁矿石,浙江的白云石,湖北的锰矿石,燃料初用浙江的木炭后用开滦的焦炭,所产生铁,销给江南造船所、上海兵工厂、明昌机器厂、培昌铁行、利昌铁行等。当年售出铁1048吨,收入铁价163303两,盈利80123两,使投资者信心大增;次年(民国8年),将注册资本增至16.55万两,民国9年3月间又向德国订购1座25吨化铁炉,大力扩展炼铁生产。但从这一年开始,风云突变,和兴厂走上了风摧雨残的崎岖之路。缘和兴厂兴建、投产之时,正值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产之铁主要用于战争,销至中国的数量锐减,故和兴厂炼出质量优良铸造铁后,普遍受到工商界欢迎,上海兵工厂甚至不惜超出每吨150两的市场价,以每吨190两的高价向其订购百吨木炭生铁。可是,这一兴旺景象竟是昙花一现,和兴厂投产仅数月(民国7年11月),大战即告结束,西方国家生铁过剩。为了转嫁危机,对中国实行倾销,民国8年和民国9年分别达到53950吨和68204吨,比大战结束这一年的14085吨陡增2.8倍和3.8倍,遂使市场供应由紧转疲,每吨生铁的售价由大战期间的150两左右,跌至90两甚至50两左右(进口铁的报关价,民国7年为80.47两,民国8年则骤降至43.86两),远低于和兴的成本价90两,这就使和兴厂遭到沉重打击,转盈为亏。至民国8年4月9日,先后炼铁1585吨。此后,因多种原因(包括1座25吨炼铁炉动建),工厂停产休整。休整期间,1座25吨炼铁炉建成。民国10年1月16日,第二次恢复炼铁,仅半年,产铁1585吨,仍难扭转亏损局面,且难以为继,被迫于当年7月7日停止生产。成为和兴厂历史上的一起一落。

和兴厂于民国10年下半年停业后,陆伯鸿即到处奔走筹划,拟将和兴厂建成一个集炼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综合性钢铁厂,希冀以此能使和兴厂得以复苏、振兴,拟就《扩充计划书》进行宣传,并以股本总额100万两为目标发起集资,经数年努力,实收股本908350两,在主要的投资者中,有芜湖益华公司15万两,江南造船所14万两。除内资外,尚有外资投入,德国吕桑埠陶蒙城矿务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2座10吨碱性平炉和1套20英寸轧钢机,作价25万两银售与和兴厂,并将其中的20万两银投资入股,作为和兴厂的五分之一股本,并订明合约:“日后和兴营业发达而须添股,应接受德厂亦以五分之一数额添股”,“和兴公司之管理部,由经理五人组织之,五人中应有德工程师两人”,“德厂有询问和兴厂营业状况之权,并得举遣代表查阅账册。和兴厂编造年终报告时,该代表有参与之权”。民国11年4月,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兴钢铁厂)成立。民国12年1月16日,经北洋政府工商部核准和兴钢铁厂注册,发给执照;按照德厂提供的图样,动工兴建,由德国工程师负责建造,厂区扩大到60亩左右。当时浦东电气公司供电困难,经浦电同意由南市华商电气公司供电,从鲁班路底沿江码头西侧敷设过江电缆,解决电源。民国13年12月,除原有两座炼铁炉外,新建两座10吨平炉,4座煤气炉,1套直径500毫米轧钢机基本竣工。民国14年2月,由两座化铁炉供铁,平炉投产,轧钢机开轧。轧后的钢材产品,分硬钢和竹节钢两类。自和兴钢铁厂投产之后,美国销至中国的竹节钢市价即从上年的每吨84.2两降至72.6两,而和兴钢铁厂的成本价为69.4两,因产品尚未取得信誉,售价仅58.25两,不仅难以获利,反而亏损甚巨;是年10月,第三次江浙战争爆发,军阀混战,运输受阻,更使钢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一年,和兴钢铁厂连遭两个方面打击,致使债台高筑,仅支付银行利息即达57271两,全年结亏138967两。民国15年,和兴钢铁厂更是陷入困境。5月;经董事会承认签字,将全部基地和设备抵押给因上年借银30万两给和兴钢铁厂而延期偿还的银行团;7月22日~8月2日,该厂持江苏省财政厅发给的免税单,将1098担硬钢销往西安和山西等地,货到河南陕州,当地百货征收局竟以未曾完税为由,将货物扣留,几经交涉,直至10月21日,财政部始批文“令河南财政厅转饬该征收局验收放行”。是年,支付的银行利息猛增至138154两,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结亏亦比上年大幅度提高,达到214669两。至民国16年1月,已累计负债90余万两,全厂被迫停产。2月21日,经股东会议决“本厂已立于破产地位,经各股东讨论之下决定停办”。由此成为和兴厂历史上的两起两落。

和兴厂在民国16年2月再一次停业之后不久,北伐胜利,国民政府上台。陆伯鸿把和兴厂复业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身上,故屡屡求助于国民政府。民国17年11月18日,和兴钢铁厂向国民政府工商部呈文:“请予拨给巨款,辅助复业,而期发展。”事隔105天,国民政府实业部终于在民国18年3月21日批文回复,要求和兴厂自行创造投资条件,“自易筹措复业,或可无须政府拨款补助”,以此进行搪塞。民国19年,陆伯鸿在一次工商会议上提出“奖励兴办钢铁实业”之提案,至民国20年2月19日,实业部始致函陆伯鸿,要求将“和兴厂以往之历史,现在之实况,及用如何方法恢复,迅予详复”。陆随即拟就《和兴钢铁厂复业纲要》呈报。之后,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民国21年,陆伯鸿听到政府拟筹办规模很大的中央钢铁厂之传闻,即呈文实业部,提出将和兴厂售与政府或与政府合作的方案,直至民国23年3月20日始获得实业部答复:“惜值库款支绌,实无余力及此,仍仰该创办人自筹复工,继续前业。”至此,使陆伯鸿对国民政府不再抱有幻想,只得改弦易辙,另谋出路,对民间进行租赁。

租赁之举,陆伯鸿早在接获实业部复文之前即开始酝酿,时有潘尚林发起集资15万元议租和兴厂炼钢和轧钢二处厂产,定名为和兴发记炼钢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3年3月31日双方签约,租期5年,月租2000元,押租12000元,营业所得纯利提30%作为折旧拨交和兴钢铁厂。是年11月,开工生产。不久,因发记厂处理劳资关系不当,引起工潮,后虽事端平息,但一直生产不振,维持至民国24年上半年,工厂停办。

在和兴发记厂停业之后,时有担任中兴煤矿经理的实业家钱新之,不甘于上海唯一一家集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和兴厂的衰败和消亡,毅然发起,于民国24年7月与发记厂订立受盘契约,仍以租赁的形式,以40万元的股本,组建成新和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组建后,成立了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迅即恢复生产,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的措施,凡月炼钢超900吨者,即可按不同工种,分别获得5元或3元月奖;年终如能获利,即将纯利的46%分给职工,作为年奖。由此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月钢产量经常超900吨,最多时竟达1200吨。此外,为了充分挖掘轧钢机的生产能力,降低成本,除千方百计增产钢锭外,还积极组织外购钢锭,增产钢材。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新和兴厂自投产之日起,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止,在二年时间内,炼钢虽仅2万吨,而轧制和销售的钢材却接近3万吨。生产蒸蒸日上,经营也很有起色。是年7月7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13日,战争之火又烧到了上海,新和兴奉令停产。由此开始,和兴厂又遭受到一场浩劫,成为历史上的三起三落。为了保护和兴钢铁厂的财产不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和兴厂在战争初起之时,即以5万元巨款,请在沪德商向德国总领事馆疏通,在厂大门张贴德国总领事飞师尔签署的保护和兴厂的布告,并在厂内悬挂德国旗,从8月20日起,与和兴厂一江之隔的上海炼钢厂屡遭日机轰炸,而和兴厂却安然无恙。为了保险起见,和兴厂又向英国驻沪领事馆疏通,在厂内轧钢马达间屋顶铺置巨幅英国国旗,免遭日机轰炸;同时在厂大门张贴英国驻沪领事发给用英、日、华三国文字书写的保护和兴厂之布告。使工厂得到了保护。是年12月30日,陆伯鸿遭一群不明身份者枪击身亡。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蓄意占领和兴厂,妄图以和兴厂生产之钢铁,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以达其“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但碍于和兴厂大门外分别张贴了德、英两国总领事签署的护产布告,厂内悬挂着两国的国旗,疑为和兴厂系两国之财产,故久久不敢贸然下手,但又并不甘心。为此,进行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彻底搞清和兴厂的归属。民国27年6月19日,即有一日本特务潜至和兴厂向看守人员进行盘问;其后,又接连有陌生人至和兴厂窥探。新和兴厂觉事有可疑,即将库存150吨钢坯沉入厂周河底。日本侵略者经数月的侦查,终于摸清了和兴厂的归属情况,于同年9月24日上午,派出日军占领了和兴厂,实行军管,工厂交由日商经管,改名为中山钢业浦东制铁厂,并开始征募工人,应征者寥寥,随即派出日本宪兵在厂周围工人居住处,挨家挨户调查,强征工人,强迫开工。由此开始了中国工人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期斗争,民国29年,和兴厂发生了轧钢机用1200匹马力主电机被炸毁事件(日本侵略者称系被中国抗日游击队所炸),使轧钢生产陷于瘫痪,直至觅得1500匹马力主电机后才得以恢复生产;民国32年,又出现工人逃亡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大伤脑筋,生产同样受到了影响。斗争一直持续到民国34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为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竟将和兴厂全部作为“敌产”对待,并于民国34年11月20日派员接收。陆隐耕子承父业,与当局几经交涉,始于民国35年4月6日办理了领回厂产手续,因需要偿还战前和兴钢铁厂的巨额债务,已无力自行复工,只能将厂里的炼钢部分,租给由官商合办的上海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并改名为上钢公司第三厂。是年12月15日,第一座平炉恢复生产;次年,第二座平炉亦经修复,但因蒋介石发动内战所带来的运输不畅,原材料供应匮乏,至民国38年3月,已无法继续生产,顿告停产。上海解放前夕,该厂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刘春山,奉党组织的指示,以工人协会为主体,发动了133名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免遭国民党溃军之破坏。是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0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上钢公司的官股,8月8日,军事特派员阎凤舞进驻该公司第三厂,使该厂成为公私合营上海第三钢铁厂。由此开始,使该厂彻底摆脱了旧中国、旧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厄运和磨难,成为人民的财产和社会主义企业。进入新中国时期,该厂发展较快,对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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