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ZT）

民初的四川都督尹昌衡， 率川军西征， 实际上只到了川藏的边界，应该就是后来西康靠西藏那些地方，因为要准备和英国人打交道，尹昌衡就雇了我祖父作为英语秘书， 听家里老人说起过， 不知是什么人介绍祖父去的， 应该和华西协和大学有关，祖父说过去川边的生活非常艰苦，又危险， 这支队伍仗其实打得不多， 路途上出过很多惊险故事， 祖父几次骑马差一点滑入深渊。

还有一些小故事， 在军政府成立后， 谁也不愿意担”杀赵尔丰“的恶名， 没法， 尹昌衡叫人端了一盆清水， 先洗个手， 然后签署了砍赵尔丰头的命令， 到底表示什么， 不知道。

后来尹昌衡的眼瞎了，国民党逃离成都时， 不愿带上他， 他赶去了飞机场， 也没能上成飞机。

 

转载者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

时间: 2010-11-02      作者： 张天阳

 

摘要：民末清初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极其复杂的一个时期。当时，英国企图利用中国社会新旧变革的时机，策动西藏“自治”，并支持藏族上层大贵族大农奴主在西藏和川边挑起战火，一时间，形势十分危机。在千钧一发之际，四川都督尹昌衡受命率军西征。西征之初，川军有过一些十分辉煌的战果，对英国及其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起到了极大地震慑作用，但最终无果返。有关川军西征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对于西征因何停止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尚未进行详细的探讨。本文以近代在中国影响巨大的《申报》作为研究涉及西征的主要资料来源，力图对民初尹昌衡西征进行一个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考察。

关键词：袁世凯政府 尹昌衡 十三世达赖喇嘛 申报

一、清末民初的藏中乱局

　　1911年，我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辛亥革命，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迅速瓦解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在中国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当革命的浪潮汹涌席卷全国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却趁机煽动避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当时，不仅藏中形势大坏，与川滇搭界的藏边地区也警报频传。在赵尔丰改土归流时失去权势的旧土司和寺庙也趁四川局势混乱、川藏交界处防卫薄弱的时机，大肆驱赶地方官与汉族群众，制造“排汉”。在少数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唆使下，叛乱武装频繁东向，窜扰川边，先后攻克了乡城、定乡，江卡、稻城、理塘、河口、盐井等处，巴塘、昌都被困，川边形势陡然直下。

　　藏军内犯对于川滇两省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尤以四川压力最大。有关各省告急电文纷纷致电中央政府，要求及早弹压。各类媒体也对藏中混乱以及川边危机表现了极大地担忧，《申报》专电提到了“藏众拥戴达赖独立，势甚危急，某国借保护为名施其进行手段，袁总统连接四川都督密电谓：川中亦受影响，请速设法维持。”鉴于川边形势日坏一日，袁世凯政府于民国元年6月14日，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平叛，由此拉开了尹昌衡西征的序幕。同时为了配合平叛，免生枝节，当时的外务总长陆征祥 “谒英使告以川兵已经入藏，请守中立。并询各国承认日期。”

二、尹昌衡西征

　　尹昌衡 (1884-1953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平定了在成都发生的兵变，在各方代表的支持下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随后不久 ，尹昌衡又设计擒杀赵尔丰并整编赵的巡防军，这些举措使尹昌衡在川中的地位巩固起来。民国元年三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在张培爵的积极推举下尹成为正都督。此时“他认为全川既统一于一身 ，鸿图大业已奠定了基础，应即因势乘时谋取进一步之发展。且以本人系于世事纷乱中侥幸地登上大位的，若无其他功业 ，恐不能见重于时。适逢西藏地方政府有进兵川边里塘之举 ，为‘安定边疆 ，巩固国防’，临危请缨 ，最终得以应允。” ¹

　　史学界有关记载尹昌衡西征方面的文章和材料相对较少且比较零散，涉及到西藏近代史的主要藏学著作对这一事件基本上也是简单带过，未曾详尽和深入。而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申报》在当时对此次行动十分关注，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与评论，这为更全面了解民初西征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支持。

　　川军征藏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征军先锋队朱登五领兵西征。第二个时期为尹昌衡亲自挂帅领导。有关此次西征始末，《申报》给与了极大地关注，对川军西征进行了全程细致的报道。通过《申报》当时刊登的要闻，可以发现大众对于这次西征十分关注。《川人欢送西征军》一文，体现了四川各界对西征寄托的很大希望，并十分赞成其事。“六月十六日四川西征先锋队朱登五君出发，举凡军政警商各界以及各学校学生各法团代表于夫城庙内外之男女老幼均执欢送旗帜，从南门大街起直至武侯寺红牌楼外欢送，一时路为之塞。尹张两都督及罗梓青先生等均在武侯寺拱侯西征军人到时，军乐悠扬炮声隆隆，校生唱歌人民鼓掌。颇极一时之胜。”同时尹昌衡告诫出征军人，“军人第一要军纪。第二要名誉，须知此次出师藏人为五族之一部分，不可视之为异种，总要以攻心为上。若能达到目的，他日欢迎必比今日更胜云云”。 ²

　　“尹昌衡自成都亲征之后，西征就如狂风之扫落叶， 不过三月时间， 基本上把康区叛乱弭定， 失地收回”。 ³ 闻此消息国人精神为之一振。《申报》在此次西征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详细记录了尹昌衡对于川边的安抚措施及其对于藏事的远景规划。尹昌衡早在启用西征军总司令关防之时，就曾告谕藏民：“照得你们西藏地方就为四川保护各营需饷动輙钜万皆我四川担任，自反正以来亦复照常保护你们。今天你们辄敢抗拒官兵蹂躏我汉民，实属目无法纪。今本都督决定统领大兵前来征剿，你们如能回心向化，本都督宽其既往一概不究，自当加意体恤。如果你们执迷不悟，顽梗不化，本都督绝难宽恕，大兵到来玉石俱焚。”⁴
 
　　而有关尹昌衡具体的征藏计划，根据《申报》要闻《尹昌衡之远征梦》中记载，尹昌衡是这样规划的：“有防军十余营久戍炉西能战耐苦，番地情形尤为熟悉，擬将召集昌都亲加整顿，秩教以大义输以盛情更拨告奋勇之精兵数百名，令一稳练沉勇之将统之作为前锋直趋拉萨，昌衡亲御陆防各军继其后，仍一面派遣吕嘛分途演说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宗教之旨侦藏番之情务。使畏威怀德倾心向化。……拟请授昌衡边蜀宣慰使名义，率领卫队进藏为他日与外人谈判，即抵拉萨任我设官，巩固共和在此一举。” ⁵

　　不但如此，《申报》还记载了当西征军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尹昌衡欣喜之余，不禁开始对川边与西藏的未来加以谋划。他在一封寄往成都的信中，提到“边藏乃锦绣河山，满清得时，如获石田。大臣误国可谓至矣。若著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仰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助内地矣。经营详情现在调查，编集后当公布。此刻只以抚为第一著。弟据昌都入拉萨夺其势得其心，然后飞速回成都并入京既定条件，果能内外翕同，弟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 ⁶

三、对西征失败原因的探究

　　关于尹昌衡西征结束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看法，首先是袁世凯因受到英国政府胁迫，基于压力被迫颁布命令停止西征。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急于获得英国承认并得到各国银行的贷款来维持政权，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斯所说：“如果他（袁世凯）拒绝象旧的帝国政府那样，继续出卖中国的利益，外国公使们随时可以合伙阻止他捞钱来维持他的政府。” ⁷

　　第二是治藏策略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在与袁世凯会晤时就说到“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 ，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 ，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 ，亦须由运动着手 ，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 ，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⁸ 孙中山的策略最终被袁世凯所采纳，于是政府将政治政策为主，军事平叛不再是唯一手段了。

　　第三是因为在尹昌衡刚刚就任川督不久就匆匆西征，并且长期领兵在外，日子一长，川省内部的各种矛盾便显现出来了。由于一部分人支持代都督胡景伊扶正，尹昌衡基于代替胡景伊回川主政的迫切愿望不能专心于征西。

　　除以上几点，笔者通过对《申报》材料的阅读整理，认为之所以停止西征，既有客观条件的束缚和形势的不利，也有尹昌衡个人的原因。

　　从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西征军粮饷并不充裕。从筹备西征的开始直到最后，催促军费粮饷的电文就未曾停顿。《申报》的公电《四川都督请分担援藏军饷电》中记载，尹昌衡在亲征之前曾要求：“此次一切昂贵军饷较内地加多，粮米由雅州採贩运至察木多每担二白余斤，需运费二十五六两，合计原有边军四千余人及陆续新派各標兵额一万数千人每月额派全支约计三十余万两，为数甚巨… …川省每月勉能担任十余万两，不敷甚巨，应恳大总统念及边藏关系大局，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此项军饷，以期士饱马腾不致中道哗变。” ⁹《申报》的《征藏问题种种》一文中写到：“（尹昌衡）力言进攻拉萨之难，… …此间形势险要，进攻匪易，迭与总司令朱登五筹商总以兵少将缺为虑，而饷糈一项尤为紧要，伏望政府速即筹划饷项并添派健将多带劲旅即日起节西征以补昌衡之不足。” ¹⁰《川军电乞粤饷》中又再次提到了川省财政拮据：“川省去岁变乱后财政奇绌，加以此次出师骤增巨费，既承堇念大局如能协助巨款以济饷源不胜感铭矣。” ¹¹

　　另据《申报》所载的一篇记录尹昌衡条陈的电文中，其“厉言川边之困，至上年十月止，积欠政费十九万八千九百两，商款五十七万三千三百两，饷项六十三万六千一百两，上年冬腊两月亦需银五十万两。” ¹²按此算来，缺口居然将近二百万两之巨，而各省又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以言辞推诿。所以粮饷器械的补给就成为制约川军继续西进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川边经过尹昌衡西征之后的种种举措进行安抚，虽然局势粗安，但是藏军经常对川边各城镇进行窜扰，而当地的汉藏人民也尚有畏惧之心，后方不很稳定。

　　不久之后，尹昌衡离川赴京催饷并向有关部门陈述自己的筹边治藏思想，在他看来，西征军“目下饷尽粮绝不能死守，一旦军溃，藏番加入边省何堪。边事非饷不能办也”¹³。 而在尹昌衡到达北京逗留三个月后，边将在请其速回任上的电文中谈及川边形势时不无沮丧，“稻乡等处伏莽尚多，倘军心解体匪徒煽惑，地方扰乱，谁任其咎。” ¹⁴从《申报》通过驻打箭炉的记者发回的电稿中也可窥其一斑，“边军欠饷已有三月之久，谣言四起险象环生。前月梢有四团兵士向营官索饷，几酿变乱。”¹⁵ 因军饷粮草积欠所造成的军心浮动士不用命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可见此时川边的形势已经陷入了攻已乏力、守亦堪忧的被动局面。

　　综合来看，西征的停滞还有尹昌衡个人的原因。

　　首先，尹昌衡其人性格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要闻《尹都督亲统征西军出发纪盛》曾记录“议员对于都督亦当有所规劝，都督之病根在自夸与自满，并有以英雄自待而不欲人为英雄之心。如能将此三病屏去，入藏始有好结果。” ¹⁶

　　第二，尹昌衡还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思想。“四川光复前后确实存在一个川籍军人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尹昌衡”，¹⁷ 早在革命初期他就积极“排外”，因此在西征过程中他所代表的川籍军人集团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思想，拒绝川省以外的军队协同西征。《申报》多次在报道中记录，尹昌衡虽然在征西的行动中兵力不丰，“电请派援队赴西”，却还声称“川有健儿何劳外师……饷可外增，兵则川出”，“援藏兵队万勿梗遣派”。¹⁸

　　第三，尹昌衡在与胡景伊争夺川督一事上，为达目的，在1912年10月4日与袁世凯的电报中声称“查成都状况，自军民分治以来，办事每生冲突，军政两届，思望昌衡内渡，业已函电交驰。昌衡既守钧命，不得直抵拉萨，则江达以东，传檄可定，一俟善后，办有端倪，即当回顾根本重地，届时继此镇抚使者，实非景伊莫属。先此密陈，以备药笼[?]。祈即任命，以定人心。”¹⁹ 期冀借用中央政府之手回川主事，在刚刚收复的川边地区局势尚不稳定的时候，将胡调至川边。可见在西征与回任川督的现实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四 结语

　　总的来看，民初轰轰烈烈的尹昌衡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而并不像我们时常看到的，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袁世凯政府对英国的软弱妥协。而即便是西征的失败无可挽回，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在袁世凯政府倒台之后，中国内地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央政权也如一句谚语“城头变换大王旗”一般，频繁更换，由不同军阀把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南方的革命派还是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与精力关注和解决繁多的涉藏事务。这样一来，川藏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基本沿袭了尹昌衡西征之后的一个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了国民政府时期。

注释：

1 黎仕明 陈明：《尹昌衡西藏戡乱》，成都： 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第51页。
2 《申报》1912年8月2日。
3 黎仕明 陈明：《尹昌衡西藏戡乱》，成都： 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第59页。
4 《申报》1912年7月14日。
5 《申报》1912年9月1日。
6 《申报》1912年9月14日。
7 （印度）苏奇塔·高士：《中印关系中的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第127、128页。
8 《孙中山全集》第2 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第1版,第452 页 。
9 《申报》1912年6月21日。
10《申报》1912年8月9日。
11《申报》1912年8月17日。
12《申报》1913年12月23日。
13《申报》1913年12月7日。
14《申报》1913年12月20日。
15《申报》1913年12月23日。
16《申报》1912年8月3日。
17 邱远应：《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18《申报》1912年8月29日。
19《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年02月第1版第89页。

尹昌衡西征之影响

时间: 2010-12-16      作者： 塔娜,喜饶尼玛

 

（文章摘自《尹昌衡西征评述》）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内顾国势凌夷，无多武力足为后盾，外瞻国际情势，正需列强承认”，在此内忧外患危难之际，尹昌衡“以国家之务为己任”主动提出平定西藏动乱的请愿，统筹藏事。尽管，当时“尹昌衡所统领的蜀军才成立三个月，所编军队仅一旅”，而且“长途跋涉，深入藏区，加之饷源又缺乏”，困难重重，但他置个人安危不顾，以国家安危社稷为重任，力主平定川藏动乱。也正是因为有尹昌衡这样爱国的仁人志士的存在，才使西征军弃政府之软弱，壮军民之士气。此后，民国政府一改过往之外交政策，由委曲求全转为义正词严，首次突破帝国主义的阻力，统筹藏务，剿抚并进，恩威并施，颠覆了清末中央政府治藏的妥协政策。同时，尹昌衡的西征也向英帝国主义表明，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其蚕食我国领土之野心终究不能得逞。尹昌衡西征对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遏制西藏分裂势力，稳定川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捍卫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

　　1.遏制了英帝国主义通过外交施加压力分裂西藏的图谋

　　尹昌衡西征伊始，英帝国主义恐损害其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多次向中央政府就西藏问题提出抗议，百般阻挠西征。1912年6月17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先是就尹昌衡西征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质询，22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赴英馆答复称，面告英使“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次日，朱尔典谒见袁世凯表示：“如果中国政府调兵入藏，扰乱地方，牵动大局，所有责任惟中国是问。”而袁世凯则答复：“民国政府因西藏动乱而出兵征讨，属当然权限内，断非他国所容喙。”此后，中央政府顶住英帝国主义压力，于“8月11日，向汇丰银行借款四十万元，分给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及经略使尹昌衡，作为讨伐军费，并令尹昌衡督师从速前进。”又于8月13日，发表《满蒙藏之主权五事》声明，“民国对于各国侨民力任保护，各国不得借保护侨商为名，增加军队及分派驻扎等事；现蒙、藏乱党反抗民国，是为国际公法所不许，外人不得为蒙、藏乱党之主使者。”这实则告诫英国政府勿干涉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之举动，令英国人极其不满。8月17日，朱尔典奉英外交部格雷之命，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五点抗议”，不承认中国有干涉西藏内政之权。此后，于9月7日，12月14日连续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谓“如中国不答应的话，英国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最终，中国外交部于12月23日，就英国政府的“五点抗议”逐条加以驳回，并提出“中英为友谊之国，而有此等举动，中政府实为抱歉，深望早日取消此举”。中国政府敢于抗争，并严正声明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让英帝国主义为之恼怒，于是加紧了通过外交手段干涉西藏事务，先是认为“尹昌衡迨之最近又率师进攻巴塘、理塘、虽为藏兵击退，尹于此时增调军队，围攻乡城，仍欲由此进攻藏地”，后又称“民国政府此次回答毫无诚意”。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蛮横干涉，“中国政府则以西藏为中国领土，若秩序不宁，中政府用兵与否自有主权，非外人所得干涉”予以回击。

　　由于中央政府在外交上的不妥协，与英帝国主义的不断抗衡，最终，“翌年2月7日，驻英公使又偕同该使馆书记、汉务参赞巴尔敦氏赴外交部，当面向陆总长声明：该国政府并无占据之事，嗣后对于西藏严守中立。中国再有用兵之举，英国决不干涉。此次复议较前议有明显不同”。

　　“英人恃势要挟，而我方极力坚持，由此可观之一二。我国当局在交涉上，较以前有较大进步。”。另与1912年11月3日签订《俄蒙协约》时的委曲求全相比，北洋政府就西藏问题的义正词严，维护国家主权之举，此实有赖于尹昌衡在川边驻有重兵。

　　2.遏制了英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分裂西藏的图谋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窥视我国西藏，离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英帝国乃乘我国鞭长莫及之秋，以先发制人之举，一变其和平侵略之态度而为武力侵略。彼其用心，固欲由喜马拉雅山鲸吞四川全境，举东西诸地悉归彼势力范围之内也。”“1911年，英帝国先唆使藏人驱逐清军助其独立，又乘机东进，欲进攻四川”；“是年12月28日，英军300余人窜入察隅南界德能村”；“翌年1月6日，英军千余人进占察隅的热巴、瓦弄一带，据察隅只有一站多路”；“后又于1912年1月16日命驻扎西藏之英兵自西藏经阿墩直向丽江府前进”。英人之野心，路人皆知。

　　据贝尔回忆，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亚东时，麦克唐纳曾面告，“谓彼将努力与中国人在拉萨交涉，若不能解决，望派我前往调停。吾政府于其行也，告以吾等愿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实行内部自治，不受中国干涉。”当时，英外务大臣格雷，就如何助西藏独立做了详细说明，“藏人能先将拉萨华兵击败，并将其援军击退，则等至冬季，道路杜绝，英俄自有容喙之机会。至是而胁制北京政府，扶持西藏独立，非不能也。”然而，“六月下旬，藏军于拉萨川军驻地周围掘开堑壕，至7月6日行总攻击，一面围攻川军，一面将打箭炉、河口电线割断，阻其援兵，8月25日，尹昌衡援军抵炉关，先锋队则已到达理塘，从事攻击，进军拉萨”。西征军进展顺利。

　　至此，英人欲通过武力助西藏独立之想法有所收敛。1913年5月，英使朱尔典谒见外交陆总长时，“称：接该国外交大臣爱德华二电：(一)前进拉萨军队已全退出藏地。惟留一师团，命璞哈斯本德留驻藏印交界地方。(一)该政府决不再派兵入藏。照中英藏约，尊重中国在藏主权，以保全英国在藏埠商权”。

　　(二)对西藏分裂势力以极大震慑。

　　1912年初，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命达桑占东等在西藏组织民军围攻江孜、日喀则和拉萨的川军。藏军连败川军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大吉岭入藏，提出：“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主，建立新国”，“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另外，藏军还趁机占领巴塘、里塘，势头甚猛。

　　自1912年6月以来，尹昌衡所率众部，长驱直入，一路恩威并施，藏军士兵多闻风而逃。“1912年7月26日，联豫、钟颖又致函十三世达赖喇嘛，劝告他‘和平了处’，并将中央调兵入藏及川滇军奉命西征的电文随函转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之大震，产生了与中央政府和谈的愿望，于是先在“7月30日，达成了西藏地方与拉萨驻军停战协议”。此后在8月间，又因“尹昌衡所率的先锋队二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兵，又围攻里塘的藏兵，一时间前藏秩序大乱”，“西藏兵马五千余“，“旋闻援兵至，弃地而退”，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只能是“亦冀罢兵”。

　　根据《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自民国政府于9月宣布川军停止进藏以后(此时的尹昌衡众部仍驻留川边，随时等待命令，进军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赴新疆，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民国政府提出了汉藏恢复关系的五个条件”；与此同时，“又派人赴打箭炉，与尹昌衡进行谈判，都以‘藏民与满蒙回民族一律平等’为前提，承认‘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10月，还主动给中央主管西藏问题的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写信，“去冬川省起事，藏中至今未靖，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另于12月29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又电告驻印交涉官扎喜旺堆，“承认共和之意，业已电致大总统”。翌年2月3日，“命令边务大喇嘛洛桑吉麦结，致云南都督蔡锷，恳息战缓兵，并恳委员到境查办”。由此观之，尹昌衡西征的节节取胜，给西藏分裂势力极大威慑，使其分裂西藏的行径有所收敛，此后川藏争论的焦点已由“武力驱逐清军转变为川藏划界及和谈地点等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在与中央政府继续争论的同时又不乏联系。

　　(三)尹昌衡西征对川边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人曾说：“西藏虽亲向自主，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因为“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护中国党”，“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就在西藏发生动乱之际，“藏人即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华人方面”，“或则接济华兵粮食”。对于大多数藏族老百姓而言，并无分裂之意。尹昌衡西征是一场反分裂的斗争，它符合广大藏族民众的意愿，是人心所向之举。

　　另外，尹昌衡进军川边后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安抚民众，化解了川藏矛盾，深受拥护，更为抵制分裂赢得了广大群众支持。这期间，尹昌衡“一面取消土司，分期设治，纳降抚顺，宣布恩施，又招集散兵，保护宗教，踏勘矿地，招徕商民”。对于“僧众一草一木、颗米文钱，皆不收受，兵虽多，炮虽多，却恭顺番民，并不乱杀一人、发一弹，只是保护”，而非“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动辄剥削，动辄杀戮”。尹昌衡所到之处宣扬“民国之惠，崇教之旨”，使之“倾心内向”。“尹昌衡抚及番民，保护寺庙僧众，深受番民喜好，尹都督真为护法佛也，于是群生觉悟，皆大欢喜，咸传远迩，番众大服云云。”“尹都督熟悉藏情，素得藏民信仰者，驰往宣威，与其联合，恩威并用，则藏乱不难平”。此外，“尹昌衡在川边原有旧制的基础上，设置了一些县府、官职，加强川边管理”，又极力促进川边经济的发展，军政皆整，使得川边呈现出了和谐的景象，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对川边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轰轰烈烈的西征最终因英帝国主义的阻挠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尹昌衡的宏图大志，但却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重蹈蒙古覆辙”，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说尹昌衡西征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都对尹昌衡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尹昌衡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尹昌衡其人颇具传奇色彩，其西征意义重大，是值得今人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