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从“合江路1号”说起 (ZT)

是啊， 如今的回忆文章掺水越掺多， 帽子越画越大， 这个“之父”那个“之父”，只要沾了边， 哪怕只到实验室刷过几天试管烧杯， 也算数， 除了山西农学院那位一辈子致力培育杂交种猪的老先生， 实在不能说是“杂交种猪之父”，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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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路山大第二公舍
（从合江路下方往上拍摄于1997年，已人去楼空待拆迁）

本文所说的“合江路1号”，指的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青岛的山东大学教职员工宿舍，简称“山大合江路第二公舍”。该建筑据说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为日式大型建筑，五栋连体楼房，依合江路坡度顺势由下而上，阶梯式排列，由走廊、楼梯贯通成一体。每栋3层，每层4户，总计60户。我们家曾先后在第三栋的三楼和第一栋的二楼居住过。

这六十户人家自然都是山东大学的教职员工，其中不乏当时就已颇负盛名、抑或之后享誉学界的教授、专家和学者，而以历史、中文、生物、物理、海洋、外语几个专业最多，若说当年的合江路1号人才济济，当不为过。这些学术界、科学界的前辈，如今大多已经作古；后来的晚一辈名人，不少也已辞世。但他们给健在的人所留下的记忆，却依然犹新。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有人通过回忆录、传记等形式记下了这些前辈生前的事迹和成就。既有前辈本人晚年通过自述的方式，回顾以往；也有前辈的后人通过各种文字，或亲笔撰文，或接受访谈，介绍父辈的履历；还有不少作家、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士、查阅各种资料，编撰、创作出各种“非虚构文学”。这些文本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知价值，不过，如此众多的自述、访谈、传记、回忆录等，所纪录下来的本事都是真实的吗？都能让读者全面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吗？恐怕很难说。记忆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时过境迁，回忆未必靠得住。再加上中国历来就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再加上某些僵化的思维方式作怪，其真实性就难免不打折扣。

近十年来，我们这些当年在那个“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如今都已七八十岁了。几个发小聚在一起，少不了回忆当年，历数当年同院前辈或同辈的往事，发现有许多事情，跟业已面世的回忆录、传记、访谈、自述等著述颇有差距，有的还相去甚远。说起来，我们这几个七老八十的人，记忆力都不差，儿时所留下的许多印象还特别深。山东大学虽于1958年10月开始西迁济南，可青岛毕竟还留下了“医学院”和“海洋学院”。上个世纪70年代，我借工作之便，每年都要去几次济南，每次去都会到山东大学教工宿舍去看望一下过去的老邻居。再加上书信、电话以及当今的微信，相互联系也似乎未曾中断过。如今我们三五个人在一起，根据已有的这些信息，相互交流、补遗、纠正和印证，汇集起来的记忆似乎就更接近历史的原貌了。

这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例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即闻名全国的“小人物”。他曾在合江路1号住过一年，是寄居在他的姐夫家里。关于这一年的生活，有记载介绍说，他读完中学后即“来到山大文史系做旁听生。这期间，他亲身感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教诲，如杨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萧涤非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冯沅君先生、陆侃如先生的《文学史》……这些学者名流的学术真传为其治学道路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不低的起点。同时，这期间他还受进步势力影响，悄悄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如《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马、恩、列、斯与毛泽东、鲁迅的著作，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短短的一年里，能学到这么些东西，实在令人佩服。可据当年住在合江路1号的人说，他中学毕业后寄居在姐姐家里，主要是帮他姐姐带孩子，即照看他的外甥。说起来，他姐姐家当年就住在我家楼下，他经常抱着他的小外甥坐在自家门口，路过他家门口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样一来，他哪有时间去旁听那么些课程呢？假如他真的听过上述那些课程，读过上述那些著作，要想考取山东大学文史哲中的任何一个系，应该是不成问题吧？但他并没敢报考山大，而是报考的“华东军政大学”（设在鲁南的一所培训军政干部的学校，1951年3月才并入山东大学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高考”居然是找人替考的——此事是十多年前，由代考人亲自说的，还得到当年同住在合江路1号的另一位老人的证实。

另一例是至今仍在民间和网络广泛流传的“中国的爱因斯坦”。他也曾在合江路1号住过数年。人们之所以称其为“中国的爱因斯坦”，起因大致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一文。作者自述他1928年5月去柏林“见到爱因斯坦后，我先把自己的两篇论文递给他。”后来，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的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可是，有位科学史研究者1997年在爱因斯坦档案馆里，发现了上述物理学家1943年12月17日亲笔署名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开头第一句即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为无缘与你相识而感到遗憾”）。这就令人费解了，“无缘相识”怎么可能曾经共事，做其“助手”呢？究竟是前者记忆有误，还是后者查阅错了？这恐怕还得做大量工作，进一步调查考据，方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山东大学另一位教授，真的见过爱因斯坦、并与爱因斯坦讨论过相对论，他就是历史系的许思园先生。许先生曾获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当年旅居巴黎时，他撰写了《相对论驳议》（法文）一文，并于1942年正式发表。1945年他去了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又将该文以英文刊出。爱因斯坦看过后颇感兴趣，于1945年6月7日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和交流。遗憾的是，如此学养深厚才华横溢的学者，后半生却无用武之地。1974年许先生因心肌梗塞病故于曲阜，享年71岁。一位卓有建树且深受欧美学界乃至印度诗人泰戈尔赞许的大家，就这么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唏嘘和惋惜。

新世纪以来，随着“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不少作家热衷于爬梳陈迹往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然而，书写者在撰写这类文字时，首先应该记住的，就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能凭空臆造或任意想象。有人认为“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即使“本人写的自传都没有说服力”。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传主本人及其亲属的这类书写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当事人及其最亲近的人，不仅了解得多，而且掌握的多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尽管记忆难免错位，文过饰非乃至造假，都并非没有可能；但只要允许他人质疑、考据和匡正，就可以获得相对真实的原貌。至于第三方面，即作家记者的写作，就更应慎重一些了。多方面地采访相关人士，多层面地爬梳各种资料，认真地比较、鉴别和选择，而不能仅凭一家之言或某些发表过的文字，不加求证就贸然动笔。对于某些文字资料，记载也好报道也好，凭借或引用时，尤其需要认真辨别其真伪，否则就不要轻易动笔。记得十多年前，有家出版社约我撰写生物学家方宗熙的传记，并说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这原本是件好事，可我却很为难。且不说本人对生物学外行，对方先生也知之甚少呀！只记得十二三岁时，曾去他家收过一次水电费（那时是由每栋楼各户轮流收取的）。记得那天晚上去时，他家屋子里光线挺暗，只有茶几上的台灯亮着。方先生正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看书，他不满一岁的女儿则在地板上到处爬。方先生见我去了，连忙起身招呼，其和蔼可亲令我至今难忘——我所掌握感性材料也就这一点了，其他方面的呢，就凭那些干巴巴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不经过多方采访、调查、证实，我能轻易拿来作蓝本么？如此浩繁的工程，就凭我现有的条件怕是难以做到。再说，方先生为人忠厚，一生忍辱负重，据悉“文革”期间曾受尽凌辱乃至毒打，但这些经历他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了，连对夫人都从未吐露一句。我若是把他的这些经历、具体的细节也记述下来，合适吗？考虑再三，我只好知难而退，谢绝了出版社的好意。

也许是出于一种偶像崇拜心理吧，不少纪实文学在记述某些名人时，总不乏溢美之词。文字记述也好，坊间流传也好，还时常会捕风捉影地杜撰出些故事来。仍以合江路1号为例，在我的印象中，院里专家教授跟普通人并无多大区别。六七十年前大家似乎都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相互之间也从不以职位或职称称呼。全院60户人家，见面打招呼都是叫一声“先生”“太太”，就连看传达室的，大家也都称他“王先生”。我年仅十几岁，也没大没小的，每次在走廊上、马路边遇见同院的某位教授，我都是鞠个躬，问一声“X先生好”，而他们则朝我点点头表示回应，有些中文系历史系穿长衫的老先生，礼数还特别大，往往要点好几下头。这也许正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吧？绝不像今天的某些专家教授，动辄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不学无术还目中无人。因此我想，当我们回忆往事，追溯先辈的足迹时，是否能够更接地气、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