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清平乐”又看了“知否知否”， 对北宋王朝又多了一分感慨， 联系到巩义宋陵， 多一分惆怅。--转载者
宋朝建国之初对是否迁都洛阳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不过，力主迁都的宋太祖赵匡胤在同群臣的论战中落于下风，迁都一事就搁置了下来。
可搁置并不意味着放弃，虽然明面上不提，私底下赵匡胤还是在暗暗发力。
公元964年，赵匡胤将父亲赵弘殷从开封迁葬到了紧邻洛阳的巩县（今巩义），是为永安陵。十二年后，他站在永安陵的阙楼上，面朝洛阳，挽弓射出一支羽箭，并指着箭落处告诉众人，他的陵墓要安在那里，名字就叫永昌陵。
岂料，当年冬天赵匡胤突然崩逝，迁都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洛阳虽没能成为宋朝的国都，但有了宣祖（赵弘殷）和太祖的引领，随后的150多年里，上千座皇室宗亲和王公大臣的墓葬都陆续安顿在了北枕黄河、南望嵩岳的巩义。如果不是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整个大宋的皇陵或许会全部在这里集合。从宋太祖到宋哲宗以及被追认的宋宣祖，七位皇帝，八座皇陵，散落在巩义的民居和田野间，像一条时间轴演绎着北宋的幻变，我们斗胆把神道走成了时光隧道，并一直通向那个备受争议的朝代。
唐末黄巢起义后，中国大地很快就陷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与动乱之中。从朱温篡唐开始，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连皇帝都换了十几个，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公元954年，后周的第二位皇帝柴荣横空出世，并以其超强的个人能力，践行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愿，大有廓清宇内，一统天下之势。只可惜，柴荣在北伐收取燕云十六州的途中突染重疾，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将统领禁军的兵权交给了爱将赵匡胤。959年7月，柴荣病逝，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登基。在纷扰乱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果然，960年正月初一，边关急报，说契丹联合北汉挥师南下，朝廷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到了初三，主力部队抵达开封城外四十里处的陈桥驿，就在这里，赵匡胤“黄袍加身”，一夜之间，顺走了小皇帝的龙椅。在古代中国，凡开国之君，都要给自己的生父追加个皇帝的头衔，宋宣祖赵弘殷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赵匡胤做皇帝的时候，赵弘殷已经故去四年了，《宋史》中记载：“宣祖少骁勇，善骑射”，早在后唐时就因军功成为禁军将领。后来又历经后晋、后汉和后周，朝代更迭，皇帝频换，赵弘殷却始终能在禁军中站稳脚跟，可见这位宋宣祖绝非等闲之辈。
但赵弘殷毕竟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所以他的永安陵无论在规制上还是后人的重视程度都要逊色于其他七座帝陵。永安陵如今只有一座不大的陵台尚存，神道和石刻都已不见踪影。若不是有几株泡桐做标记，还真不太好辨认。不过，永安陵西边不远处就是显眼的永昌陵，两座皇陵之间仅有一条公路和一片麦田相隔。所以只要找到永昌陵，永安陵的位置也就锁定了。虽然永昌陵和永安陵挨得很近，但它们中心轴线之间距离也有600多米，即使赵匡胤天生神力，能把一支羽箭射出五六百米的可能性还是很小，所以宋太祖“一箭定陵”的故事，其实是要打个问号的。赵匡胤的皇位虽来路不正，但他这个皇帝还算深得民心。陈桥兵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温柔的军事政变，赵匡胤以周密的策划、精湛的演技和严明的军法，几乎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完成了改朝换代。当他稳住局面以后，为防止别人复制粘贴这个模式，又用一场筵席“杯酒释兵权”，让重兵在握的开国将领们一个个都自愿告病还乡，并得以善终。这一连串神操作，不仅避免了血腥杀戮，还收拢了后周公卿的支持，大宋政权很快站稳脚跟。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中立下一块誓碑，这块碑只能在祭祀和新皇登基时，由皇帝本人启封并跪瞻默诵，群臣及近侍都不能靠近。靖康之变后，金人掳掠宫禁，太庙洞开，人们才得见此碑。碑上有誓词三行：其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其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jí]之”。虽然近代史学家对太祖誓碑是否存在一直争论不休，但宋朝对文人士大夫的宽容与倚重却是不争的事实。两宋时期，文臣的地位一直都在武将之上，“右文抑武”“文以靖国”也是宋朝的长期国策。此举虽造就了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鼎盛，却也埋下了国防软弱的致命隐患。《宋史·太祖本纪》中说，赵匡胤“容貌雄伟，器度豁如”，从他当政后的一系列举措中看，此言不虚。除此之外，从小在军中长大的赵匡胤还是一位武林高手，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这样的活太祖也干过，据说百拳之母“太祖长拳”就是这位大宋开国皇帝留给我们的遗产。赵匡胤时期，宋朝的军事实力并不弱，皇帝英勇神武，将领能征善战，所以宋军能用短短十二年时间将南方根深叶茂的割据政权一个个翦除，为中国重归一统打下基础。只可惜，宋朝军队出道即巅峰，再往后就多是挨打与求和了。公元976年，宋太祖第三次发兵征讨北汉，眼看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战争却忽然结束了。976年十月二十日的晚上，赵匡胤心血来潮，下旨传赵光义入宫，干什么呢？喝酒聊天。不过，这酒喝完之后，快天亮时，太监们惊恐地发现，皇帝已经去世了。太监们只记得长夜之间，雪花纷飞，两人在烛光下密聊，三更时殿门打开，赵光义辞别，赵匡胤拿着一把柱斧在雪地上跺了几下，顺带对弟弟说了一句：“好做！好做！”得知皇帝驾崩的孝章皇后原本命大太监王继恩召儿子赵德芳入宫，不料却等来了赵光义出现。天大亮的时候，第二任皇帝赵光义在“斧声烛影”的传说里登基，史称宋太宗。赵匡胤死得离奇，不少史学家都相信，他被弟弟毒杀的可能性极大。永昌陵大概是准备做旅游开发，陵园四周被挡板围上了，不准游人走进参观。我们从背后的荒草堆望过去，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土丘，那就是赵匡胤的坟冢。离开永昌陵时，护陵的大叔跟我们说：“去前面看永熙陵吧，赵匡胤的弟弟在那儿，比这里好看。”赵光义当上皇帝以后，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心里不踏实。于是就和宰相赵普一起搬出来一个“金匮之盟”。大意是赵匡胤抢了后周小皇帝的龙椅，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就嘱咐赵匡胤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而不是幼子，以免重蹈覆辙。赵匡胤去世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7岁，一个25岁，早已不是幼子了，这个解释显然有些牵强。不过有了“金匮之盟”，赵光义就心安理得了很多。赵氏兄弟还有一个小弟弟赵廷美，但宋太宗没有给弟弟秉烛聊天的机会，几年后就把他逼死了，太祖的两个儿子也最终不明不白地相继死去。对赵光义而言，统一中国仍然是他要面临的头等大事，而且他也迫切地需要用几场胜仗巩固自己的皇位。978年，宋太宗赵光义用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江浙的吴越国和福建的南唐残部纳土归顺，至此，南方平定。次年，他又披挂上阵，御驾亲征，并一举攻灭北汉，彻底终结了五代十国的历史。这一路未免走得太顺，宋太宗开始自我膨胀，在军队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打算一鼓作气把燕云十六州也给收回来。986年，宋太宗趁辽帝年幼，第二次出兵北伐，不料却遭遇了女强人萧太后，宋军再度损兵折将，无功而返。第一次北伐，太宗本人亦身中两箭，箭疮年年复发，并最终在18年后要了他的性命。第二次北伐，大将杨业父子在明知必败的情况下，仍浴血抗敌、慷慨赴死，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改编成《杨家将》，代代相传。两次伐辽都以失败而告终，给宋廷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宋军停下了扩张的步伐，由攻势转为守势，宋太宗也从此把精力从武功转移到文治，发展教育，大兴科举，提振商贸，鼓励农桑，宋朝的经济实力开始大幅跃升。永熙陵坐落在一个叫滹沱[hū tuó]村的村子里，宽阔的神道现在也兼做村民广场。我们在村子里听到这么一句老话：东陵狮子西陵象，滹沱陵上好石羊。意思是永泰陵的石象和永裕陵的石狮还有永熙陵的石羊，在雕工与造型上比其他陵墓更胜一筹。按照规制，一组完整的北宋皇陵石刻有62件，包括望柱2件，象和训象人各2件，瑞禽石屏2件，甪[lù]端2件，仪仗马4件，控马官8件，石虎4件，石羊4件，文臣4件，武将4件，客使6件，镇陵将军2件，上马石2件，宫人、内侍、传胪各2件，还有四门石狮8件。这些石刻并无统一的规格，容貌和造型也各不相同。虽然巩义人早已对遍地散落的宋代石像见怪不怪，可一旦同外人讲起，却还是如数家珍。“神道广场”是滹沱村的村民闲暇时喜欢去的地方，老人孩子来这里闲坐或逗留，在高大的石像下重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若是听到那些关于过去的种种，连石羊也会跟着陷入长长的回忆。一场政变也在暗流涌动，参与者正是当年见证斧声烛影的太监王继恩，他协同李皇后打算再赌一场，想立个可以操纵的皇帝以保自己的官位永固。幸好有宰相吕端挫败政变，赵恒才得以继位，就是躺在永定陵里的宋真宗。真宗即位的时候，宋朝已经驶上了快车道，只要当家人稳住方向，轻踩油门，这个庞大的国家就能扶摇直上，更何况还有李沆、寇准和吕蒙正这样的治国能手帮忙打理朝政。所以大宋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咸平之治”很快便到来了。真宗一朝继续发扬太宗时期重文轻武的思路，皇帝赵恒为鼓励百姓从文，还写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名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也在上行下效的风气中逐渐深入人心。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20万大军直扑汴京。惶恐不已的宋真宗被寇准连推带拽地拉过黄河，以稳定军心。宋真宗上前线不情不愿，但辽国主帅也意外战死，按道理这场战争原本胜负未定，双方都想停战议和，就看谁的口气硬。这么一来还有什么可谈的，辽军不胜而胜，拉着大批金银财宝撤兵，宋军不败而败，还签了一个饱受诟病的澶渊之盟。从此以后，“花钱买和平”成了宋朝君臣应对边患的常规选项。有人算了一笔账，说缴纳岁币比打仗的开支要少很多，皇帝深以为然，于是乎，宋朝出现了财力愈来愈雄厚，军力却越来越疲敝的怪现象。澶渊之盟成为宋真宗风评由好变坏的转折点，事后真宗自己也觉得丢人，便询问副宰相王钦若如何找回颜面，王钦若给了两个选项，要么出兵收复燕云，要么去泰山搞封禅大典。真宗选择了后者。消息传出，宋朝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奏祥瑞、大唱赞歌的歪风，皇帝本人也装神弄鬼，到处修宫观、拜神仙，不仅去山东封禅泰山，还跑到山西祭祀后土。“东封西祀”被宋真宗演成了“皇帝新装”的故事，朝中栋梁被一个个排挤出局，以王钦若、丁谓为首的溜须拍马之辈借机上位，大宋朝廷一时间乌烟瘴气，丑态百出。宋真宗拉低了封禅的门槛，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帝王愿意搞泰山封禅了。真宗的永定陵紧邻着一条繁忙的国道，是唯一一个需要买票参观的北宋皇陵。我们到的时候恰赶上景点下班，无法进去一探究竟，只能隔着栅栏远远地张望。民间戏曲中，宋真宗的刘妃为了能当上皇后，偷走李妃所生的皇子，换成了一只狸猫，李妃因此被逐出宫廷，而这个被换走的婴儿却大难不死，并在机缘巧合下当了皇帝，就是后来的宋仁宗。与“狸猫换太子”对号入座的两位正主——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和章懿皇后李宸妃，就葬在永定陵中。不过，历史的真相是宋真宗宠爱刘妃，但刘妃却不能生育，李妃原是刘妃的侍女，却意外生下了一个皇子。不久后，刘妃将这个皇子抱走，谎称己出，宋真宗也配合着昭告天下，说刘妃诞下皇子，并顺理成章地封其为皇后。李氏只是一个小人物，尽管心如刀割，却也只能默默接受这个结果。后来宋仁宗得知真相，将李氏追封为皇后，并把李皇后和刘皇后一起安葬在了永定陵。刘后陵与李后陵一前一后枕在宋真宗身边，前面是爱情，后面是成全。宋仁宗赵祯身世坎坷，但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长达42年，这42年在中国史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仁宗盛治”。仁宗时期，宋朝达到全盛，无论是人口还是税收都远超汉唐，文化繁荣、科技兴盛、思想流派吐故纳新，这是士大夫们最为推崇的一段时期。“仁”是一个皇帝最难得的品质，却也是人们对宋仁宗最深刻的印象。爱人者，人恒爱之。从仁宗的永昭陵就可看出后人对这位皇帝有多么喜欢。永昭陵坐落在城区，是巩义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深受欢迎的市民公园。陵园的地面建筑是1995年开始按原样复建的，所以，在永昭陵可以一睹北宋皇陵旧日的风采。依照祖制，宋朝的皇陵只能在皇帝驾崩后由其继任者组织修建，而且必须在7个月内完工，故而，同其他朝代的一修数十年的皇陵比起来，宋陵显得紧凑了许多。尽管如此，永昭陵的修建还是劳师动众，耗费甚巨。据史料记载，修陵共投入士兵4万余人，银50万两，钱150万贯，绸绢250万匹……若仁宗皇帝泉下有知，听到这一串数字怕是要原地爆炸。宋仁宗一生温良恭俭，他考虑事情从来都是先人后己，吃饭被石子咯了牙不但不发火，还不让身边的人声张，怕做饭的人受到惩罚；在公园里散步走得口干舌燥，却一直忍到回宫才抱水痛饮，是怕奉茶的人受到责骂；在宴会上，听闻一枚蛤蜊要一千钱，顿时便觉得索然无味，不吃了。仁宗朝的大臣估计是历史上最“嚣张”的臣子，他们常常在朝堂上激烈争吵，皇帝在与不在一个样；包大人直言极谏，把口水喷了皇帝一脸，仁宗擦了擦，继续垂耳恭听；王拱辰不依不饶，拉着仁宗的袖子让他收回成命，仁宗拗不过，只得照办。对宫人和臣属如此，对百姓亦如是。有天晚上，仁宗听到远处传来歌舞声，便问宫女：何处作乐？宫女说：是宫外的酒楼，您看民间这么快活，哪像咱们宫中这么冷落。仁宗说：你们要知道，正是我们这么冷落，民间才能如此快活；我们如若快活，他们就冷落了。仁宗时期，官员阵容可谓星光四射，诸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文彦博、梅尧臣、吕公著、周敦颐、包拯、韩琦、富弼、狄青、晏殊、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我们在课本上经常见到的名字。然而，搜揽了如此多英才的宋仁宗既没有想过了却前朝遗留的边患问题，也没有魄力改变日渐加深的政策困境。1038年，西夏的李元昊要称帝，宋仁宗派兵去打，没打过，只能花钱换一个名义上的臣服，北方的辽国一看这都可以，便也要发兵南侵，仁宗还是花钱纾难，把岁币翻了近一番。打仗不行，兵却很多；办事效率不高，官却很多；花钱买和平不说，彰显皇恩的俸禄开支却很多。冗兵、冗官、冗费已经危害到了国家的根本，西北的战事最终让宋仁宗下定决心，厉行改革。然而，决心是有了，手腕却不够硬，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推行了不到一年半便在反对派的讨伐声中宣告失败。
这位大宋的官家，终其一生都没能做出可以彪炳青史的大事业，民间流传的都是他宽仁爱人的小故事，但这一连串的小故事却构筑起一个可亲可近可敬可信的帝王形象，并为他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戴。
仁宗去世之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山野乡间的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就连宿敌辽国也举国哀恸，辽道宗耶律洪基甚至还为宋仁宗建起一座衣冠冢，以供辽人哀悼祭拜。
宋英宗的永厚陵和仁宗的永昭陵仅隔着一个街区，但和永昭陵比起来永厚陵的破败寥落着实让人意外。
陵园被撂荒的田地和纵横交织的土路分割成很多小块儿，整座皇陵的格局已然难以分辨。我们顺着一条小路走进去，在路边看到一位表情凄楚的控马官，他用双手捂着胸口，很伤心的样子，好像在说：我好难……宋英宗赵曙是宋仁宗的养子，他的这个皇位来的可真是艰难曲折。仁宗皇帝一生最大的痛点就是子嗣问题，他13岁登基，到了25岁仍没有产出一儿半女，这在古代可是不正常的事情，以至于大臣们都对仁宗的生育能力丧失了信心，不断上书让他宗室后代里领养一个孩子，立为皇子。仁宗忍着脾气，听从了建议，把濮王赵允让三岁的小儿子领到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并赐名赵宗实。两年后，仁宗的第一个儿子赵昉诞生，不过赵昉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又两年，皇子赵昕诞生，宋仁宗便把七岁的赵宗实送回了王府。不料赵昕只活了两年也夭折了，后来又生了皇子赵曦，可怜赵曦也没活过两岁，再以后，宋仁宗就再也生不出儿子了。仁宗晚年，自知生子无望，在大臣们的连番催促下又强行把赵宗实接回了皇宫，并正式册立为皇嗣，改名赵曙。当年宋真宗的儿子也是接连早夭，真宗拗不过大臣们的联合上奏，就把8岁的赵允让接进了皇宫。七年后，皇子赵受益出生，赵允让无奈出局，被送出了皇宫。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顽强地活了下来，赵允让就没了二次进宫的机会。几十年的“备胎”生涯，对宋英宗的身心健康打压着实不小，在他登基后还精神失常了一阵子。而等他清醒过来，思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底该管自己已经故去的生父叫爸爸还是叫伯伯。朝中势力分裂为两派，皇帝和宰执们认为应该叫皇考（也就是爸爸），而太后和言官们则坚持必须叫皇伯（濮王赵允让是宋仁宗的堂哥）。濮议持续了18个月，闹得最僵的时候两派水火不容，纷纷向皇帝表态：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最终，据说是皇帝和宰相下了个圈套，让曹太后稀里糊涂地在拟好的手诏上签了字，结果就这么定了，皇帝胜出。
濮议表面上看是名分之争，实际上是新皇帝对自己权威的确认。宋英宗执政期间，知人善任，重用了仁宗时期的改革派官员，使得“冗官、冗费”问题稍有缓解。他本来能成为一个好皇帝，可惜仅在位四年就病逝了。英宗的长子——宋神宗赵顼[xū]继位的时候，臃肿的大宋帝国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军饷、官俸和岁币掏空了国库；土地兼并让农民失所，民变四起；北方有西夏和辽国窥伺，南方有越南的劫掠和侵扰——这就是宋神宗所接手的基本盘。此时的赵顼刚满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也有极强的意愿去解决祖辈留给他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得改革变法，提到变法，王安石就噔噔地出场了。宋神宗早在当皇帝之前就是王安石的粉丝，当上皇帝以后便旋即将赋闲在家的王安石提拔为宰相，并由其主持推行新法。宋朝的弊政是随着赵氏政权一同诞生的，宋太祖为了防止“黄袍加身”的重演，极力避免下属势力坐大，不仅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还实行“一职多官”制度，导致官僚机构的骨架天生就很大，随后宋太宗大兴科举，宋真宗广开门荫，使得“冗官”现象日盛一日。燕云之地的旁落与迁都洛阳的失败，让朝廷不得不大量养兵，以驻防无险可守的边境和京师。而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又采用“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但结果却导致兵多而不强，只能靠支付“岁币”，勉强维持和平。诸此种种积弊，根深蒂固，牵一发而动全身，变法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王安石吸取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经验，避开了最容易激化矛盾的吏治问题，转而在富国强兵和科考取士上大做文章。可即便如此，新法的颁行依然阻力重重。为强推新法，拗相公王安石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惊人口号，锐意进取的宋神宗也对保守派极限施压，甚至不惜发动文字狱将讽喻新法的苏东坡投入大牢。变法派急于求成，听不得任何反对的意见，因此也无法矫正新法推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以至于流弊丛生，民怨沸腾。王安石两度拜相，又两度罢相，神宗皇帝自己也在强烈的挫败感和无休止的新旧党争中忧愤离世。1085年，年仅九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她执政以后迅速起用司马光和吕公著等反对变法的元老以全盘废除新法。同时也不断差人向年幼的赵煦灌输新法如何如何不好的理念。然而，高太后的严格管教和强行引导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逐渐长大的皇帝对把自己当摆设的太皇太后和元佑老臣心生积怨，所以在他亲政以后，又马上把朝中的“旧党”罢黜，并召回“新党”，承继神宗遗志，重推新法。高太后主导的“元祐更化”和宋哲宗主导的“绍圣绍述”，在民间是让百姓叫苦不迭的朝令夕改；在朝堂则是风水轮流转的黑暗党争。从哲宗开始，宋朝的党争已近乎失控，新旧两党没有谁比谁更高明，甚至连打击对方的手段都相互剽窃。新党制造了“乌台诗案”，旧党上台后就如法炮制了一个牵连更广的“车盖亭诗案”；旧党公示了一个“奸人榜”，新党重新得势后就仿照着在全国刻立“元佑党籍碑”……原本围绕着变法而起的争论，已彻底沦为挟私报复的工具。宋哲宗亲政七年，25岁就意外病逝。他和他的父亲宋神宗一样都渴望借助变法扫除弊政，扭转国势羸弱的局面，但却都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后世对这父子二人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说他们破坏了北宋朝廷清明的政治生态，纵容党争吞噬朝政，把国家引向了深渊。也有人说他们敢于挑战旧制，改革图强，并能收复河湟故地，拓地两千余里，有中兴气象。后人的评价其实也往往带有政治目的，在需要变革的时代，神宗和哲宗就被推为明君，在反对变革的时代，他们又会被踩为昏君。宋神宗的永裕陵和宋哲宗的永泰陵相距不远，而且两座皇陵的陵园都已化身为茂密的麦田。田野之间，寂寞无声，只有护陵人独自背着手在田埂上来回，栩栩如生的石像望着这个踱步的人，思考着这世间所有的是是非非。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每一座皇陵都配有一位专职的护陵人，他们每隔两小时要汇报一次陵墓状态。我们离开的时候，远远地听到对讲机在隔空喊话：宋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登上皇位，也就是宋徽宗。这位轻佻的艺术家做了25年皇帝，把大宋的家底败得一干二净，最后金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才慌忙退位，把儿子赵桓（宋钦宗）拉出来顶锅。公元1127年1月9日（靖康二年），开封城破，徽钦二帝以及皇室宗亲、后宫嫔妃和官员百姓共计十万余人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宋钦宗都客死异乡，徽宗的遗骨后来由金国交还给南宋，并被宋高宗安葬在了位于浙江绍兴的南宋陵区，钦宗据说是被金世宗葬在了巩义，可史书语焉不详，陵墓遗迹如今已无处可寻。巩义宋陵在靖康元年曾惨遭金兵盗掘，金人北退后，伪齐皇帝刘豫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官盗”，一百多年后，元兵进占中原，宋陵再度遭受洗劫，加上一千多年来不间断的民间偷盗，陵墓地宫内的宝物应该早已被清空。只有残留在地面的石刻，还始终保持着宋时的面容，或喜或悲，或忧或怒，彷佛他们早已看透了这个王朝的兴衰荣辱。对外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做保障，对内又总是无法推进深刻的变革，宋朝的繁华盛景终若镜中花月，弹指即破。那些辉煌的、耻辱的，那些令人怀念又令人愤惋的，全都融进了这坚硬的石头里。我们走在神道上，驻足凝望，历史了如轻烟在时间里徐徐散尽，一个朝代的鲜活印记在目光中次第呈现。岁月峥嵘，而山河依旧；平生相逢，只愿一叙国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