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阎红彦的云南文革：从管涌到溃堤（周孜仁）

这位对文革的描述， 就没有党校教材那种假装小学生“好人， 坏人”一刀切的官样标志， 何止云南， 很多地方的“造反派”中，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运动初期“组织上抛出来“， 按照党的惯例准备整一通打一顿的家伙，然后戴个帽子处理处理， 没想到毛爷这次的路数不太一样，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后各级大小领导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几年，到底毛爷还是共产党， 各级官员还是统治国家的主要工具， 于是三两年后，走回老路， 小兵进去老将归位，到了毛爷宾天之后， 那一批那几年过过一阵人不人鬼不鬼的各级领导同志，回过头来对那当年对自己大不敬的造反派， 一把大扫把，统统扫掉了， 结论是”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阿门。--转载者

１、循吏

　　按照中央文件定义，云南“新生红色政权”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云南“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

　　要说清云南文革，必需先说清两位云南文革的“反派”主角：阎红彦和赵健民；现在先说阎红彦，稍后再说赵健民。

　　阎红彦，陕西子长县人。１６岁造反起家，参加中共，与著名陕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等一道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创建人。正是近代中国危机迭起、群枭争雄的时代。这几个陕北汉子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的猛将骁兵万里南来，如果不是历史恰到好处地赐予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机遇，阎红彦和他造反哥儿们的故事充其量不过前辈老乡李自成、张献忠３００年前啸聚的再版而已。幸运的是，上述所有的偶然成全了这个陕北后生：历任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二野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刘邓大军入川，先后任川东行署主任，四川体育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共产党英才辈出的官僚群体中，他能力相对平庸；其次，他自知非干臣能吏，素少政治野心；最后，他安于命道，与左右相处谦和，直到５０年代末，才因一次偶然原因，终得以封疆大吏之尊派赴云南，官拜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阎红彦这个老资格，何以年届５０方才修得正果？有一段历史公案必须加以说明。

　　同为陕北红军创始者，阎红彦与高岗素多不和。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高岗已当上西北局书记，他找阎说陕甘根据地“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创建的”，他要阎为此说作证，阎不但不赏脸，还揭老底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某次战斗，你火线当逃兵，按纪律，抓回来是要枪毙的，队委会考虑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了你留党察看的处分。”高岗恼羞成怒，连称“造谣、陷害”而去。

　　中共七大，政治才干和官场手段远在阎红彦之上的高岗大获赏识，不仅当选代表，还被提名为中委候选人，阎红彦认为此议不妥，找到刘少奇、任弼时等力呈异议，事情无果，反遭批评。结果是：高岗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政治局委员。阎气得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告状，说“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阎还当面将其状告中央事面告高岗。二人再结梁子。

　　１９４５年７月，中央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康生正式宣布高岗是西北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两个月后，阎红彦被派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任副司令，当了邓小平部属，从此脱离了陕北的是是非非，也远离了最高层领袖的视线。

　　阎红彦被重新引人注意又过了许多年。１９５４年２月，高岗成了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反党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头子，自杀身亡。其中吊诡，熟知中共党史的人耳熟能详，此不赘言。

　　与高岗大起大落相比，阎红彦的日子过得实在平淡无奇。他一直以行署主任和军区副政委的身份奔走于川东穷山恶水，默无声闻地组织土改、剿匪、征粮……如果不是高岗阴错阳差摊上大事，谁也不会继续注意阎红彦这个平庸的陕北汉子。

　　高岗自杀次年，中共第一次授均衔，早已从事地方工作的阎红彦，和乌兰夫、叶飞等中共历史上有特殊表征意义的老资格，一起破例被授予军衔，贵为上将。又３年，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阎红彦身高１米８几，毛泽东在一律藏青色干部装的臣僚中见这位大个子，于是宽容大度地抱歉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阎则恭恭敬敬回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没有什么意见。”那一年，他４９，正式回到毛泽东视线之中。第二年８月，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被领袖一巴掌从云端打落。国防部长换人，总参谋长也换人，公安部长罗瑞卿补位；公安部长缺位，谢富治补位；谢富治系云南省委书记，滇省书记缺位，阎红彦遂调任了第一书记。

　　中国历来将官吏类分为循吏、能吏和佞臣。所谓循吏，司马迁的定义是：“奉职循理”。以宽政得人和民安，执政能力强弱则不那么重要了。云南远离中心，经济文化落后，对全国大局影响甚微，中央对边地的唯一要求就是稳定、稳定、还是稳定。执政官员只需老实、忠诚就行。阎红彦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长期担任闲职，如今要以封疆大吏之身独当一面，阎红彦心里不踏实。初接任命，他曾找老上司、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叫苦，说自己“党内斗争总是失败者。”，按“水平”和“性格”怕难担此重任！邓回答很痛快：“我是第一次听你说‘怕’字！”邓要他“从实际出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除了对自我能力缺乏自信，还有一问题让阎忧心：前任谢富治主滇极度左倾，都说云南落后，偏偏“大跃进”“放卫星”搞得民不聊生，饿死人的现象公然领跑全国。还在１９５８年６、７月，浮肿病便开始在曲靖，玉溪等１０个专州７０多个县、市大面积爆发，官方统计，截至８月２０日，全省发病人数已达２３·６万多人，死亡３万４千人。其中曲靖地区死１万９千；玉溪死１万零６２。省委农工部调查粮仓陆良县茶花乡后给省委写报告：说茶花乡９５１０人，肿病２９４６，死１５９４，最严重的第四社，１０８９人死２７２人，死亡率为２５％！开始死人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后来用席子卷走了事，再后来没人抬了，就用牛车拉，一车拉三四具尸体，到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一丢了事。省委书记刘卓甫给省委报告说，曲靖专区病情严重时，已出现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的惨祸。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

　　前任此类作派阎红彦早有耳闻，并不陌生，任职四川期间，他就对“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深恶痛绝。问题是：如今庐山风暴未歇，彭德怀正遭狂批，全国还得持续“大跃进”，按此套路，封疆吏怎能扭转南疆乾坤？阎红彦再找彭真叫苦：“我和彭老总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前又主要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个时候，要我去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怕不合适吧！”彭真知道阎的肚子疼，替他作切割，说：“他是他，你是你，那是两回事吆！作为领导干部，说真话，讲实情，干实事，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１９５９年９月，云南这块烫手山芋正式传到阎红彦手中。

　　中国为官之道，无非四种：

　　１、不说不做（懒把式）。尸位素餐，诚然安全无虞，但射灯永远照不到头上，难有升迁之机；２、只说不做（假把式）。只要巧舌如簧，又遇上司喜人吹拍，往往一路春风；３、只做不说（笨把式）。在政治风险极高的极权环境，只做不说，当属有社会担当之稀缺物了；４、又说又做（好把式）。既干事，又会宣传自己，可算官中极品了。

　　阎红彦属于第三类。他懂得中共游戏规则，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万万碰不得，但就事论事解决一些应急之事也是可以办的。来滇后，阎红彦用整整半年时间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对政策纠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省委作出决定：

　　一、对主要责任人州委、县委、公社书记进行组织处理；
　　二、向全省灾民发放平均每人每天８两救济粮，对浮肿和妇科病人进行集中免费救治；
　　三、要求把制止肿病死人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对让群众吃饱饭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强调：“不顾群众死活，胡吹，蛮干，不是马克思主义。”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组织的一大要件，是毛泽东企图消灭家庭私有制、建立斯巴达式军事共产主义的重要生活方式。１９６０年底，在阎红彦主导下的云南省委大胆决定：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而体现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的核算制度，也被云南省委进行了大幅调整：甚至允许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两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单独经营；生产队、个体户实行承包责任制……这些措施完全符合云南农村山区分散的实际情况，但阎红彦动作之大，当时确实有点吓人。他的许多指示具体的简直有点就是婆婆妈妈。比方：“边疆地区生活方式，现在吃的很简单，浪费也很严重，人吃、鸡吃、狗吃、猪也吃，吃东西就是那么一锅煮，包谷南瓜一起煮，一碗盐水，几个辣椒……”“不会吃，不洗脸，发也不理，筷子也不会用。我们政府的文件，总是提一大堆什么教育方针呀！社会主义啊、爱国主义啊、阶级教育啊！……实际是很不负责任的，都是空话。”“工作队，要教他们生产，教他们生活，教他们由不理发到理发。”“文工队演的节目都是抗美援越，太单调”。

　　在１９６０年代泛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这些话确实让人温暖。而实践，及时给予了阎红彦丰厚回报。１９６１年秋，云南农村情况已有显著好转。８０％地区生产、生活情况和政治情况都比较好。

２、告密

　　阎红彦的云南整顿顺水顺风，全国各地的整顿也顺水顺风。１９６２年，整个社会出现了１９５６年以来再一次宽松局面。毛泽东心情却并不舒畅，他原本想十五年“超英赶美”“一步登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异想天开的作派统统都惨遭滑铁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发起挑战，说大跃进失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威胁：“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斯大林死后遭遇赫鲁晓夫清算已如阴影来袭，毛泽东必须出手反击了。

　　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离开会议原定议题，突然大谈阶级、形势、矛盾，谈“光明”、“黑暗”比例、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炮轰农村出现的“单干风”，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搞得代表一头雾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理论。

　　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经典说法，社会主义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过渡阶段”，毛泽东颠覆此一提法，宣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必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有工作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表述正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初奠基，亦后来被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亦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八届十中全会决定在城乡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预热。残酷的党内斗争再次拉开大幕。

　　这次会议上，一个告密事件让阎红彦意外爆冷。按照《工人日报》编辑何家栋说法：正是阎红彦的告密“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５６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歌颂这位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作品体裁由纪实体改为长篇小说。１９５９年书稿完成，即将付印。为慎重计，作者将稿样送相关人士征求意见。阎红彦理当属于意见征求者之一。《刘志丹》既然是小说，当然可以虚构，阎红彦偏偏要“对号入座”。阎红彦和高岗这对老冤家一直要争的，无非就是陕北根据地到底谁是正宗创始人？高岗早在５年前就因“反党集团”身坠地狱，可阎红彦就是像农村怨妇，对这段历史恩怨不依不饶，认为小说还在抬高岗、贬老阎，简直就在翻案！一看样稿，气不打一处来，坚决反对出版。阎更不能忍受的是，待到他去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经开始发表小说部分章节。阎书记憋屈难耐，立即致电全国总工会和团中央要求停止刊载，还一状告到康生——这一卦，拍灵了！康生当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一律禁发，接着还提请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

　　阎红彦趁胜追击，在大会小会拿《刘志丹》做文章，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闹“翻案”。凑巧的是，这次会议前，彭德怀曾向中央和毛泽东呈送长信（所谓“八万言书”），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请求中央全面重审。会议期间，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央，重申冤屈，彭两次上书让让毛大为恼怒，认为是向党发起新进攻，决心利用大会实施反击。阎此举正好为批判“翻案风”送来重磅炸弹。于是各组结合批彭，集中火力批判小说《刘志丹》，“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很快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９月２４日，毛泽东正讲话，康生乘机递过一张字条，毛主席一边念纸条，一边发挥：最后就有了毛泽东著名的“最高指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

　　接下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为主任。整人的权柄一旦落入酷吏康生之手，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西北五省批省级干部被齐调北京“学习”，不少被诬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工人日报》党组、全总党组、中宣部亦未能幸免。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被撤，１９６５年下放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被关押；贾拓夫，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的“才子”，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被撤，文革被迫害致死；刘景范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李建彤后也遭关押，开除党籍。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被关押，陕甘宁老区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该集团的“黑爪牙”。一部小说株连万人，实为史上罕见“文字狱”。

　　八届十中全会吹响了阶级斗争号角。自１９６２年秋冬始，“阶级斗争”成了全国各级共产党组织执政的头号主题。次年５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杭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９月，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从此开始。

　　阎红彦告密事件让他赢了个大满贯，其客观效果，确为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酿成一场株连上万人的大冤狱，同时亦让他本人广遭诟病。文革后，有人竭力为他辩诬，不但无济于事，反而越辩越黑。

３、昏招

　　综观阎红彦性格逻辑和处世风格，其实，对该告密事大可不必过度解读。作为陕北历史“山头”恩怨的继续，阎红彦像个固执的乡村怨妇携私复仇，趁一时之快，也就够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阎红彦政治上其实非常不清醒、不敏感，有时，干脆就是个糊涂虫。

　　八届十中全会９月２７日落幕，云南省委立即认真传达贯彻之。参会代表、云南首长、省委第二书记于一川先行回昆的研究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事宜。

　　有必要对于一川简做介绍：河北沧州人，自幼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品学兼优，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中共，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被人赞誉为“党的秀才，革命才子”。１９５０年代，宋任穷任云南省委书记，专门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把这位学识和经验均属丰富的“秀才”要来了云南。按于的思想水准和政坛历练，应该读懂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创新成果之宝贝的，只是久居边地，对中央极权下的服从意识遂有淡薄；加之仕途顺风，难免骄矜自负；最后，会议上他倒是记住了毛泽东讲了阶级斗争，此外还讲了“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于是居然自作聪明地告诉秘书长梁浩，说：云南的情况与四川（指西南局）不同，四川那样提，我们不那样提。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群众运动。还是要强调抓生产力，抓经营管理。

　　阎红彦因告密暴得大功，更是得意满满，回昆明立马一头栽进振兴云南的经济幻梦之中。对于省长自以为是的观点，他真心赞赏，鼎力支持。

　　于是，于省长受省委之托作《会议总结报告》脑子便短路了，说“我省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于省长的总结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会议闭幕，阎红彦作总结发言，对于的会议总结充分认可，明确宣布：“一川同志作的总结，是经过省委讨论同意的。”接着代表省委提出“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

　　见鬼的事继续发生：云南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中高调宣布，云南没有刮起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的问题，因此“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过重续贯彻执行政策，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把群众的生产运动组织起来，从中结合进行思想教育、启发诱导、分清是非，提高觉悟，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正如大旗升杆，高高飘扬。仅仅时隔两月，阎红彦就公然对着干，在全国发出了惟一一份公开宣布“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红头文件，无异于掰了龙鳞，捋了虎须，吃了豹子胆。西南局一见此文件，当即提出，这是明日张胆地违背中央精神，责令云南检查。对此，阎红彦还发牢骚，说：“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麻烦越惹越大。翌年５月，毛泽东对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批示，危言耸听宣布：

　　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同月召开的杭州会议，毛再次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会上公开点名批评阎红彦“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

　　这一回，倒是先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吓一大跳，他回四川马上召开西南局第二次全会传达杭州会议精神，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对云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批评，责令阎红彦检讨，还要云南省委写出书面检查。李井泉斥责参会的于一川。于省长只得检讨。第一次不过关，二次，二次不行，三次——直到会议结束仍未过关。西南局宣布于一川“回去再写检讨”。

　　阎红彦没有参加西南局的会议。他缺少政客的厚脸皮。杭州会议被最高领导点名，那一跳已吓得不轻。身材本胖，年年得到上海做吸脂手术（云南人称“割板油”）。这次回云南，高血压也发了，心脏病也发了，省委大佬们左安慰，右劝说，要他去上海看病，家里的事有人会料理的。阎如何客套不得而知，总之，他确实又去上海住院了。留在家里的事谁料理呢？自然是于一川，有他全权代表省委去成都挨克。知识分子干部最喜欢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于一川属于知识分子干部，让他表现忠诚的机会来了。

４、于、梁反党集团

　　于一川从西南局检讨回来，立马召开常委会检查错误。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８日，于一川将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加以综合，最后作《检查报告》称：省委“对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认识上有模糊之处”，宣传部写的那个文件，是有错误的。

　　北京知道这回云南土佬儿吓得不轻，马上专派彭真前来安抚。常委会闭幕日，所有常委悉数到场，由于一川代表省委正式沉痛检讨：无非对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对阶级斗争认识比较模糊、抓生产多之类，还有宣传部的那个文件是错误的，与省委思想有关系……等等。彭真宽宏大量说，“常委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于一川于是再表沉痛，说问题严重，要继续向西南局、中央写检讨。中央大员于是更加宽厚，回答道“不必写检讨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

　　彭真离滇，云南省委马上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彭真视察云南的指示，会议再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对照检查；接着继续代表省委再检查，又说省委宣传部那个文件有错误，“主要是省委负责”等等，最后形成正式《检查报告》呈报中央、毛泽东、西南局。云南省委官员们的态度实在太真诚，太沉重。西南局批复：“同意云南省委的检查。”

　　事情至此，关于“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引发的风波，算是暂告结束。于一川殚精竭虑，屁股基本擦干净，可以松一口气了。只是，１９６３年后的中国，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已如大网垂天，所有人都难逃劫数。云南省委企图按部就班工作已不可得，以至阎红彦不得不借于一川的政治头颅来祭一回旗。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那个“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文件，作为重大政治事件旧话重提。这一回，文件的操刀手兼擦屁股者于一川、梁浩在劫难逃：双双成了“反右倾”的主要对象。云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参会者对于一川进行揭发批判。于省长一个月作了４次检查，承认犯了许多错误，最后省委形成《关于于一川同志所犯错误初步情况的报告》呈报中央和西南局。《报告》特别强调于一川的“右倾观点是相当突出的”，挨了西南局的批评，他极力推卸责任（大家忘记了正是于一川去检讨的）。１９６５年１月，云南省委布置全省“四清”运动，再次召开专门会议继续批于，这一回，阎红彦恶狠狠称：于一川的检讨把许多重大问题都那么轻描淡写，好似至多不过是一些认识问题、工作问题。“一川同志是不是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全国谁也没有提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是我们云南提了。”“所以，一川对十中全会的态度问题，是反映了他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阶级本能的反映。”

　　于一川确实太能了，对人谦和，在干部中印象普遍良好。谢富治主滇时代，很多具体工作都由于一川担纲，谢调离云南，原本就推荐于一川接任，皆因李井泉从中作梗，得以让阎红彦作了封疆大吏。阎这个陕北“土老财”之霸陵刚愎与于一川这个京城书生的谦恭精干正好对比鲜明。把于一川干掉，可让阎书记六根清净。

　　一把手定调，批判继续升级。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揭发，说“于（一川）、梁（浩）集团”实际已成为地下省委，已经在反党。”“八届十中全会后，于一川害怕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主张农村工作主要是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梁浩背着省委极力加以宣扬和执行。性质已上升至“反党集团”层次。

　　干部们的揭发批判已然狂涛巨澜，事情就顺水下滩了，许多庸俗的花边传闻也派上了用场。于一川夫人王静，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本系于一川大学同窗，王有一表哥某亦二人同学，时在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任局长。三人在校关系皆不错，而王与某局长又有青梅竹马之谊。王静每次赴京开会理要前去探望表哥，此事登上云南省委“简报”遂成了：王静与表哥关系暧昧不清，于一川甚至甘心情戴“绿帽子”，瞅机会送夫人去北京幽会，云云。党内斗争有时就这么庸俗。更要命的是：时任组织部长、同样精明干练的孙雨亭意欲上位，正急于搬开王静这块拦路石，遂有了此类告密之举。四清简报称，于一川对阎红彦来滇主政心有不满，曾私下发牢骚，说“什么红军？不过西北红军！”云云。

　　接下来就是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０日，云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报告，认为于一川犯“政治上右倾”等错误，定性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央及西南局则据此作出正式处理：撤销于一川的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昆明军区副政委、云南省军区政委及党委第一书记等所有职务，调河南省郑州柴油机厂任副厂长。“反党集团”另一名主犯梁浩则被定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留党查看两年、工资由９级降为１２级的处分。被这次机关“四清”牵连的干部不少都在一年后的文革中再次蠢蠢欲动，再后来，甚至两派斗争中呼风唤雨，演出许多荒唐剧。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再说。

　　对于于一川、梁浩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事们，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造反年代，他们对理想的献身激情和信念追求是完全真诚的，我们又必须承认，当造反起家的共产党已掌握了全国政权，尤其在毛泽东这样一代雄主之下当了大小诸侯，历史又毫无例外地要他们在陌生的政治生态中重新学习：如何使用权力？如何学习新的生存技巧？造反和执政之间的品格要求相差如此悬殊：造反需要的是拼命和牺牲、执政需要的则是操作、柔韧、退让、妥协，平衡术和生存技巧（特别是自我保护技巧），甚至或真心、或违心的服从与逢迎，而不是信念和是非感，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出卖同伴。于一川们还没有学会这个，所以过于积极的奉献，偏偏收获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制造“于梁反党集团”冤案，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个从革命者转变成混迹官场多年的技术官僚，对于假革命之名而制造的荒唐和残酷，他应该看得太多，也应该有起码的善恶感，但为了向最高当局输诚以求自保，他也学会了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犹豫地把明明和自己思想一致、行为与共的同事拉出来祭旗，政治上的糊涂虫和经济上的实干家，满以为如此一来便可一劳永逸。事实证明，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５、狂飙

　　云南清算“于梁反党集团”不到一年，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便从天而降。按照阎红彦的惯性思维，文革，无非是多次运动的再版而已，云南只需要按北京的套路照葫芦画瓢就可以确保无虞。北京批海瑞，云南也跟着批海瑞；北京批三家村，云南也弄个“三家村云南分店”批一批；北京揪个大家伙，云南也揪个大家伙（宣传部长高治国）；北京向学校派工作组，云南也派工作组。至于宣传舆论，同样老套路，找些英雄模范跟着省委调子起哄就行了。实在没有什么自己的“新、奇、特”可说。

　　如果需要介绍，则有跟着起哄的云南英模有两位在后来的文革故事中暴得大名。

　　一位叫七林旺丹，著名的“雪山雄鹰”、藏族民兵英雄。七林旺丹在１９５９年的藏区平叛中英雄独胆，闻名遐迩，文革中被圈定为“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因其名笔划最少，在“按姓氏笔划排序”公布的中委名单中，他总是名列榜首——接着进入云南省委常委班子，接着副书记，再后来“四人帮”垮台，被清理出局，黯然离世。还有一位明星劳模徐学惠，１９５９年为保护公家钱柜被匪徒砍去双手，一时声震全国，他在批判中写道：“我是党的女儿，绝不容许你们来攻击我最最敬爱的母亲——中国共产党。我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决心在这场关乎母亲的安危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和广大工农兵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把你们这伙披着羊皮的狼的进攻彻底打退。”文革伊始，为表反帝反修之决心，徐学惠断然将当初苏联“修正主义”给她安装的假肢统统扔了。接下来，没有双手的女英雄继续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誓言。她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造反，后来还被推荐为省革委副主任。文革破产后，她被“最最敬爱的母亲”隔离审查达一年零八个月，皆因没有双手，得以幸免囹圄之灾。

　　运动进展到此，云南省委主持文革大权在握，矛头所向，果然所向披靡。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泽东亲自批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运动进入学校，事情发生变化了。

　　文革前１７年，在与世隔绝、封闭环境中长成的一代大学生，经过不间断灌输，精神世界已经变得非常简单，满脑子的概念就是：一、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二、牢记阶级仇恨，“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三、“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拯救正在堕落的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还有一点必须说明：１９５７年反右刻下的精神恐惧，加上学校严密的官办社团组织（共青团、学生会等）有效控制——学生这个社会上最敏感、最激进、最不安定的成分本来完全可以让云南省委大人物们放心无虞。

　　问题在于，随着文革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升温，所谓做“做党的驯服工具”已经变为了“作毛泽东个人的虔诚信徒”和冲锋队员，而不再是简单的、各级基层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这样，人们很快发现，只要毛宣布哪一个层级（无论多高层级）党组织出现叛逆，立即就会成为学生们攻击的对象——事情有点像马丁·路德提倡的宗教改革，每一个教徒都毋需接受基层教会层层束缚，只要凭借虔诚便可直接领受上帝旨喻（所谓“因信称义”）——对基层共产党组织，风险大大增加了。只要毛泽东一句话，所有的当权者便可顷刻瓦解。

　　１９６６年夏天，各级官僚还沉醉于１９５７年反右“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美梦之中，毛泽东的文革新招注定被他们误读——这一次，毛泽东想引出洞的，正是惯于整人的共产党官僚自己。

　　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各地纷纷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灭火。云南也不例外，而且，云南高校工作组很快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打法。这些打法是：

　　一、对运动打击对象和整肃范围划定框框，设置底线。云大工作组负责人、省委秘书长马文东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要严肃、负责地回答一个问题，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不能怀疑。”警告：“省委是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是不容怀疑的。”“要提高警惕，如果有少数人想鼓动闹事，要顶住。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领导。不要和工作组闹对立。”

　　二、制造高压气氛和恐惧感。通行做法就是用反右派故事对师生进行恫吓。为“杀鸡儆猴”，工作组直接动用专政机器抓人。云大工作组进校５天后，６月９日，即让省公安厅来校高调抓走两学生。被抓之一乃化学系学生鲁坚，另一位为中文系黄某。作为对照，工作组同日偏向师生积极分子赠发《毛主席语录》２０００余册。其时“小红书”之宝贵堪比基督徒之“圣经”。大棒与胡萝卜齐挥，足够让师生喜惧杂陈。

　　抓捕鲁同学罪名是：他一老乡在昆明工作，该老乡据说是个“反革命分子”，而鲁偏偏与其多有过从；黄同学被捕的理由更荒唐——黄性格开朗，一贯爱说笑，尤善吹笛拉琴。９日上午，黄正在宿舍吹笛，团支书王某手翻报纸低头回屋，黄想开个玩笑，遂大喊一声“缴枪不杀”，然后以横笛作“枪”前刺：没承想笛子报纸戳了一个窟窿。那年月报纸天天都印毛泽东宝像，也活该黄生倒霉，这一“枪”正好洞穿了领袖“光辉形象”，性质很严重了。王书记和同室杨某当即表明严正立场，黄吓得连连检讨——此事用最快速度报至工作组，下午４时，公安厅警车便呼啸而来，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将黄某正式逮捕。抓离校园，中文系党总支紧急召集的大会抓紧批判。知情人情绪激动揭发黄同学仇恨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称用笛子行刺时对伟大领袖如何之“咬牙切齿”，接着还有临时安排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其余同学争先恐后纷纷发言以向毛泽东表忠心者不提。

　　打法之三，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制造混乱，搞得人人自危。阎红彦提出口号：“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阎以“组织革命化”之名，提出要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称：“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４０％，问题严重的占１０—２０％可以清洗。“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阎称“全国要抓４０万右派。５７年云南搞了１２０００多，“云南这次恐怕不止此数。”

　　与高校运动高歌猛进同步，各专州县均派出工作组进驻县第一中学，其余中、小学教师则集中整训，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不少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以备清洗开除。许多县被整教师达总数的２０％以上，不少教师被逼自杀或逃跑。边疆文化本落后，小学教师在各山野旧县算得上稀有的知识分子了。云南文革之初，当权者们对广大小教和文化人的迫害，实际上正是在为自己催生掘墓人。后来，云南的县、区、乡、村，最先起来造反并成为当地群众领袖的，很多都是这帮小有文化的边地文化人。

　　打法之四，重点圈定名人、名教授，组织“群殴”，造轰动效应。除已落马的云大原校长高治国，工作组又抛出一枚软柿子：副校长李广田。李乃著名文学家、诗人，批起来最博眼球，李先生著作等身，随便挑几篇文章摘几句话来批倒批臭，实在绰有裕余。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散文《花潮》最是有名，专赞昆明圆通山公园樱花美景，写得文辞绮丽，满纸墨香。圆通山樱花潮乃昆明一大春事，文革后，受益于李文影响的圆通公园干脆将该文勒石刻碑，以助游兴，大增经济效益。文革批判，皆取文中所引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还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打手们遂将此联系大跃进破产后的经济困境，上纲上线称该文“春泥”暗表“反党决心”不改；“帽子”则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冷”则是影射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道：“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

　　７月１９日的《云南日报》宣布，揪出李广田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胜利》。李广田很快被送“劳改队”劳动，遭受批斗两年余，终于挺不住，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对人悄悄说一句“士可杀，不可辱”，然后悄悄到云南大学附近的莲花池，自蹈清波，死了。

　　机关本是阎红彦后院，五月以来，批高治国、批李孟北，省级机构、尤其宣传部被打为“烂了的单位”，组织庞大工作组进驻，搞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省级机关参加文革运动的８９００人中，被大字报点名的干部４４００多人，占４５％。这些，同样成了阎红彦的掘墓人。

　　或问：文革开始后这一系列劣迹……阎红彦的形象为何与履新滇地时殊若云泥？

　　一个体恤民意，连吃饭、盖被子、用筷子都关注入微的清官暖吏，为何一到文革顷刻变脸，成了蛮不讲理、文过饰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恶吏？答案只能是：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也。革命者造反，只关心对真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可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权，需要的只是官场技巧，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为此可舍弃真理。如果说阎红彦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念，那么经过１９６０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在风高浪急的文革大海，这个云南“船长”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犹豫将可能造成威胁的水手扔去大海喂鱼。

　　毛泽东本来就要天下大乱，整饬当权派，事情被全国的阎红彦们这般一弄，事情就全搅黄了，难怪一回北京他就生气，说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

　　阎红彦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搞“二次反右”，忙活两个月，在各大学、文化系统、中小学，甚至省委机关制造出一大批仇恨者，弄出了一个让毛泽东“感到很难过”的“冷冷清清”的烂摊子。这恰恰是毛泽东最想要的。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开始动手开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阎红彦奉命上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得知毛泽东拿工作组说事，实际是要对“五十多天”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开刀，果然慌了神，接连不断致电省委研究对策。阎红彦的铁杆智囊、省委组织部长孙雨亭立即给各工作组打预防针抚慰，道：“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接着，阎红彦的北京急电来了，说“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接着，得知全国各地已在陆续撤销工作组，知道云南不撤断难过关，８月６日，孙雨亭到云大宣布：“云南工作组没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干也正确，不干了，也正确，这种惯用逻辑大家都很熟悉了，永远伟大光荣正确）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正式昭告天下，云南省委无路可退。

　　８月１８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百万“文革大军”，接下来，大串联，各地炮轰、火烧已起，云南省委几个月政治高压溶炼出的仇恨已如岩浆待喷。坐在火山口上的云南省委，传统武库里能够翻找出来对付老百姓的手段越见稀少。洪水已至，管涌在堤坝到处出现，只等某一潜流突破，整个堤坝就要溃塌。

６、八二三

　　云南文革史上涌来的第一波洪流，来自一封普通的北京来信。

　　８月２２日，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周鸿收到清华大学王姓同学一封信。信写得很平实，无非介绍北京高校的情况，说他们去天津串联的情况，表示想回家乡支援文革，全文１８８７字，一个煽情的词儿没有，亦无流行的大喊大叫。就这么一封信，把老实巴交的云南大学生的文革激情一下子点燃了。后来，这封信被人称为云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几十年后，周鸿女士已是云南著名生物学家，远离政治，尤其那封《北京来信》，周女士总是三缄其口，一笑而已。当初她却是很在意的，不仅在意，简直搅得她热血沸腾，一夜未眠。一年后的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她就此信在《云南日报》专门著文纪念，题目是“革命更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文章称：“这封信，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把首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天津小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革命口号，带到了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及其死党长期禁锢封锁的昆明。”周鸿说，她“和同学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封信，深深为首都小将的造反精神所鼓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照当时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系列迹象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云南省委就是大有问题。革命的烈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起来造反了！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首都革命小将作我们的榜样，我们斗志昂扬，无所畏惧！这天夜里，我们怀着一颗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高呼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冲出校门，打破阎王殿的清规戒律，到全市的高等院校进行革命串连。我们和春城的无产阶段革命派一道，“炮轰省委，火烧市委”。从此，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春城越烧越旺，阎王殿在席卷春城的革命风暴中开始动摇。”

　　所谓熊熊燃烧，是指八月二十三日一早，周鸿和昆明农林学院的同学分别到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等市内的大专院校贴大字报，终于冲开了各校园的沉闷空气，引爆了大学生们压抑已久的情绪，于是，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激进学生纷纷制作“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上街游行，游行过程中，理所当然遭遇了官方组织的工人的冲击和打砸，声称“你们这些学生，共产党把你们喂饱了，敢造反了，省委是能够用炮轰的吗，市委是能够用火烧的吗？你们这伙学生完全是反革命”。结果是大学生情绪愈加对立、愈加愤慨，参与人数愈益增加，重做的标语牌越来越大，除“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又增加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五花八门的口号。最后，愤怒的学生干脆直扑省委机关，要求省委大佬接见。昆明街头，大字报，大标语一片铺天盖地。

　　事发当天，云南省委正好召开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偏偏开幕之日，几千大学生便呼啸闯来搅局。突发事件给对毛泽东文革意图摸头不着脑的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课……

　　关于“八·二三”事件集体记忆的表述还有很多。被“革命年代”刺激得头脑热昏的年轻人，后来干脆模仿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排了一出《春城风暴》对８２３故事大加赞美。从此，“８２３”这个数字注定成为云南人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

７、反扑

　　云南和全中国一样，共产党建政后一拨接一拨运动的政治高压让边地社会鸦雀无声，而暗中壅塞、需要化解的矛盾、需要宣泄的情绪、需要疏导的恩怨却越来越多。１７年，当局通过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妇联，包括少先队，将世俗生活全部掌控在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式的集体框架之中，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之间，基本上不能进行正常交流，社会矛盾的解决找不到任何出口。

　　从８２３这一天开始，情况变化了。群众有了毛泽东交给的舞台、一套阶级斗争的武器，于是一夜之间，情绪被点燃，矛盾被激化，人人成了批判家，全都跳到台上争吵谩骂、刀光剑影，你死我活。

　　首先是高校学生开始频集的骚动串联。８２３事件后，五花八门的战斗团队便像雨后蘑菇，满世界疯长。官方统计：“从‘八二三风暴’后至９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向阳赤卫队’等１３个组织，后来迅速发展到上千人。”官方党史又载：“９月４日，云南大学成立了‘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几天后，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９月１４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这些组织成立时间、人数、活动情况，官方记载如此详细，佐证了当时官方派人暗中搜集、被造反派称为“黑材料”的事实。

　　群众对省委不再唯命是从，只好用“组织手段”让基层领导直接弹压。八月二十四日晚，省委实力派大佬孙雨亭打电话给昆工党委书记兼院长赵凤歧，责问：“是怎么管你的学生的？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学生放到社会上来？”
　　赵答：“工作组进校，我就靠边站了，我管不了嘛”
　　孙命令：“从明天开始，你把你的大校门锁起来，不许学生上街”。
　　赵反诘：“锁校门不妥吧？”
　　孙道：“你还要不要你的党籍？你如果不要你的党籍了，你就不要锁了；你如果要党籍，从明早开始就把校门锁起来”。

　　省委领导下了死命令，基层领导焉敢不办？８月２５日，昆工大校门果然锁起来了。同学们前去找院长论理，赵自曝苦衷并暗中提示：“我锁了大校门，并没有锁学校的后门和侧门，你们照样可以出去嘛。如果到了无奈时，我再锁了后门和侧门，学校四周的围墙都是土基砌的，你们推倒照样可以出去嘛！”。大校门果然只锁了一天就无法为继，倒给无计可施的省委领导留下笑柄。１９７８年“揭批查”，赵凤歧被认定为“卖身投靠”的老干部。

　　当局进退失据，做法越来越蠢，注定为造反队伍不断催生更多后备军。

　　１９６５年，云南省委曾将昆工高年级学生派赴农村参加“四清”。为了灭火，省委决定将这些师生调回学校。返城前，省委派专人前去对这些师生进行集训，注射政治预防针，说是八月二十三日以来，学院出现了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右派势力妄图翻天；还特别强调自打文革以来，省委如何一直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要返校师生密切注意阶级斗争尖锐性和复杂性，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地同反革命、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等等。

　　“四清”运动本是文革预演。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开宗明义定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批师生乡下实践一年，对于文革指导性文件“十六条”同样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定义最易接受。果然，他们回校与低年级同学进行了时间很短的交流，很快便站到“炮轰派”一边，明确表态：云南省委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大方向错定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革命行动……云南省委企图调回人数众多的高年级学生弹压低年级学生，没承想调回的队伍很快调转枪口。

　　共产党政权本属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合二而一，前者权重高于后者。文化大革命，最高领袖毛泽东将精神意志不断通过报纸和其他方式直接交给造反群众。当权派虽然依旧掌握着世俗权力，并据此对抗以图自保，已经力不从心，进退维谷。

　　昆工高年级师兄返校，为云南文革萌生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机械系一位极具号召力的领袖级人物宣布造反了。此人名黄兆其，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毕业生，文革前考入昆工，师从著名机械专家、中国振动学科创始人屈维德教授做研究生。文革前研究生极为稀缺，在高校校园，这种身份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号召力。黄的政治认识转换最快，并于九月下旬带头成立了“昆明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兵团”。黄兆其对政策的准确把握、思辨的缜密和人格魅力使他快成为了整个昆工的旗帜。进而使昆明工学院的八二三战斗兵团，成为了全省八派的核心。

８、走出“三家巷”

　　为了与“资产阶级司令部”撇清关系以求自保，亦为弹压本地造反学生以稳定秩序，云南省委的大员们稀里糊涂又心存侥幸地和北京一次次较劲，半年功夫过去，依旧不见曙光，相反是“右派”学生气焰愈益嚣张。如果将时间坐标往前再挪一挪，那么还会看到，共产党执政１７年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一次总是为自己制造一大批对立面，积累一大堆矛盾，早在政治堤坝下渗出无数溃洞，这番学生浪潮一冲，暗流渗透，管涌已成，只要上帝之手再捅一捅，溃堤很快就发生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天安门举行建国十七周年庆典，林彪按毛审定的稿子在大会宣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１０月３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再次特别指出，十六条的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何谓“资反路线”？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政治管理形态。

　　该形态核心有两大要件：一曰“党支部专政”，二曰档案制度。

　　“党支部专政”，指由基层党组织形成政治等级和网络结构，平时，按政治态度和与党支部关系的亲疏将所管辖人员划分为左中右。运动来临，三类人员便分别成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和斗争对象。为了，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动态，为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告密网，专门收集每个群众的一言一行，逐级上报，并以此作为区分左、中、右的标准，也成为成为了升学、入党、提干、提级的标准，由此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和命运。

　　档案制度，则是为党支部专政的文字凭证：档案表征着你在体制内的存在，决定你能享受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待遇，如影随形，不离不弃，一旦失去档案，你就什么也不是。档案制度之可怕在于，你的档案里记录的偏偏是你本人根本不知道的暗污潜罪，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八杆子打不着的亲属或有“杀、关、管”，或记有你某时某地对某人说过何种妄言谤词……比暗污潜罪更可怕的，是档案记有你“疑似”暗污潜罪，比如当年当过国军、坐过国民党的牢……等等，因为“疑似”，更方便想收拾你的人随意发挥。文革中刘少奇、薄一波之流许多所谓“叛徒”，其罪莫不如此。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提出的“批资反路线”，不就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以“党支部专政”为基础的治理框架吗？只不过这次矛头所指发生了变化：不是当官的对付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对付当官的。清算内容，则不止于“五十天（即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所言，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到７月２６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还要清算“两个月（从十六条公布到九月底）”。这个口号不仅给尚处于少数的造反派提供最具杀伤力的思想武装，继续引伸下去的，对于十七年来全社会所有遭遇政治迫害、渴望对官僚集团报仇雪恨、侥幸改变个人命运者，也极具煽动力。

　　除了口号，毛泽东还为造反群众准备了一盘实惠的政治大餐。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下达了《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可以当众销毁。”，１１月１６日再次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宣布：“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毫无疑问，这是颠覆毛泽东体制建立的“档案制度”。理所当然得到了最广泛的民意支持。

　　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三所高校围墙间有一条长约３００米的狭窄通道，人称“三家巷”。文革之初，这儿是昆明市民寻找新信息、选择新命运的政治集市，日日大字报爆棚、夜夜挑灯辩论。如今，这儿已容纳不下如此集聚膨胀的政治大爆炸。大标语、大字报、宣传车、辩论会开始涌向了昆明中心地带：百货大楼。造反之火不再局限于学校，而是向全社会延烧了。

９、社会造反风潮

　　昆明远郊生产常规武器的大型军工厂２００号信箱工人刘志宏，关中后生，一身北人的耿直与豪爽，１９５９年他从西安机械学校毕业响应号召支边，３年后即因表现优秀评为昆明市先进共青团员，被工厂派到昆明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位处市区，刘志宏得以天天在百货大楼看大字报、听辩论，对照中央报刊精神，他觉得学生确实“造反有理”。刘记得清楚，９月６日，云大最早的造反学生在百货大楼贴大字报，遭到保守派群起围攻，路见不平，于是拔刀相助——此事被人一状告回厂里，刘马上被党委召回去闭门思过，交待认罪。待到批“资反路线”，刘立即亮出旗号，公开反了。７年后，云南省恢复秩序，成立总工会，他荣任副主席之职；再３年，即１９７６年十月政变后，他以当时的通用“罪状”投入大牢。

　　另一位造反大佬，曾贵为中共“九大”知识分子代表、民间有“八大金刚”之称的苏州才俊沈炳章，５６年从南京支边来到云南，先在电厂劳动，后调入昆明水电设计院。成为设计院电工大组负责人。６５年，电力系统四清，电工大组其余二负责人皆老知识分子，只有沈年轻且贵为党员，工作组就动员他写大字报帮助领导“洗澡下楼”。沈炳章就写了，洋洋万言……不料领导没扳倒，电工大组倒揪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有主犯有从犯，沈成为集团的“党内代理人”，全院牵连数十人。文革一来，批资反路线，沈炳章带着知识分子们全反了。
　　后来成为八二三第二号头目的刘殷农，部队五好战士，转业昆明市公安局，亦因工作优秀而深得领导赏识。他这样讲述了自己的造反经历：６６年１０月，昆明市区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作为精干力量，由政治处领导当面向他布置新任务：要他收集昆明地区的文革动态，重点掌握昆明百货大楼一带大字报的内容和红卫兵的动态；“你不用坐办公室了，你的专业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听广播，晚上把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简报，一日一报。”。下面是他的回忆录：

　　由于整天在近日公园周围转悠，常看大字报的一些人，面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我走近一群人，想听他们在议论什么，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对大家说：“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务的盯梢”。我被弄得非常狼狈，只好转身离开。
　　我一个共产党员，公安战士，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怎么就变成了狗特务呢？但仔细想想，自己所执行的工作任务，不就是特务干的吗？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怎么一到昆明就变成了洪水猛兽，监视他们，自己不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了吗？从这一天起，我的思想在脑海里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最终冲出了牢笼，我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对照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云南省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个决定突然从脑海中冒了出来，写大字报批判省委。

　　刘殷农临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详细记录了他担心造反可能被抓而做的各种准备，考虑得缜密周全。只是他真的被当局抓捕，发生在１０年以后，文革破产，云南开展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批、查”，刘殷农以反革命颠覆罪被判刑１７年，投入大牢。

　　当时中国的年轻人，如果事前知道等待他们的历史故事会如此残酷荒诞，肯定没有勇气走进迷局。可惜他们太年轻，而毛泽东的口号那么具有蛊惑力。连许多饱经磨难的老家伙都经不住诱惑，咋能责怪这些年轻人呢？昆明虽边远，在批资反路线的煽动下，政治激情依旧一路狂奔。

　　１０月２３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连的共４２所学校１２００余名学生在昆明检阅台召开“向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进军大会”。

　　次日，姚文元和戚本禹在北京接见云南大学造反派，肯定他们批判云南省委的革命行动，鼓动他们继续深入批判云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云南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有中央大员撑腰，云南批判“资反路线”浪潮澎湃，从学校到机关、到厂矿，各色造反组织蓬勃发展。

　　为适应形势发展，十一月下旬，黄兆其与昆明各路好汉协商，一致决定成立“昆明文革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接着，喊出了“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的口号。

１０、阎红彦困境

　　为了推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运动，１０月８日至２８日，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重头戏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下发时题目改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讲话针对“血统论”尖锐指出：“为什么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最好让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报告强调各级干部要去掉“怕”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用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毛泽东对报告评价甚高，批示“很好”还下令“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已经摊牌，云南省委被逼到了墙角。从１１月５日到３０日，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传达中央工作会精神，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但闻一片牢骚之声。官方资料记载：“三干会议开始，许多干部就纷纷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很不理解，有的说这场运动是‘打闷棍’，是‘把各级领导干部当成敌人住死里打’”认为这种搞法，“‘一定有坏人捣乱’，盼望‘有朝一日，来一个反击’”。“中央文革小组那些人写文章倒可以，没什么实际工作能力。”阎红彦夫人、农水大口组长王腾波也跟着起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大秀才们，昆明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最好来这里看一看”。在如此“集体无意识”的氛围之中，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把话推向了极致，说文革是“陈伯达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在领导，搞宗派斗争，这样搞下去，我们党就要出现大分裂。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把手阎红彦却不敢擅越雷池，，而且还得做一盘看得过去的菜端给毛泽东交差。云南官史记录：“为把到会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省委采取‘会内与会外相结合，学习文件与亲自实践相结合，揭发批判省委与自我检查、自我提高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到会干部到学校串连，和学生开座谈会，观看红卫兵扫‘四旧’战绩展览，参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会”，等等。

　　“三干会”期间，全省官员齐聚昆明，给造反派打击当权派威风提供了大好时机。会议期间，由昆明地区及南下串连红卫兵主持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多达１０余次。其中声势最大、由阎红彦偕省委及地市领导参加并亲自检讨“执行资反路线错误”的共两次，结果都一样：“造反派认为阎红彦的检查敷衍群众，避重就轻，没有谈及思想本质”“未获得造反派谅解”“责令他继续深刻反省，认真检查。”

　　地点均为检阅台。检阅台系位于昆明东西干道东风路一开阔广场。原是领导检阅群众之地，如今成了羞辱当权者的舞台。市民的情绪是岩浆，在地下熔炼，这儿是火山口——对于角色转换，云南省的高官们显然无法适应，所谓检讨，不过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因此会场乱相百出。百姓只管起哄快乐。参会的地委书记们都坐观礼席位，大理州委书记邵风不小心把印有毛泽东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下，被红卫兵发现了，当即指出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必须马上罢官。阎红彦忙不迭要邵挪开，说：“你快靠边站吧！”群众不依不饶，逼迫阎红彦要马上罢邵风的官。阎红彦无奈，只好现场办公，就在检阅台现场召集常委会，决定罢邵风的官。官史记载，说大会结束，阎红彦马上叫人转告邵风，说此事完全出于压力，常委会的决定不算数，希望他理解。

　　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中将夫人郭青女士，“解放军化肥厂”驻昆办事处主任，长驻省会，得风气之先，成了最早的造反派。昆明召开批资反路线大会，她也冲上检阅台凑热闹，翻２０年前的老账。说１９４７年８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实施著名的“豫西牵牛”战略，为保证行军机动，决定让家属全体暂留北岸，由阎红彦负责安顿。郭青是家属支部书记，对此大为不满，约集众女将找阎起哄，要求随军南渡，兵团最后不得已派兵接应，不幸牺牲战士多人。事情过了２０多年，郭青在“批资大会”上就此向阎大张挞伐，阎则坚持说明当年此事是兵团集体决定，绝非个人自作主张。二人在检阅台上，睽睽众目之下，吵了个不休不止。

　　检阅台的群众批判整个就是一政治庙会。大权在握的第一书记，现在成了一受气包，基层官员谁都可对他发牢骚，造反派干脆把他当一袋土豆，随意扔来扔去。某日，云南汽车配件厂工人召开大会批“资反路线”，要罢某领导的官，“勒令”阎红彦来会表态。阎规规矩矩去了。开始，阎以为工人如此大动干戈，要他表态罢免的至少该是交通系统厅一级什么官儿，到了会场才知道，工人要他罢的，仅仅一叫张书堂的车间主任，阎哭笑不得。当场痛快表态：“罢！罢！罢！”。

　　事到如今，阎红彦肯定明白这次运动毛就是要老百姓来“烧”他的各级同僚了。同僚们要发发牢骚完全可以理解，他担心的，只是事情做过了头，包括他自己统统倒霉。三干会上，阎红彦竟如此插话：“党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领导，犯错误就在于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选举上反革命都可以。”还说：“你对群众过激行动咬牙切齿有什么用？群众起来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还威胁：“这次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你们厅长，副厅长”１２月２日，三级干部会议闭幕，阎红彦的讲话以这样一句牢骚结束：“只有靠你们自己救自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与昆明批判会相比，越到地州，批判越发野蛮。丽江地委书记康长征，被当地造反派责令与其他领导一起身背“黑材料”，押去万人大会批斗，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康不断遭拳打脚踢，为了焚烧“黑材料”，群众干脆将身背“材料”的他直接推进烈焰之中，康昏倒在地，群众骂他“装死”，直到康再也爬不起来，方才送医院抢救，伤势已重，抢救无效而逝，成为云南第一位在“文革”批斗会上被群众暴力直接致死的地委书记。

　　需要补充说说康书记之子康晓东。失去父亲荫庇，小伙子长成后只能去滇西北林区当卡车司机。文革破产后时来运转，得父亲同僚关照，落实政策，调省人大小车班，再后来，搞了一个大学函授文凭，且与糟糠之妻离了，又与同样离掉“糟糠之夫”的某副省级领导之女重组一门当户对的婚姻，从此节节高升，官至省司法厅副厅长、监狱管理局书记。２０１４年，因收受贿赂５００余万，获刑１５年，到本该由他执掌的监狱里苦度余生。

１１、关于方向和路线的话题

　　文革中，阎红彦有一句名言：承认在云南文革中犯了方向错误，但没有犯路线错误。此语在云南干部中十分流行。喜欢把“方向”和“路线”分开处理。阎红彦所谓“方向”，是指打击对象，如前面说到的“牛鬼蛇神”“右派”等，当然，也包括后来搞明白的打击对象“走资派”；所谓“路线”，则是指依托对象、具体说就是背靠的“山头”。阎红彦坚信自己是铁心追随毛泽东的人，方向错了没关系。有靠山毛泽东的护佑，他坚信自己一定能顶过关去。

　　学生造反派只管把“方向、路线”一锅煮，只懂得要捍卫毛泽东和虚妄理想的纯洁性。文革之初被工作组、被市委、省委欺负，深感憋屈冤枉，唱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好过多了。现在知道了压制他们的东西原来叫“资反路线”，批起来于是力大无穷。他们觉得每一次都是毛泽东解救了他们，简直就被宠坏了，脾气就特别大，对于失败者便不依不饶，简直就胡搅蛮缠。

　　仇恨的行为性状有点像牛顿力学三定律：

　　１、　没有敌意的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和谐状态不变，除非外加某种因素而挑起仇恨；
　　２、　仇恨的强度与恶性事件的烈度成正比；
　　３、　仇恨与被仇恨的强度相等，作用力方向相反。

　　此外，双方仇恨还会因共振而将破坏烈度无限放大。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烈度最大的恶性事件。所有人都会在相互仇恨中互害而难逃劫数。这个互害循环终点何处？云南百姓不知道，阎红彦和他的同僚们不知道，后来的事情说明，连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也完全失控。

１２、躲猫猫

　　随着批判“资反路线”运动风起云涌，“炮轰派”势力越来越大，各色“战斗团”“兵团”，在检阅台召开批判大会多达１０余次，其中，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这一次是云南文革历史必须记住的。此前两天，即１月２日，“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等１００多个造反派组织宣布联合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如此盛事必须有一重大活动加以宣示，盛事名称叫《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且“勒令”阎红彦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必须到会检查并接受批判。

　　如果阎红彦如前几次一样出席了，事情很可能不会太糟，问题是这次偏偏出了问题：阎红彦没有来。关于这个，官方的托词是：“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有几个造反组织制造的案件尚未解决，双方都要抓对方的凶手，担心在大会上发生武斗。省委担心参加大会会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决定不参加这次大会。”省委的回答显然是在说谎。当时，造反派尚未分裂，不存在什么“尚未解决”的案件”，其次，保守派早已江河日下，无还手之力，焉能主动挑衅？

　　阎红彦事前曾答应参会，会前突然毁约，问题就出在这个“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上。到群众大会接受羞辱，阎红彦心中肯定是不乐意的，但出于对毛泽东根深蒂固的崇信，他完全应该硬着头皮去。只是这件事一旦作为议题，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这就糟了。中国古语云：“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当此书记有难之际，谁个不想争先恐后表示忠诚？于是纷纷表态反对阎出席，说阎书记长期积劳成疾，高血压、心脏病，中央工作会之后被造反组织不断勒令参会挨批，肉体、精神已受严重摧残。——最好回避，休息去！阎红彦本来就缺乏政治柔韧性，碍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当了几个月的受气包，心理承受力已近临界点，有众人“劝进”，自然乐意顺水推舟，一躲了之。

　　参加会议的书记们之中，为保卫阎红彦而抗争者，确有一位硬汉英雄，此人就是赵健民——我们将在后面介绍他的故事。

　　最后，还有一个要命的原因，大会前夕的１月３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意外到昆明来了。这一次他不是来面授机宜，而是逃亡。

　　李井泉可没阎红彦那么傻。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四川三干会期间成都地区组织“万炮齐轰西南局、省市委推行资反路线大会”，李趁乱逃遁，此后一直在都江堰、西昌、渡口一带窜悠。北京高层竭力想控制局面的陶铸，新年刚过三天即被打倒。李井泉知道大事不妙了，于是决定秘密到上海避祸。１月３日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透露：“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当晚，李井泉来到昆明。阎红彦亲自安排住省军区警卫团，二人作深夜长谈，４日，阎秘密将李送飞上海。不可一世的顶头上司尚且仓皇逃命，阎红彦和他的同伙们，为何不能效法？最糟糕的情况就这样发生了。而且要了这位第一书记的命。

　　１月４日晚七点半，“大联合指挥部”和“南下造反兵团”共同主持的批判大会正式召开。数万群众拥向检阅台。但阎红彦偏偏迟迟不露面，等到八点半，仍无消息。省委书记无端悔棋，顿时引起了到会群众的狂怒。

　　事实是，书记处会后，共产党云南省委就玩起了集体躲猫猫，纷纷下乡躲避。阎红彦、夫人王腾波及省长周兴，则由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银山负责，转移到距离市区１０多公里的小麦峪，省军区警卫团躲起来。

　　昆明人称四季如春，这实为误读。严冬时节，昼夜温差极大。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昆明已入夜。检阅台前人头攒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的口号、语录山呼海啸。大会主角不来，大会组织者们作难了，有人主张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个三天三夜，看他来不来？群众却不耐烦。忽有人传，说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大院！满场群众于是马上激动，纷纷要求冲进军区找。主席团顺应民意，由黄兆其向大会宣布，阎红彦作为堂堂的省委书记说话不算数，无视数万人的要求，他不来见我们，我们一起到军区大院见他。

　　洪水已经决堤。卫兵根本无法阻止汹涌澎湃的乱民，刹时间，昆明军区大院人山人海。军区参谋长崔建功急忙来院坝会见黄兆其、方向东及几个首都红卫兵代表，说阎政委虽为军区政委，但主要工作在省委，阎政委不在军区大院，我们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们找错地方了，希望你们退出大院。昆明军区担负着援越抗美的重大战备任务，希望你们不要影响了战备任务。省委书记说话都不算数，区区参谋长的说词谁会相信？本来，昆明寻常百姓能进入平时可望不可及的军区大院，大摇大摆走进走出，本身就很刺激，再说，平时工厂、学校，死气沉沉，能聚会在一起唱歌，喊口号，吓得高不可攀的书记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这也很刺激。

　　热热闹闹之中，第一个寒夜不知不觉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军区副司令陈康将军笑容满面又来了。他的夫人郭青在检阅台曾与阎书记过招，公开贴大字报揭发云南省委，众人对陈康多有好感。陈康劝说道：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阎政委确实不在军区，要找阎政委你们应该到省委去。陈康的话马上又惹来众怒，“陈康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的口号声顿时此起彼伏，持续数分钟之久，陈康只好走了。

　　昆明冬夜，气温畸低。事情久拖不决，主席团召集进驻军区的各大专院校造反组织负责人和各工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紧急会，组成主席团，由黄兆其、刘殷农提出两条动议：

　　１、把为什么要进入军区大院尽快用电报报告周总理：是阎红彦失信在前，我们是被迫进入军区大院的；
　　２、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轰轰烈烈进入军区大院见不着阎红彦，难道就灰溜溜撤出？

　　第一条很快统一了意见，遂由刘殷农执笔起草电报，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的名义报给周总理。至于第二条“阎红彦不出来，我们怎么办？”众人一致表示：绝不能灰溜溜撤出大院，要在大院内安营扎寨，阎红彦一天不出来，就等一天！一月不出来，就等一月！一年不出来就等一年！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满院的群众一片赞同。工矿企业造反派很快用车送来帐篷搭好，真的个安营扎寨了。军区大院内红旗飘扬，唱歌的、读语录的、看热闹的、生火取暖的、人声鼎沸，财贸系统造反派还将小吃摊点搬进军区大院，供应小锅米线、烧饵块等快捷食品……煞是热闹。性急的造反者三番五次组织冲击军区办公大楼，军人就是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手挽手组成一道道人墙抵挡冲击，暂无大碍。横七竖八的宣传车则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各种讲话，“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一类口号响遏行云。昆明工学院用大客车改装的宣传车设置最为齐备，成了主席团指挥车，接下来的华彩段就发生在这辆指挥车上。

１３、硬汉赵健民

　　省委大员集体躲了猫猫，偏偏有一个没有躲，此人名叫赵健民。省委书记。１月３日书记处碰头会讨论阎红彦是否出席“１·４大会”，满场一片“书记身体为重，不能参会”的劝进之词，唯赵健民的话最是掷地有声：“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１月６日上午，得知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要冲来书记处找阎红彦。赵健民对其它几个书记慨然大呼，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赵健民，山东冠县人。２０岁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参加中共，并担任校支部书记。１９３５年末任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３６年５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９月被捕，抗战爆发后获释。１９３８年被派往鲁西参加抗日游击工作，任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后，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再后来，先后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最后，以二野十七军政委兼军长之职进军四川，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１９５５年调中共山东省委任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入选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大跃进时期，赵健民敢于直言、反对浮夸冒进，被华东局调来的大佬舒同、谭启龙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帽子交付批判，降职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１９６２年甄别，１９６３年４月调云南任书记处书记。赵建民中等个儿，短发，精明干练、敢作敢为，虽宦海沉浮，依旧倔性不改。

　　６日下午，果然有人发现赵健民仍呆在书记处，于是马上赶了去。书记处办公楼位于军区大门正对的国防路，距离不过数百米。第一个抓获赵建民的云南印染厂工人汤克文回忆：

　　我带一些人到省委书记处，我喊一声“冲”，有人就爬上大铁门，翻进去把铁门打开。所有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我们一间间敲，没有人答应。有人就拿来一块大镜子一间间房间从门缝底下往里面照，发现一房间里有一双穿皮鞋的脚，于是砸门冲进去，原来正是检阅台上见过的赵健明，我说：“哈，原来你躲在这里。”他还嘴说“躲什么躲？我在这里值班。”我问他阎红彦在哪里？他态度十分抵触，说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们。我们正在做工作，突然，外面又冲进一群人，抢了赵健民就往军区大院跑。

　　后续的故事是：赵健民在闹事群众簇拥下径直去了指挥车，赵说他是代表省委来的，阎政委身体不适，由他代表阎政委来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不要干扰了军队的正常工作，等等，等等。

　　好事者早就里三层外三层将指挥车围个水泄不通，见赵健民手握话筒，还在大讲特讲“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云南省委没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等等，天寒地冻中忍饥挨饿的群众早已满腔热血沸腾，只管汹汹追问：“阎王”何在？“阎王”何在？赵讲话肢体语言夸张，身姿动荡不歇，根本不顾众人起哄，最后甩出一句名言，“我以党籍和中央后补委员的身份担保，不知道阎政委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云云。

　　语言论争已无意义。被赵书记激怒的群众开始动粗，拿出高帽子往赵书记头上戴，赵也毫不怯场，抓起纸糊高帽就撕个粉碎，还继续高呼“我是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群众早已狂野，这些名头毫无价值，只不过在腾腾烈火上再添些燃油而已，七八条造反好汉干脆将他押上车顶，强摁跪下，将又一顶高帽直扣赵头。宣传车已经发动，大院内群众纷纷集合，簇拥宣传车向市中心游行而去，被迫戴高帽下跪的赵书记随车巡游，接受满街市民的嘲笑和羞辱，这情景，很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被狂欢者簇拥游街的快乐闹剧。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立即住进了昆明军区总医院，据说颈椎什么的被扭坏了。阎红彦依旧秘密呆在小麦峪。军区大院继续被占领。一切归于原状，依旧乱旗飘扬，唱歌我们想念毛泽东、读语录、看热闹、生火取暖、吃米线吃饵块……愤怒的群众又有冲进书记处办公大楼继续寻找，刷满“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的大标语。阎红彦的办公室被占，家被抄。

１４、死事

　　作为一个共产党官僚，肯定看过许多无辜者的冤屈，应该变得很圆通很油滑了。退一步说，如果读过历史，对中国宫廷政治有点常识，贬黜、流放，后来又时来运转，重归庙堂，这样的例子一点都不稀奇。可惜阎红彦恰恰缺乏这一点。他刚愎固执的性格、身居高位的病态自尊，还有领袖对他的特殊恩宠，过分倔强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再去面对草民的羞辱。

　　８日凌晨１点多，秘书叫醒刚入睡的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接电。拿起话筒，他便听见陈伯达怒气冲冲的福建土音，快要崩溃的阎红彦，本能地顶过去：“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于是让身旁的汪东兴翻译转达：“你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绝望的阎红彦顿时爆发了，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接着江青又在电话里指责阎害怕革命群众。要他立即到军区大院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

　　领袖夫人、中央文革组长、还有毛的近臣（汪东兴虽仅传话，显然亦成附加配重），三重压力齐下：，阎红彦定感泰山压顶。他曾那么自信于自己“路线正确”，自信与自己是死心塌地背靠毛泽东的：这是让他扛下去的唯一理由。

　　注意：人和动物不同，动物为活而活；而人，除了活着，还必须要有活着的理由，如果失去了理由，他就可能自杀。人类是世界上唯一会选择自杀的动物。

　　现在，阎红彦感觉自己被彻底遗弃了，他没有理由再耻辱地活下去。放下电话，他边走边骂：“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即又踱去隔壁周兴房间，将陈伯达与江青的话转告了，他要周兴和他一起马上进城，到军区大院会见造反派。

　　周兴劝：“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重新回到房间，决定做最后了断，将床头的安眠药片悉数倒进喉头，再将桌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熄灯。

　　凌晨４时，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已经得知阎下落的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向小麦峪冲来。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秘书接完电话，立即去敲房门，催首长“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应，过一会儿，还无动静，警卫员遂推门开灯，骇然发现：阎红彦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已停止呼吸！桌上放着一张写给夫人的纸条：

　　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带领造反派赶赴小麦峪的刘殷农的回忆如下：

　　进入营区门口，负责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表情严肃地告知我：阎政委死了。可能是自杀。接着，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字条有巴掌宽，长条形，上面写着：“腾波，我是被江青、陈迫达逼死的，红彦。”随后，王银山带我进了阎红彦的卧室，只见阎红彦静静地躺在卧床上，雪白的被褥加盖了军用毛毯，面部表情安详，感觉就是睡着了一样，床头柜上有一个空药瓶，我看了标签，是眠尔通。我和王副司令员看完现场，默默地走出来，我们都感到无话可说。

　　肇事的造反派谁也没想到堂堂的共产党省委书记，被他们一轰就闹出了这么一大条人命，实在让人惊恐，特别几个带头闹事的头头。如果中央怪罪下来，真不知是何后果呢。好在那年月有个惯例，但凡自杀，均属“畏罪”，若为党员，均属“叛党”。再说，阎红彦公然白纸黑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长江青、陈伯达，实在罪大恶极。９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台指挥部”很快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并批判之。

　　对于官僚集团，这个事件更加震惊，因为，如果允许造反派继续胡闹，阎的下场可能就是他们的下场。资料载：“张曙光等人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几十年后此说已无法证实，确切的事实是，阎去世一个多月后，老帅大闹怀仁堂，职务比张曙光高得多的谭震林，亦对江青等人“愤怒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４０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哪！我一辈子没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

　　对于北京当局，阎红彦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寻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区区边疆小吏，实在算不得什么。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的《要事简报》稿上曾录入阎红彦去世的消息，旋被当事人陈伯达删去，陈批：“算不上要事，用不着登。”

　　细针绵密的周恩来得知阎死讯，则于９日晨派专机送法医来昆明验尸。周明确指示：尸检由三方面代表监督执行，王银山副司令员代表军队；省委副书记薛韬代表省委；刘殷农代表昆明地区群众。法医对尸体拍照、解剖等均在三方共同监督下进行，并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１２名上北京当面汇报。在听了负责阎红彦安全保卫工作的王银山汇报后，周恩来表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王银山马上自责：“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周安慰他：“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接着，周恩来于１２日向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省军区发来六条指示称：“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省委常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周恩来指示，并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的指示，并迅速向全体干部传达贯彻之。

　　半年后，７月６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复函云南省军管会：同意在公开点名批判阎红彦。再一年后，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０日中央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委会的批复，正式将阎红彦定义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

１５、余音　“１·１３”大裂变

　　云南文革第一波凶潮尘埃落定。阎红彦以他的性命确认了地方当局的完败和造反派的胜利。余下的问题是，天寒地冻的昆明军区大院里尚滞留着几万百姓，他们将何去何从？恰恰因为这个，造反派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漫长的生死厮杀——阎红彦之死，触发了云南造反派的一场大裂变。

　　主持进驻军区活动的“大联合指挥部”本是一松散机构，而群众组织又本一哄而起，头面人物想法不同，欲望纷乱，性格各异，正如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所言：

　　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海上，每一阵演说的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方向。

　　政治骚乱的快感诱惑下，群众全变成被火焰熏燎的蜂群，只管哄哄乱撞，寻找蜂王和巢穴。这种环境最容易滋生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再说，眼看得当权者已经落败，江山该有造反新主来主宰，原来的组合势必重新洗牌，英雄、强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争夺王者的恶斗势不可免。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本土造反头领，他们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为他们鼓掌，除了由昆明工学院领衔的“八二三”，昆明还有一个以云南大学领衔的“九一四”；除了本土造反派，北京南下红卫兵煽风点火，亦功不能没，他们也绝不可能轻易把果实拱手让黄、刘之辈的昆明土佬儿独享？云南两派厮杀的利剑，就在此时迅速地熔锻出炉了。

　　周恩来预感到这种危机，在１２日向云南官方发出六条指示后，１３日又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给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发来“支持电”，称：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我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再接再励，团结昆明市人民和云南人民，坚决响应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倡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挑衅而奋斗。

　　电报显然是为造反派进入军区大院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再为他们体体面面撤出搭一个台阶。正在北京的黄兆其和留在昆明的负责人刘殷农读懂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即表态：“我们马上向下面传达，响应中央呼吁，无条件撤出军区，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发致敬电”，并表示当天２４点以前撤出。中午２时，昆工八二三带头撤离，将插满草坪的团旗纷纷拔起，和宣传车一起浩浩荡荡离开了驻守近１０天军区大院，时至下午五点，草坪上只稀稀落落留下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等几所大学和别的造反旗帜还在晚风中瑟缩，旗帜下零散坐些人坚守待命。

　　反对“无条件撤离”的反方首领是“南下造反兵团”的首领高仰义。高系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在精英辈出的京城大学生群，高某实乃无人侧目的芸芸之辈。皆因云南太偏远，遂使竖子成名。他们认为黄兆其等人“无条件撤出”是“右倾”，坚决反对。提出“有条件撤出”，条件凡三条：１、省委必须到军区大院向群众承认错误，公开检讨；２、昆明军区给群众平反；３、要在军区大院设立长期留守机构：联络站。他们指责“无条件撤出”是：“没有走群众路线”“是右倾投降主义”甚至要“踢开右倾头头，自已干革命！”。大会主席团再次开会时，“有条件派”和“无条件派”已经势同水火。无条件派宣布次日上午在检阅台开大会庆祝胜利，有条件派则宣布，他们将前去造反，发生冲突、甚至武斗也在所不惜。争论无果，直到天将破晓，黄兆其在北京通过电话最后一次宣布：“无论如何，现在一个也不能留，只能够全部马上撤出去。如果哪一个留，你们就把他拖出去！”

　　黄兆其是阎红彦死事发生后被周恩来点名的上京代表，多日接触，已深得周恩来青睐，１３日晚上通过电话劝说军区大员人员离开，黄兆其一直坐周旁边，现在俨然已成总理代言人。黄兆其临危不乱，应变得体，很有大将风范，加上同时在场的首都三司代表陈汉亦完全按照总理调子表态，事情很快将“有条件派”逼到墙角。

　　１月１４日，“南下造反兵团”和云大领袖方向东、医学院领袖李毅等，在军区大院草坪主持了最后一次大会，再次批判了黄兆其和大联合指挥的“右倾投降主义”，然后黯然撤出军区大院。８天后，１月２２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６２个造反派组织正式从“大联合”中分裂出来，另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再改名：“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原子弹爆炸是核裂变释放的巨大能量。文革群众组织裂变的能量也一样，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现在，云南派斗舞台的两个主角配备齐全：八二三派（简称八派）和炮兵团（简称炮派）。云南高原漫长的、残酷而血腥的派斗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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