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毛没错， 工业确实是要沿海内地尽可能均分布，即便没战争， 一个大国家也真的需要各地工业的差别尽可能缩小。
问题是， 这种均匀工业的方法， 须遵循经济与自然规律， 不能“全靠”行政手段，比如说三线建设好话的， 老不忘记说“战争一打起来， 敌人占领了沿海， 重工业产品就不能运往内地啦”， 反问一句， 若是迁往内地的某厂，原材料的产地产地在沿海， 请问敌人不允许你运产品， 就允许你运原材料了吗？
第二， 生产运输的可否，某宽厚板轧机工厂， 放在不靠长江的地方（主要用户是造船工业）， 铁路无法运输那么宽的钢板， 得靠大型平板车， 每次行动需警车开道，还得有特种车辆， 见电线得抬高， 见小桥得加固，路太窄加宽， 这么样咋整？
造船工业， 必须靠水， 这点倒都知道， 所以没把船厂建兰州西宁贵阳，但是， 建四川沿江， 摆明就是不想造大船的了嘛。
不管如何宣传鼓动， 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沿海发达地区的职工， 没几个真的那么响应号召，到底不愿意钻山沟啊。
什么时候什么人真心实意愿意去三线工厂呢？上山下乡期间， 有的地方的鼓励政策是可以带知青子女去“就业”！这一方面说明三线政策的某种宽松， 但反过来不正好证明上山下乡的令人非常不爽吗？
还有一个很不得人心的措施， 叫着“先生产后生活”，人本来就已经从“好地方”到“赖地方”了，您还非得让他们在“赖”地方过着“更赖”的生活？其结果是， 一旦有机会， 大家都跑了，其中党员干部有办法的先走了。
宣传部门历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的。
其实， 现在如何把原先三线建设留下的很多基础设施， 能发挥作用的最好都利用起来。
---转载者
这是人类工业史和城市史上一次史无前例之举：当全球工业都按照煤铁复合型、临空型和临海型的布局原则，尽量向着交通发达，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方便的地方集结时，数以百计的大中型企业却从中国东部和北部如同过江之鲫一般，纷纷迁往偏僻闭塞的西南和西北；当城市化进程在全球日益加速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却从大城市钻进了山沟。这一罕见之举，就是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西南和西北影响深远的“三线建设”。
大学毕业时，笔者被分配到四川自贡一家名为“东方锅炉厂”的企业。这家以生产电站锅炉为主业，拥有一万多名员工的工厂，面积近万亩，厂房零星地分布在自贡郊外的几座小山间，穿来绕去的铁路专用线将这些厂房串联在一起，从厂门到最远的车间，走路需要将近一个小时。工厂的员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操着带东北口音或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那时，我对这家工厂充满好奇，后来才知道，原来它就是一家典型的“三线企业”。
前不久，笔者深入到一些三线工厂采访，对50年前的“三线建设”有了更深的认识。那是一段渐行渐远的激情岁月，其历史的功与过，至今仍众说纷纭。那些因缘际会卷入这场时代潮流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命运因之而发生的起承转合，让人无限喟叹。
“三线”一词，尽管如今40来岁及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详，并大致知道其内涵与外延，但“三线”真正在中国媒体上出现，已是时过境迁的上世纪90年代。
按中央军委当年的定义，“三线”是将全国的国土按照距离边防和海防的远近，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三线”是指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说，三线地区基本包括了属于内地的四川（含今天的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中靠近内地的一部分。习惯上将西南和西北地区称为“大三线”，而各省份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所涉及的13个省区，距海岸线最近的也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边界则有上千公里。在大三线周边，耸立着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和吕梁山等高大难越的地理单元，使得“大三线”如同拥有铁壁铜墙的巨型堡垒。
可以看出，一、二、三线的国土分区，是基于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即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一线和二线都可能成为焦土瓦砾的战场，而得地利之便的三线，是共H国必须依靠并将其作为生存与胜利根本的大后方。
三线建设的出炉，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环境。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上采取向苏L“一边倒”的策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随着中苏交恶，60年代初期的中国面临四面受敌的窘境。当时的中国南部，随着北部湾事件的发生，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由以往的提供军事援助改为直接向越南派兵参战，战火大有燃到中国境内的可能；东部，败退到台湾的国M党不甘失败，虎视眈眈，时刻不忘反攻大陆，而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几次军事演习，均以红色中国为假想敌；西部，中印交恶，摩擦升级为小规模战争；北部和西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以往因背靠老大哥苏联而倍感安全，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乃至针锋相对，老大哥便成了最危险的敌人。
1963年，正值中国从三年饥荒中渐渐复苏的转折年头。这一年，由李富春牵头的“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在编制“三五计划”时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但×××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局势看，存在着发生大战的可能，而“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表态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1964年初，总参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预估了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经济建设将可能遭受到的打击。其一，工业过于集中；其二，大城市人口多；其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其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基于“早打、大打”的理念，“三五计划”原定的以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主导，变成了以备战迎战为主导。于是乎，“三线建设”出炉。
1964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最核心的一点是“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从1964年到1980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三线建设”是全中国的“天字第一号”工程，是压倒其他一切的重中之重。这期间，国家在“三线建设”上的投入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就地参加三线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内迁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业员工，就多达450万人。成昆线、襄渝线、川黔线、阳安线和青藏线的西格段等重要铁路交通线，也在这一时期上马并竣工投入使用。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星星点点地出现在了西部广袤的大地上。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就有攀枝花、酒泉、水城等大型钢铁冶金基地，葛州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和渭北等煤炭基地，贵州和汉中的航空基地，绵阳的核工业基地，西昌和酒泉的航天卫星发射中心，以及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甚至包括笔者曾就读的四川理工学院，它合并之前的重要前身也是从上海内迁至自贡的。用专家的话来说，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俗语有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当我们真正面对历史时就会发现，凸显在历史舞台前面的都是大人物，而人民有时只是伟人背后面目模糊的舞台布景。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芸芸众生所遭受的苦难和艰辛常常被忽略或是一笔带过。采访三线老员工期间，这种感受愈发强烈。
“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这一原则决定了两点：一是大量重要企业千里迢迢地从上海、北京和东北等沿海沿边地区搬迁到大山深处；二是大量三线建设所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背井离乡，深入到西部腹地。“三线建设”的另一个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在今天看来，这一原则显然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相抵牾，但在斯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天经地义的革命精神。
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也是常规兵器工业的主要布局地。通过采访重庆三线，我们更能感性地理解当年奉行的“靠山，分散，隐蔽”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会给三线建设者们带来怎样的命运改变。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不仅主城区是典型的山城，下辖地区也以丘陵和山地为主。这里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东南有武陵山，南有大娄山。崎岖起伏的地表上，翠峰矗立，碧水萦回。重庆的地貌特征，天然地对应了三线建设原则。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得不少项目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这种“羊拉屎”“围山转”“瓜蔓式”的布局，对后来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极大困难。这方面，在三线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的韩庆普先生有着深刻的感受。
韩庆普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老家江苏淮阴，父亲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M，家庭条件良好。毕业之际，他原打算留在北京或是回江苏老家，孰料学校却将他分配去了重庆。对那时的他来说，重庆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名词。和重庆相关的地方，他只知道鬼城丰都。尽管万分不情愿，但组织决定高于一切，他只得跨上了西行的列车。整整70多个小时后，他被绿皮火车“扔”到了重庆。这时他才知道，将要报到的工厂并不在城区，而是在距城区还有几十里地的北碚。火车站没有通往北碚的班车，他只得背着行李找到一家小旅社住下。第二天，厂里派来一辆吱吱作响的大卡车，将他和几个同学拉到了北碚——重庆北部的一个小镇。更要命的是，到了北碚他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还不是北碚这个小镇，而是更加偏远的一个叫“水土”的地方。
韩庆普工作的川仪三厂，就在嘉陵江对岸。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工厂的选址显得非常突兀：远处是起伏的山脉，近旁是大片大片的田野。春天来时，田野上铺满了金黄的油菜花，油菜花覆盖的山坡下，湍急的嘉陵江静水深流。在这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中，韩庆普工厂的厂房像是一些不速之客，东拉西扯地依山就势，如同绿地毯上打了一些刺目的灰补丁。在这里，机器的轰鸣与牛羊的哞叫交织在一起，绿竹婆娑的身影和厂房硬朗的倒影交织在一起，下班后散步的来自北京上海的工人和担粪劳作的当地农民交织在一起，普通话、上海话和重庆方言交织在一起……
在这种看似浪漫的田园风景背后，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生活的艰辛。我曾经以为，像韩庆普这种外来者，在重庆所遭遇的最大不适应可能来自于川菜的麻辣，但韩庆普否认了：“那时候年轻，口味很容易就适应了。最大的困难还是工厂偏僻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由于工厂和那个点一支烟就能走一个来回的水土镇隔着嘉陵江，工厂便纯粹处于农村。买菜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没结婚时顿顿吃食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尽管大师傅们也想给大家改善生活，但大多数时候只有最基本的两三种蔬菜。有工人调侃说，大师傅竟能把所有蔬菜都做出同一种味道。结婚成家后独立开伙，买菜只能选择在星期天。天亮时，韩庆普背上竹篓，坐着小木船和当地农民一起到水土赶场，买回一个星期所需的菜蔬。一旦没买够，就意味着剩下的日子只能吃白饭。韩庆普和一名来自陕西的三线建设者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女儿。那时的产假是50多天，双方父母都远在外省，又没有经济能力请保姆，因而孩子还不到两个月时，就必须送进厂里的托儿所——那时为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每一家三线工厂都建有一个或多个托儿所。哺乳期的女工，每天上下午各有半小时的哺乳时间。时辰一到，总能看见一些穿着工作服的女工，三两步跨出高大的厂房，急匆匆地朝托儿所跑去。
与物质匮乏如影随行的，是文化生活的阙如。没有电视、电影，甚至连收音机也少有，唯有架设在厂区高处的大喇叭，每天会准时播放一阵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当年最大的娱乐就是打扑克或下围棋。韩庆普的厂长是个老资格的南下干部，经常提着一副围棋，到处找人杀一局。谁要是输了，就拿出烟来给大家敬一圈。上世纪90年代初，川仪三厂的一部分迁到了条件相对优越的北碚，为解决员工在北碚和水土之间的通勤，厂里购进了一台大客车。谁知1994年的一天，这辆满载员工的大客车竟一头栽进了急流奔涌的嘉陵江，13名员工死于非命。
当然，在韩庆普的记忆中，有这种沉痛的往事，也有欢乐的过往。由于厂区辽阔又地处乡村，厂里曾经建有养猪场和鱼塘。逢年过节，每个员工都能分到一大块猪肉和几条鲜鱼。有一年，韩庆普的岳母前来探亲，正值厂里分发猪肉，老太太由衷地感叹说：“你们厂的待遇真好啊！”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千里转战的三线建设者们，当他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习惯了西部和山里的生活时，却突如其来地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落与冲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初决定大搞三线建设的备战前提已被证明并不存在，大批布局在西部大山里的三线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面临着艰难的军转民的阵痛。即便是那些非军工企业，也因选址于交通不便的封闭山区而无法与同行竞争。
在王海达、刘俊颖撰写的《“三线”构架重庆现代工业》一文中，当年军工企业的被动局面可见一斑：“1979年，从长沙军品预定座谈会传出消息，次年的军品订货仅达1979年的1/3，该数字震惊了兵工行业。”正如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田姝女士说的那样：“生产任务锐减、企业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单一的产品生产，三大不利因素使三线工厂顿时陷入了生存危机。生死存亡的困境迫使重庆的三线企业分别作了转向、重组、搬迁的抉择，它们纷纷从山沟里搬了出来，贴近城市，贴近市场，从以军转民的商品生产中寻求新生。”但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是当年的“好人好马好设备”，而今已是“好人落后了，好马变瘦了，好设备生锈了”。要言之，三线企业已不复当年的荣光。2001年10月9日《人民政协报》上一篇题为《三线军工企业面临三条防线——全国政协视察团赴贵州考察三线企业综述》的报道认为，贵州三线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天时不再、地利成害、人何无奈”。其实，不仅贵州三线企业如此，全国所有三线企业概莫能外。
后来，一些企业合并了，一些企业转产了，一些企业停办了，一些企业则选择迁出大山。此时，三线人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移民。向军、贺怀湘在《中梁山有个上海村》中告诉我们，1967年重庆标准件厂从上海迁建于沙坪坝区的中梁山，大部分为举家搬迁，有500多人，集中居住的5栋楼房被当地人称为“上海村”。如今“上海村”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户，“仍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当年的第一代，这些已不再年轻的‘阿拉人’，因语言、习惯以及气候差异，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对于迁来时便已成年的他们，入乡随俗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融入当地还是选择封闭，依然是他们心理上的结。在笔者的老家富顺，有一家60年代兴建的大型化工企业，这家从上海搬迁过来的企业，下属四个分厂，几十个车间，沿着沱江河谷散漫地布局在长达10多公里的地段上。上世纪90年代，这家企业将一部分机构搬迁到了成都，富顺当地便留下了一些破旧的厂房和年岁渐老的员工。这些在四川方言的包围圈里固执地操普通话的外地人，守着昔年曾经高大巍峨的工厂，和时光一同渐渐老去。
对当年那些“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三线建设者来说，企业的不景气甚至倒闭，使得这些大多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的晚年蒙上了一层浓得化不开的阴影——收入的微薄，社会地位的剧降，年久失修的房屋和无人问津的生活都让他们郁闷无助。贵州曾有贵阳和安顺两个城市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黔东南的凯里，曾经布局有多家三线企业，大浪淘沙之下，这些企业几乎都不复存在——一部分迁往贵阳的工业园区，一部分破产倒闭。那些破产倒闭工厂的工人，当年大多只拿到三四万元的补偿费，称为“买断工龄”。“买断工龄的收入，连买养老金都不够”，一些工人如此坦言。另一些年岁较大的工人更加愤愤不平：“我们这么多年为工厂付出的一切，我们所有的青春，被人以一年不到1500元的价格统一收购了。”
相对来说，韩庆普的情况还算好的。虽然拥有正高级职称并担任过处级干部，他的退休工资还不到3000元，韩先生还是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韩先生对我念叨的是，工厂对他们这些老人很少再过问，除了有时会在重阳节那天请他们吃顿饭。对那座当年贡献了青青和血汗的工厂，他已经有十几年没再回去过。
众多三线工厂倒闭或搬迁后，留下了面积庞大的厂区，这些地处深山的曾经非常现代洋气的工厂，在时光的侵蚀下，日益破败萧条，成为西部大地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晋江厂位于重庆江津夏坝的山坳中，后来迁到了重庆鱼洞，在夏坝留下了一个面积达800亩的空壳。后来，一家养猪场将这座工厂变成了饲养基地。其后，这里又先后成为啤酒厂和纺织厂厂房。之后再次成为养猪场——从前冰凉有刺的钢铁味，出人意料地被猪粪味和猪食味替代。在夏坝老厂区，至今仍有不多的一些不愿随厂搬迁的退休职工居住在那里，他们依靠微薄的退休工资维持生计，大片的厂区成了垦荒的好地方——他们握惯了铁锤和钳子的双手，握起了并不太熟悉的锄头，精心种上了成片的蔬菜和粮食。闲暇时，他们偶尔也会绕着昔年曾流过汗效过力的车间转一转。年久失修的车间结满蛛网，杳无人声，只有一些鸟儿扑打着翅膀，在车间里飞来飞去。
金佛山位于大娄山脉北部，距重庆主城88公里，是重庆妇孺皆知的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在金佛山西麓，有一座叫天星的小镇。天星镇郊的大山里，曾经有一座天兴仪表厂，它和晋林厂、晋江厂一样，都是三线建设的产物。上世纪90年代，天兴厂迁往成都龙泉，留下了大面积的厂房和宿舍。几年前，重庆有关方面打算把这里打造成全国唯一的三线建设博物馆。曾经在三线企业工作多年的范时勇，参与了这家博物馆的筹建。范时勇告诉我，非常可惜的是，几年过去了，三线博物馆并没有如期开张，而是被并入了重庆工业博物馆。作为胎死腹中的三线博物馆催生出的唯一产品，是以天兴厂旧厂房为基础，建成了一家三线主题酒店。酒店偶尔会有一些好奇的年轻人前来探访。对他们来说，三线建设的前因后果他们并不关心，这里仅仅是空气清新的金佛山脚下一座有特色的酒店而已。酒店外还可以看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个时代的胎记：标语、喇叭、破旧的管道和斑驳的画像。也许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会知道，曾经有一些和他们同样年轻的来自异乡的青年，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30年乃至更长时光。
从1964年到今天，50年光阴白驹过隙，三线建设尘埃落定。对于共H国历史上这段旁逸斜出的插曲，到底该如何评价？对此，专家们有他们的说法。比如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作者陈东林先生认为：“三线建设，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思考和奋斗的特殊产物。我们应该肯定它在军事上的成就。但如果从经济上来衡量，这是一场不划算的建设，甚至中间存在着较大的资源浪费。”更有专家指出：“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但从西部的立场出发，三线建设却是对这些原本工业十分薄弱的地区的一次有力输血，客观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社会学家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无疑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以笔者曾生活多年的自贡为例，自贡本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国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工业一向以盐化工占绝对主导。三线建设开始后仅一年，就有20多家大中型企业内迁自贡，自贡也投资兴建了一批与三线企业配套的地方企业，从而改变了单一的工业结构，形成了以制盐、化工和机械为主体，兼有冶金、电子和建材的四川省第三大城市（当时第一为成都，第二为重庆）。
但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一个误判，即过高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可能。当和平和发展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三线建设便显得有些多余。对外部世界的过度反应，必然导致对内决策的失误。从这一角度看，三线建设虽然局部地改变了西部一些地区的工业结构和经济状况，然而从长远和全局的视角看，它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决定谁去谁不去的权力掌握在车间主任和书记的手上，主任和书记一般都是中年男性， 这个机会就有人把握不住了， 接下来就得省略若干字了。
那时攀钢无法水运大件，也无宽厚板轧机，重钢没有宽厚板。
江南造船厂的三线“对口单位”万县和涪林， 都是在武汉之上。
“宣传部门历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的。”
如果作者当国家的头，会不会对战争掉以轻心？
写文章的历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当家不知油盐贵，不行船不知风浪险。
五六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六项工程有三十六项在陕西，如生产运20的西飞，生产发动机的西航。中国的航空试飞中心，生产军舰用柴油机的陕柴，西安西郊的电工城《超高压输电成套设备生产厂》东郊的军工城《兵器生产厂》以及中国卫星测控中心，中国授时中心《北京时间的发布地》等，中国军事工业的百分之四十六在陕西。
1. 请查悄悄话。
2. 东部沿海一般没有多少原材料，甚至江南九省原材料不是太多。
3. 原帖作者事后诸葛亮大战没爆发，一个大国怎能有侥幸心理？
4. 攀钢和重钢有宽厚轧板吗？若有的话，这两地都可以水运吧？
5. 造船到武汉为止吧，没有往重庆迁移吧？
6. 最近看到油管，资阳车辆厂出口车辆，经过水运，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