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台町轶事 —— 第二章 逐梦者的足迹（钟翔飞）

 

 

夜幕临近，玄月渐起，鞍山城郊的旷野上，一支足有200人的队伍，拉着长长的队形，在人民解放军的护卫下，缓慢地行进在没膝深的雪地中。茫茫的雪野上，留下了一串串凌乱的脚印。
鞍山解放的第二天，即1948年2月20日早上约8点钟，为了躲避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空袭，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攻城部队，迅速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派鞍钢的中高级技职人员及日本留用人员，从厂区内外归拢起来，集结到鞍钢的大白楼前，派出小股兵力护送出城。
在郊外，这支队伍昼伏夜行，已经转悠了5天，先后到过烟狼寨、黄家屯等村落。傍晚前，正在马家屯歇脚的这支队伍，由一路护送的部队组织清点人数，进行逐个登记。农舍门外，依次等候登记的人们，一个个身上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农舍里面，炕桌子上的一盏马灯，映照着几位军人的脸庞。人们先后走进屋子，分别报上姓名、年龄和职务。
“靳树梁、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王之玺、毛鹤年”，当这6个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登记的名单上时，令负责点名的一位人民解放军干部感到非常意外，惊喜得叫了一声：“啊！6个协理都在啊！”

（一）

“中国要强大，必须有钢铁。”凭着坚船利炮，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一代莘莘学子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也令他们坚定了“工业救国”的志向。
靳树梁、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王之玺和毛鹤年，都是国民党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派入鞍钢的接收大员，为资源委员会历任掌门人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所器重的冶金专家，时任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邵逸周的协理（相当于公司副经理）。资源委员会的后任委员长孙越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与靳树梁、杨树棠、王之玺又都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工程系，为同系不同届的校友。
始建于1895年的天津北洋大学，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效仿西方兴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在我国开创了材料学科教育的先河。截至1935年，采矿冶金工程系共设立过31个班，培养毕业生310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也是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工程系的早期毕业生。
河北徐水县西黑山村，是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第一协理靳树梁的出生地。1899年4月1日，他出生在一个收入微薄的乡村塾师家庭。9岁时，靳树梁随在河南当县官的堂兄，前往开封读书。仅用3年半的时间，聪颖又勤奋的靳树梁就读完高小和中学，13岁考入河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科，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工程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最先响应和声援。刚从日本回国的周恩来，立即投身到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倡议成立了觉悟社，负责主编《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是运动的领导骨干。16岁的邓颖超时为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的队长，是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行将从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靳树梁，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与数千名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高呼“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惩国贼”的口号，参加了罢课、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当时，孙越崎与靳树梁都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在校学生。1916年，孙越崎从复旦公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先在文科预备科学习，后在父亲的劝说下考进矿冶系。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孙越崎是北洋大学学生会的会长，曾经作为学生代表面对面地与直隶省长曹锐交锋，保护了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当年的9月，租界的洋人和军阀勒令校方开除了孙越崎等28名学生的学籍，并将他驱逐出天津。孙越崎在复旦公学时的国文教师邵力子得悉后，当即写信介绍他去北平，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与邵力子既是绍兴同乡，蔡又是邵在南洋公学时的老师）。经蔡元培先生帮助，孙越崎转入北京大学采矿科，于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
比孙越崎高出两届的靳树梁，在1919年的夏天以优异成绩毕业，前往汉口湛家矶六河沟煤矿公司扬子铁厂任助理工程师，又一度被派往汉阳铁厂做实习技术员。3个月后，六河沟铁厂的100立方米高炉竣工，他返回铁厂参加高炉开炉准备，并逐步成为了炼铁操作与控制的能手，深得铁厂总工程师陈廷纪的信赖。然而，由于军阀混战，购买和运输焦炭困难，投产后的高炉时开时停，被迫于1924年易主，更名六河沟煤矿公司扬子铁厂，靳树梁自动辞职。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为了谋生，他曾经在武汉革命政府武昌地方法院做了一年书记官。
靳树梁与杨树棠、王之玺两位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协理，不仅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校友，还是河北的同乡。
杨树棠是河北宣化县大辛庄村人， 1907年10月10日生。祖上从山东济南迁移宣化，靠给总督衙门和商号等处挑水为生，后总督离职时将一部分土地卖给了杨家，从此靠种地，日子越来越好，盖起里外两处大院，还买了牲口。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但父母很早就去世，他和两个妹妹都是由长兄、长嫂抚养长大。
刚上学时，杨树棠就对一种红褐色的石头产生了兴趣。那个时候，村里许多人家都用从烟筒山和小溪里拣来的一种红褐色石头，经过蘸水研磨做出来染料，涂抹在羊身上做记号。有的涂上红脑门，有的染出红尾巴，还有的在脊背画上红道道，免得羊多了分不清楚哪是自己家的，哪是别人家的。很久以来，当地人除了知道用这种石头做染料，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原来这种石头就是铁矿石，是被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发现的。
“为什么家门口的铁矿，中国人找不到，却偏偏叫一个外国人找到了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立下了人生的志向。1922年，杨树棠读完了初小，渴望继续求学，可长兄的家境已经难以为继。恰巧，本村的一个大地主正在为儿子寻找一个陪伴，只要能陪同儿子去外面读高小，愿意承担陪读的全部学费。作为陪读，他得以有机会完成了高小学业。一晃高小毕业，长兄极力主张他报考师范学校，以后也好靠教书挣钱。为了系统掌握基础知识，给将来求学打下基础，他却偷偷地考入了宣化城里的直隶省第十六中学（今宣化一中）。转眼又是4年过去，免费中学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家里和亲朋都十分高兴，而杨树棠却感到十分苦闷。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历经十年寒窗苦，终于贴近了人生的志向。可是，即使家里和亲朋倾其所有，也无力再资助他踏入大学的门槛啊！继续求学，学费没着落；放弃学业，又极不情愿。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听说县教育局对考入国立天津北洋大学的人，每年可提供一百元助学金的消息，让他绝路逢生，并以扎实的功底考入了该校的采矿冶金工程系。
当时，天津北洋大学只有200余名学生，杨树棠所在的采矿冶金系一个班只有11名学生。尽管学生很少，功课却非常繁重，考核也十分严格。教员全部用外语讲课，外语不好，就有留级或淘汰的危险。在校期间，杨树棠一连几个寒假都没有回家，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书。1934年，杨树棠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由于国内仅有的几家钢铁厂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排挤下纷纷关门倒闭，他们这些采矿冶金工程系的学生也不得不改行，到英国人霸占的开滦煤矿实习。那时，中英双方签订过一个协议，中国承认英方在开滦煤矿的开采权，但英方必须每年为中国培养一批实习生，实习期定为两年。根据这一协议，由学校推荐，政府实业部派遣，他和几位同班同学前往开滦煤矿，整整实习了20个月后，又经校方推荐去了淮南煤矿。
王之玺是河北唐县人，1906年12月8日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之玺自幼聪颖，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县立第一小学；1924年从保定第六中学毕业后，随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结束预科学习后，在选修专业时，他们中有10名同学一起选择了最冷门的采矿冶金工程系，全班加上3名留级生共13人。这些热血青年一致认为，采矿冶金是工业强国的基础。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立下了“工业救国”的志向。1929年暑假，王之玺和同学们随地质教授冯景兰到龙烟铁矿考察。在冯教授的熏陶下，王之玺对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931年，王之玺从北洋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当年7月，他由学校介绍到东北矿务局的复州湾煤矿。两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随后霸占了煤矿，王之玺借口回家探亲，于年底前回到河北故乡。1932年初，经同班同学刘刚（时为铁厂工程师、解放初曾任华中钢铁公司总工程师）介绍，王之玺来到汉口谌家矶六河沟煤矿公司扬子铁厂，实现了从事钢铁工业的夙愿，半年多后被提升为工程师。
当时，六河沟铁厂很不景气，皆因国内生铁滞消，而急需的钢材又全靠进口。这种现状，深深地刺痛了王之玺和刘刚，因此萌发了赴国外学习先进炼钢技术以振兴国家之念。1934年5月，刘刚先行赴英国留学，入雪菲尔德大学冶金系进修。8月份，王之玺也前往英国，进入雪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主修钢铁专业及有关课程，一年后开始从事“钢表面硬化”的研究。假期中，为提高自己的钢铁冶金理论基础和钢铁生产技术经验，他先后到维克斯特钢厂和匹赤头皂普钢厂实习炼钢和钢材加工技术。1936年秋，王之玺学成回国，随即应邀出任上海新和兴钢铁公司（上钢三厂前身）的副厂长。
李松堂与王之玺、杨树棠年龄相仿，出生于1908年7月30日，是江苏睢宁县高作镇官汪村人。8岁时，随父在家读私塾两年，后在睢宁县城厢市立国民小学、高作镇代用小学和江苏省省立徐州第七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省立南京工业专门学校附设高中部，又转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工业专门部预科读书，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预科补习。1928年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学习，学习德语两年、大学课程五年，获特许工程师学位。后来，李松堂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安于国家落后民族危亡的处境，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工科，希望施展报国之志。”
大学毕业后的李松堂，1935年夏在南京金陵兵工厂机关枪厂车工部任技术员，1936年8月在资委会筹建的中央钢铁厂（后称湘潭钢铁厂）任实习员，又先后在汉口湛家矶扬子铁厂实习炼铁生产，上海浦东周家渡新合兴钢厂（后称上钢三厂）实习炼钢、轧钢生产。从李松堂的这段经历来看，他与靳树梁和王之玺，先后在汉口谌家矶六河沟煤矿公司扬子铁厂留下过足迹；他在上海浦东周家渡新合兴钢厂（后称上钢三厂）实习炼钢、轧钢生产时，与正在这个厂任副厂长的王之玺相识。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入鞍钢的6位接收大员中，年龄最大的是靳树梁，年长毛鹤年12岁，年长邵象华14岁。
1911年9月23日出生于北平的毛鹤年，祖籍浙江余姚，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后留校任电机实验课助教；1934年8月赴美国留学；1936年获普渡大学工程硕士学位。
少年才子邵象华是浙江杭州市人，1913年2月22日出生。家教甚严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曾经为商务印书馆编辑过英文词典。得益于家庭的熏陶与父亲的指导，邵象华的英文功底极好，从小就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等的英文名著。少年时代，正是国难频频的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凭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仅给他留下了深深地烙印，也令他坚定了工业救国的志向。“中国要强大，必须有钢铁。”怀着“钢铁救国”的强烈愿望，邵象华发奋读书，多次跳级。当时，江南地区没有正规的冶金院校，他只好报考了当地甲种工业学校预科（后改为浙江大学工学院）。1932年，19岁的邵象华大学毕业，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助教。
1934年，听说南京政府招考公费英国留学生，邵象华决意去南京应试。当时，规定的录取人数只有20名，而参加考试的就有100多人，他以为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小，考试过后就相约两个朋友去北方旅游。从北方回来，他们又到南方旅游。旅途中，邵象华从报纸公布的赴英国留学的录取名单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就在其中。
抱着坚定的初衷，邵象华前往英国，进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冶金。在英国这所著名的大学，他获得了一级荣誉冶金学士和冶金硕士学位，并获马瑟科学奖金。1937年，24岁的邵象华学成后，正在准备回国之际，又迎来了一个深造的机会，学院的导师力邀他留下来考取博士学位。

（二）

满怀“工业救国”的梦想，他们踏上了留学之路。发达的德国钢铁工业，给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学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刺激。
1936年秋，靳树梁经严恩■（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冶工程系、时为钢铁界技术权威）推荐，调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创办中央钢铁厂。
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为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5年4月易名并改隶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任专员兼矿冶室主任。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又改隶经济部，由部长翁文灏兼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在这个委员会中，集中了当时国内的一批钢铁、动力、机电、化学等领域的专家，主要负责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动员开发。
资源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不久，决定利用中德易货协定的外资，在湖南湘潭创办中央钢铁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炼铁部主任严恩■被邀出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组长，为项目筹备的技术总负责人。靳树梁作为严恩■的助手参与项目筹备，出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1936年的年底，严恩■与靳树梁被派往德国，与承担中央钢铁厂设计的克虏伯公司商定初步设计。
1937年2月，中央钢铁厂初步设计获准后，由靳树梁带队，首批从国内派出8人由上海乘船前往德国，开始了计划3年的留学旅程，他们中有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的杨树棠、谭振雄、王原泰，有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的李松堂、史通、吴之凤，有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张匡夏。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们住进柏林工业大学，受到了著名冶金学家、钢铁冶金系主任杜勒尔教授的热情接待。在柏林工业大学，他们一边学习德语，一边学习杜勒尔教授的钢铁冶金学。
同年5月，严恩■再度率团赴德国洽谈技术设计，时任资源委员会矿业专门委员王之玺随行，后留在德国实习。在德国期间，严恩■联系到靳树梁等8名在德国实习的人员，并邀请到与钢铁专业有关的留学生和专家10余人，其中有正在国外留学英国的邵象华、留学美国的毛鹤年、留学德国的齐熨等，一同参与中央钢铁厂的前期准备工作。
邵象华参与组建中央钢铁厂，是直接受到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的邀请。1937年夏，英国老国王乔治五世去世、新国王乔治六世登基，各国政府均派代表参加新国王的加冕仪式，中国政府派出了翁文灏。当时，已经获得冶金硕士学位的邵象华，正在面临着未来的选择。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导师劝说他再继续念两年，以得到博士学位。这位教授还亲自给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发出了推荐信，希望给邵象华再延长一两年学习时间。翁文灏到达伦敦后，立即约见了邵象华，开门见山地问：“我们正在办中央钢铁厂，你知道不知道？”邵象华回答道：“我听说了，但不知道详细情况。”“你念博士也很好，但不如办钢铁厂更有用，因为国家很需要。”翁文灏接着问道：“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念这个博士了，离开英国到德国去，参加中央钢铁厂筹备处的工作，作为一个骨干的技术人员，参加德国的那支实习队伍。”求学时代，就相信工业可以救国的邵象华，本来没有想念博士，出国留学也是为了中国的钢铁发展，所以马上就答应了翁文灏，于当年的10月抵达德国。
1937年10月，毛鹤年、邵象华等在国外不同地区学习的留学生，先后前往德国柏林汇合。至此，以靳树梁为首包括杨树棠、李松堂、王之玺、毛鹤年、邵象华在内的18名中国冶金学子，全部汇聚到了德国柏林。严恩■和靳树梁组织他们先期进行参观考察，而后结合本专业到德国工厂实习，计划在中央钢铁厂的技术设计完成后一起回国。
杨树棠与毕业于柏林工科大学的化工博士齐熨，就是一同在德国实习相识的，后来又成了齐熨的妹夫。
齐熨是著名戏曲理论家、历史学家齐如山的公子。河北“高阳齐家”，可谓书香门第的名门大户。齐如山的父亲为清末进士，是大学士温同酥的学生，早年为官，主张废除科举，学习新知，科学救国，后辞官以教授为主，不许子弟再应科举；膝下三子，老大齐竺山、老二齐如山、老三齐寿山（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秘书、与鲁迅合译《 小约翰 》），皆入官办的北京同文馆学习德文及法文。毕业后，齐如山3次赴欧洲学习和考察戏剧，辛亥革命后回国担任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在梨园界，齐如山与梅兰芳的相识与合作堪为一段佳话。齐如山对梅派艺术的形成并走向成熟竭尽心智，功不可没，曾经为梅兰芳编写《 一缕麻 》（梅兰芳的第一出时装现代戏）、《 嫦娥奔月 》、《 黛玉葬花 》、《 霸王别姬 》等以旦角为主的新戏等近50部剧本，几乎囊括了梅兰芳1935年前的所有新戏。齐、梅携手将京剧推向了世界。可以说，如果没有齐如山中途的介入，也就不会有名满海内外的“伶界大王”梅兰芳。同样，倘若没有梅兰芳全力的配合，齐如山也难得深入研究京剧艺术的机缘，并成为一代著作等身的戏剧大家。
“高阳齐家”在京城，兄弟三人一起打拼，成为大户人家。三兄弟未分过家，都住在西裱褙胡同31号座北朝南的院落里，大门右上方写着“高阳齐寓”四个大字，里面分五个院子，房屋几十间都住满了人。
齐家后代是大排行，一共有九个兄弟，十六个姐妹。
长子齐■英俊高瘦、相当活跃，在德国学工程，曾是留德中国学生会主席，抗战时任蒋蒋介石私人驻德代表。宋美龄曾特意安排齐■与孔二小姐见面，试图撮合一桩婚姻。齐■早知孔二小姐喜男装、脾气大，慌说已订婚才作罢。二子齐熨身材颀长，较为内向，留德获得化工博士，后在台北嘉新水泥公司任总工程师，其岳父诸民谊与汪精卫是连襟。三子齐熙，中等身材，是中国早期的造船博士，二战时在德负责制造潜水艇，战后回国，后去台湾任基隆造船厂总工程师。
三女齐长曾跟徐悲鸿先生学过画，其妹齐香说，她有一位亲姐姐代梅兰芳画过不少画，而且代为题名送人，指的就是齐长。七女齐香毕业于中法大学，与夫婿、法国文学专家与翻译家罗大冈去法国里昂大学深造，归国后多年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担任法语教授，是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的小说《 莫泊拉 》的译者，与杨绛和赵萝蕤同庚，同在京城外语和我国文学界享有盛誉。八女的德文、拉丁文均好，后在台北担任宋美龄的私人德文秘书。十女齐缀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主修钢琴，副科琵琶，后成为杨树棠的妻子。十四女齐辛是国画家，夫婿孙翁孺是留美钢铁博士，在重庆时曾是杨树棠的下属，解放后任马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十六女齐同，夫婿李崇道博士后在台湾担任农复会主任委员及台中大学校长，是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之兄。
齐如山还有一位义子。1930年代，美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大·车列浦宁游历中国，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所打动，拜齐如山为师，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齐尔品。1934年，被聘为上海音专名誉教授的齐尔品，倡议并举办了“中国钢琴作品比赛”，当时正在上海国立音专求学的贺绿汀以《 牧童短笛 》应征，荣获头奖。从此，这首钢琴曲闻名国内外，成为各国钢琴家们的常备曲目之一。齐如山的女儿齐缀（杨树棠的夫人）在钢琴弹奏方面的深厚造诣，在当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熏陶外，应该也受到了齐尔品的影响。
转回到德国，中国的学子们初到异国他乡，让他们处处感到新奇，然而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发达的德国钢铁工业。当年，德国钢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1400万吨以上，许多钢铁企业都采用了200吨左右的平炉，15-20万吨的电炉和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少数钢铁企业已经有了30吨碱性底吹转炉，万吨的锻压机也已经实际应用了。相比之下，中国的钢铁生产显得是那样的原始和落后。这些情形，对于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学子来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刺激：要富国强兵，就得很好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
在德国钢铁工业比较集中的鲁尔区，靳树梁等先后到过克虏伯财团的莱因豪森钢铁厂、保尔伯克钢铁厂、埃森电炉南厂和北厂实习，主要是跟总工长和值班工程师学习冶炼操作技术和炉体维护等。当时，多数人都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家里，通过经常与房东接触、交流，一方面锻炼了口语能力，一方面密切了感情，学到了很多常识。每到周末，他们也经常请工厂里的技术员、工长等到住处做客，通过喝酒吃饭和他们交朋友。久而久之，这些德国人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乐意把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中国留学生。一次，一位工长就把炼钢厂的年度总结拿给了靳树梁和杨树棠，并让他们抄了下来。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对于筹建钢厂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克虏伯公司的莱茵豪森钢铁厂规模比较大，有9座炼铁高炉，日产量达7000吨生铁，占全德生铁产量的十分之一。他们来到这个工厂实习，按照所实习和考察的专业分到相应的车间，靳树梁仍以学习炼铁工艺为主，王之玺、邵象华、杨树棠等学习炼钢工艺，李松堂等学习轧钢工艺，毛鹤年等学习电气电机，齐慰等学习炼焦化学工艺，还有的学习耐火材料冶金炉料和机械电气设备维修等。期间，靳树梁对莱茵豪森钢铁厂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他从鞍钢调出就任东北工学院院长时，将这份考察报告赠送给了鞍钢。
这批学子在德国实习，一个个都非常自觉与刻苦，渴望学有专长，将来为国效力。大家分头在工厂实习期间，定期到领队靳树梁的住处，参加集体学习讨论，交流各种学习资料和心得。他们还办了个小图书馆，购置些新的科技书刊，搜集各种科技资料，以后这些资料都带回了国内。杨树棠回忆说，多年之后，这些书籍和资料还帮了他不少忙。

（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们，按捺不住迫切的救国之情，纷纷申请提前回国参加抗战。
1938年初，靳树梁、王之玺、刘刚和严恩■一起首批回国，于同年4月返抵武汉，终于踏上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土地。
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湘潭中央钢铁厂被迫停建，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联合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严恩■、靳树梁、王之玺和刘刚四人遂被委任迁建委员会委员，参加拆迁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等厂的设备到四川大渡口重建。1938年秋，靳树梁和王之玺与迁建人员一起撤到重庆，参与大渡口钢铁厂建厂规划的制订和炼铁高炉、炼钢平炉的设计。同年，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决定在云南建设钢铁厂，指派严恩■、王之玺先行勘址，并最终确认将钢铁厂建于距昆明十公里处的安宁县郎家庄（今昆明钢铁公司所在地）。建厂初期，参与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靳树良、谭振雄、吴之凤、许声潮，杨尚灼、等，他们都是德国留学实习的人员。1939年10月，靳树梁被正式调入云南钢铁厂，出任钢铁厂工程师兼化铁股（即高炉车间）股长。
1939年4月，杨树棠、李松堂、毛鹤年及齐熨等几位同学终于乘船辗转回到中国。由于上海、广州等港口已经被日寇侵占，他们只好在越南海防下船，经过河内、老街，才回到昆明。原打算继续北上重庆，但道路被炸坏，只得呆在昆明。其间，毛鹤年被临时分配到昆明电工器材厂，参与电线厂建设。
没过几天，杨树棠等坐上卡车离开昆明，翻山越岭绕到了重庆。到重庆之前，大家在路上聊天，都以为重庆的抗战形势一定很好。而到了重庆后，他们却大失所望。“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那些达官贵人不谋抗日救国，反而花天酒地，更有人打着抗战旗号发国难财。把重庆搞得乌烟瘴气。他们这些人实在是看不顺眼，只好一心闭门搞钢铁。但是，在那个时代想搞钢铁谈何容易？偌大的一个重庆，竟没有一个像样的钢铁厂。最后，资源委员会把这批留学生借给了兵工署所辖的第二十四工厂。这个工厂的前身是重庆炼钢厂，由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师任厂长，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划归兵工署，准备以冶炼军用钢材为主，也是大后方唯一开工生产的官营炼钢厂。所谓的炼钢厂，其实只有一座美国进口的3吨电炉，冶炼用的原料是当地的小高炉炼出的“生板”（ 一种板状的白口生铁）以及人工锻出的熟铁，四川人叫它“炒毛铁”。在这个工厂，杨树棠和李松堂分别出任炼钢部工程师兼主任、第二轧钢部工程师兼主任。不久，毛鹤年也来到了重庆，出任重庆大学电机系教授，讲授输配电工程、电力设备、电厂设计等课程。
同年，邵象华回国，被暂时分配到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央机器厂等待机会。随后，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迁校委员会委员邵逸周时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邀请时年25岁的邵象华到这所大学创建冶金系，成为武汉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在武汉大学，邵象华意外地收获了爱情。江苏宜兴人王晓云，小邵象华3岁，1936年考取武汉大学历史系。长相俊美、气质高雅的王晓云，还是令人仰慕的武汉大学校花。一天，全校师生在城外防空洞躲避日军空袭时，邵象华第一次见到风姿绰约的王晓云，一见钟情，却羞于主动搭讪询问姓名。又一天，邵象华实在忍不住“苦恼”，向同寝室的历史系教授杨人鞭如实倾述了出来，杨人鞭表示：“她是我学生，我来安排。”几天后，杨人鞭兑现承诺，以吃饭为名，把王晓云请到宿舍，介绍二人相识。
随后的一件事，更加深了王晓云对邵象华的印象。那时，王晓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汤池训练班，并主演了五幕话剧《 自由魂 》，将所得票款全部捐献给抗日将士，在四川乐山颇有名气。每逢王晓云演出，邵象华必准时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央的位置，属于“铁杆粉丝”，当时也被传为一段佳话。白色恐怖笼罩到四川乐山，王晓云成为国民党军统点名要抓的“共党分子”。危急中，邵象华将王晓云送到自己的哥哥家隐蔽起来，直到危险消除……最终，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并于1942年9月1日结婚。
后来，资源委员会决定在重庆綦江办一个现代化的小型钢铁厂，委托邵象华负责筹建。他果敢地放弃了国际上流行的空气转炉，亲自设计出中国第一台新型平炉，投产时在业内引起轰动。在这台平炉上，31岁的邵象华也为中国培养出了最早的一批炼钢人才。
杨树棠在重庆，同时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他每周要给该校矿冶系和机械系讲授6小时专业课，业余时间和周日还要去校办的大华铸造厂搞试验，常常要在夜里举着火把，徒步奔波于两地之间。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杨树棠先后首创以钨矿代替钨铁炼制枪筒钢和硬面（冷铸）轧辊的铸造，分别获国民政府经济部“国家钢铁奖金”和专利，并编写了20多万字的英文版大学教材《 钢铁冶金学 》。当时，齐熨也在第二十四工厂，他与杨树棠已经成为好友。两个人还一起合作，采用当地出产的白云石砂代替镁砖和镁砂，成功试制出了新型粘土砖。
齐熨从欧洲回到了重庆，消息传到了北平的家里，一家人非常高兴。1935年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毕业的齐缀，当时正在母校孔德中学任音乐教师。她决意离开沦陷区到后方去，投奔二哥齐熨，也得到了齐如山夫妇的同意。1939年的春天，齐缀与一位要好的朋友结伴，从天津港登船到上海，又从上海换船到越南海防，再从越南海防换船到香港上岸。听说日本人要进攻香港，她又与弟妹结伴返回越南海防，前往河内转乘火车到昆明。这时，二哥齐熨来电通告，重庆正遭遇日军飞机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叮嘱暂住昆明，俟雨季再去重庆。
待齐缀到了重庆后不久，齐熨就被调到北培酒精厂任厂长，杨树棠也正在参与筹建资渝钢铁厂。1941年下半年，资源委员会又在嘉陵江畔筹备了一个转炉钢厂——资渝钢铁厂，调杨树棠、李松堂去那里工作。可是，第二十四工厂不放杨树棠走。最后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杨树棠一方面要负责二十四工厂的炼钢工作，一方面又参加筹建资渝钢铁厂设计施工。他们这些留学归来的同学都在各自奔忙，但仍然保持着经常的来往。已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工作的齐缀，时常参加他们的聚会，认识了乐观豁达的杨树棠。其实，二哥齐熨早已有心为他们撮合这桩婚姻，只是好事多磨。一次过元旦，他们要在小龙坎聚会，二哥齐熨给齐熨来电话说，他自己有事情不能来，叫她自己去参加。当时，齐缀和杨树棠之间的关系尚处于朦胧状态，殊不知人们已经在背后传扬开了。席间，大家起哄，把杨树棠灌醉了。齐缀觉得很无聊，第二天不辞而别，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和杨树棠来往。
“树棠这人工作能力强，在二十四厂调出时，杨厂长就要求留下他一人，资源委员会坚决不同意。”齐缀再见到二哥齐熨时，二哥劝说道：“遇到一个能干而正派的人不容易，你是不是再好好考虑考虑，起哄的人也是好意嘛。”后来，齐缀才知道，厂医务室有个年轻漂亮的护士，还是厂长太太的干女儿，这时正主动地追求杨树棠。但是，杨树棠却一直没动心，只是同事们怕他最终“不坚定”，所以才借着起哄，把他们往一起撮合。再后来，一次二哥齐熨有意安排，约齐缀去小龙坎参加一个婚礼，又遇见了杨树棠。婚礼上，她发现在座的来宾对杨树棠都非常尊敬，不觉对他起了敬意，有了好感。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往来，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中间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在齐缀的印象里，杨树棠至少比她大6岁，因为二哥齐熨说过，树棠比他们都大，应该至少和齐熨同岁，属羊的。可是，填写结婚证书时，杨树棠的年龄变成了只比她大4岁，属鸡的。之后才得知，杨树棠有一个中学同学、同乡马辅中，结婚前一直给杨树棠管钱管家，替他瞒了两岁，一是怕齐缀嫌他岁数太大有想法，二是迷信说法属羊的不吉利。
1942年4月11日，杨树棠、齐缀结婚。婚礼在重庆市胜利大厦举行，参加的人很多，有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后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在台湾任“经济部部长”的李国鼎，还有后来成为齐缀妹夫的孙翁孺等。男方主婚人是资渝钢铁厂厂长郑葆成，女方主婚人齐熨，证婚人是徐永昌（后为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
杨树棠结婚前，正式调到资渝钢铁厂任炼钢厂主任兼工程师。

（四）

一场历经十四年的民族灾难过去了，期盼已久的“工业救国”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了！然而，梦想几乎近在咫尺，却又被内战的硝烟挡住了视线。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国民党行政院急调正在玉门油矿的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回南京，被经济部战时生产局任命为东北区特派员，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
早已经憋足了劲，想在工业上大显身手、大干一番的孙越崎，设想出一个千人出关接收日伪产业的计划。然而，到了北平，他才发现东北正在被苏军接管，共产党的军队也先于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大规模地派人接收东北的敌伪产业，根本就没有可能。直至1945年10月12日，蒋介石派出张嘉■、熊式辉、蒋经国和莫德惠等一众国民政府高官，飞往长春与苏军谈判，也未能解决从军事、经济上接收东北。11月16日，已经先期抵达长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奉蒋介石命令暂撤退至北平待命。于是，国民党行政院长宋子文又让孙越崎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先去处理平津地区敌伪产业。
1946年3月间，苏军撤出东北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分别占领抚顺、鞍山、海城、营口、开原、昌图、法库、老四平街等城市，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一军随后进入沈阳。与孙越崎有莫逆之交的邵逸周，辞去玉门油矿总务处长，作为特派员孙越崎的代表被派往沈阳，出任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沈阳办事处处长。同时，与孙越崎有校友之谊的靳树梁（时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也被派往东北，出任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本溪办事处处长。
1946年4月，国民党嫡系部队新六军进占鞍山。同月15日，昭和制钢所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先后接收包括昭和制钢所“卫星厂”在内的日伪工厂共23家。当年10月1日，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鞍钢）宣布正式成立，邵逸周出任总经理。
邵逸周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黎阳人，1891年生，为著名徽商邵百万（国基）之子；1909年赴英国留学，毕业于伦敦帝国科学工程学院皇家矿物学校；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初入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处电报科。1912年3月底，孙中山为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辞去总统，让位于袁世凯。离任前，孙中山召集随从人员询问各自的打算，秘书处的部分人员不愿依附袁世凯，请求派往国外留学。孙中山同意了这个请求，责成稽勋局经过严格考选，确定了第一批留学生共25人，其中邵逸周留学英国学习矿冶。
1914年，邵逸周学成回国，初任孙中山先生英文秘书，后任大冶铁矿工程师、缅甸矿务公司工程师，自1930年12月起，邵逸周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长达12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与其留英时就是好朋友。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属下的鞍钢成立前，即1946年5月，靳树梁被调到鞍山，参加接收昭和制钢所等工厂和组建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后任公司第一协理。
1946年夏，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率团赴华北、东北等地视察，并到鞍钢，时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王之玺随行。视察团路过北平，需要增加一些考察成员，时任资源委员会北平石景山钢铁厂轧钢厂厂长李松堂，欣然随团一道出关。8月底，视察团到达鞍钢。视察团回南京后，王之玺即被任命为鞍钢协理。同年底，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越崎来东北视察，李松堂随行第二次来到鞍钢，并被留了下来，出任公司协理兼轧钢所所长。1947年4月，王之玺从南京赴鞍钢就任，协助邵逸周和靳树梁主管公司的技术与业务。同时，时任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第四厂（炼钢厂）厂长邵象华，被任命为鞍钢协理兼制钢所所长；主管京津唐电网发电及输配电运行的毛鹤年（时任冀北电力公司技术室主任），调任鞍钢动力所所长，后提任协理。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年底，资渝钢铁厂关闭，杨树棠被资源委员会调至北平，任华北钢铁公司筹委会委员兼唐山钢厂厂长。回到北平后，他第一次拜见了岳父齐如山和岳母及一家人，齐家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随后，他与夫人齐缀回到老家宣化探亲，看望抚养过他的长兄、长嫂和两个妹妹，这是他留学德国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
1947年5月，杨树棠被资源委员会调到鞍钢，出任公司协理兼铸造所所长。赴任时，已经在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谋取了一份工作的夫人齐缀，因为不太愿意到东北来生活，没有随杨树棠来鞍山，只是在当年的暑假到鞍山住了一个多月。
至此，当年以靳树梁为首的这几位赴德国留学实习的冶金专家，齐聚到了鞍钢。
所谓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接收大员”，其实是一个统称，按级别分为接收专员、接收委员和接收技管员。接收专员大部分是厂矿经理、工程师、专家等高级职员，接收专员是股、课长以上中级职员，接收技管员为下级职员。按此分类，除了靳树梁、杨树棠、李松堂、邵象华、王之玺、毛鹤年外，当时的矿山所所长贾竹堂、铸造部副主任兼铸造二厂厂长何荫椿、耐火材料厂厂长雷天壮、中型厂厂长高豫、小型厂厂长李培、初轧厂厂长丁振岩、电修厂厂长孙照森等都应列为接收专员。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在沈阳成立后，设有总务组和会计组，另设有钢铁、煤炭、化工等专业组。1946年底，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撤销，大部分行政人员分配到了鞍钢，也都成了接收大员。
中国材料界学术泰斗、著名金属学家师昌绪，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47年调入鞍钢，也应属于级别较低的接收大员。他毕业后被保送到资源委员会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当时邵象华正在这个厂任炼钢厂厂长，他们又同期来到鞍山。因而，在师昌绪的心目中邵象华始终是他的老师，并称邵象华“是我国钢铁事业的一代宗师”。河北徐水人师昌绪调入鞍钢后，一直给同为河北人的公司协理杨树棠当业务秘书。
这些专家们踌躇满志，拉开了“干一番大事业”的架势，制订出一个雄心勃勃的修复鞍钢计划，试图通过两期修复，达到年产50万吨钢铁的目标。为了内战的需要，国民党统治集团对钢铁的渴求更为急迫。1946年冬，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与南京派来的高级官员考察鞍钢，听取总经理邵逸周的汇报，邵声称1947年的鞍钢“足可以为国库节省240万美元之外汇”。行政院长宋子文看过考察鞍钢后的报告“颇感兴奋”，分别致电东北行辕和经济委员会指示要大力协助鞍钢，还致电交通部特派员指令要设法解决鞍钢的运输问题。1947年7月，新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张群和国防部长陈诚，也先后来鞍钢视察。当时，鞍钢已经开工一组焦炉、一座平炉，炼铁2号高炉正在烘炉，初轧厂则轧出了8块钢锭。
自1947年5月中旬起，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反攻，连续发动强大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鞍钢的外部运输基本隔绝，生产被迫停顿。
公司宣布停产，邵象华哭了。多年后，他回忆道：“我花了那么多心血把炉子修好了，勉强把钢弄出来，（却）不能干了，我不伤心啊！”
当时，邵逸周和六位公司协理都居住在台町。协理们都集中居住在中台町，靳树梁、李松堂、邵象华带来了家属，分别居住独立的别墅小楼；王之玺没有带来家属，自己单身居住一幢别墅；杨树棠和毛鹤年也没有带来家属，两个人合住一幢别墅。一天，邵逸周夫人携刚从四川齐鲁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小女儿邵和景（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的二伯母），从上海前往东北探亲，与邵逸周在沈阳会合后，一起乘车前往鞍山。晚上，邵逸周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又返回沈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夜里，从沈阳打来的电话不断，外面不时有枪声划破夜空，住在台町里的这对母女惊恐不安。次日，在靳树梁等的安排下，邵逸周的夫人和女儿乘坐手摇轨道车离开了鞍山。在返回沈阳的一路上，她们到处可见村庄、地里燃烧熊熊烈火、冒着滚滚硝烟。
邵逸周离开了，由靳树梁代理主持公司工作，协理们也都人心思动。杨树棠已经向资源委员会提出申请调回关内，并获批准。
1947年11月间，经过几位协理的商定，拟早日撤出鞍钢。杨树棠和邵象华夫妇、李松堂夫妇携带子女一道，先行离开了鞍山。他们在运输处处长张宝书夫妇的护送下，乘坐一列货车的守车试图冲出去，返回沈阳。车行至首山时，从铁路局负责人那里听到消息，辽阳北面的太子河过不去了，不得已又折返鞍山。陆路撤退的念头全部破灭了，他们只得设法从空中撤离。鞍山西部的飞机场，已经被民主联军占领，镇守山（今烈士山）南面的地势比较平坦（即今解放路地区），他们只好组织人力在此修筑临时飞机跑道。此间，他们与沈阳、北平的无线电联系频繁不断。继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心里清楚，让他们撤退已经无望，乃急电告知：“这是国内战争，不一定非跑不可。战争紧急时，要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千万不要乱动，以防无畏的伤亡。”
1948年2月18日早晨，鞍山城区外的枪声更近，台町的个别住宅已落炮弹。几位协理已经决意按照孙越崎电告的精神行事，商定立即全部迁至厂区内躲避。靳树梁、李松堂、王之玺、杨树棠、毛鹤年以及家属和能带上的东西，一起迁到了厂内轧钢所办公楼的二楼上居住。就在这天上午10时左右，资源委员会还在做最后的努力，租用了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一架飞机，飞至原大宫通（今胜利路）的上空，误以为下面的道路是临时修筑的飞机跑道，试图降落接走他们，但终因地面的障碍物太多未能成功，只得将一袋子一袋子钞票投掷下来后离去。
第二天早6时30分，东北人民解放军四纵、六纵和辽南独立师共六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师，对鞍山市区发起总攻。下午，几位协理正在大白楼里的总办公处发放工资，国民党守军第52军不敌，将司令部由三孔桥外的今鞍钢钢铁研究中心旧楼迁至大白楼，把公司协理等全部人员从楼内赶出。大约在下午4时，靳树梁、李松堂、王之玺、杨树棠、毛鹤年撤至厂内的轧钢所。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小楼的墙外挂上了白旗。过后，他们得知，邵象华夫妇及留用的德国炼焦专家曼纳尔和化工专家兼翻译李恩业躲到了化工所（即化工总厂）内。
已是夜里11时许，躲在轧钢所里的协理们，耳闻楼外有解放军喊话，命令楼里的人们出来。他们依次走下楼，只听为首的一位解放军说：“多数是妇女儿童啊！”于是，这位军人命令将成年男子集中到化工总厂焦油车间的空仓库内，妇女儿童仍留在原处居住。6位协理又重新聚到了一处。
从仓库外的远处传来两声枪响，而后再也听不到枪声了。这时，李松堂掏出怀表看了看，正好是凌晨2时。

（五）

昔日“工业救国”的梦想，在新中国终于得以实现。一代著名冶金专家在共和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鞍山城郊的马家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入鞍钢的6位协理，一个不缺地被发现了。护送的解放军当即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带回到市里，安排在铁西华昌百货商店西侧的吉顺旅馆内。第二天，又将他们的家属接到了旅馆居住。
协理们返回市内的第三天晚上，辽南一专署专员刘云鹤（后转任鞍山市市长）在林侠（后任鞍钢公安处副处长兼鞍山公安局副局长）的陪同下，前来旅馆探望，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向他们表示歉意。自从身份暴露出来后，协理们也体验到了共产党对他们的格外重视与优待，由衷地向刘专员表示感谢。鉴于当时鞍山的形势动荡不定，如何处理与安置现留在鞍钢来的技职人员？刘专员首先恳切地希望他们都留下来，并向他们征求意见。协理们商议后，向刘专员提出：“只要我们几个协理留下来就可以了，其他的人可以任其自便，愿留的留，愿走的走。将来如若真有用着他们的时候，我们带个信去，他们就随时可以来。”
刘云鹤专员前来探望后的第二天下午，几位协理和家属共11人，由辽东军区军实处的王处长陪同，从吉顺旅馆转移到军实处的办公地点，即他们曾经躲避过的轧钢所小楼。几天后，又特意将6位协理请到了家中，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当年的情形，已经过去了60多年，邵象华仍然清晰地记得。
辽南一地委随攻城部队刚进城，就接到了上级的电报，要求他们妥善安置国民党派到鞍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把技术人员当俘虏对待。党中央还分别于1948年4月和7月，两次就保护好鞍钢的技术人员给中共东北局发去电报。其中，党中央于4月份发出的指示，是专门针对《 大公报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鞍山城郊的马家屯，靳树梁等6位协理当晚被接回城里后，其他技职人员及家属也于第二天返回城内。与几天前不同，妇女儿童们不用跟着队伍在雪地里走了，都坐上了马车。返回城内，这些人被集中到今五一路附近的解放剧场。在城外走了几天又回到城内的人们，有的坐在台下的座位上，有的在戏台上躺着或坐着，一个个显得很疲惫。这时，一位负责干部招呼大家到剧场的门前站排。“鞍钢一时不能复工，城内又没有粮食，对大家一时无法安排，很抱歉。”重新进入剧场落座后，这位负责干部很和蔼地对他们说：“除了几位协理请留下来，由我们负责解决吃住以外，其余的就‘解放’了。有家的回家，有亲友的投亲友，实在没办法的，我们给想办法。”人们后来才知道讲话的这个人，是刘云鹤专员。他的话一说完，队伍就一哄而散了。
数日后，协理们及家属被送往安东（今丹东），与先期抵达的自愿留下来的中高级技职人员雷天壮、杨振古、胡光沛、靳汉（靳树梁之子）等及留用的日本技职人员会合。为了让他们安下心来学习与生活，于6月份成立了安东科学院。当年的8月，王之玺、邵象华、杨树棠和毛鹤年被调到了哈尔滨，后参加东北工业部工作。之后，王之玺、邵象华、杨树棠又被派往鸡西，协助修复了一座小高炉。而原中型厂厂长高豫、小型厂厂长李培、初轧厂厂长丁振岩等部分中高级技职人员自愿离开了鞍山，大都返回了湖北大冶钢厂。在返回关内的途中，轧钢专家丁振岩，写了“钢铁梦”一文发表在天津的《 大公报 》上。文章描写了解放鞍钢时的情况，批评解放军不懂得保护工厂、收拢技术人员。这篇文章引起了党中央重视，刘少奇专门作了批示，让干部学习，提醒注意城市工作。这篇文章还被党中央作为资料印发，在华北解放区的各级领导部门引起很大反响。
鞍山解放的消息传到了北平，由于一时情况不明，杨树棠的夫人齐缀心里非常焦急。恰好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越崎正在北平，她会同王之玺的夫人沈如瑜和毛鹤年夫人童亚佶去找孙越崎。当时，孙越崎已经得知靳树梁等协理在鞍山皆受到共产党的优待，安慰几位夫人说，他们虽然不能回来，但平安无事，并表示可以送她们去东北，工资照发。不久，杨树棠的业务秘书师昌绪也从东北来到北平，到家里向齐缀报了平安。
1948年5月，孙越崎上任最后一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这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内形势更加明朗。这年的10月，孙越崎在南京召开秘密会议，所属主要企业总经理和会本部负责人约三、四十人参加。“我在东北视察了几个月，感触颇深，共产党必胜已是大趋势，鞍山被解放军占领以后，我们资源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律被留用，受到优待。目前国内的形势，大家已经看得很明白，以前东北战争吃紧，我帮大家逃进关来，现在平津形势又吃紧怎么办？……从华北平津起大家都不要再逃了。”孙越崎用共产党解放鞍钢后重视知识分子为例，号召大家：“要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要迎接解放，办理移交。”会上，孙越崎见大家都是一幅欣然的表情，便进一步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些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王之玺、邵象华、杨树棠随同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去了沈阳，住3个星期后，东北局决定恢复鞍钢，他们又调回了鞍钢。12月1日，留在安东的李松堂及原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技职人员和日本技术人员，乘坐火车也返回了鞍钢。
回到鞍钢的第二天，李松堂和王之玺、邵象华、杨树棠陪同即将就任鞍钢首任经理的李大璋、副经理郝希英、王勋等到厂区勘查。只见十里厂区一片荒凉：第二炼钢和第二初轧系统的设备被苏军拆走后，仅留下空荡荡的厂房；炼铁高炉有的被炸坏了，有的炉内凝结了铁水；破烂不堪的设备与废钢、废铁到处乱堆，地上杂草丛生，连焦炉顶上也长满了荒草；工厂周围的铁丝网大部分被破坏，人们可以随便进入厂区……整个工厂已经是千疮百孔，一派衰败景象。
李大璋等与4位专家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将厂区的工厂详细地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议，回来后即开始考虑问题，请王之玺牵头，邵象华、杨树棠和李松堂参与，制订全面复工计划。同时，也让留用的日本专家濑尾喜代三等提出一个复工计划。大致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两份复工计划方案都搞出来了，送交经理李大璋审查。王之玺等提出的方案比日本专家的生产规模大，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中国专家的方案组织复工。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王之玺调入计划处参加组织实施，邵象华、李松堂和杨树棠分管炼钢、轧钢和铸造，推进复工方案落实。
1948年12月26日，鞍钢公司正式成立。全公司按照专业划分为8个部门，即采矿部，统管各个矿山；制铁部，兼管烧结厂；制钢部，兼管耐火材料厂和铁合金厂；轧钢部，统管轧钢各厂；制造部，统管机修、轧辊、钢锭模等厂；以及动力部、运输部。任命靳树梁协助鞍钢公司领导负责整个工厂业务；王之玺任计划处副处长，李松堂、邵象华、杨树棠、毛鹤年分别出任轧钢、炼钢、制造、动力部总工程师。另外，与6位协理一同留下来的技术专家李恩业、杨振古、贾竹堂，分别出任化工部、制铁部和采矿部总工程师。听说鞍钢开始恢复，6位协理也都在鞍钢，那些先前离开的技术专家如高豫、李培、丁振岩等，不约而同地从关内返回到了鞍钢。
偌大的鞍钢要修复，又两手空空，谈何容易？！当时，专家们真的有些望洋兴叹的感觉。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场轰轰烈烈的献交器材运动掀起来了。只见衣衫褴褛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潮水般地运往厂区。每天从早到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奇观壮景，令人感到神奇。在鞍钢的大白楼的门前、钢铁研究所的楼前和三孔桥到正门的马路上，摆放着人们献出的大量器材，真是应有尽有。
“我感到解放后，天地变了颜色，到处一片火红，连空气都是火热的。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懂得了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群众中是不可战胜的道理。”杨树棠被工人群众的这种相信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工厂的行动所深深地感动，又回忆说：“那时的领导干部很尊重知识分子，非常重视技术人员。所以，我们搞技术工作的积极性很高，乐于想问题，敢于提建议，勇于负责。”
“党给鞍钢派来的各级领导干部，给人耳目一新的是，这些人不论革命斗争中有过多大的功劳，不但与工人水乳交融，而且对技术人员也平易可亲，真诚相待……”邵象华感慨道：“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旧知识分子感到了党的伟大，产生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在从事共同事业的过程中，从‘老八路’那里接受活的马列主义ABC。”
“从此，我对中国钢铁工业的信心打下了基础，并相信我昔日钢铁救国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会实现的。”李松堂也十分感慨地说道：“其实，正是由于鞍钢解放初期恢复生产的那段历史，才使我同鞍钢一道回到人民群众的怀抱，并开始了新的生涯。”
在鞍钢的恢复与建设中，6位著名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鞍钢恢复建设的大功臣，也是中国钢铁事业的大功臣。
随着钢铁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毛鹤年、靳树梁、王之玺和邵象华先后调离了鞍钢。1949年春，毛鹤年调往东北工业部，领导并实施了丰满发电厂扩建工程、松抚输电线路升压工程、松抚二回线新建工程，1980年代初与师昌绪同一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49年4月，靳树梁调任本溪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兼计划处副处长，后出任东北工学院第一任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新中国钢铁冶金伟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初，王之玺调往东北工业部，出任计划处副处长，参与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并继续参与鞍钢生产计划安排和扩建计划的审查等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调到中央重工业部任生产技术司副司长。1958年秋，邵象华调往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任炼钢研究室主任、院副总工程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冶金学者。
杨树棠和李松堂留在了鞍钢，为鞍钢的建设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杨树棠曾任鞍钢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李松堂曾任鞍钢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离开了鞍钢，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装着鞍钢。邵象华的夫人王晓云说，每次鞍钢有人来北京时，邵象华都会详细地问鞍钢的发展情况，他对鞍钢的感情很深。
鞍钢的岁月，在一代著名冶金专家的人生阅历中，成为了最为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