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王力德：红卫兵和造反派是两码事

这个分析很靠谱，造反派上了当， 但不是全部都明白， 一部分真不明白， 一部分假不明白， 那些利用在文革期间建立的人脉关系挣钱的主，恐怕就是假不明白的， 至于所谓真不明白的人，真叫他回到那个日子， 他是不会愿意的。-转载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两码事
 
    一说到文革，好像就是“红卫兵”“造反派”这些怪物在胡闹，而且好像这两者就是一码事，实际上这是完全对立、截然相反的两派。
 
    一、两派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
    真正的红卫兵，也就是所谓“黑字老红卫兵”，刚开始是由北京几所高干子弟学校的中学生组成的，“八、一八”第一次受到老人家接见的就是这帮孩子。他们自认为是“自来红”，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打老师，斗校长，整知识分子，破四旧，打杀四类分子，欺凌黑五类出身学生，在全国造成红色恐怖的主要是他们。北京“红八月”中，正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宋要武）那伙儿人制造了第一起打死老师的事件。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毛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正因为他们是高干子弟，所以理所当然地要保自己的老爹——“走资派”，所以被称为“保皇派”，而造反派正是跟他们对着干，也就是按照老人家的意图，造“走资派”的反。
    造反派的成立比红卫兵要晚，最著名的就是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三司成立大会”，以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造反派联合组成了“三司”，此后全国各地造反派也都纷纷亮相。
 

    名躁一时的造反派五大学生领袖
 
    虽然造反派后来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但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两码事，老红卫兵们根本不承认造反派的所谓“红卫兵”，因为并非由纯红五类组成，是谓“杂牌”。
    更彻底的分类法是这样，“保皇派”可以看做是“既得利益者集团”，包括官员及其子女，各单位院校比较得势的人群，劳模、党团员，总之，有权有势。而“造反派”可以看做是“未得利益者集团”，主要包括一般学生、平民百姓，以及历次运动挨过整的人。
    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官员集团”和“平民集团”，所谓文革，就是这两大利益集团在斗争。
    按理说，老人家是官员集团的总头，但他却发动平民去反对自己的部属，表面上很难理解，但他有他的考虑，不必细说。
    当时“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都号召“斗走资派”，目的是所谓“反修防修”，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忠于领袖，大方向是正确的。
    而“保皇派”则认为，江山是他们的父兄打下来的，现在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包括挨过整的，要起来夺他们的权，肯定是“右派造反”，他们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理所当然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二、两派从源头上实际都是“官办”
    保皇派不用说肯定是官办，从“八、一八”之后各学校纷纷由校方主办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基本取代了共青团。到后来分化成两派之后，最初的红卫兵组织一直都是各省市第一把手的御用工具，他们也成了各地保皇派的核心。
    造反派看起来似乎无法无天，实际从源头上也是官办。以著名的蒯大富为例，江青和中央文革看中了他与清华工作组王光美的斗争，着力培养他，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聂元梓更是如此，康生一伙利用她发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就是为了打倒彭真，把文革真正搞起来。
    各省市的造反派也不是自发组织的，也是由中央文革把北京红卫兵派下去，到各地扇风点火。实际上这些红卫兵在北京时也是保皇派，都是保自己在中央的老爹。到了下面摇身一变就成了造反派的种子，扶植起各地学生工人中的造反派，专打第一把手。
    或者说，从中央就分出两派，一派是毛江和中央文革，另一派大致上是刘邓及各地第一把手。保皇派和造反派不过是由上面牵线的两队木偶罢了。
    文革中也有极个别的真正自发的群众组织，比如当时北京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这类民间组织及其真正独立的言论思想是不允许存在的，遇罗克很快遭到了枪杀。
    三、两派的行为方式和结局大相径庭
    正因为两派对立，所以干的事也不同，一般说，造反派不大去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大整知识分子，也不大整四类分子，而是集中力量批斗各省市的一把手。所以往往被对方称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再比如文革中最左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主要是“保皇派”在搞。这类封建意识很浓的东西往往产生自部队，而部队与“保皇派”关系比较密切。而造反派则批判这类东西是“形式主义”。
 

 
    至于“打砸抢”“武斗”这类事，两派都在干，一个巴掌拍不响，谁也不比谁更好。
    虽然最开始的“老红卫兵”即“联动”遭到了镇压，但两派的最后结局大不一样。1968年随着上山下乡，造反派学生组织就已经瓦解，过了几年更遭到彻底清洗。文革结束后，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全部进了监狱，各省市也都不例外，新疆红二司的胡乱闯、胡大乱也都坐了监狱。造反派混入官员系统的称之谓“三种人”，全部被清了出来，或坐了牢。而“联动”成员随着老爹的平反，也都一一平反，到后来成了所谓“官二代”“红二代”，现在的权贵大多数是他们。
 
    四、造反派自以为是在反极左
    我自己为什么参加造反？从利益集团分析是必然的。但当时并不明白这一点，当时自己主观想法就是反“极左”。
    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社教，一个比一个极左，做为“黑五类”，我对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反感和恐惧不言而喻。
 


    但文革却完全变了方向，运动的重点居然不再是黑五类，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以前整人的人，有权的人，是所谓“党内走资派”。这个转变当时大家都非常奇怪，当权者自然不愿意接受，而我们这些被整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
    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以为这是英明的老人家终于发现了下面的官员在搞极左，在整老百姓，整知识分子，在搞冤假错案，所以要“纠偏”。
    不光我是这样想，许多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大概都这样想，都觉得“解气”，你们这些“走资派”以前把我们无辜老百姓整惨了，现在该你们倒楣了。所以有“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的说法。
    正因为文革运动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尤其挨过整，受过极左迫害的人当然拥护造反，当然愿意参加造反派。
    前几年重庆在“薄青天”指挥下，大批整治有权的、有钱的，给百姓也分一点好处，所以大受重庆百姓拥护。实际上这跟古代农民军“吃大户”“开仓放粮”没什么两样，对仇官仇富的老百姓来说，只要搞“劫富济贫”没有不受欢迎的。但最终还是上了台的新皇帝、“薄青天”之流得利，做为工具的平民百姓永远在最底层受穷。
    这种冤冤相报的互斗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罢了，永远不可能使百姓彻底解放。
 

 
    五、两派都是极左
    文革已结束三十年，现在反思，我觉得两派全都错了，。
    文革中造反派跟着老人家和中央文革，批判刘邓路线，当时我们真心相信刘邓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如果上台，千百万人头要落地，老百姓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后来他们真的上了台，我们才发现，原来刘邓路线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务实好路线，允许老百姓致富，年轻人上大学，知识分子搞科研，从此不再搞政治运动，不整人。总之，一颗人头都没落地，国家却富强了。我们现在真心忏悔：当年我们造刘邓的反，完全错了！
    那么保皇派就对了吗？也没有。他们破四旧，摧残传统文化，批判知识分子，大整老百姓，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
    两派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都在搞极左。什么叫极左？就是人跟人斗，人为地制造矛盾，制造敌人。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月，与敌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共内部也同样大量制造敌人，制造冤案，就已经是错误了。解放后仍然不停顿，阶级斗争越搞越凶。反右之类运动，打击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固然是错误的，而文革反过来，打击官员也同样是错误的。
    要纠正这种错误，不能靠发动老百姓整官员。这样冤冤相报，何日是个头儿？只有彻底铲除极左思想，放弃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极左错误不在于整错了人，整了不该整的人，而在于“整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的，不管整谁都是错的。
    我以前以为老人家发现下面在搞极左，要来“纠偏”的想法，显然太幼稚了。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才算从观念上走上正轨。一个社会肯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如何处理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这个集团消灭那个集团，尤其不可能平民集团消灭官员集团，一个社会总得有官员，也不可能官员集团消灭平民集团，一个社会更不能没有人民。
    所以集团互斗永远没有出路，出路就在于宪政民主，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依靠宪法、法律、舆论来和道德来调整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大家都有饭吃。谁犯法才“整”谁。
 
    六、为什么现在把脏水全泼向造反派？
    造反派不过是毛整治“走资派”的工具，用过便抛弃了。文革后那些“走资派”上了台，理所当然痛恨造反派，所以把文革中所有坏事全部扣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走资派”的子女——当年的老红卫兵整死杀死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数量恐怕比挨整的“走资派”数量多十倍百倍都不止。
    再说，在十年文革中，真正造反派得势，“走资派”被赶下台的时间也就几个月，其余九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官员集团和老红卫兵在整平民，比如一开始批“三家村”“四家店”主要是在整知识分子，其后的“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主要是在整老百姓，后来从“一打三反”到“清理三种人”全都是在整造反派，是官员集团在报复。
    总之，现在的问题是文革中的两派，一派受到了彻底的整治，而另一派却并未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悔，这不是真正的反思文革。什么时候两派的错误，尤其发动者的错误全都被彻底清算，才算文革被真正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