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963年以后根红苗正就是纯化运动 (作者：高华)

成长于上海的， 和很多省市自治区相比， 算得是命好一些了，比如到了1965年的高考， 上海的资本家子弟等还是可以上大学的， 当然不是机密专业，可若在湖南等地， 哼， 你个资产阶级少爷， 考都恐怕不会让你去考啊。
说明什么呢？ 上海实际不是那么左。
再说一个上海没法左的现象，康平路高安路那些正负局级或处级干部的子女，再怎么说， 资本家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孩子教授医生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 一般还是不太愿意和高干家联姻的， 若是知识分子干部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那些来自山东胶东或沂蒙山区的中校上校们，到底还是被上海人觉得“土”了些，别说资本家了， 就是石库门的一般市民， 似乎也在生活形态上瞧不起吃大葱大蒜的校级军官们。
至于改革开放后， 甚至文革后期， 成份好在上海的婚嫁天平上， 已经不那么重了， 到了80年代， 再说谁家成份好， 就有一点骂人是穷鬼的意味了。--转载者


在“成份好”的工人与“成份不好”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鸿沟。

 

在一些工厂，“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党组识一般较少在集体工厂、街道工厂工人中吸收党员，概因后者多系城市贫民出身，被认为受旧社会影响较深，或社会关系复杂。即使一般工厂招工，也要找家庭成份好的。

 

与城市相比，农村中的政治分层在60年代前期基本没有变化。位居政治身份第一层的仍是贫下中农，而军人家属、烈属，又优於一般的贫下中农。由于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农业的巨大破坏，这几年农村工作集中于“恢复生产”，“对敌斗争”得到相对缓和，这种局面持续到1963年初，随着四清运动的推开，农村又被推入人为煽起的阶级斗争的狂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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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后，被人为激化的阶级斗争形势推动了社会整体环境的进一步“纯化”。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备战”的指示，全国各厂矿企事业单位都办起武装基干民兵，选拔的标准就是“根正苗红”。这项措施再次将人群分开。同年，在城市中实施“四类份子”定期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接受训话的制度。1964年，各大学依据大学生的阶级出身和现实思想表现，例如：“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态度”，对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丘赫拉依的电影《士兵之歌》的看法，在大学生中排列出 “反动学生”，由组织人事部门予以“内部控制”，情况严重者，如记有“反动日记”者，则移送公安部门。该年，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又在内部对城乡人民中有台、港、海外关系者开展了一次调查活动，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1965年，为了保证首都的“纯化”，还将一批成份不好的青年动员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四清”运动中，城市街道居委会第一次越过单位，开始经常组织对所辖范围黑色部类的群众批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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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农村地区阶级斗争的野火己燃成一片“燎原之势”。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150万干部下乡开展“四清运动”，到处寻找子虚乌有的“小台湾”（“资本主义复辟”的据点）。各中央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部长、军队高级将领纷纷亲自“蹲点”，指导各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所谓“第二次土改”和重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将一批批“隐藏的敌人”清查出来。仅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四清的试点单位长安县为例，经过“四清运动”，共补划地富3271户，相当於原来的1．2倍，连同原地富户，共有5992户，占全县人口的9．2％。运动中被重新戴上四类份子帽子的有348人，新查出的四类份子有4305人，被关、管、斗者3275人，被列入“反革命基础”六种人的有19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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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类斗争中，农村中的地富及其家属子女作为一个群体，尽管早已是“死老虎”，但都被重点打击，成为引导运动开路，进行新一轮阶级斗争热身准备的牺牲品。在不断强化的对敌斗争教育的作用下，对地富及其家属子女采取了定期训话，集体罚跪，捆打等斗争三段。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自土改以后，只要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在五十年代初就采用打骂的方法对地主进行“集训”同时规定，不准地主看戏，不准地主和群众讲话，地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乡干部、民兵可以随时入地主家进行检查。如果地富子女有任何细微的不顺从，都会被判定为“阶级报复”，而遭到严厉的惩罚。为了确保在地富死亡后农村阶级斗争对象的继续存在，农村地区普遍实行起地富身份世袭制，将一大批1949后出生的地富子女也定性为地富份子。此种做法也是有其来源，即一些地区50年代土改运动后对地主全家进行管制的传统。在铺天盖地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地富及其子女已彻底沦为新社会的贱民，他们不仅毫无权力，甚至不能婚嫁，以致于地富女儿欲嫁单身老矿工，也被指责是“为反革命传宗接代”。

 

在60年代前期的社会分层再确定的工程中，“阶级出身论”借助于意识形态传媒的鼓动，尤其通过“四清”运动得到不断强化，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氛围，最终为文革期间“血统论”的大泛滥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传播的土壤。

 

从1963年开始，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在全国平地掀起，“阶级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厂史或厂史、社史、街道史），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此即所谓“忆苦思甜”。在“阶级教育”运动中，对“雷锋精神”提出了指导性的解释，这就是：“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谢觉哉在1939年3月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即提出，共产党员“对敌人应无情”，“对敌人饶恕即是对革命的摧残。同志间热哄哄，对敌人冷冰冰” 。为了配合“阶级教育”，从1963年 5月起，全国各省、市、地、县普遍举办阶级斗争展览，烘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恐怖气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县的“收租院展览”。在这些展览馆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残害农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变天账”。以后这类陈列大多改为永久性的展览馆，以提醒人们世世代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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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至1965年，宣传媒介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人民密集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断推出一个个面目狰狞，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林林总总的新老反革命图谱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敌人腐蚀拉拢、蜕化变质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所有这些“敌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点：1、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向工农革命干部进行阶级报复；2、时刻与革命力量争夺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青年一代》、《箭杆河边》等，都具有上述类型化的特点，当时，这些电影在全国城乡被反复上映。为调动普通群众的阶级斗争意识，还兴起了“大讲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其目的都是为了教育群众“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阶级仇恨”，使得“阶级出身论”的意识几乎燃到沸点。

 

1964年“四清运动”全面开展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党组织向包括黑色部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宣讲了几个有关社教的中央文件（《前＋条》、《后十条》、《二十三条》），其宣讲范围甚至扩大到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根据阶级斗各的观念，为了体现“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的原则，对於黑色部类也划了不同的杠杠，做了详细的区分：

 

1、将被杀、关、管家属与一般五类份子家属区别开来，对前者实行更严厉的监督与防范。

 

2、将戴“帽”的敌人与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划分开来，对于不戴“帽”的内控对象和摘帽右派，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使他们获得某种优越感，从而更严厉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将反革命份子与坏份子、地主与富农再区别开来，重点打击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实这些精神的具体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的运动。一年后，各省又纷纷召开 “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贫下中农协会”，出席贫协会议的代表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大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以帮助人们“狠挖修正主义根子”。

在推行“阶级教育”的持久运动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报告，布署在全国中小学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加速“培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成为接班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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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宣称，中小学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正在与党争夺接班人，工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在学校遭受歧视，使“阶级出身论”空气迅速弥漫於各类学校。至此在各级学校内正式又划出了两类群体：“根正苗红”的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子弟（“自来红”），和身上烙有反动阶级烙印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自来黑”）。伴随着红色血统崇拜的不断升温，高干子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已显现于各类学校。

 

60年代的“高干子弟”概念，是从50年代的“干部子弟”概念而来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照顾在前线的军队领导同志，使之摆脱后顾之忧，专门设立了干部子弟学校。建国初，这个传统延续了下来，各地都办有不同的干部子弟学校。1956年，有读者投书《人民日报》（未发表），批评“首长子弟学校”的特殊化问题，信中说：“这些学校和托儿所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超过了一般人民生活条件，如原来的八一小学，学生可个个着呢服……首长子弟托儿所到了例假日，小汽车成队地来回接送”[[150]]。干部子弟的“特殊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干部子弟学校陆续被撤消。

 

但在某些地区，直至60年代初中期，一些中学仍设有“干部子第班”。在一些大城市，某些重点中学事实上具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性质，例如：北京市的男四中，101中学等，就集中了一大批中央和军队领导的子弟。50-60年代初，“干部子弟”的分层尚未明显，革命军人、高级干部、上级干部子弟统属“干部子弟”的范畴。然而到了1963年后，随着对革命血统纯正性的不断强调，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子弟迅速从一般干部子弟中脱颖而出。在这些高干子弟中，中央一级领导干部的子弟和军队领导干部子弟的地位最为显赫，因为他们父母所担任的职务足以证明他们在血统上和思想上更为纯正。这类青年一般都被视为是“革命接班人”，较早被吸收入党，在学校担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等职务。

 

60年代前期，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的攻势，是由毛泽东和刘少奇共同领导和部署的。从1962年下半年始，毛泽东频频发出有关加强阶级斗争的大量指示，对刘少奇等施加极大的精神影响，迫使他们接受、贯彻自己的各项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对于毛的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并无真正的抵触，他们唯一希望的仅是将阶级斗争的野火阻隔于党的高层领导圈之外，而不反对在党的中下层和社会上大搞阶级斗争。

 

刘少奇等也不反对在干部人事领域突出军人，贬抑知识份子，尽管他们不是军人出身，但历史上都曾长期在根据地担负党政军领导工作，因而，“军人至上”不会对他们及其家属构成危胁。刘少奇等实际上是组织领域内 “纯化政策”的具体实施者。1964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的《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即《桃园经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农村“蹲点”的经验总结，该文经刘少奇多次修改，体现了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渗透着对阶级出身问题的强调，充满浓厚的“纯化”精神。刘少奇、王光美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有广泛的代表性，负责中央宣传、教育工作的陆定一也有类似“纯化”的观点。60年代后，农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学已较为困难，但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却先虚构出一个地富子弟“翘尾巴”的假问题，陆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方式来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应在政治上表现积极，“如果他们的尾巴翘得老高，贫下中农说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请求，我才收，那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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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气中已四处弥漫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冲天的烈焰，就在陆定一说出那些话后不久，“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之际，一场更大规模的，追求“纯化”更高境界的政治运动，－－以揪斗“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为先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刘少奇，陆定一等未曾想到，自发很快也成为“阶级敌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国最大的“阶级敌人”，其家属子女也遭到株连和残酷的迫害。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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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出身论”在新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阶级出身论”并不是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原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应根据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即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来考察阶级关系，家庭出身和思想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阶级属性的标准。原典马克思主义也不主张根据人们的阶级出身来有差别地给予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正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阶级出身论”现象存在着矛盾，从瑞金－－延安时代起，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未正面论述过“阶级出身论”的合理性问题。

 

“阶级出身论”与苏共的关系也需具体分析，早期中共虽受到苏共“唯工农阶级至上”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因素更为关键，1928年毛泽东在江西井岗山就开始了“洗党”，当时苏共经验还未传来，在选用苏共经验时，毛泽东一切以实用为前提。1953年后苏联开始“解冻”，毛泽东反而加紧阶级斗争，因为阶级出身，政治分层有利于维护专政秩序。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走到柬埔寨红色高棉极端主义的地步，在他那里，所有的理论和政策都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会修改和调整政策。

 

毛泽东的“纯化观”与斯大林的“肃反”有着明显的差异，斯大林对其认为的反对力量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则主张镇压一批，而用“阶级出身论”动员群众，分化敌人，将敌对阶级份子分散于群众之中，以分而治之，并通过对他们出不断打击，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来“锻炼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借口简单（“叛国”、“间谍”、“反动富农”），毛泽东则有较丰富的理论，在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立场”、“思想正确”、“过关”（革命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文化大革命关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统纯正，但思想不纯正，也仍然会成为被斗争和镇压的对象。

 

以红色恐怖形式出现的阶级岐视，在文革初期发展到登峰造极，完全取消了“革命对象”的基本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迫，“阶级出身论”至此完成了向“阶级血统论”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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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只是“阶级血统论”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论的色彩。尽管如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与种性制度仍有所区别，这不仅表现为，在长达数十年间，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未对此意识和原则作出正面肯定的论述，也在于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 “纯化”的大前题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

 

1966年9月后，红卫兵在“红八月”下旬针对“黑五类”的乱打乱杀的现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随着运动方向的转移，北京市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派”路线产生抵触，由此，江青、陈伯达等对“联动”、“西纠”和“血统论”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组成的群众组识的产生。1972年后“阶级血统论”趋于缓和，毛泽东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点是改善在“文革”由受冲击的干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干部的子女进入部队、大学，对非革命血统家庭的子女，虽在就业、升学、升迁等问题上继续歧视，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缓和。

 

70年代中后期“阶级出身论”--“阶级血统论”己走到尽头，由于“文革”中阶级斗争的打击面不断扩大，国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间接打击，尤其是原先血统和思想都纯正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在暗涛汹涌的“文革”中也整体沉没，在瞬间成为了新的“阶级敌人”遭遇到和过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样的凌辱、歧视，至此，“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的荒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四化”、经济建设已成为动员和组织原则，“阶级出身论”遭到全民的厌恶，与阶级斗争相随相依的“阶级出身论”最终走向终结。

 

 

转自《宁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