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成铁妹：我们家那些年在北京住大杂院的日子

真是不知足啊， 这么幸福的生活还不满意， 这是典型的反毛（泽东时代）， 反毛就是反华， 就是汉奸， 延伸一下， 非想不住大杂院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汉奸！ 不想做汉奸的同志们， 赶紧把HOUSE掀翻， 找个地下室和别人共用厨厕， 就是还是有卫生间哪， 算是半个汉奸。-转载者

本文作者成铁妹，是中国北京退休公务员，1998年来到北美，和女儿、孙辈们住在一起，闲暇时写点回忆身边人和事的短文，聊以自慰。




几乎每一个居住在北京或者和北京有过渊源的人都知道，北京的大杂院是一种很“普及”的居住方式，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亲人们都曾经是北京大杂院的居民，如今，当人们都开始住在自己的商品房中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美国实现了自己的梦之后，回顾当年的大杂院，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杂院, 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很多人家。我从1957年结婚到1981年搬进楼房，整整住了24年的大杂院。先后搬过6次家，由最初的7、8平米，9、10平米到最后的18平米，如果加上婆婆和母亲住的大杂院，我先后在那麽多大杂院里生活过，尝尽了大杂院的辛酸苦辣。
最初，我们一家住的是我先生在灯市口的机关大院宿舍，那是一个由篮球场改建的大杂院，中间是球场，四周全是一间一间的住房。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住进这个院的北屋的一间，那时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我们虽有一间7、8平米的住房，但保姆只能住集体宿舍。
那时人人都参加工作，保姆极其难找，先后找了3个保姆，皆因我的工作时间长，保姆不愿住集体宿舍而辞职。我只好将不到一岁的女儿交给母亲带，所以，我母亲那里加上我哥的一个孩子，她同时需要带两个孩子。
在我们的院子里，尽管已经住了三、四十家，可只有一个水龙头，偏偏又安在我家窗外，到了夏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用水，而早上不到六点就有人到水管上洗菜、涮衣服。
对我这个每晚都要加班而又睡觉很轻的人，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此，我曾想过自己是否尝试自己住在机关不回家去，可必竟是已经有了家的人，住了几天机关就坚持不了又回家去了。而且，我们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赛球，晚上球场灯火通明，家家怨声载道。以后，我们又搬过四次家，但大多数都是围着球场转，情况大同小异，没有多大改善。那时，我们的组织观念很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整天那麽搬家折腾都无任何怨言。
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又搬到机关附近的另一个大杂院，房子是稍微大了一点，是18平方米的一间西房，窗前有一棵大杨树和一棵柿子树，把整个房间遮了个严严实实，既潮湿又不见阳光，每年的八月后半月就有凉的感觉了。那时的北京，到了冬天可比现在要冷得多，没有棉衣和大衣是无法过冬的。我们这间老房子，年久失修，四处透风，冬天一天要添十三、四块蜂窝煤，屋里都还是冰凉的。我记得当时孩子坐在窗前看书，脚上冻出了血珠都不吭声。有一次，我和女儿正在熟睡，然而就在这时候，我们竟随着地板的塌陷，连人带床一起掉进坑里。
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余年，孩子们由小学、中学直至大学 。
在这所院子里，我们度过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文化大革命，而这里的生活条件之差实在是一言难尽。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院里没有公用水龙头和卫生间，唯一的卫生间由住北屋五间房的那家私用，因为卫生间是和他家的住房连着的。
后来，这卫生间划归公用，但他们家可以从里边开关，他家如果忘了开门，那么，大家打水、去厕所就成了问题，有的人常常会因为早晨进不了卫生间、打不了水，只好不洗脸而去上班了。如果夜里遇到‘内急’情况，只好去大街上找公厕。可女人深更半夜是不敢去外面的。为此，院里的人都十分苦恼，可谁也不敢提意见。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才由机关出面在东屋的北墙头下水道上面安了一根水龙头，这下可惹恼了住东屋的马家，他家很讨厌把水龙头安在他家墙头，说怕房子潮湿，因此，他们家人整天横眉瞪眼的盯着打水的人，指桑骂槐地骂人，也无人敢吱声。
为了减少矛盾，我采取趁他家人不在时打些水存起来的办法解决问题。可住在大门口小屋的小王却没有这个心眼，有一天他去打水，正让马家老婆看见，当即对方就不干不净地骂了起来，小王和他理论，马家老婆（高约1.80米，孩子们称呼她为“大个阿姨”）说时迟那时快，打了小王两个耳光。我虽眼见不平，也不敢吭声。小王无处可讲理，用手捂着脸上班去了。事后，为此事我安慰小王时，他说：“好男还不和女斗呢，如果我打了她，问题就大了，再说人家是造反派，咱惹得起吗”？
我只能暗暗的为小王鸣不平。
1972年，很多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我托一位朋友买了一台9英寸的凯歌电视机，刚买时很新鲜，请邻居看了几次，后来来得人多了我怕影响孩子学习，每天只看看新闻就算了，可邻居孩子们则要求天天来看，几乎每天一吃完饭就会拿小马扎在我家坐下等着看电视了，我左右为难，婉言谢绝了。为此，我得罪了和我们关系较好的邻居，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看见他们那种冷淡的样子，真后悔不该买这台电视机，也深深感到住大杂院的‘累’。后来我们从农场回到机关，我们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总是去母亲、婆婆那里吃饭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被下放、遣返尚未返京，我们只好自己过日子了。
可过日子要生炉子做饭，我曾因为早晨生不着炉子掉过眼泪，一下雨，炉子放在门口要被浇灭（因为我们的房檐很浅），每次一看到这种状况我就慌了神，端着炉子到处找地方。
最后，我只能把炉子放在大杂院大门口的门洞内人人行走的必经之地，每次都必须等到雨停了之后再把炉子端回原地，久而久之，我就萌生了在南墙根下给自己家盖一个小厨房的念头。
既然有了想法，那么，我就说干就干。
随后，我靠自己从外面捡来的一些砖头和木料，盖了一个只能放一个炉子和站一个人的私人小厨房。
我所用的门是人家扔掉的一扇窗户，做饭的时候就显得相当拥挤，做饭的人只能侧身进厨房，不论是炒菜还是下面条，必须有一个人在外面端着东西，另一个人在里面接着东西才能让饭菜下锅。
不久，东屋、北屋也在南墙下盖了厨房，只是北屋他们家盖的特别大，紧挨着我家的厨房，窗户又正对着我们的窗户，我们出面和他们交涉，竟遭到他家女主人的谩骂，为此两家有了意见，后来他们竟诬陷我们监视他们，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几年后，他们竟以‘邻居之间，有些是非很难说清楚’找个台阶下了。
1981年，我们的二女儿高考，那年的录取率是百分之四，为了女儿有好成绩，我想给她增加点营养，就买了一条鱼和一只鸭子，晚上我和女儿一起收拾好这两样东西放在厨房扣在锅底下，准备第二天烧，谁想被邻居的猫给叼走，鱼和鸭子的鲜血一直滴到养猫的那家门口，女儿被者事情气得在家里大哭一场，表示非要为家里报仇不可，虽然我再三劝阻她都不能消气。
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见那猫正在爬墙，拿起一根棍子向着猫打去，直打得那猫拐着腿逃跑了，邻居对我们也产生了怨恨。所以，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能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搬进楼房。
终于，在1981年上级分给我们位于西城区甘家口地区的三居室楼房一套。刚给了钥匙，房子内油漆还未太干，我先生出差尚未回来，我的同事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帮我搬完了家。
晚上，两个女儿从学校回来，我们母女三人兴奋地聊到半夜才睡。
从此，我们永远脱离了大杂院的生活。
我婆婆、公公住在东直门大街的一个大杂院里。前后两节院子，起先住的都是大学教授和院领导，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掺进来两家造反派，两家的主妇都是贫下中农。我婆婆是老教授夫人，对两家女主人说话非常客气，和她们说话都称呼‘贾太太、周太太’。
有一天我在屋里窗下看报，听见他们说“整天‘太太’、‘太太’的叫着，不是资产阶级是甚麽”。我曾建议婆婆不称呼他们太太，但婆婆认为：不称呼“太太”，而称呼“贾嫂”、“周嫂”，那不是对下人的称呼了吗？我听了也觉得有道理，那就叫他们反感去吧。
婆婆有哮喘病常年离不开保姆，一有机会，周、贾就把保姆拉过去挑唆两句，婆婆也只能看在眼里，烦在心里，她们的目的还不就是要保姆不要好好干，给婆婆出难题吗。我生完二女儿在那里住了一年，觉得很憋气，不知婆婆他们是怎么忍受的。
文革后期，公公下放回来，原来的房子已被别人占用，公婆只好住在南小街女儿的房子里。女儿在石景山工作，不常回来。这也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近邻一个老头是街道造反派，知道公公是大学教授，整天盯着他。公婆门口有一棵葡萄藤，那老头见公公一浇水，他就说太浪费水不让浇，公公只好在夜深人静时浇一浇。
其实，葡萄熟了，还是要送给邻居分享的。
每天公公下班回来，见了老头总要主动打招呼，可老头连吭都不吭一声。
好在公公和另一位邻居朱师傅关系不错，公公教他女儿一点英文，他对公公能起些保护作用，别人欺负公公时，他能仗义执言。在自行车非常紧缺的情况下，他还帮我们买过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们非常感激他，以后各自搬了家，我还代表婆婆、公公去看过他们。
我有两个同事住在西单附近的同一个大杂院，这个大院共有前后四个小院。姓黄的住第一节，姓王的住第二节，他们两人跟我关系都不错，院里有甚麽事都要和我叨叨。
有一天姓黄的同事一到办公室就和我说：“我们院里闹革命啦，新搬来的一家， 房屋是由车库改建的，他家紧挨着公共厕所，他很反感。于是他竟将厕所改建在院子的中央。美其名曰大家都不受影响。
实际上谁家都受了影响，本来院子空间就不大，每天下班后家家做饭的高峰，也是上卫生间的高峰。你说难不难为情？无奈，我们只得草草吃点饭，拿上马扎和蒲扇到天安门广场去乘凉，到夜里十一、二点再回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可以随便去）”
住在二节院子里的王同事，也和我说，他们院里南屋的女主人，文革中很积极。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院里读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由于这个院里的人出身都不错，谁也不愿理睬她。有一天她突然跑到住西屋王家的窗前大喊：“ 吆！你们家垃圾箱里怎麽有摔碎的毛主席像，这不是反革命是甚麽?” 王家女主人听了毫不示弱，跑出来和她论理，并指出：“你怎麽知道我们垃圾箱里有毛主席像，肯定是你放进去的，你想陷害我们， 没门！咱们到派出所说理去！”见此情景，她只好夹着尾巴回屋了，从此院里安生了不少。
王家的二孩子非常调皮，不知在那里拣了一只破手枪，别在腰里向同院的孩子显示过。有一天，派出所突然找他谈话，问他枪的来历，吓的这孩子跑回老家河北安国县。派出所立即从安国把他抓回来，经过审问，才知道是一只已经锈坏了的破枪，孩子才算回了家。这孩子竟给我们这位王同事惹了这麽大的祸。可派出所得到的材料一定是他们院里的人检举的。
只有我妈住的米市大街的大杂院，回忆起来还有些留恋，居住在这个院里的人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互相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能和我妈在院里的奉献有关。
我妈是一个非常热心公益的老太太。那时她只有六十多岁，精力充沛，谁家的事她都管，院里好几家都把钥匙交给她，请她添煤看炉子。有的人家孩子的保姆走了，她就暂时帮助带孩子。院里的孩子放学早，家里又无人，她就把孩子们组织起来作功课。到了做饭的时候，她就让孩子们帮她搓猫耳朵，谁搓了有谁的一份。她喜欢炒辣椒，邻居们闻到她炒辣椒的味道都拿小碗来跟她要，一小锅辣椒东家一勺`西家一勺很快就分完了。
多年后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碰见一位老邻居和她儿子也在医院，她立刻对她已经是名企业家的儿子说：”还不快叫成奶奶，你小时不知吃过她的多少饭呢”！
九十年代中期，我妈病重，虽然各已搬家，有的邻居还是不顾路途遥远来我家看她，吃完饭我们又打车把他们送回去。恢复高考那几年，这个院里，考上了五个研究生。
总的说，我的感觉是，住怕了大杂院的是多数，留恋大杂院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
今年四月我由洛杉矶回到北京，侄子邀我们兄妹三人去他的天通苑新居聚会，车一进院，印入眼帘的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我简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瞧哪儿都新鲜。侄子的房子，在那里虽属中等，但屋内布局的合理、后院空间的硕大，足足能够让他们在休假时过上种菜、养鸡、养鸭的田园生活。羡慕侄子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的公务员，在好时代刚来不久就退下来，积蓄微薄，真是望尘莫及。
可我们最终也有公家给的便宜房，也算沾上了好时代的光，特别是迎奥运整治环境，我们现在所在的首体南路，真有闹中取静之感，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目前已经是商场林立，交通发达，附近就有医院、学校，除楼层高了一点，作为老人家来讲上下楼有点困难之外，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居住环境也算无可挑剔。而且我用‘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来安慰自己就更加知足了。
如果跟我们过去住过的大杂院相比，不知要强上几十倍、几百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