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篇关于大连港的文章

很早就听说大连话和烟台话是一样的， 我是从来没有去过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也非常地想去， 一直也没有忘记80年前后流行的那首“大连好， 大连好， 大连的夏天不用穿棉袄....”美妙的歌---转载者

 

重忆大连港红房子（ 文/李光禄）

大连港,这个城市最东端紧临大海的码头。因为有了它所以有了这个城市，因为有了它世界知道了大连。一百余年的沧桑岁月不知承载了多少舟船进出，一百余年的海浪潮汐不知迎送了多少人员往来，如今,当我漫步在这个已经改变用途，因建设施工而四处尘土飞扬大工地上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必要重新抖落记忆中特别是文革时期纷纷扬扬的一些泥尘旧土，消除因喧嚣轰鸣而产生的噪杂声音，摘下有色眼镜勇敢地面对现实，用马克思辩证唯物论观点，实事求是重新看待历史上大连港劳工开创这个城市的真实情况，还原他们在著名居住地红房子里生活、劳动和与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的点滴过程。

   一百余年的大连港史，是在经历沙俄帝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利用这个港口大肆掠夺中国物资，残害中国人民，枪杀无辜百姓所犯下了数不尽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解放前在码头上做苦力，来之全国各地有名或者是不知名的苦难劳工。是他们从这里开始，一件件用双手搬起了港口吞吐，是他们，一步步用肩膀扛出了车船运输。此时，我多想在这建设中的工地上，能看到一处永久纪念大连港劳工的永恒纪念碑或纪念墙来缅怀他们。

  大连港集团这个名字早已蜚声中外，名扬全球。但在解放前，这里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是因为邮寄信件，寻亲访友，招工落脚而衍生出比大连港名称更响亮的替代名字叫：大连港红房子。

   很久以前，我家一直保存一摞解放前山东老家与大连港红房子之间来信，上面记录了1932年我二大爷李吉振和同村本家兄弟俩人背井离乡，从穷山沟里徒步到济南乘车坐船到大连港红房子后，因邮路不畅而不知碾转多长时间，直到1934年我爷爷才收到，有我二大爷口述，有红房子邮局寄出的一封来信。时至今日我依稀记得我二大爷在信里详细介绍到大连港工作后的收入、吃饭、住宿等情况。记得信里说：只要在这里肯出力就有大米白面吃，就能吃饱饭，还能吃上肉，还有唱戏地方，住的是成排成排整齐红色砖砌大瓦房，门和窗上面是一种透明能看见外面还不透风叫玻璃的洋东西镶嵌在上面，冬天屋中央有一排火墙，烧的火红火红，很暖和，生活的很好并让我爷爷放心，最后让我父亲到大连港红房子里找他，还说在大连能找到媳妇不用我爷爷操心给定亲等。

   1935年当时只有16岁，从没出过山村，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就是手拿这封来信，独自一人、两眼摸黑地，坐船来到大连，凭着信上的地址找到了大连港红房子。记得父亲曾说过，刚来大连那天，我的二大爷在码头干活，是红房子管理站和同乡会人接待的，先洗澡、后吃饭。他们把从农村穿来的衣服和鞋子一把火全烧了，给了一套新的换上。坐等一别三年傍晚下班回来的二哥。后来才知道烧衣服洗澡是消毒防传染病，否则不让进门住宿。

   还有几封来信则是我爷爷找村里认字先生代写的家书，嘱咐二大爷带我父亲在大连港多赚钱，说咱山东人不怕出力，好好做人。寄回老家的钱都收到了，用这些钱给家里弟弟定了一门亲事，买了几亩地和一头牛，置办好多东西，生活比以前富裕多了，村里人都羡慕的很，还说以后不要往家寄钱了，你们哥俩一定要吃饱饭，还嘱咐多留钱将来自己娶媳妇等。

   再后几封信是说我26岁二大爷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不能工作后，嘱咐我父亲好好照顾哥哥等。再后来是我爷爷痛苦询问得了什么传染病，是否能带回老家等。当得知二大爷和红房子几百人因瘟疫互相传染而去世后，我爷爷让我父亲一定保护好自己并嘱咐要将骨骸寄回老家安葬祖坟等。

   红房子所代表的大连港，不仅与这个城市相关，也与我这个家族密不可分。这里是我二大爷，我父亲也是我工作一生的地方。对大连港红房子的最初认识，是从保存的早期书信和父亲偶尔说起的点滴往事开始。父亲刚来大连时，二大爷看到我父亲因挨饿而狼吞虎咽馋猪肉时，一连几天领着到寺儿沟饭店吃肉，直到吃够为止。更记得父亲说在老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大米白面在这经常吃。

   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搞的忆苦思甜，特别是小学生时的我，在学校组织参观大连港红房子后，深深被展览里的恐怖画面和凄惨景象所震撼。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大连港搞了一个阶级斗争展览，名字叫“红房子展览”。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引起很大轰动，展览讲解了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在那万恶旧社会如何残酷欺压劳工的情景，劳工们每天工作二十多小时，个个骨瘦如柴皮包骨，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劳工们扛着二百多斤甚至三百斤重的麻袋包货物还要忍受包工头的皮鞭抽打，时时听到镐头把打断劳工骨头的咔嚓声。大连港的红房子更是比地狱还地狱，红房子的红是劳工鲜血染红的，到处血迹斑斑，血债累累，红房子更比当时上演的电影《收租院》刘氏庄园还要黑暗，因为大连劳工遭受到的是日本侵略者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双重压迫，受的苦难更多、更惨。当时在宣传时有解说：“红房子是杀人场，鬼子把头赛虎狼，有进无出囚牢间，断气葬身乱尸岗”。

   当年看展览的我们都是喊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口号，都是带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止不住眼泪看完的。但是，红房子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此产生的疑问和谜团感兴趣，也有探寻追踪的想法，我曾多次询问经历过旧社会的工人，也曾在寺儿沟附近与乘凉闲坐老人聊过家常，但他们大都不愿回答也不愿触及，如果你让他说说感想谈谈忆苦思甜讲讲旧社会红房子里遭受的苦难时，他们或者讳忌莫深不愿启齿，或拐弯抹角回避搪塞，一般他们都会说我是大老粗没上过学都忘了。我听到最多的是说红房子有四个大门，大门开着呢，既然是鬼门关怎么不跑呢？相反到这里干活还需要找保人担保介绍呢。

   我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日本民间友好团体时曾说过：我们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大连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想把大连作为长期占领地而经营管理的，在港口管理和港口制度规划上是有其经验的，特别是港口各项进出口管理，出入库管理，港口作业流程与港口编制规章等，在解放后这些规章作为我国港航系统的经验予以全国推广，至今仍在使用。所以辩证的看待历史，客观的面对过去。我们也应当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者和在港管理的日本人加以区分。

   红房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说到底就是一个劳工宿舍，原名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宿舍，简称碧山庄，中国人因其是红砖所盖习惯叫红房子。这里是码头劳工生活、睡觉、吃饭住的地方。这个占地11.5万平方米，共有92排房屋，其中平房38栋，二层楼54栋和其他建筑组成的宿舍里住了两万多人，你可以想象二万多人入住在里面，最多时三万多人集中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情景。

   据说，当时出工是轮牌制，轮到你就出工，否则就是休息，绝不是几万人一起上码头。在宿舍分配和用工管理上实行的是老乡编排制，就是老乡为一个工作队或组，一起出工一起休息。那时候最忌讳偷窃港内物资，在这方面管理惩罚措施超出想象。

   老寺儿沟一带过去相当繁华、热闹。我们都知道，市场经济铁的定律是有需求才有市场。这里是大连港劳工居住和上下班必经之地，劳工开饷的时候也是这里馆子、妓院和各类商铺最兴旺繁华的时候。过去这里小酒馆特多，街面上摆满热腾腾的肉包子,油乎乎的油饼和香喷喷的麻花。酒馆里四处是猜酒令喝酒同乡，还有一种就是大连港劳工独创喝酒法--仰脖酒，就是边走路边打二两白酒一仰脖子喝进去了。那时候寺儿沟电车道头就是一个跑江湖耍把式的地方，玩皮影的，唱大戏的，打铁卖膏药的。当时在劳工中也流行穿戴时尚，就是几乎每人都有一顶礼帽，白色的对襟中式衫，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把所用零钱往礼帽夹层里面一塞就去下馆子或者走亲戚找对象，还有一种时尚就是用纯金镶嵌个金属牙套带上名叫大金牙特流行。

   红房子人多，是天南地北的不同口音汇聚到一起的大杂院。夏季时候院子里全是劳工在外乘凉，有侃大山的，有练拳习武的。当时这里帮会盛行，什么山东帮、河北帮、东北帮、江苏帮、南蛮子帮等。山东帮人最多，干活也最有力。据说那时候干活是承包制，包工头分配活后，山东和东北帮大汉装的装卸的卸很快干完，而南蛮子人小体弱干活较慢，南蛮子相对受排挤。特别是1940--1945间的瘟疫流行，南蛮子死伤很多。

   日本人在支付劳务费时，是向码头劳工倾斜的。过去老寺儿沟的人一听说是码头装卸工就知道兜里有钱，腰板也直说话气也粗。体力弱不能干重体力的才去开机械干零杂扫场子，甚至普通管理者都没有劳工的工资高。

   红房子是住宿的地方，也是轮流休息的地方。由于实行倒班制，如轮到出班时候，值班的就会手拿一个铃铛上房号一阵摇晃就得起来。过去这里有食堂有医院，有邮局还有钱庄，当时劳工的工资都在钱庄里存着。那时候存取款很简单，只要报出自己的工号就可以自由存取。当时住在红房子的都是单身青壮年，由于装卸大多靠体力完成，所以红房子劳工是比肌肉比力气的地方，谁体力好，谁能扛“麻袋包和豆饼坯”谁就赚钱多。当然，因酗酒、偷窃，吸毒扎吗啡而丢掉工作或丧失劳动能力流落街头的也很多。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连港为配合忆苦思甜教育和红房子展览，在老海港俱乐部楼上成立了一个《苦大仇深报告团》。当得知我父亲从1935年就在红房子工作，我二大爷因瘟疫死在里面后，为树立苦大仇深典型，多次动员，非让我父亲去控诉红房子是惨绝人寰人间地狱，是暗无天日杀人魔窟，非说我二大爷是被日本鬼子和把头残害死的。从不说假话且性格耿直的父亲不是沉默不语就是一切都忘了。结果我父亲被扣上没有政治觉悟，路线斗争不清，站错革命队伍等帽子被办班学习。

  政治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政治不能左右历史，感情更不能替代事实。蒙在红房子上面神秘面纱和不实之词应以大连港人的博大胸怀予以澄清。过去老一辈人只要说红房子就知道是大连，只要说大连港就知道红房子。文革时期为配合政治教育而刻意夸大和虚构的情节，使人感到红房子到处都是凄惨景象，四处都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但事实就是历史，真实的红房子就是一个汇聚港口劳动者的地方，大连港红房子就是大连最早城市起始地。如果说红房子是人间地狱的话，难道会有这个城市吗？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市把大连港的开港之日作为大连市的建市日期，定位是以港兴市，此时我想起马克思著名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当初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几十万青年劳工，是他们开创了港口，带动了城市建设，发展了同世界各地的物资交流，更是他们创造了繁荣。虽然他们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绝大多数人后代留在了这个城市，大连百分之八十是山东移民后裔，作为移民者“海南丢子”后代，我们应当永远记住祖辈是坐客轮从这里上岸的。今天在东部规划新城区的时候，我们城市规划者是否能考虑在这里，建设一个以大连港港史为主，辅以早期城市资料为内容的人文博物馆来永远纪念城市的发展呢。

 

顺带一些照片及本人的议论

大红封面的工作证， 《海港》里的韩小强感叹“工作证啊工作证， 什么时候变成海员证”， 而大多如吾辈之流的阿狗阿猫，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想有一本这样的工作证啊。

这种车子， 是不是那年头大连市区的主要运输工具？大连的朋友叫这种车为“啥子”？店家名称实在不懂， 运输行？

大连的什么桥？

怎么全是扛豆饼？ 实际上“专业术语”不是“扛”而是“肩”， 把名词“肩”动词化了。肩十饼者，计件的话挣钱多些， 晚上小酒半斤猪头肉一盘， 解解乏，明儿继续肩十饼， 能吃能喝才能干， 能干才能赚， 就怕生病还怕老， 那就去个球了。

 

管理方安排个住处，方便的是第二天的出工啊，总不至于让扛活的睡大街上吧。

这张不是肩豆饼了，什么呢？一麻袋一麻袋的是大豆吧？

肯定是”集体宿舍“，一个带家属的也没有， 嘿嘿， 这一头沉家庭是久有历史的啊。

对普通老百姓， 山东烟台一片， 素有闯关东的悠久历史， 是个纯经济行为， 哪怕大连是鬼子的地盘， 去挣钱回家盖房子买地娶媳妇，天经地义， 若是读书人那时奔大连， 就有投靠日本人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