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挥一挥手
居美国华盛顿, 就职政府部门, 花甲年岁,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小百脸兄的攀枝花一文， 兄弟跟了一个贴， 说到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大型铁矿，因家父在读重庆大学是冶金和采矿是一个系：矿冶系， 所以老爸也学过采矿， 探矿地质也是要学的。 记得渡口开发时， 对外虽尚未公开， 老爸已经参加过一些会议， 回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国家要在西昌附近建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并说早在三十年代后期他上大学时就知道那儿有个极大的铁矿，抗战时资源委员会不可能有力量开发， 现在终于见天日了， 一五二五计划时也许有人提过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 虽然当地的建钢厂之几大要素煤铁水均具备， 但无交通， 所以建不成， 后来为了和三线建设配合， 成昆线和攀钢同步了。
到底是36年发现的还是40年发现的， 不是个重要事，我外行的想， 36年常先生去过也大概做了些地质普查， 发现有苗头， 待到40年才去勘探到底是不是个大铁矿？ 这么解释， 大概就通了。--转载者
究竟谁是攀枝花铁矿发现第一功臣？
汤克成抑或常隆庆与刘之祥
刘继顺
2014-09-17
走进攀枝花市，金沙江畔密地桥南的常隆庆先生全身雕像、隆庆路和隆庆公园，就会让我们缅怀常隆庆先生对于攀枝花铁矿发现的丰功伟绩。
1940年发现攀枝花铁矿之旅
然而，常隆庆先生是否为攀枝花铁矿发现的第一人，则一直有着争论。多称为常隆庆，亦说为汤克成，还有说是刘之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吧！
一、汤克成、常隆庆和刘之祥先生简历
目前文献资料关于四川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与汤克成、刘之祥和常隆庆有关。
汤克成(1900-1984)，字渊默，江苏如皋人。1929年于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39年，任教于西昌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同年任西昌川康铜业管理处探矿工程师。1943年，到重庆任经济部矿业司第二科科长，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工程师。1950年，任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教授。1958年，赴国家科委负责全国地质矿产科学调查的组织和协调工作。1971年，任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之祥（1902-1987年7月15日），字芸生，河北清苑人。1928 年北洋大学采矿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任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副教授。1940 年，任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副教授、教授、总务长、教务处长、采矿系主任。1945 年12 月-1947 年7月，赴英国皇家采矿学院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进修。1947 年7 月，任北洋大学教授、采矿工程系主任、采矿研究所长。1949 年，任北洋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兼秘书长。1952 年，任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教授，曾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工会主席。
常隆庆（1904年12月3日—1979年7月21日），字兆宁，四川江安人。1930年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分配到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32年，任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重庆北碚，四川实业家卢作孚出资的民营研究机构）主任，兼西康万寿宫裕元矿产公司工程师。1939年7月，四川省建设厅调常隆庆到西昌行辕任地质专员、西昌经济建设设计委员会常委，负责工业设计。1945 年，任重庆四川地质调查所长。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西南地质调查所副所长（所长为黄汲清，第一副所长乐森寻）。1952年，任西南地质局工程师兼重庆地质学校教务主任。1956年，任成都地质学院地质学教授、古生物教研室主任。
刘之祥192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汤克成192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学专业，常隆庆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汤克成与常隆庆均系19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员。
常隆庆为四川人，1932年便回到四川老家先进入民营公司，从事西康矿产地质工作，而后事政府机构；而汤克成和刘之祥是外省人，主要因抗战爆发后1939年才来到川地，进入政府机构，从事西康矿产地质与矿业开发工作。
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以常隆庆先生的居多，次之刘之祥先生，而汤克成先生的资料少之又少。
二、攀枝花铁矿—岩浆型钒钛磁铁矿的概念
有人说“攀枝花”与“攀枝花矿”是两个概念，“攀枝花矿”指的是兰山和尖山两处铁矿（是常隆庆与刘之祥1940年发现的），但“攀枝花”则是一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是常隆庆1936年发现的）。在此，首先要弄懂的一点，就是攀枝花铁矿与矿产地发现的概念。否则，是非难辨。
曾称之四川盐边或宁属地区的铁矿有多种类型，采铁炼钢尤来已久。区内铁矿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1912年出版的《盐边厅乡土志》，其中写道：“磁石(磁铁矿)，亦名戏(吸)石，产白水江(即今金沙江)边，能戏(吸)金铁。”
在目前称之的康滇地轴上的昆阳群或会理群（过去称之为盐边系）有三类铁矿：其一为元古代沉积型赤铁矿（满银沟式和包子铺式铁矿），其二为元古代海相火山沉积改造型磁铁矿-含铜磁铁矿（滥山式铁矿和稀矿山式铁铜矿），其三为二叠纪（海西期）侵入的岩浆型（基性-超基性岩）钒钛磁铁矿（攀枝花式铁矿）。只有首次发现岩浆型钒钛磁铁矿的，才能作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而发现并论及前两类铁矿的，不能作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因此，1940年之前，常隆庆先生有关宁属七县的铁矿化著述，是不能作为攀枝花铁矿发现证据的。
矿产地发现需要有三大要素：其一，要有具体地理位置与坐标，可按图索骥；其二，有矿体露头的空间几何形态，即要有矿体露头的产状、长度、宽度和厚度描述；其三，要有矿体特征的描述（产出地质环境、矿物组成，矿石品位，结构构造，矿床类型与矿床成因）及资源量的估算。矿体转石或者大而无当的笼统描述，是不能作为矿产地发现要素的，只能作为矿化信息处理。因此，发现“攀枝花矿”（兰山和尖山两处铁矿）和“攀枝花”（整个攀枝花地区的铁矿）的说法，其实是外行人的说法。
再者，最早到达目前所称攀枝花铁矿区的地质与矿业人员，就被说成是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自抗战以降，中央与部属研究机构及大学的地学研究人员，相继进入四川，一为躲避战争，二为寻找支撑战争所需要的铁矿和煤矿等战略资源，沿江到过渡口即攀枝花铁矿区的，人很多，如雷祚文、袁复礼、戴尚清、苏良赫、任泽雨等，不能说谁先到过这一地区，谁就是该区矿产的发现人。
二、攀枝花铁矿发现于1940年，汤克成 VS 常隆庆与刘之祥
1932-1939年，常隆庆虽然在川西许多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但没有攀枝花铁矿区发现的描述。至于常隆庆1936年所著1937年刊印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提到“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极大，当花岗岩浸入时，金、铁等类矿物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这实属地质考察报告对于成矿地质背景之一般描述，并无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直接证据，亦不符合攀枝花铁矿产地发现的三大要素。因此，常隆庆1932年或1936年发现攀枝花铁矿之说是经不起推敲的，他自己从未如此表达过。
见诸文字报道的，攀枝花铁矿是1940年发现的。
其一、是9月6日常隆庆与刘之祥发现的
关于这次考察经过，有刘之祥的《两次冒险远征—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经过》（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回忆文章所述：
1940年，刘之祥先生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教时，学校和西康地质调查所派他到边区调查地质矿产。第一次是只身步行去的，第二次是同当时西昌行辕地质专员常隆庆结伴骑马去的。刘先生写道：“这次调查的发起人是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康专）校长李书田（现在美国）和西昌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并明确由地质所出资，康专出人（刘之祥负责调查，并负有编写调查报告等任务）。……临行前，张凯基和常隆庆得知我去西康南部调查，提出要与我结伴同行。由于调查路线比较艰险，我欣然同意。8月17日由西昌出发，张凯基中途返回，只有我与常到达攀枝花，住在当地保长罗明显家。”刘之祥先生：“说起攀枝花铁矿的发现，也很有趣。开始是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发现’的。记得我们由盐边县城向南，经老街、新开田、棉花地，一直到把关河、金沙江北岸，然后沿江南行，经过大水井、新庄，9月5日下午到达攀枝花，住在硫磺沟附近的罗明显家。傍晚，我在罗家院子内散步，无意中看到地上有2小块石头很像是磁铁矿。捡起一看，果然不错。第二天早晨，我把这2小块矿石拿给常隆庆看，他也肯定了确是磁铁矿。我们找来了主人罗明显，问他这2块矿石的来历，他说这样的石头附近很多。早饭后，我们就让罗带路出去找矿，走到尖包包，果然发现了铁矿露头，测量以后，再走到乱崖，又发现了铁矿露头，而且比尖包包的更大更厚。我们不禁欣喜若狂。”《宁远日报》为此发布了消息。这次地矿调查历时87天，于11月11日回到西昌。因本次地质调查的发现，重庆教育部奖励了刘之祥2000元。
1940年攀枝花铁矿发现调查途中的刘之祥（左）和常隆庆（右）
1940年攀枝花铁矿发现调查途中，在金沙江吊桥上的刘之祥先生
刘之祥在炼铁土炉旁
1941年8月，刘之祥发表了调查报告《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文中写道：“此次则限于宁属南部之康滇边区……费时八十七日，共行一千八百八十五里。”“矿产方面，则发现弄弄坪之沙金矿，及他处之煤、铜、铁等矿，……最有价值者，当属盐边县攀枝花之磁铁矿。”“攀枝花海拔一千四百八十五公尺，位于盐边县之南东，距盐边县九十七公里，在弄弄坪以东十四点七公里处，农民有十余家。”“总计尖包包与营盘山二处磁铁矿储量共为一千一百二十六万四千吨。”
常隆庆则在自传写道，1940年“与技专校合作，与技专校教授刘芸生（名芝祥）于八月中旬出发，重点放在盐边、盐源地区……这次我们找到了盐边攀枝花铁矿，作了一些小矿床储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进行考察。”。具体时间他在自传中说到：“我于八月出外调查地质矿产，8月24日到梅雨铺，9月6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绩得‘光华奖章’”。1942年6月，常隆庆在《新宁远》杂志调查报告专号发表了《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文中说：“总计营盘山及尖包包二处铁矿之储量，共为八百六十五万二千吨。”
因此，攀枝花铁矿是1940年9月6日由刘之祥与常隆庆共同发现的，证据是充分的。
其二：是6月汤克成发现的。
据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华夏翰林出版社出版的《攀枝花之最》和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大事记》所载，攀枝花铁矿是汤克成于1940年6月发现的：
1940年6月，探矿工程师汤克成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川康铜业管理处之命，携助手姚瑞开到西康省盐边乌拉调查矿产情况。他们在结束盐边县煤田调查后，从盐边返回会理途经攀枝花时，在山谷间偶然看见多量铁粒，追见铁矿露头。于是连续用了十多天时间反复踏勘了攀枝花和倒马坎，涉足尖包包、兰家火山等处，绘制矿山地图，推算两矿区的磁铁矿和磁黄铁矿储量为1000万吨左右，并写成《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一带铁矿区简报》，“攀枝花”作为矿名，第一次出现在地质报告中，攀枝花铁矿由此发现。下迄1940年6月第一次，也是第一份较为系统、准确、具有开创性的公开发表的地质报告。”1942年，汤克成与刘振亚、陆凤翥等奉资源委员会西康钢铁厂筹备处之命，再次到攀枝花矿区进行勘测，经过20天的野外工作，测制了攀枝花矿区1／5000地质图、倒马坎矿区1／2500地质图，写出了《盐边攀枝花及倒马坎矿区地质报告》，认定铁矿成因为岩浆分异矿床，估计铁矿储量可达4000万吨。
关于汤克成为攀枝花铁矿发现者的观点，有李善邦和秦馨菱于1940年11月1日提交的《西康盐边县第三区攀枝花倒马坎铁钛矿》一文为证：“查该地铁矿乃汤克成、常隆庆于民国二十八年先后所发见者，尚未详实调查著成报告，以供外间参考，故知之甚少。” 还有郭文魁和业治铮于1943年10月所著《西康盐边攀技花铁矿简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一文为证：“此矿首经汤克成、常隆庆调查，后经李善邦、崔克信、陈正诸君先后视察，各人所得结果除李群已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印有油印报告外，余多未发表。。。。。。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及少量钛铁矿，产于片麻状花岗闪长岩之间，成扁平体，与岩石片理平行。自矿体至花岗闪长岩之间，含铁成份逐渐减少。蓝家火山、尖包包、倒马坎三矿区共计储量约2400万吨”。
如果确定攀枝花铁矿是1940年发现的，那么发现攀枝花铁矿的先后，就是汤克成、常隆庆和刘之祥。按从先率原则，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就应该是汤克成，而非常隆庆和刘之祥。
为了确定常隆庆是攀枝花铁矿发现的第一人，只能将攀枝花铁矿的发现推前至1936年或者1932年，而这是不符合事实与文献记载的，与常隆庆先生自传也不相符。
三、1941-1944年，将攀枝花铁矿确定为钒钛磁铁矿者，系李善邦和秦馨攀，陈正、薛承凤和程裕淇。
1941年3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到达攀枝花营盘山、尖包包和倒马坎3个矿区调查，著有《西康盐边攀枝花倒马坎铁矿》(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所采矿样经地质调查所化验分析，含铁51％、二氧化钛16%、三氧化二铝9%，从此得知攀枝花铁矿石中含有钛。
1943年8月，武汉大学地质系教授陈正、薛承凤复受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赓扬之邀，利用暑假调查攀枝花铁矿。对所采矿样逐个进行钛的定性分析，择要进行铁的定量分析，同时引用李善邦、秦馨菱的分析结果，作出攀枝花矿床为钛磁铁矿的结论，并论证了矿床的岩浆分异成因，著有《西康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钛铁矿》。文中说：“攀枝花倒马坎钛磁铁矿位于盐边县城东南100公里，东北距西昌200公里……矿体皆为板状体，产于辉长片麻岩之边部，并全沿片麻构造生长，共有数十条。其大者，矿脉长600米，厚30米，倾角30度至50度，主要由含钛磁铁矿构成，参改产状，围岩，矿物成份及其互相之关系，本矿床为期后岩浆之岩浆重生矿床，矿石平均含铁品位上等矿45％至50％，次等品位35％左右；二氧化钛含量约10％；总储量共二千一百万吨。”
1944年，远在英伦三岛的程裕祺，获悉攀枝花钛磁铁矿这一消息后，根据当时在南非布什维尔德发现钒钛磁铁矿的经验，写信给国内同行说，含钛矿石都含钒。经陈正和薛承凤鉴定，果然发现攀枝花钛磁铁矿中含钒。至此，攀枝花铁矿正式命名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四、攀枝花铁矿发现者：常隆庆
目前公认常隆庆与刘之祥，1940年9月6日，发现攀枝花铁矿。两人中，以常隆庆为主，目前矗立在攀枝花市的常隆庆铜像、隆庆路和隆庆广场，就是例证。
据《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李书田回忆（1987年10月17日于北美南大州速城，作者为康专校长）》：“余曾于1940年5月30日至7月14日，及1940年8月17日11月11日，分别派伊（指刘之祥）赴宁属北部和西部进行过两次地质和矿产调查……第二次调查时同行者有常兆宁君（就是当时西康行辕的常隆庆先生），这次调查发现了攀枝花铁矿”。“我之所以发起这两次调查者，纯为开发国家资源，遂和西康地质调查所的张伯颜先生共同商决，由西康技专出人（刘之祥），由西康地质调查所出钱，负担经费。调查出发前，常隆庆先生临时加入，刘之祥为领队。在9月6日发现攀枝花铁矿后，刘之祥先生写信向余报告，遂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西昌的《宁远日报》，该报刊登了国立西康技专教授刘之祥在盐边县发现攀枝花大铁矿的消息。”，并有当时文件为证。
康专与西康地质调查所的合作文件
康专给《宁远日报》的攀枝花铁矿发现新闻的原稿
由此看来，如果本次果为攀枝花铁矿的首次发现，其发现权，按惯例确是刘之祥为主，常隆庆为辅。因此，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上记载的是“1940年，北洋大学教授刘之祥在四川盐边县发现了攀枝花大型铁矿床”。
但为何攀枝花铁矿的发现权独归常隆庆先生，反辅为主，原因不明。据称在常隆庆先生逝世后，刘之祥得知常隆庆先生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遂撰文《两次冒险远征—发现攀枝花铁矿的经过》申诉，并提供了一些佐证材料。据称后来由地质专家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最终还是确认常隆庆先生为攀枝花铁矿的第一发现人，不知道依据为何？
从刘之祥和李书田的回忆文章来看，1940年的地质矿产调查是康专与西康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调查费用由西康地质调查所出，康专出人，刘之祥具体负责，西康地质调查所常隆庆先生临时加入。由于刘之祥为采矿专业，调查研究重点在矿床品质、采矿工艺、开发条件与开发前景；常隆庆为地质专业，调查研究重点在矿床类型、矿床规模、矿床成因与找矿前景。是不是由于专业不同，调查研究重点不同，而将攀枝花铁矿的发现权主要归之于地质专业的常隆庆先生了，或者攀枝花铁矿发现权调查组主要由地质老人所构成的缘故，不得而知。
五、难得糊涂是正解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视察当地时提醒道：“攀枝花现在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这便是官方认可攀枝花铁矿发现者为常隆庆先生的例证。
常隆庆和汤克成先生逝世前，攀枝花铁矿的第一发现人之争没有起冲突，只是各吹各的调。
常隆庆、汤克成和刘之祥先生先后故去，当事人已不可能当面对话共叙友情切磋技艺，也就无从厘清发现先后与主从头绪了。我相信，他们三位在天堂，是不会计较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了！常隆庆先生，生前亦并无将攀枝花发现权居为己有的意思，恰恰相反的是非常客观与尊重同仁的。
倒是我们后人有点小肚鸡肠，厚此薄彼了！
后人对于先人业绩的认可，有时决定于其后人话语权的多寡。目前薄、习两家的先老爷子一波与仲勋先生的功绩认可与宣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将常隆庆先生作为攀枝花铁矿发现的代表之一，在今日钢城-攀枝花市钢花灿烂时，缅怀汤克成、刘之祥、常隆庆先生等老一辈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的精神，则是再好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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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常隆庆，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地质调查报告，新宁远月刊第1卷第12期煤铁专号，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月，1940年
李善邦、秦馨菱，西康盐边县第三区攀枝花倒马坎铁矿( 中央地质调查所临时报告 )，1940
汤克成、姚瑞开，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铁矿成因，地质论评， Z2期，1941
刘之祥，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学术丛刊第3号，民国三十年八月，1941年
汤克成，西康省盐边县攀枝花及倒马坎铁矿区地质报告，西康钢铁厂筹备处， 1942年6月（攀枝花及倒马坎二铁矿区均位于盐边县西南......本区主要金属矿当推磁铁矿、赤铁矿及磁黄铁矿及小许之黄铁矿、黄铜矿等。两区铁矿总储量可达4000万吨，磁黄铁矿约1.5万吨。”
陈正、薛承凤，西康盐边县攀枝花倒马坎钛铁矿，1943年1月
郭文魁、业治铮，西康盐边攀技花铁矿简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1943年10月
殷维翰，纪念汤克成先生九十诞辰，《地球》,2-3,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