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唉！“乡下人”这桩公案（ 畸笔叟）

上海人口中的“乡下人”，是一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公案，全国人民正咬牙切齿着呢。

我还是准备写它下来，是因为我心头很坦然。

我一直以为，这桩所谓的公案，泰半是冤假错案呢。

也好，我就试着来讲讲“乡下人”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吧。

首先要确定的是，这桩公案源于何时？说它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依据何在？

上海建县止有700余年，历史上隶属过扬州、苏州府、嘉兴府，甚至还隶属过松江府。

至于曾经当过六朝古都的建康（今南京）和南宋皇帝来偏安过的临安（今杭州），上海更是望尘莫及了。

与当年的这些“上级单位”相比，上海人自己恐怕就是“乡下人”了。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有了租界，才开始在全国率先有了近代城市的雏形。

但她一开始就是个移民城市，八方来客，五色杂居。

真正住在城里的本地人恐怕不会很多。

上海郊区10县（今仅剩8区1县），当时还都隶属江苏省呢。

所谓上海市（北伐后一度称为“上海特别市”），就是“老城+租界”，北到虹口、闸北，西到小沙渡（即今宜昌路）、静安寺、徐家汇，东到外滩，南到肇嘉浜，东南到江南造船厂。

小得很。

那时，广东人多半住在虹口，浙江人多半住在南市，而苏皖鲁豫来的人多半住在苏州河两岸，大家相安无事。

各地移民同居上海，为了交流和沟通，大家都努力把自己的方言尽量说得让对方能多听懂一些。

从语言学角度看，现在的上海话，当时正在不断汲取各地方言的营养，在交汇融合之中慢慢定型，哪有什么“乡下人”这个词。

当时的国人也确实大度能容，尽管相互沟通中难免闹些笑话，也只是觉得好玩，谁也没想过要歧视谁。

依当下的眼光看，上海早期的独脚戏简直“逆天”了，公开以地域相嘲笑。

比如：什么“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啦，

什么“江西人钉碗，自顾自（拉锯声）”啦。

连对上海话形成居功至伟的广东、苏州和宁波也毫不客气：

广东人么“削刀磨剪刀”（模仿粤人讲“知道唔知道”）啦，

什么“宁听苏州人吵相骂，不听宁波人讲闲话”啦。

还有什么“苏空头，杭铁头”（喻苏州人好说空话，杭州人脾气耿直）啦，甚至还有“江阴强盗无锡贼”之类的。

哪一句调侃似乎都更甚于“乡下人”。

试想，这些话要是搁到今天的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小说电影乃至网络里，那还得了！

但在当时，它似乎并无流弊。

能够相互打趣，其实说明了当时的和谐。

事实上，若非当年广为流传，我亦无从得知，更不要说今天来引用这些话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无疑是最繁华的，但那时的人似乎并不傲慢。

193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多的是普罗大众的心声，苦难与彷徨；

1940年代，虽然左翼去了延安，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所谓孤岛文学中，也还是写小人物的居多，至多市井味更浓些，更精致些。

反正我很难找到上海人傲视天下的感觉。

我恐怕那时的上海人也没有这个胆。

因为那时的上海是健忘的，白天飞机轰炸逃难，晚上马照跑、舞照跳、麻将照搓，正被进步人士斥之为没心没肺，麻木不仁呢，哪里敢张扬，还不赶快夹紧尾巴做人。

个别上海滩的阔人（各地来的都有）确实骂过穷人，但当年最常用的詈语是“猪猡”，也绝不是“乡下人”。

从传播的角度看，当年全国由于百年战争，民生凋敝，没有多少人能有闲情逸致来上海玩。

彼时，信息传递也极其落后，电话只有少数大城市里的大户人家才拥有，普通人靠写信。

而上海写封信到江浙都要两三天，到中部省份则要一周，到边省就更长了。

加上各地人民大多还在温饱线以下挣扎，教育程度更是普遍低下，很难想象上海的什么消息会很快传到内地并传播开来，形成影响和共识。

简言之，上海人当年真要是做了什么歧视的事，也决不会有类似同仇敌忾那样大的反应。

说到上海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恐怕还是1950年代以后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呢。

那时起一直到文革结束，除了能源（如煤、钢）工业以外，其它轻纺机械化工仪表电子自动化工业的重头都在上海，几乎所有的高精尖的现代科技也都在上海。

但基础是历史造成的，决策是中央下达的，实与上海无关。

工业有什么好？工业总是伴随着污染，直把一条岸柳依依的苏州河熏到黑臭无比！

但上海人似乎有点傲慢起来了。

工业发达，商业自然就发达，运输交通业也跟着发达，上海人去各地出差乃至旅游的机会恐怕仅次于天子脚下的京城大小官员。

陈丹青曾经说过，当年在火车上高声谈笑，旁若无人的，十之八九是上海人。

 

不管是在自家地方，还是到了人家地方，那时的上海人自恃见多识广，居高临下，轻慢别人，恐怕也就难免了。

如果衣着再整齐些，光鲜些，自然会引起更大的反感。

如果再说一口别人不甚明白的上海话，人家怎么不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呢。

于是，人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乡下人”的公案，多半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需要指出的是，那个年头，可以周游全国，去轻慢别人的，都是哪些上海人呢？

恐怕大多是以前的草根，后来走红的“无产阶级”，狠有些翻身感自豪感的“工人老大哥”，或者来到上海后迅速忘记爹娘忘记家乡抛弃糟糠之妻的所谓“南下干部”了吧。

因为上海“老克勒”以及他们的后代，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正屡遭“运动”的磨难，早已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到处去趾高气扬。哪里还敢骂别人是“乡下人”呢，不被人骂“狗崽子”就要谢天谢地了呢！

另一方面，1980年之前，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到上海来被骂“乡下人”呢？什么样的人更有条件来呢？

无非是那些拿着公款到处溜达的大小官员们了，其中无疑从京城来的居多。

这样的人，大多比较敏感些，计较些，也比较脆弱些，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博大坚强。

在当地，他们多少都是个人物，受到的吹捧也多，容易形成反差。

因此，我一直在想，这桩所谓的公案，会不会是由那些谈不上优秀的上海“无产阶级”始作其俑，再经那些同样谈不上优秀的各地“无产阶级”干部而流布全国的呢？

优秀的中国人宜慎之。

无论如何，通过这“不优秀”对“不优秀”的传播，全国人民开始普遍反感上海人把所有“非上海人”说成“乡下人”。

其实上海人早就不怎么用“乡下人”这个词了。

1970年代流行的就已经是“阿乡”，1980年后取而代之的是“巴子”,1990年代是“脑子坏忒”。

现在叫“老年痴呆”。

“巴子”一词，首先用于刚刚随着国门洞开一拥而入的香港人以及后来的台湾人，曰“港巴子”，曰“台巴子”，徒留全国人民以话柄。

说件小事。

1980年代末，有位英国小伙子被请来当上海电台英语新闻节目的顾问。

他没有工作证，每次来台都要登记。当被门卫问及名字时，总会用蹩脚的上海话说：

“我是英巴子”。

全国人民并不都具有这种英国好心态。

而且，上海人也早就把“乡下人”这个词当作形容词来用了，义近“不合时宜”。

比如，我就常说自己是“乡下人”，心里存不下事。

第二天要见个人，谈个事，头天晚上必睡不安稳。

杜甫《春宿左省》中写到的“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坐火车必提前2小时，坐飞机必提前3小时，生怕脱班。

做人客也必早早整装出门，宁可早到很多很多，也不肯迟到。

尽管我深知早到的寒碜，原地兜圈，佯装shopping，不时看表，聊望四周，活像个盯梢的探子。

然而，吾道不孤。

在酒桌上，你可以听到儿子对父亲这样说：

“侬哪能吤乡下人嗰啦，倒酒么，瓶口要转一转嗰呀。”

在大门口，你也可以听到母亲对女儿说：

“侬看我今朝乡下人伐，买好嗰鸡毛菜厾勒摊头浪没拿回来。”

在咖啡馆，你还可以听到热恋中的帅哥对美女说：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嗨，我真是太乡下人了，吤容易寻嗰地方我还寻了半日天。”

不一而足。

稍后，上海人还为这个形容词加了后缀，变成“乡下人兮兮”、“乡下人色色”或“乡下人嗒嗒”。

各地方言中都有形容人的不开化、迟钝、笨拙、不谙事理、跟不上潮流等的形容词，与上海话中的“乡下人”没什么两样，但地域歧视的罪名却只给了上海。

个中不无其他情绪。

什么情绪？明者自明。

必须指出的是，究竟谁在纵容这些情绪发酵？

究竟谁会坐视并乐见地域歧视正在撕裂着族群？

究竟谁会因为天下不太平而太平？

一盘散沙，只有操盘者会窃喜。

优秀的国人，不宜慎乎。

有人要做老大，一向不择手段。

过度推广普通话，压制并剿灭方言即一例。

挑战现代城市文明及其发祥地，背后也是它的影子。口水溅处，上海首当其中，香港次之，台湾再次之。

优秀的国人，不宜慎乎。

好在经过最近这20年的折腾，上海已然是全国的上海了，香港也差不多是全国人民的香港了，台湾——也快了吧。

那全国人民也早已不满足于能来上海，能去香港，能游台湾了，他们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到处举赤旗，唱红歌，跳广场舞，发人民币。

 

令人气短的是，一通发泄之后，他们依然心气不顺。

因为他们和我们，正在一起沦为全世界最“巴”的“乡下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