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旧上海的“粪大王”和“倒老爷”及联想

记得以前在上海打牌，40分， 如果只赢了35分，大家会说“马桶钿”，也就是倒马桶的费用是三毛五。上海没有卫生设备的房子很多，马桶就成了“卫生设备”了，而上海卫生间还有个名称：马桶间。
我们家附近的打浦桥路，从徐家汇录（肇嘉浜路）一直到康衢桥，以前有条小河浜，和黄浦江交汇， 又叫日晖港，也是那个有名的日晖新村的来源， 小河浜东是卢湾区，沿河全是粪码头，每日大量粪车推来，转口贸易到粪船上，给了郊区农民伯伯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后来的设备更了新，机动粪车将东西从各个地方的化粪池运送到这儿，而后转船运，整片区域臭气熏天， 因为河浜之西是徐汇区的斜土街道，我从小成长的地方， 诸多朋友居住在那片棚户区地名叫“平阴桥”的地方， 来来往往闻得不少，也深知没有大粪臭哪来大米香的基本原则。
一邻居阿姨，老公是转业准尉副排级干部，壮丁出身解放战士福建人，到了上海才娶的老婆，阿姨是苏北盐城人， 虽上海生上海长上海话却说不响， 还是一口乓乓响的盐城话，文革中传闻阿姨家成份也不好，老子是粪霸，那时不知什么是粪霸，也不敢在家附近问，就去问学校附近商店那个老屁眼阿康师傅， 四十多岁了，有点老不正经， 特别喜欢和半大孩子胡扯，连夫妻晚上那些事，也给我们这些小赤佬瞎说一气，他好像是旧上海的万宝全书，下三教九流知道得不少，他说粪霸就是掌握了一定数量的粪车和地盘的人，别人不能在他的地盘上工作， 拉马桶车的需交纳一定的钱才能从他手上租马桶车到规定的地方去收粪，保证有工科可开保证有马桶钿可拿，老老实实跟他混，可保一家温饱。 他收了拉马桶车的钱，也不是自己全得，他也得向他的上级--老头子--缴纳费用，也就是说粪霸也分成大中小，好比车间主任工段长和小组长，一级管一级， 我们说的那个阿姨的父亲，估计是个小组长级别的粪霸所以不一定算阶级敌人， 联想到文革是i1说的北京那位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被打成粪霸撵回了山东，估计解放前因为身强力壮掏粪掏得好，上面大粪头给老时安了个小组长的身份，带领一帮小兄弟干活的吧。--转载者


旧上海也算得上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但它不同于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等欧美大城市，既没有现代的公共卫生设施，也不是家家有卫生设备，只有很少数的公寓、洋行、公司、大旅馆和住户有抽水马桶。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侵华战争，我家从南翔逃难到上海，借住在新闸路鸿祥里的一间前楼。这是一栋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子，二房东住客堂间和二层阁，其余灶间、亭子间、前楼、后楼、上亭子间(即晒台改建的住房)、三层阁都出租。一户七家，每家用一只马桶来贮存大小便。每天清早听到粪车的声音，便赶紧拎着马桶到后门口倒马桶，这是每家每天要做的头一件家务。那一刻整条弄堂喧腾着倒马桶和洗马桶的噪声。旧上海有400多万人口，每天粪便约1200吨，所以处理粪便的出路是上海人生活的一个大问题。
19世纪上海刚刚开埠时，上海市面还没有繁荣起来，人口少，土地多，所以粪便出路并不成问题。浦东、吴淞一带近郊的农民用小船把粪便运回去肥田。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均感到了粪便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置办粪车，出钱雇工来做清粪工作。接着，南市、虹口等地区也照样实行了。有些商人见到有利可图，就定制粪车，出租给粪夫去倒粪，由此出现了一批粪车主，他们争着抢地盘，竞争剧烈。也有的粪夫私自将粪卖给农民。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卫生局为了便于管理，用承包的办法来清运粪便。有的粪车主就走门路，向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卫生局分别承包粪便的收集、粪码.头的设施、粪便的买卖，从而发了大财，成为“粪大王”。其中，历史最久、势力最大的“粪大王”要算马鸿记，他是法租界最早的承包人。他手下的粪车最多时有600辆。后来在虹口、闸北、法华镇地区产生另一个“粪大王”，名叫王荣康，拥有500多辆粪车。
“粪大王”的财源主要靠出租粪车和出租粪码头。当年上海有粪车1900辆，马、王两家就占了一半左右。粪码头出租给包粪人使用。当年上海有粪码头22个，有10个在苏州河沿岸，其余分布在曹家渡、南市、打浦桥、石灰港、十六铺等地。粪码头的建筑很简单，水门汀的石驳岸，靠河边有一个洞，下置一铁管，弯向水面上，粪船靠岸边来“接货”。每天早晨，一辆辆粪车分别到各粪码头去“卸货”。粪码头上粪水横流，臭气熏天，四周居民深受其害。
粪夫的正名叫“清洁夫”，绰号叫“倒老爷”。他们大多原来的农民，因为农村经济破产，或为灾荒所迫，跑到上海来做这个行当。当年上海粪夫有4000人左右。他们按照出身的地区，分成几帮：苏北帮人数最多，占十分之七，又分高(邮)宝(应)帮、扬(州)泰(兴)帮、通(州)海(门)帮和盐(城)阜(宁)帮等；苏州帮约占十分之二；江南帮主要是常州、江阴一带的农民，约占十分之一。
粪夫倒马桶的地段分得很清楚，每条马路每条弄堂都有固定的粪夫管，不容他人染指。如果“同行”要想多倒一家的马桶，相互间就会打得头破血流。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恶霸看到这个三百六十行外的行业大有油水，于是施展“地头蛇”的威势，分别控制每个地段，粪夫必须向他“孝敬”；如果不识相，他就打翻粪车，把粪夫的头揿在粪便里。粪夫们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们的“老头子”去“登记”、“完捐”，请求“保护”。
粪夫全靠住户的倒马桶费来维持生活。倒马桶是一种累活、脏活，一辆粪车满载有400斤重，各人争得的地段有大有小，所倒的马桶有多有少，其收入也就有多有少。抗战前，每只马桶收3分到5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致使物价高涨。粪夫们看到各业工人都在举行总罢工，争取涨工资，他们也曾经酝酿“总罢倒”，以达到提高倒马桶费的目的，但被清洁业职业工会制止。于是粪夫们就把倒马桶费自动提高。1946年2月份每只马桶收费500元，3月份为1000元，4月份为2000元，到了端阳节为4000元。普通市民怨声四起，于是卫生局出面干涉，规定每只马桶收费1000元，不得额外需索。后因物价飞涨，清洁业职业工会规定每只马桶收费2000元。
《生活知识》周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属工人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刊物。1946年8月10日出版的第37期《生活知识》周刊上曾揭露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原租界当局漠视对上海人生活的改善，还分析了出现“粪大王”的社会原因。
当年，记者曾访问过一位60岁的老人。他做了半世“倒老爷”，不仅儿子继承了这个行业，16岁的孙子也在拖着粪车练习。一辆粪车三代人，他们就这样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粪夫每日在天蒙蒙亮就拖着粪车挨家逐户去倒马桶，当各业职工上工的时候，粪夫们已经回家又人梦乡了。粪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都没有文化，有了钱就泡茶馆、酗酒、赌博，没有正当的休闲，一年到头生活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
（肖 力摘自《上海滩》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