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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从我居所的弄堂口往西走过马路,在霍山/荆州路口街角上,有个靠着洋房围墙用毛竹芦席和油毛毡搭成的简棚。里面有二三个大小煤球炉和两张长桌,三四个戴着白色围裙的从业者,正在桌上捏着面团,做着大饼油条。简棚旁,放着三四张方桌和若干长凳。早上,这个摊子上人头济济。有排队买油条的,有排队买大饼的,有坐长凳趴在方桌上喝咸豆浆的,还有人手抓着大饼油条,站在长凳旁等候、准备下坐喝豆浆。这些人狼吞虎咽、来去匆匆,一眼就可看出,都是急着要去上班的。
爸爸也起得早,拿个大搪瓷杯,到这个摊子上花2分钱给妈妈买一碗淡浆,然后在家吃了泡饭后再去上班。我和妈妈早餐吃泡饭,用昨天的剩菜或酱菜下饭。后来,我开始上学。有时,爸爸会多花3分钱给我买根油条。我吃泡饭时,就用油条蘸着酱油佐餐。我们上学时同学相遇,互相探问:侬早上吃啥?结果大家都回答:阿拉吃泡饭。石库门居民,除上班外,早上都吃泡饭。
那时的泡饭,做起来相当简单:拿只碗,把昨晚钢精锅里剩饭盛点到碗里,再拿竹壳热水瓶,往碗里倒入适量开水,然后用筷子淘淘。这样,一碗泡饭就做好了。这泡饭,冒着热气,碗里细细长长的洋籼米,在开水滋润下,缓缓变长,慢慢长胖。原先的饭团散开,成了一粒一粒白米粒,重叠在一起,把碗里的开水也染白了。这时端起碗,扒一口,米粒同开水一起进嘴巴,汤汤水水入喉咙,到胃里,再搭点酱菜的咸味。那种感觉,才叫爽!爽透!
这泡饭,折射出上海人实际生活节俭、遇事肯动脑筋的品质。同时,也为舌尖上的上海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如此,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上海人患胃病的却出奇的多。我曾亲眼目睹,石库门住前楼的詹师母胃病发作。那天早上,她吃泡饭不久,胃就疼得在家里的大铁床上翻过来滚过去,嘴上还“哎哟哎哟”叫唤不停。妈妈的胃病发作起来更吓人,嘴里吐出一大口一大口的咖啡色液体,能吐出半面盆。医生说,这是吐血,这胃底静脉曲张的病,要吃大米,不能吃洋籼米,更不能吃泡饭。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一个月大米只有三五斤,这叫爸爸妈妈怎么办?医生的再三叮嘱,使我牢记了吃泡饭易生胃病。
泡饭还不耐饥。记得那时我已进厂做工,一九八二年考进南市区业余大学学习。那天早上,正上着电工学的课。课上到一半,十点钟不到,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同学都叫嚷饿了。授课女老师问:你们早上吃什么?“阿拉吃泡饭。”同学们异口同声。女老师就批评说:“关照你们早上不要吃泡饭,不要吃泡饭,吃泡饭容易饿……”这时,我走神了。回想当初我上学,爸爸早上给我买油条原来是这么回事。父母的良苦用心,时隔多年我才有体会。
转眼五六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海纳百川,上海人的餐桌渐趋多元,中餐西餐并存,中点西点争艳。我的早餐早已是牛奶麦片,加面包或馒头或东北饼或生煎之类。可是,一些老上海对泡饭还是情有独钟。前几天,我问几个参加志愿活动的退休工人,他们都说早上仍吃泡饭。只不过,现在的泡饭是放在燃气灶上煮过,介乎于大米饭和大米粥之间的那种大米泡饭,比之原来的已经脱胎换骨。上个月,女儿在上海老码头广场的名唐有机粤菜饭店请客吃饭。我在宴席上吃到了海鲜泡饭,使我大开眼界。看来泡饭不仅在我的记忆里永存,而且已在舌尖上的上海生根,开花了。
站着说话千万别腰痛啊, 嘿嘿,说说笑,别当真。
若有钱,干嘛不去喝牛奶吃面包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