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暴动之回忆(节录) 张发奎

作者： 文章来源：始兴县政府门户网 发布时间：2009-03-31 10:41:52
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字向华。广东始兴人。1916年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回粤军由排长逐级升至旅长。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师长，次年参加北伐战争，在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作战中，因有战功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1927年4月，宁汉分裂，张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6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入赣，准备讨蒋。7月宁汉合流后，追随蒋、汪反共。9月入粤，11月与汪合谋，发动兵变，驱逐桂系势力，行使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主席职权。12月，镇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同月，李济深率部配合黄绍竑部进攻广州。张兵败辞职，后附蒋。1929年蒋桂战争中，任蒋军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兼第4师师长，进驻湖北宜昌。9月，获悉蒋欲消灭所部，遂联桂攻粤，再次反蒋，12月被陈济棠部击败。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联合桂系支持冯、阎反蒋，出兵岳阳，失败。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7年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去香港定居。卒于1980年3月10日。


犹忆民国十六年六月，我正在河南北伐途中，忽奉命班师回武汉，被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第二十军。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所辖各军负责人员如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张发奎 参谋长 　 谢婴白 秘书长　 高语罕 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
（兼党代表）第四军军长　 黄琪翔 参谋长 　 叶剑英 第十二师师长 　 缪培南 第二十五师师长 　李汉魂 第二十一师师长 　 富双英 第十一军军长 　 朱晖日 参谋长 　 吴　涵 第十师师长 　蔡廷锴 第二十四师师长 　 叶　挺 第二十六师师长 　 许志锐 第二十军军长 贺　龙 当时正是联俄容共时期，高语罕、郭沫若、叶挺都是著名的共党分子。叶剑英则是部队移驻到鄂南南浔线后才升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大家当时都不知道叶剑英是共党分子。这时候，共党眼见北伐即将成功，就在各处运用阴谋作起乱来。他们自参加国民党后，本已一再违背诺言，曲解主义，此时更变本加厉，鼓动阶级斗争，随北伐军胜利所到之处，假借革命之名，各处掀起农民暴动，以致湘、鄂、赣诸省都陷在恐怖的流血惨境。针对这一情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于民国十六年五月初决议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检查各该省之党部，各级政府，省民众团体之行动言论。到了民国十六年六月一日，我们又查获了第三国际给共党之文件，指示共党暴动，其大意是：一、土地革命，主张无须政府命令，而以暴动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二、改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增加农工领袖为委员。三、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四、利用国民党的领袖，组织革命法庭，制裁反共军官。由于上述发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在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决议，实行取谛共党，解除鲍罗廷等俄国顾问职，并准备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清党问题，在未开会前，先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之言论与行动。但七月十六日武汉市面发现共党传单，宣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惟共产党员之已加入国民党者，则不退出。七月二十日又发现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之传单，对国民党肆意攻击，至此，国民党乃决心分共。一面由国民政府允准共产党人一律退出政府机关，一面则训令军事委员会通饬国民革命军各部长官，将共产党人一律遣去。我当时奉到命令，即先将各级政治部改组，严行检举各级政治部所发出之言论，并加倍严密各级官兵之管教，以防共产党乘机蠢动。但共产党阴谋层出不穷，邓演达、高语罕、郭沫若等又来包围我。邓演达当时对我说，请我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请我继续革命，但我知道他们所谓革命，实际上就是祸国殃民，就是替苏俄当走狗。我当时认为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是不应该再联俄，是不应该再容共的，所以当即严予拒绝，并坚决执行政府的分共命令。共党此时知道他们企图利用我的想法已落空，于是共党分子叶挺就勾结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于民国十六年八月一日晨在南昌实行暴动。他们在南昌高揭红旗，并在南昌组织苏维埃政府，占据省政府等机关，围缴南昌防军、警察枪械。我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当时亦驻在南昌，叶、贺亦欲协持蔡廷锴一同叛变，但叶、贺自南昌撤退时，蔡率部向浙江上饶方面单独离去。我仍以为迅即击溃叶挺、贺龙之叛变实为当时最紧要之事。所以，一面呈报政府，一面就亲率第四军之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及第十一军之第二十六师，由九江分向南昌，取包围形势前进，准备在南昌及其附近歼灭叛军。八月七日，我各师到达南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方面逃循，我除了招抚安辑外，当即指挥各师紧向叶、贺两部叛军追击，等我追到抚州的时候，叶、贺又窜向宜黄，而有由宜黄南下窥粤之势。后来，叶、贺叛军果然窜广东直趋潮梅，政府为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起见，乃令我追剿，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琛亦派前第四军党代表陈可钰来赣，洽商清剿计划，因此，我就决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趋广州，以增强广州防务，必要时，再移广州之师东向潮梅，予以截击。我回广州后，为充实革命力量计，特将第十一军军部取消，军长朱晖日调充公安局长，以增强广州市的力量。原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则拨归第四军建制，我为了防剿叶、贺，为了维持各地的治安，并为了应付当时广东内外的各种复杂事情，将各部队分别调至肇庆、都城、惠州、江门等地驻扎。 叶剑英于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指叶剑英同志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发表的《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一文。说我当时“大举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说我捕杀残暴成性的共产党员，那是不错的。至于说我镇压工农运动，则不确实。因为对于任何正当的工农运动，我素来支持，如果是地痞、流氓冒充正当工农乱搞，或者是共党分子煽动暴动，我才严惩。 叶、贺南昌暴动后，他们本来很想在南昌立足，但因我及时进剿而未成功。后来他们流窜到广东潮汕，也终于在潮汕被击溃。不过，他们在潮汕被击溃后，却仍企图继续活动。当时叶挺、彭湃等又潜入了广州，以苏联领事馆作掩护，并接受其接济及指使，再由叶剑英等在我军作内应，秘密策动我广州驻军，以及广州市之一部分工人连同地痞、流氓，准备暴动。十二月正是冬防期间，我军大部既已出防各地，市内只驻有教导团一团及第四军特务营一营，加上广州市公安局之警察保安队而已。在这种情形下，共党认为广州防务空虚，机会难得，遂以教导团之一部，杂以一部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及印刷工人，再加上地痞、流氓，号称红军，并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晨举行暴动。广州暴动发生于十二月十一日晨二时。当时我与黄琪翔、陈公博都住在东山。十一日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忽然接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谢婴白的电话，说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大概是共产党开始暴动了。我也判断那是共产党暴动了。当谢婴白在电话中向我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即中断，我猜想电话局一定被占领了。所以我立即约同黄琪翔、陈公博（陈公博当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三人一同到二沙头颐养院找广州商会会长邹殿邦，找到邹殿邦时，时间已经早晨四点多钟。为了便于策划和指挥勘乱，我们四人由邹殿邦借了一艘电船从二沙头到河南海幢寺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河南是第五军的防地。找着李福林时，天已亮了。天亮时，我率同江防司令冯肇铭乘 “江巩”兵舰沿河巡视了一番，跟即派人到沙面以无线电下令驻防广州外国的各部队回师广州勘乱。共产党这时所策动的部队，原只教导团之一部，不过，当时广州市内驻军不多，所以共产党虽只煽动了教导团之一部，也就成了共党广州暴动的主力。教导团原是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改编的。团长杨澍松原系武汉分校教育长。改编后，政府命令归我指挥。共党这次策动教导团，确只一部分人参加，这从事后发现教导团许多官兵暴动时被囚被绑可以证明。事前，我们本有计划将教导团解散，这是叶剑英所知道的。至于第四军特务营营长梁秉枢，叶剑英在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说梁当时是警卫团团长，那是不确实的。当时只有把特务营改编为警卫团的计划，但尚未正式成立。所以梁秉枢并非警卫团团长，而是特务营营长。事后知道梁秉枢也是共党分子。不过暴动时，特务营虽辖三连，但其它两连分驻各处守卫，梁手边只一连人，梁当时自己也知道要指挥其它两连参加暴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梁只叫那两连人缴械了事。至于共产党广州暴动原定十二月十三日，忽提前于十一 日晨举行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风闻共党企图暴动后，广州即宣布戒严，公安局长朱晖日并在广州市人力车总工会及印刷总工会搜出了一部分枪械，拘捕了一部分人。于是，他们提前举行了。共党暴动时，所谓红军及参加暴动之分子皆佩悬红带。他们攻入公安局后，立被改为 “工农兵联合办事处”，除散发传单，自吹胜利外，并在各马路悬出红布标语，如：“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八小时工作”、“劳农政府供给工人衣食”、“工人监督生产” 等。共党所散发之传单，题为《广州苏维埃革命纪实》，原文如下：“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实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州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都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了这次的暴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了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安队的械，释放了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兵士，一营营的赤卫军用手枪、炸弹、长枪等占据了政府一切反动的机关，许多革命军队占据了广州市内一切军事要隘，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军事厅、国民党省党部、电话局、电报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粤汉、广三、广九车站，其它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 事实上，各师留守处的兵力虽只一排或一班，但共党暴动分子屡经攻击，却并未被占。第四军军部亦未被占。所以这一传单内所说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种夸大的宣传。又印刷工人散发所谓《广东印务总工会罢工宣言》，原文云：“工友们罢工，一致参加大罢工，干政治的大暴动、大斗争、杀尽一切买办阶级的工贼，管理一切的生产机关。农友们、工友们，要一致起来，推翻几千年来压迫和剥削你们的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没收一切土地。兵士们、警察们，你们和我们痛苦都是一样，你们要一致联合起来，把你们反动的长官反射，所以要一致打倒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李济琚蒋介石、张发奎、汪精卫。打倒国民党反动的统治，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工农联合起来成立工农兵的政府，工农兵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联苏俄。反对帝国主义。” 在上面这些口号、标语、宣言、传单中，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为人民谋利益，但他们在广州举行暴动后，却四处劫掠，奸淫掳抢，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当时中央银行、财政厅、东堤、南关、西关等处就各有火头十余起。全市都陷于恐怖状态中。至于所谓“广州苏维埃组织”，那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时在中央公园开会决定的。他们把公安局改为“工农兵联合办事处”后，苏联人即在内指挥。成立所谓广州苏维埃，也是根据苏联人的命令。共产党当时曾在广州市内发出一种上佣红旗》的布告，公布了所谓“苏维埃革命职员名单”如下：主席苏兆征（未到由张太雷代表）人民内务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因现任海陆丰苏维埃主席，以赵自选代理）。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 人民外交委员黄平 人民司法委员陈郁 人民经济委员何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工农红军总参谋徐光英从上列名单可以看出叶剑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重要分子，仅潜伏在我军内干策应工作而已。共党在广州暴动后之次日，即成立所谓广州苏维埃，说明共党是企图长期占有广州的。但我当时把广州市内共党实力冷静估计一番之后，已经确定可以迅速予以肃清。严格说来，共党此次暴动之所以能够暂时占据广州，不过乘我广州市区驻军空虚而已。若我将各路驻军调回一部，即足以勘平广州之乱，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我决定乘兵舰赴肇庆，转江门，指派一部分部队回省平乱。我当时下达命令如下：一、十一日共逆乘省城空虚，纠集工人暴动，纵火焚劫，我海陆空军现扼守河南南石头一带。二、我军为迅速肃清广州共逆，决将东江交陈军长铭枢接防，西江固守肇庆，南部固守江门、单水口之线。三、我军各部队之移动任务如左： １、东江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即率部回广州，扑灭共逆。２、西江十二师全师，第二十六师除派出第七十八团回广州讨共外，余仍留驻肇庆，统归许师长志锐指挥，扼守肇庆附近，对广西方面警戒。３、南路教导第一师之第一、第二两团，着邓副师长龙光率领回南石头附近，与讨共各军协同作战，归黄军长琪翔指挥（黄军长现在河南指挥讨共各军）。４、南路教导师之第三团，及第五军之第四十五团，第四军独立团，统归南路指挥部胡参谋长铭藻调遣，扼守单水口、江门及铁道沿线。这时候的第四军，已于回广东后重新编组，共辖五个师。军长仍为黄琪翔，第十二师师长为缪培南，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教导第一师师长薛岳，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所以这一命令中，包含有关教导师的话。命令下达后，我即乘舰返广州指挥，十三日拂晓，教导第一师邓副师长龙光，已率领第一、第二团，到达河南车尾炮台附近，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林祥亦率领所部到达石围塘。我即令教导第一师由靖海门渡河，第七十八团由黄沙渡河，驻在省河南岸之第五军亦于同时渡河，分途向广州之敌猛烈攻击。而原驻西村之教导一师第四团莫雄部亦已占领观音山一带，共党知我援军已至，即退守维新北路之广州市公安局一带，扼守街口，仍图顽抗。我军乃将敌三面包围，激战至下午五时，毙敌甚多，敌不支，乃向燕塘、龙眼洞方面溃窜。我当即下令追击，将敌尽歼，以免继续流窜。追至龙眼洞附近，卒将敌大部包围，并即予以缴械。所以，这次共党广州暴动，自十二月十一日晨起，迄十二月十三日止，为时只有三天，便被完全扑灭了。对于这一役，叶剑英在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指挥部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区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情况下，经三昼夜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把在广州暴动的共产党迅速肃清了的。至于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却并没有和共党部队冒险继续作战，当他们的同志被我军围攻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已化装偷偷逃到香港去求安全了。叶剑英在去年七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又说：“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这一段话，从头到尾，可以说全是谎话，因为当时击灭广州暴动的主力是我从广州外围调回来的勘乱部队，而不是市内的什么“反革命部队展开了猛烈的反扑”。我军当时驻在市内的部队不多，除教导团与特务营外，就只有各军师驻省办事处的留守排或留守班而已。他们强烈抵抗暴动分子是真的，说他们在“帝国主义”掩护下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则谈不上。因为英、美、日、法等国当时根本没有用军舰或海军陆战队帮助我们，当然更谈不上替我军作掩护。我记得十二月十一日晨，我准备派人到沙面用无线电命令广州外围各部队回师勘乱，但当时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外国人住的沙面去拍发无线电报，还是请托商人谭礼庭先生出面才拍发出去的，由此可见，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外国的帮助。（下略）（选自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６部，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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