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真正见功底的是写实性绘画，为什么当代艺术家却集体不服写实艺术” （http://bbs.artron.net/viewthread.php?tid=1882634&extra=page%3D1&page=1）上的讨论，其中提及梵高，觉着很有意思。其实讨论梵高，永远都像是在讨论宗教和政治，争得面红耳赤，却永远不会得出结果。
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搜出来贴一下，谈谈我对梵高的感受。
星期六的纽约，没有前段时间那么暖洋，却也是个晴朗天。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展览，大都会博物馆前让人感觉熙攘。通常，如果有特别的展出，在很远就能看到悬于四周的大幅广告，不过这次博物馆正在装修，整个建筑都被兰灰色的脚手架或帆布，木板等裹了起来，只在进口处留着让人觉得黑森森的门。原来的那分华丽被遮起，原来的那分大气也被挡住。然而，纽约的那种大气，在博物馆内依然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些咄咄逼人。19世纪欧洲绘画展厅里，莫奈，凡高，毕沙罗，得加，马奈，雷诺阿的作品被随意而拥挤地挂在一起，观众和画之间，没设置任何的隔离，你可以一极近的距离靠近这些身价千万的作品。这种展览的大手笔，让我这小鸡肚肠之人，站在画前，常常会产生“这是不是仿制品“的怀疑。
这次到大都会主要是要重新看看梵高，原因是和朋友争论梵高的画到底好不好，当然没争出个结果，所以便想着过来重新体会一下。
凡高的画一共有十五幅，没有挂在一起，而是被高更，毕沙罗和雷诺阿的的作品分割到两个展室，一室并排挂七幅，另一室里墙上六幅，“戴黄草帽的自画象”和“削土豆的人”则立在展览台上。画大多是晚期作品，如果按他1880年28岁是产生画画的念头到1890年逝世来算，那么1885年的两幅“削土豆的人”和“火炉边做饭的农妇”则可以算是早期作品。和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两幅的主调也是沉沉的黑色。在画画之前，凡高几乎被所有的人抛弃过一遍，他对现实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便以做牧师，献身宗教来试图得到精神的解脱，但是他却又被宗教抛弃了一次。我觉得他的第一张画就应该是受某种压抑而控制的，而且是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那种压抑。除了绘画技巧稚嫩外，他的画多是笔触颤抖，人物变形扭曲，色调灰黑。充满着一种恍惚和沉重。比如 “农田”（1883），“煤堆里工作的两个妇人”（1883）， “纽南的小教堂”（1984），“吃土豆的人”（1885），“抽烟的骷髅”（1886）。这种黑沉在脑海里涌动时，会让人觉得很恐怖，我曾经多次做过这种色调的洪水的梦，我把那梦归为恶梦类，每次从梦中惊醒过来都会出一身冷汗。这梦我只讲给一个朋友听过，她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下意识里一定有着压抑的成分”。我现在想，她是对的。这种色调莫奈也用过几次，“海景：夜的效果”（1866）本身就是要反应这种阴沉，“公寓内部”（1875）虽然前景用富丽堂皇的橙色中和了整幅画里含有的不安，但是站在那里的小男孩，给人的感觉则是凡高化的。这种色调的偶而出现，应该是情绪化，瞬间化的，但若是以其为艺术的主体， 那是性格化，精神化以及永久化的表现。
博物馆另外13幅画都是凡高1888年以后的作品，这是他色彩画法巨变的时期，也是他精神崩溃的时期。我对凡高的生平不熟悉，不过从画册里列出来的画上看，86，87年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个时期，他追随弟弟提奥到了巴黎，在经营艺术品的提奥的介绍下，进入了巴黎前卫艺术家的圈子。那时印象主义正突破传统，从巴洛克的华美表现中突破出来。这群人不太在意原先的那种轮廓光的运用，认为那是暗房里的布景光，他们要自然光，并且只在乎第一印象。对人物的描写也是印象形的，不再去作至精至细的描画。这种概念大概正好和凡高产生共鸣，他原本对于那些学院派的基础知之甚少，对这种学院的裂解，正是他不得不追求的。这段时间，他应该是心旷神怡的，他的画说得清清白白。他突然舍弃了原来的那种黑色，这种舍弃是完全的，他的色彩开朗，明亮，丰富。“巴黎的房顶”（1886），“蒙特马翠的菜园”（1887），“蒙特马翠的花园”（1887）， “餐厅内部”（1887）“阿斯涅斯(Asnieres)公共花园的行人”（1887）“以阿尔斯为背景的雪景”（1888）等，色调之间轻松地融合起来，显得堂皇。以点采为主，平和安祥。典型的印象派技法。博物馆里只有一张这个时期的自画像，除了额部的几笔血红外，总的来说用笔用色都算平和没有标明绘画的月份，我猜应该是在他崩溃以前画的，因为这种平静的渲染在他以后的画里就再也看不到了。这幅自画像里也有不平和的地方，那就是画中的眼睛，那是一双大张着的很古怪的眼睛，眼神怪异无法形容，或许它们暗示着，对于凡高来说，正发生着惊天的不平常。
1888的后期，这种惊天动地的不寻常终于显露出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却明显地发现凡高的画风猛地一变，变得是那么突然，那么彻底。就象是斧劈刀砍一样。如果精神上没有什么突发的感应，很难想象这么彻底的改变会霎那间发生在一个人的作品中。“圣马里斯的海景”(1888) 中，他突然使用了那种扭曲的笔法，那种最凡高的笔法。油彩厚厚地堆积在画布上，笔的末端挑起，象是在画的过程中，身体被外力猛地冲撞，笔就象霎那结束于未完成之间。他的这种笔调充斥了他以后的几乎所有作品，成了凡高的象征。在色彩上，他一改前两年的协调，开始极端夸张反差，大块大块的互补色被强硬地搬在一起，并且鬼使神差般地大量使用黄色的背景，这种彻底的，强烈的，充满官能刺激的黄色让画面变得非常骚动不安。他开始画夜色，画星空，有人说他是被夜色的美丽所吸引，我觉得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他画的夜景很多，但是都充满了刺激和不宁，充满了怪诞，在凡高的眼里，夜色未必是美的。我到是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让他夜不能寐才是主要原因。他画过“咖啡馆之夜”(1888) ，使用了三种极端的颜色，深绿色画天花板，用血红画墙壁，纵向透视的金黄色表现地板，堆积的黄颜色快，让地板变得充满险恶。房子中间有张绿色的弹子台，泛着青绿色的柠檬黄的灯光。整个画面幽闭，恐怖，压抑。完全是一种深度失眠者的心理挣扎。
在展厅里，有一处绝妙的地点，站在那里，可以同时看到两副画。莫奈的“睡莲” (1919) 和凡高的“长丝柏的麦田”(1889) 。和莫奈相比，凡高是个失败者，莫奈拥有了一个成功着所拥有的一切，他的这副画完成于1919年，出售于1919年。而凡高拥有的仅仅是一颗破碎的心灵，他生前卖掉画总数只有一张，他甚至连自己都养不活。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肉体上，精神上，艺术上。我喜欢莫奈的作品，也喜欢凡高的作品，完全对立的感受。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两个端点，一个极端地大度安详，一个极端地焦躁烦乱。
画册上标示着这幅“长丝柏的麦田” 是由英国伦敦国家画廊收藏的，不知道怎么会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墙上，当然我也用不着太在乎因果由来，关键是能看到就行了。这张画里有着凡高典型的的表述，盘转螺旋着的天空，扭动漂浮着的黄色麦田，前景绿草丛中几点血红的花，大块颜色的堆积，半路停顿上挑的笔端，还有扭曲挣扎着向上伸张的丝柏树。画这画时，离他的死亡还有一年，我真诧异为什么凡高在死前会画那么多的柏树，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墙上就还有另外一幅“丝柏”(1889) ，另外MOMA里的“星空”(1889) ，“有丝柏的路”(1990) 都是以柏树为主景。我依稀还记得，在我们老家安徽农村，柏树多是种在坟头，人死后供瞻仰时，尸体也常被置于鲜花松柏之中。难道柏树对于凡高来说也意味着死亡嘛？
凡高在1889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被送进了医院。这类病人的突出症状就是产生幻觉，听幻觉，视幻觉，嗅幻觉，触幻觉等，不是所有的幻觉都会集中在同一个病人身上，不过我相信凡高早在1888年就已经受到听幻觉和视幻觉的折磨。1898年，可里珀林医生曾经描述过通常情况下听幻觉的表现，有的病人听到的是毫无意义喃喃，有人听到歌声，笑声，小孩哭声，有人听到别人在他耳边反复地说他杀了人，有人听到自己腹部有尖叫声，有人听到神秘的声音。不知道凡高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不过那一定很恐怖，很烦人和无法忍受，以至于让他认为只有割掉耳朵才是解决的唯一办法。他用那些刺眼浓烈的红绿，迸溅黏稠的黄黑来画那些挣扎绝望的丝柏，来画那些诡秘回荡的星空，一定是因为他在幻觉中看到了大恐大怖的景象。他最后的自杀，只是为了解脱，为了从他所听所见的极端恐怖中解脱。有两幅画有必要提一下，虽然不很有名，但是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态。“抚养乞丐”(1890) 是直接画出了死神的面貌。“乌鸦飞过得麦田”(1890) 则是对地域门口的描述。看过“人鬼情未了” 吗？“乌鸦飞过得麦田” 描述的情景，比坏人死后，被魔鬼拽入地域的场面更让人觉得恐怖。或许，凡高画面中德那种挣扎扭曲，就是因为他觉着正在扭曲挣扎着对抗魔鬼的撤拽。
如果艺术的真谛是个性化，那么梵高的个性化是出类拔萃的。他之所以死后受推崇，除了和维拉德的商业促销有关外，人们审美观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人们对唯美的写实作品产生了审美疲劳后，这种色彩上强烈反差在视觉上造成的刺激效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审美的新对象。
另外一点要说的是，残疾人并不是整体残疾，身体一部分的残疾，也可能是另一方面天才化的催化剂。耳朵残疾并没有阻止贝多芬和舒曼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精神上的疾病，也一定不会阻止梵高成为伟大的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