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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李仲公《更生庐诗存》点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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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李仲公《更生庐诗存》点校后记

《贵州政协报》 统战政协    2009-11-26

《更生庐诗存》点校后记

□文/图 李芳

  李仲公是我的族中祖辈。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区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专门走访了居住在白云区下堰寨的李仲公族侄李绍彝,从绍彝伯父的口中了解到李仲公、李侠公兄弟的一些零星历史线索。后来我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做资料编辑工作,负责建国前的大事记及人物志编写,李仲公自然成为我搜集史料的主要对象。我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一书和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查找到李仲公在国民政府中的任职情况及历史资料,编写出《李仲公简年谱》。年谱是由绍彝伯父和我联名撰写的,并由他拿到贵阳请李侠公审阅后,打印寄到北京请李仲公夫人吴澄华审订修改,最后在区政协编印的《白云文史稿》刊用出来。

  1998年7月底,我因公到北京学习培训,专程去李仲公家中拜访,得到李仲公的女儿李绍华、女婿王树珍的热情接待。此时,李夫人吴澄华三年前去逝,仲公次女李幼华已旅居德国。吴澄华在世时同我通过两封信,曾邀约我去北京,为我提供详细的资料,当时我已离开史志部门,未能应约,甚为遗憾。李绍华向我提供了一个绿色的小笔记本,里面有由她抄录的李仲公撰写上交中央统战部的《我的历史交代》、《李仲公简历》等史料,还提供了一张李仲公与李大钊等同学好友在北京中央公园的合影照片。尔后,我在《贵州政协报》、《贵阳文史》、《贵州文史丛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李仲公、李侠公的史料文章。2004年清明,白云公墓重新修整李仲公墓时,我和李姜到省文史馆请德高望重的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为李仲公题写了墓碑及墓志铭文,“爱国人士、诗人、书法家李仲公墓”及其墓主生平简历才为更多的乡人所知。

  李仲公(1890——1978年),原名李其荃,字仲芸。其先祖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从军入黔,落籍贵阳城北乡下堰寨(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下堰村),祖辈经商小裕,置有几十亩冷水田,至他的父亲李农卿(字庆春)始有弃农读书的条件和资助子女外出读书的基础。李其荃幼随其父读书习字,后入贵筑县学、贵州蚕桑学堂。1907年由贵州提学使选派以官费保送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在法政学堂同王郁骏等同学组织北京法政学会,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生李大钊组织的北洋法政学会配合,共同创办《北京法政学报》,李其荃任该报总编辑。经李大钊引见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政派前辈结识,参加进步党人的活动,成为进步党少壮派骨干,担任《中华杂志》撰述。1913年底,同受进步党资助,与李大钊一道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应汤化龙、孙洪伊之召辍学回国,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活动中,李其荃在1914年7月《中华杂志》第1卷第6号上发表了《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一文,提出联省自治的分权政治主张,抵制袁世凯的中央集权。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重庆镇守使王文华之邀回黔,开展“革新贵州”运动,李其荃出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兼贵州政治会议委员。王文华在上海遇刺身亡,贵州革新派失败,李其荃亡命上海,与黔人王伯群、何应钦汇合图谋复黔活动终无所成,再次东渡日本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2月,应中共北方区负责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同学之邀,由日回国。在上海经李大钊、汪精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以笔名李仲公为字行于世,其荃原名遂被人们淡忘。1925年10月,应何应钦之约赴粤任东江绥靖委员公署秘书长,曾兼过代潮海关监督、汕头交涉员。广东国民政府筹备北伐,组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李仲公出任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代表,奉命赴川黔策动旧交刘湘等西南军人响应北伐。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因拟写《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讨吴佩孚檄》等文稿及《收拾西南策略》,为蒋介石见纳重用,遂委以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职务,随军北伐,成为北伐初期蒋介石的“文胆”、“谋士”。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仲公担任交通部次长、“国军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等职务。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及具体方案,被蒋约见,终未见纳。译著出版《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公开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叫板,受到蒋介石及中统特务组织的严重斥责和警告,不再重用,仅担任立法委员、禁烟委员会主任等闲职。李仲公参加国民革命以来,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立场态度,未卷入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任何倒行逆施的反共浪潮之中。在重庆,李仲公参与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秘密从事反蒋爱国民主运动。在立法院公开发表“反美扶日”、“反对内战”的质询演说,曾策动何应钦领导黄埔系反蒋接受中共和谈条件。国共和谈破裂,李仲公拒绝随国民党南逃之命,隐留苏州迎接解放。

  1949年7月,李仲公与卢郁文、武和轩、薛剑明53位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宣言。同年8月赴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1950年7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2次会议通过,李仲公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担任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参加解放初上海近郊土改、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及各种视察调研工作,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当时的《人民日报》曾有报道。后来,李仲公并没有逃脱“政治斗争”的历史牵连,最终成为“悲剧人物”,1978年6月20日在北京去世,骨灰归葬于故里。

  李仲公著有《后华萼楼杂咏》五卷,其中一至四卷为他参加国民革命以来至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以前所作诗稿,惜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运动中,被作者自己焚毁了,令人痛心。仅存的第五卷——《更生庐诗存》,收录了作者建国以后所作的69首(篇)诗词。李仲公在他的诗集稿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余在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为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决做到破旧立新的实践,将从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革命以来所作诗七百廿七首一火焚之,誓不再吟咏。一日检书,忽得此残稿,亦姑存之,唯留有未录入者,兹将就零碎残稿补录若干篇,无稿者不能记忆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无言责备作者的行为。

  我从李仲公遗留下来的手稿、书信、照片等杂物中,找到了李仲公在1942年在重庆所写的《后华萼楼杂咏·序》,1961年国务院参事黄潜(廖华)所写的《后华萼楼诗稿序》,以及国务院参事李一平分别于1972年、1975年为李仲公所作的题记两则及唱和诗作一并收录。同时,从贵州省文史馆员邓宗岳先生所著的《世纪耕耘集》中抄录了李仲公、何辑五与邓光济的唱和诗作,从贵州省图书馆所藏的《贵州文献汇刊》中抄录李仲公与谌湛溪的唱和诗作等等,作为李仲公建国前的诗作收录,仍然沿用李仲公自题“更生庐诗存”原名。使这位乡人前辈的诗作珠玑玉全,留传于世。

  在整理点校李仲公《更生庐诗存》的过程中,得到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师友及李侠公子女李姜等人的大力支持。九十四岁高龄的省文史馆员、原省志副总纂陈福桐老先生给予具体的指导。陈老不顾年高,三校其文,查阅大量的书籍,对原文及点校文字进行仔细审阅修改,其认真负责之学风不减当年,令我们这些后孙晚学感动敬佩。根据陈老建议,将作者老友李一平的两则题记及唱和诗作作为代序,较为贴切适当。对原稿顺序进行重新编排,分为四个板块:即序言、作者建国前的诗作、作者建国后补录诗作、作者建国后的诗作为编排顺序。建国后的诗作按原稿顺序抄录,未作改动。



李仲公《更生庐诗存》手稿本



李仲公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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