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不平的牢骚话
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菜地，与网友们探讨
正文
看到一篇转帖的文章《CNN主播剖析中国龙VS美国鹰》，其中对中国的认识和描述，比较透彻，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也 很客观，转帖留存。
CNN主播剖析中国龙VS美国鹰
编辑的话
经济危机不期而至，拿破仑的呓语（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再度响起。虽然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但是，如果中国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便再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以上问题的提出与答案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新书：《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是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CNN节目主持人。下面摘取其中的第四章（中国：大国的崛起）让您先睹为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苟同于书中的某些观点，但这至少是一扇窗，可让我们得以窥视西方媒体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因为这本书是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随身携带的一本书。
中国的苏醒
美国人也许对“美”赞不绝口，但真正能令他们为之震撼的是“大”。想想如下事物便一目了然：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树、纽约的中央大车站、迪士尼乐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美国军队的建制、通用电气公司、麦当劳（奶酪）双层汉堡和超大杯拿铁咖啡。欧洲人崇尚复杂精妙，日本人偏爱小巧玲珑，美国人则青睐气势磅礴，对超大规模更是情有独钟。
这也正是中国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中国是很庞大，但却相当贫穷。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The Good Earth）（后来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是这样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的：疲于奔命的农民、欲壑难填的地主、饥荒和洪水、瘟疫和贫困，一幅农业社会的惨淡景象。
拿破仑曾经说过（也许是他人杜撰的）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中国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仑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200年，成了供列强争雄的俎上之肉。历史上，日本曾经对中国亦步亦趋。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在战场上都强于中国。
中国的苏醒使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崛起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改造着。从广义上说，后美国世界受“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力量的支配，中国目前也正不遗余力地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融入世界，但同时也会造成国内的裂变和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一直在寻求以新的方法使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增长意味着中国越来越踌躇满志，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很大程度上讲，后美国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在“融合”与“分裂”这两大力量之间实现平衡。
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将1979年视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超级大国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改革的信号是在1978年12月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议上发出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刚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D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中国指引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讲话。D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那以后，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走出了一条务实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惊。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有史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最快增长速度。同期，中国大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近7倍。30年来，尽管中国历经挫折和偏差，但它毕竟实现了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脱贫致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样板。
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 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此期间，对于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数不胜数、天翻地覆的变化都会令你眼花缭乱。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时，那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村庄。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和金属材料，每当夜晚灯火通明时，宛若一棵巨型圣诞树光彩夺目。浦东新区的面积是伦敦金融新区金丝雀码头的8倍，与芝加哥整个城区的面积相比，也只不过稍小一点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
上海虽然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但北京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甚至经济中心。北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与奥斯曼男爵19世纪时为巴黎制订的建设规划非常相似。①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开工新建了6条地铁，一个长43公里的机场轨道线，一个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新（当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航站楼，面积达125平方公里的由环北京绿化带改建的公园，还有一个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人们看到新北京的城市模型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伯特·施佩尔①在20世纪40年代为柏林设计的宏伟城市规划。事实上，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并为北京设计了从故宫到奥林匹克公园、全长8公里的林荫大道。然而，小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他父亲当年为柏林设计的城市建设规划，无法与当今北京发生的变化相提并论。北京的变化“比柏林大，而且大得多”，他由衷地赞叹道。
现在，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会让听到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些数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你听到的时候，它们大都已成“过去时”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2005年，中国的建筑工地有26亿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国建筑工地面积的5倍多。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暴增。在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英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非中国莫属。目前，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放映机和鞋类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要想感受中国在低成本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到沃尔玛就可略见一斑。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年收入是微软公司的8倍，占美国GDP的2%。它雇用了140万名员工，比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和IBM这4家公司的员工总和还要多。沃尔玛创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它通过高效（也许有人认为是残酷）的管理向顾客提供了可能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沃尔玛采用高新技术，推动经营管理创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如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商品大约180亿美元，它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因此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中国还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不会是又一个日本，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没有走日本（或韩国）式的发展道路。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其国内市场和社会都是对外封闭的，中国则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贸易与GDP的比率）高达70%，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过去15年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了7倍多。2007年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它的很多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比如海飞丝洗发水和帮宝适纸尿裤。据星巴克咖啡公司预测，到2010年，它在中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0%。换言之，“分权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政治生活也日益朝着这个方面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却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鼓励发展真正的自由市场，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本国的经济，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许多成功（如创业精神的兴起）和失败（如医疗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协调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分权化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美国会再次遭遇的问题。
中国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往往有助于政府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且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优势羡慕不已。印度官员总是说，他们的中国同行不用担心民众的反对。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得不做了许多政治上广受欢迎的蠢事，而这些愚蠢的做法会削弱我们的长期经济潜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内需要的是选票。中国（政府）则可以做长远打算。虽然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对的，但它确实做出了许多英明和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正在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提升经济价值链的水平，国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此政府将奖学金和其他补助支出由2006年的2.4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亿美元。官员们还计划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由2006年仅占GDP的2.8%提高到2010年的4%，并且将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像这样重点发展某一行业的做法，对于民主国家印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为了笼络选民，将大量资源用于发放短期补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绩录取人数的比例，录取学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额或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的。
一个集权制政府能使经济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专制政府很快就会陷入四面楚歌、腐败成风和昏庸无能的困境，在经济混乱和停滞中艰难度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斑斑劣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在当今中国，政府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非常务实和能干。一位高级投资银行家曾说道：“我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打过交道，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广泛地代表了在中国做过生意的企业家们的心声。比尔·盖茨2007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对于人们一直以来交口称赞的事物，人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据我个人观察，中国领导人正在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各个层面的机遇层出不穷，但由于政府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路线，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就在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业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时会与开放、诚信和效率发生冲突。如中国的银行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性实体，每年都要斥资数百亿美元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或者因为非经济原因向地方、组织或个人发放贷款。腐败现象也屡禁不止，而且腐败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剧攀升。地区差距也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高得惊人，导致社会矛盾异常紧张。一个广为引用的统计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重要趋势：2004年，中国共发生了7.4万次各类抗议活动，而这一数字在10年前仅为1万次。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民主没有关系。
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影响。这里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只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体系中，有26%的水资源遭到了严重污染，并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仅长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厂。如果以空气污染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北京可以算作“世界的首都”了。按照欧盟的标准，在中国的5.6亿城市居民中，只有1%的人吸入的空气是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数字和评价都来自中国政府。因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层官员经常谈论“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HU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蓝图中，环境问题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一家西方咨询公司研究了中国有关空气污染的新法规，从而测算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对于能从空气中分离颗粒物的产品的需求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仅此就可以创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市场。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破解一个艰难的困境：减少贫困需要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D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韬光养晦
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使国际事务更加复杂化。因为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规模决定了它的影响力会远远地跃出其边界之外。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实力的国家，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诞生的。现有的大国名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它们的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国就像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同期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就在巴尔干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危机，也使现代中东陷入了绵绵不绝的纷争。
从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上述规律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当代日本和德国已经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依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已经梦想成真，但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震荡却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就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发展的关键环节，部分原因在于它希望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先进的技术。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正在埋头苦干，也就是中国领导人D所说的“韬光养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对抗”（nonconfrontation）政策仍在延续。除了涉台事务不容染指外，中国尽力避免与其他国家政府发生对抗。迄今为止，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上。200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HU在中共十七大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经济、金融、工业、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却所涉甚少。
谈到所谓的“中国崛起”时，中国的许多退休外交官忧心忡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法国大使吴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希望人们谈论我们的国家时……夸大其词。”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请记住：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围绕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针进行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上述担忧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创造了“和平崛起”一词，用以表达中国安安静静地顺着全球阶梯向上攀登的愿望。郑必坚的说法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然而，这一提法后来却失宠了。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一提法的问题出在“和平”一词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内并没有多大分歧。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内政，并认为有采取武力手段的权力，尽管动武是最后的选择。正如郑必坚对我说的：“林肯为了捍卫联邦而打了一场战争，但你们仍然可以说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担忧的是这一提法的第二个词：“崛起”。把“崛起”一词译成英文，更准确的译法应当是“thrust”、“surge”。中国高级外交官不愿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崛起”的论调，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批评者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开始采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郑必坚说，“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但提法的转换表明：中国十分注意在前进时不要张扬。
中国政府还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也能很好地领会这一战略。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专题片，名字就叫《大国崛起》，显然是要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鉴于这一话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播出的内容肯定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把政府的立场传递给人民。这部专题片按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方式制作，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内容涵盖了9个大国的崛起，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讲到前苏联和美国。专题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访谈，采访对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国别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准确的，各国所占的篇幅也大体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专题片对此的处理却非常公允，丝毫没有煽动对于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意思，而且一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大加赞扬。需要强调的是，专题片中的有些观点是有导向性的。例如，在有关美国的部分中，长篇累牍地讲述西奥多·罗斯福和福兰克林·罗斯福管理和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以凸显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而且，专题片对美英的代议政府制度保障自由、提供合法性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赞不绝口。
专题片包含的基本信息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在于经济上的实力，而军国主义、帝国和侵略扩张是自取灭亡。专题片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最后一集是所谓的经验教训，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大国崛起的几个关键因素：民族凝聚力、经济和科技成功、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文化创造性和魅力。最后一条被解释为“一个民族观念的吸引力”，这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一致的，而约瑟夫·奈正是制片人采访的学者之一。专题片在结尾处断言，在当今的新世界上，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不断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实力，才能保持竞争力优势。简言之，通向权力之路的是市场，而非帝国。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东方成分，又有西方风味。
崛起势不可当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势必会渗入中国人的头脑里。2005年，李光耀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现有领导层，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领导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出生于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代。“必须让中国的青年人明白，他们需要让世界确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李光耀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他指出，自D以来，促使中国领导人保持谦卑的，是关于M所犯错误的痛苦记忆。李光耀接着说：“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与增长时期，对于中国不堪回首的过去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因为自命不凡和意识形态狂热酿成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L一家之言，转贴者并不苟同）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HU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1.5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越发清晰。从那以后，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更加老练，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调，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目前，中国外交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决策，而不能采取一种说教式的态度。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线，动辄慷慨地提供一揽子援助（往往超过美国的援助水平），还迅速地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不愿参加多边主义安排，近年来却尽可能地参加这类活动，甚至还参与创立了一个亚洲自己的多边安排—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组织的性质。目前，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明显亲美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就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国与所有邻国政府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变化。例如，越南人对中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好感。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员对我说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的最大出口国。”这一状况意味着：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须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参观过的所有越南书店，都在突出位置陈列着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包括D、J和HU。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参观访问。当时正值中国总理W对日本进行2007年的国事访问，期间我耳闻目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克制。W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突出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方兴未艾的经济联系。
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中国执行一种“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国若一如既往地对东京拒不妥协将有害无益。那样做只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敌对的邻国，而这个邻国又有着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它的经济规模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与日本开展经济联系和更多的合作，同时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从而逐步赢得压倒日本的优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近年来，中国认识到时间在自己一方，因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智、更加温和的路线。为此，中国内地采取了几个非常聪明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减向岛内独立意识最强地区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从而增强了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有关台湾的任何冲突中迅速取胜。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使中国北京步入了一体化的轨道，但同时也赋予它进行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实力。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相形见绌。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不引起美国的介入，中国面临的任何潜在问题都将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介入，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才会具有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反过来，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美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临崛起国的挑战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任何一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中美两国都对这一前景忧心忡忡，并且都在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制定预案。30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争取与美国合作。中国这样做有着多种实用主义的原因。首先是反对前苏联的战略，其次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然后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最后是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然而，中国年青一代的精英们越来越认为，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国家需要自我定位为华盛顿的竞争者。而在华盛顿，也向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个全面威胁。当然，他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战争或冲突迫在眉睫，只不过是指出两国关系有陷入紧张状态的可能性罢了。中国和美国对此如何应对，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关系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无论对北京还是华盛顿来说都是如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需要向美国的市场销售货物，美国则需要中国出资购买其国债—这正是核时代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的翻版。此外，中美两国的核武器还发挥着威慑作用，这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姿态。就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的立场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总统，如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不遗余力地赞美民主，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的目标。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一再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国台湾不要企图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就中国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虽然小布什总统在自由问题上指手画脚，并且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会见了达赖喇嘛，但中国对小布什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原因正在于此。在中国所关切的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基本上一直是中国的盟友。
中国和美国努力进行合作是明智的。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尚未见识过大国之间的冲突。大国冲突一旦重现，目前令我们如坐针毡的一切麻烦—如恐怖主义、伊朗和朝鲜问题—都将相形见绌。因为大国冲突就意味着军备竞赛、边界争端、盟国与仆从国之间的对抗和地区冲突，可能还有其他无穷无尽的麻烦；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运动即使不然而止，也将会大大地放慢脚步。即使上述可怕前景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使现有的权力关系复杂化。例如，如果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西方联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围绕伊拉克的紧张关系也将成为不值一提的争吵。一场严重的中美冲突将从根本上改变新时代的主题，并使世界偏离贸易、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轨道。
美国总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官员—惊呼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一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中美关系的事实与他们的观点并不相符。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国防预算不断增长。但与美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少得可怜，至多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开支的10%。美国有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每一艘都可以起降85驾喷气式战斗机，而中国海军的发动机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中国只有20枚可以打到美国海岸的核导弹，但这些“小而笨”的武器可能“根本经不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拥有大约9 000枚保存完好的核弹头，还有大约5 000枚战略导弹。
中国深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多么悬殊。因此，中国虽然在努力地缩小军事差距，但来自中国的挑战绝不可能是另一个前苏联。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将是一个“非对称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并在继续努力寻求和发展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手段，诸如空间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用经济实力和政治技巧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必动用军事力量。正如中国内地无意攻打中国台湾，而是更可能对“台独”运动持续进行釜底抽薪，逐步累积优势并最终制服对手。
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里，乔舒亚·库珀·拉莫大量引述中国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清晰地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新外交政策的画卷。“中国没有去构筑美国式的权力，不像美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对他国的世界观说三道四，”拉莫写道，“呼之欲出的中国式权力是以其独特模式的榜样、经济制度的实力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为基础。”拉莫刻画了这样一个中国精英群体：他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实力蒸蒸日上，还向来采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模式，这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别是在美国被视为傲慢的霸权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目标不是制造冲突，而是避免冲突，”他写道，“战略上的真正成功是巧妙地处理问题，从而使结果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思想来自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孙子认为：军未动，胜负定矣。”
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惧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采取措施时还有一个天然的平衡机制可以利用，那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也许还有其他国家）会联手抗衡中国权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
《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 译
转帖后话：国外有众多的机构和个人，从本国的的立场、利益、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着不断研究和分析。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属于第三只眼看中国。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国家、利益、发展等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兼听则明嘛。
CNN主播剖析中国龙VS美国鹰
编辑的话
经济危机不期而至，拿破仑的呓语（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再度响起。虽然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但是，如果中国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便再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
以上问题的提出与答案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新书：《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是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CNN节目主持人。下面摘取其中的第四章（中国：大国的崛起）让您先睹为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苟同于书中的某些观点，但这至少是一扇窗，可让我们得以窥视西方媒体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因为这本书是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随身携带的一本书。
中国的苏醒
美国人也许对“美”赞不绝口，但真正能令他们为之震撼的是“大”。想想如下事物便一目了然：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树、纽约的中央大车站、迪士尼乐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美国军队的建制、通用电气公司、麦当劳（奶酪）双层汉堡和超大杯拿铁咖啡。欧洲人崇尚复杂精妙，日本人偏爱小巧玲珑，美国人则青睐气势磅礴，对超大规模更是情有独钟。
这也正是中国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中国是很庞大，但却相当贫穷。赛珍珠的畅销书《大地》（The Good Earth）（后来改编成了戏剧和电影）是这样描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的：疲于奔命的农民、欲壑难填的地主、饥荒和洪水、瘟疫和贫困，一幅农业社会的惨淡景象。
拿破仑曾经说过（也许是他人杜撰的）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中国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仑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200年，成了供列强争雄的俎上之肉。历史上，日本曾经对中国亦步亦趋。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在战场上都强于中国。
中国的苏醒使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崛起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被世界改造着。从广义上说，后美国世界受“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力量的支配，中国目前也正不遗余力地在这两大力量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融入世界，但同时也会造成国内的裂变和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一直在寻求以新的方法使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保持统一。另一方面，持续不断的增长意味着中国越来越踌躇满志，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很大程度上讲，后美国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在“融合”与“分裂”这两大力量之间实现平衡。
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将1979年视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超级大国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中国改革的信号是在1978年12月一次出人意料的会议上发出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刚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D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让事实（而非意识形态）为中国指引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讲话。D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那以后，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而走出了一条务实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令世界震惊。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有史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最快增长速度。同期，中国大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增长了近7倍。30年来，尽管中国历经挫折和偏差，但它毕竟实现了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目标—脱贫致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样板。
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 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此期间，对于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数不胜数、天翻地覆的变化都会令你眼花缭乱。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时，那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村庄。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和金属材料，每当夜晚灯火通明时，宛若一棵巨型圣诞树光彩夺目。浦东新区的面积是伦敦金融新区金丝雀码头的8倍，与芝加哥整个城区的面积相比，也只不过稍小一点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
上海虽然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但北京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甚至经济中心。北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与奥斯曼男爵19世纪时为巴黎制订的建设规划非常相似。①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开工新建了6条地铁，一个长43公里的机场轨道线，一个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新（当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航站楼，面积达125平方公里的由环北京绿化带改建的公园，还有一个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人们看到新北京的城市模型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伯特·施佩尔①在20世纪40年代为柏林设计的宏伟城市规划。事实上，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并为北京设计了从故宫到奥林匹克公园、全长8公里的林荫大道。然而，小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他父亲当年为柏林设计的城市建设规划，无法与当今北京发生的变化相提并论。北京的变化“比柏林大，而且大得多”，他由衷地赞叹道。
现在，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会让听到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些数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你听到的时候，它们大都已成“过去时”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2005年，中国的建筑工地有26亿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国建筑工地面积的5倍多。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暴增。在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英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非中国莫属。目前，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放映机和鞋类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要想感受中国在低成本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到沃尔玛就可略见一斑。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年收入是微软公司的8倍，占美国GDP的2%。它雇用了140万名员工，比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和IBM这4家公司的员工总和还要多。沃尔玛创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它通过高效（也许有人认为是残酷）的管理向顾客提供了可能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沃尔玛采用高新技术，推动经营管理创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如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商品大约180亿美元，它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因此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中国还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不会是又一个日本，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没有走日本（或韩国）式的发展道路。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其国内市场和社会都是对外封闭的，中国则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贸易与GDP的比率）高达70%，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过去15年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了7倍多。2007年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它的很多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比如海飞丝洗发水和帮宝适纸尿裤。据星巴克咖啡公司预测，到2010年，它在中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0%。换言之，“分权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政治生活也日益朝着这个方面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却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鼓励发展真正的自由市场，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本国的经济，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许多成功（如创业精神的兴起）和失败（如医疗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协调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分权化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美国会再次遭遇的问题。
中国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往往有助于政府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且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优势羡慕不已。印度官员总是说，他们的中国同行不用担心民众的反对。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得不做了许多政治上广受欢迎的蠢事，而这些愚蠢的做法会削弱我们的长期经济潜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内需要的是选票。中国（政府）则可以做长远打算。虽然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对的，但它确实做出了许多英明和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正在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提升经济价值链的水平，国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此政府将奖学金和其他补助支出由2006年的2.4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亿美元。官员们还计划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由2006年仅占GDP的2.8%提高到2010年的4%，并且将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像这样重点发展某一行业的做法，对于民主国家印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为了笼络选民，将大量资源用于发放短期补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绩录取人数的比例，录取学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额或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的。
一个集权制政府能使经济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专制政府很快就会陷入四面楚歌、腐败成风和昏庸无能的困境，在经济混乱和停滞中艰难度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斑斑劣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在当今中国，政府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非常务实和能干。一位高级投资银行家曾说道：“我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打过交道，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广泛地代表了在中国做过生意的企业家们的心声。比尔·盖茨2007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对于人们一直以来交口称赞的事物，人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据我个人观察，中国领导人正在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各个层面的机遇层出不穷，但由于政府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路线，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就在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业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时会与开放、诚信和效率发生冲突。如中国的银行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性实体，每年都要斥资数百亿美元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或者因为非经济原因向地方、组织或个人发放贷款。腐败现象也屡禁不止，而且腐败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剧攀升。地区差距也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高得惊人，导致社会矛盾异常紧张。一个广为引用的统计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重要趋势：2004年，中国共发生了7.4万次各类抗议活动，而这一数字在10年前仅为1万次。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民主没有关系。
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影响。这里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只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体系中，有26%的水资源遭到了严重污染，并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仅长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厂。如果以空气污染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北京可以算作“世界的首都”了。按照欧盟的标准，在中国的5.6亿城市居民中，只有1%的人吸入的空气是安全的。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数字和评价都来自中国政府。因为中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层官员经常谈论“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国家主席HU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蓝图中，环境问题占据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一家西方咨询公司研究了中国有关空气污染的新法规，从而测算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对于能从空气中分离颗粒物的产品的需求量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仅此就可以创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市场。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破解一个艰难的困境：减少贫困需要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D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韬光养晦
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使国际事务更加复杂化。因为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规模决定了它的影响力会远远地跃出其边界之外。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实力的国家，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诞生的。现有的大国名单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它们的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国就像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在国际舞台上的进进出出都惊天动地。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或者同期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两个帝国的衰落就在巴尔干酿成了此起彼伏的危机，也使现代中东陷入了绵绵不绝的纷争。
从近年来世界局势的发展来看，上述规律体现得并不十分明显。当代日本和德国已经分别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依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的崛起已经梦想成真，但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震荡却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就是中国的大战略。中国把修好对美关系视为发展的关键环节，部分原因在于它希望得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最先进的技术。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正在埋头苦干，也就是中国领导人D所说的“韬光养晦”。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干涉”（noninterference）和“不对抗”（nonconfrontation）政策仍在延续。除了涉台事务不容染指外，中国尽力避免与其他国家政府发生对抗。迄今为止，中国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经济增长上。200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HU在中共十七大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经济、金融、工业、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但对外交政策却所涉甚少。
谈到所谓的“中国崛起”时，中国的许多退休外交官忧心忡忡。“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震惊，”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前法国大使吴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不希望人们谈论我们的国家时……夸大其词。”原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也以同样的口吻指出：“请记住：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25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围绕如何表述其外交政策方针进行了一场有趣的争论，上述担忧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2002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创造了“和平崛起”一词，用以表达中国安安静静地顺着全球阶梯向上攀登的愿望。郑必坚的说法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然而，这一提法后来却失宠了。
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一提法的问题出在“和平”一词上，它有可能限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国内并没有多大分歧。中国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内政，并认为有采取武力手段的权力，尽管动武是最后的选择。正如郑必坚对我说的：“林肯为了捍卫联邦而打了一场战争，但你们仍然可以说美国是和平崛起的。”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担忧的是这一提法的第二个词：“崛起”。把“崛起”一词译成英文，更准确的译法应当是“thrust”、“surge”。中国高级外交官不愿到世界各地推销“中国崛起”的论调，他们尤其担心美国的批评者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开始采用“和平发展”的提法。“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回事，”郑必坚说，“只是措辞不同而已。”事实的确如此，但提法的转换表明：中国十分注意在前进时不要张扬。
中国政府还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也能很好地领会这一战略。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12集的专题片，名字就叫《大国崛起》，显然是要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鉴于这一话题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播出的内容肯定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把政府的立场传递给人民。这部专题片按照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方式制作，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高超的智慧，内容涵盖了9个大国的崛起，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直讲到前苏联和美国。专题片包含了大量的人物访谈，采访对象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国别部分的内容基本上是准确的，各国所占的篇幅也大体保持平衡。例如，日本的崛起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专题片对此的处理却非常公允，丝毫没有煽动对于日本侵略的民族主义的意思，而且一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大加赞扬。需要强调的是，专题片中的有些观点是有导向性的。例如，在有关美国的部分中，长篇累牍地讲述西奥多·罗斯福和福兰克林·罗斯福管理和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以凸显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而且，专题片对美英的代议政府制度保障自由、提供合法性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能力赞不绝口。
专题片包含的基本信息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之路在于经济上的实力，而军国主义、帝国和侵略扩张是自取灭亡。专题片反复重申了这一观点。最后一集是所谓的经验教训，直言不讳地列举了大国崛起的几个关键因素：民族凝聚力、经济和科技成功、政治稳定、军事实力、文化创造性和魅力。最后一条被解释为“一个民族观念的吸引力”，这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是一致的，而约瑟夫·奈正是制片人采访的学者之一。专题片在结尾处断言，在当今的新世界上，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不断创新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实力，才能保持竞争力优势。简言之，通向权力之路的是市场，而非帝国。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
中国有关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没有一种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从很多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专题片从大国崛起的历史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西方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事实上，片中采访的许多人都是西方学者。专题片反映的观点与近年来指引德国和日本行动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中国与世界交往时采取一种务实的态度，这体现了它所处的环境、本国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尽管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但中国坦言它仍然是一个有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的外部关切大都集中在发展问题上。
然而，中国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更广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人们很容易夸大文化的作用，用它来粉饰受利益驱使的政策。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的世界观确实有一些重大区别，对这些区别进行深入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区别源于各自对“上帝”的认识。佩尤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被问及人是否必须认为上帝是道德的化身时，回答“是”的美国人稳居多数（57%）。但在日本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做了否定回答，中国的这一数字更是高达72%！这一调查结果是非常反常的，它严重地偏离了西方人的常识，就连在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但这并不表明两个国家是不道德的（事实上，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而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都不信仰上帝。
这一情况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震惊，但对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已。东亚人不相信世上有一个造物主的说法，更不相信是他确立了一套人们必须遵守的抽象道德法则。这种说法是亚伯拉罕式或闪米特人的上帝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但对中国文明来说这却是荒诞而离谱的。人们有时把中国的宗教称为“儒教”。然而，著名儒学专家李约瑟指出，如果把宗教“界定为关于‘超凡的造物主—神灵’的神学”，那么儒家学说根本就不是宗教。孔子是一位教师，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先知或圣人。孔子的著述，或者说留传下来的著作片段，很明显都不带有宗教色彩。孔子直言不讳地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神灵，并确立了一些学习知识、修身养性、保持社会稳定和造就井然有序文明的规则。孔子的著述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作品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同宗教典籍的相似之处。
事实上，启蒙运动时期，孔子在西方非常火暴。李约瑟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先驱，如伏尔泰、卢梭、达朗伯尔和狄德罗等，都如饥似渴地研读孔子的经典著作。在1600-1649年间，欧洲每10年就要出现30-50部题名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09年间则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热的出现恰逢30年战争（1618-1648）刚刚结束之际，在这场战争中，正是宗教造成了惨无人道的流血和伤亡。因此，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内欧洲的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把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并把它视为与“神圣法”相对立的“自然法”的基础。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著述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的传说，也没有凌辱理智和自然界的教条。”后来，伊曼纽尔·康德更是把孔子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既信仰宗教又坚持世俗主义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进一步声称：“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他们将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用途和方法……”
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热烈欢迎儒家学说，是因为他们把理智而非神灵视为人类事务的指导原则。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命题：欧洲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许遥遥领先，但中国有着“更加先进的伦理道德”、“更具优越性的公民组织”（以美德而非监护为基础）和“更加实用的哲学”，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和平安宁的社会局面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等级制”。1759年，伏尔泰出版了《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一书，使欧洲启蒙运动中向往中国的情结达到“高潮”。根据德国学者福克斯的说法，伏尔泰在该书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政治乌托邦和开明专制的理想状态，并以中国作为镜子敦促欧洲的君主们进行自我反省”。1760年，最开明的欧洲君主腓德烈大帝撰写了《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Report de Phihihu，emossa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Europe）一书，这是一本虚构的“中国驻欧洲大使”向中国皇帝写的书信集。腓德烈大帝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把天主教会的固执与中国人的理性进行对比。
西方人经常发现，要理解宗教在中国和西方的地位有何区别是很困难的。让我们根据耶鲁大学的伟大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记述，看一看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远东的经历。①16世纪80年代，利玛窦刚到中国之时，为了凸显自己是一个高贵之人，他把头发和胡须剃光，穿了一身佛教的长袍。短短几年之后，利玛窦就发现这样做是多么地愚蠢，因为中国人并不高看和尚与圣人。于是，他开始坐着轿子到处游玩，或者雇用仆人把他背在肩上，“就像高贵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利玛窦后来于1592年在给耶稣会会长艾哥华的信中写道：“在中国，人们一听到外国人和牧师的名字就觉得面目可憎，我们需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面目可憎的牧师。”到1595年，利玛窦丢掉了和尚们穿的袈裟（这种服饰妨碍了他的传教工作），转而穿上了儒家读书人的服装。利玛窦一开始耻笑儒家弟子不相信上帝、天堂和灵魂不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儒家学派是“真正的文学殿堂”。但他最后终于发现，虽然儒家学说对上帝和来世持“一种最严格的中立立场”，但也有着强烈的伦理观、道德观和正义感。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一样，利玛窦最后认为西方应当从儒家学说中汲取营养。
上帝与外交政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凡是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都有一种向外输出思想和改造他人信仰的冲动。英国、美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外交政策中都渗透着一种明显的传教士精神。至于英国和美国，也许是由于国力异常强大，它们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意识才得以在全球事务中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种使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保持中国特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就实现了其历史性的目标。中国不需要向任何人输出任何东西，进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因此，当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东方成分，又有西方风味。
崛起势不可当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势必会渗入中国人的头脑里。2005年，李光耀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现有领导层，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领导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出生于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代。“必须让中国的青年人明白，他们需要让世界确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李光耀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他指出，自D以来，促使中国领导人保持谦卑的，是关于M所犯错误的痛苦记忆。李光耀接着说：“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与增长时期，对于中国不堪回首的过去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因为自命不凡和意识形态狂热酿成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L一家之言，转贴者并不苟同）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HU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1.5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越发清晰。从那以后，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更加老练，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调，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目前，中国外交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决策，而不能采取一种说教式的态度。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线，动辄慷慨地提供一揽子援助（往往超过美国的援助水平），还迅速地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不愿参加多边主义安排，近年来却尽可能地参加这类活动，甚至还参与创立了一个亚洲自己的多边安排—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组织的性质。目前，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明显亲美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就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国与所有邻国政府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变化。例如，越南人对中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好感。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员对我说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的最大出口国。”这一状况意味着：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须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参观过的所有越南书店，都在突出位置陈列着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包括D、J和HU。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参观访问。当时正值中国总理W对日本进行2007年的国事访问，期间我耳闻目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克制。W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突出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方兴未艾的经济联系。
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中国执行一种“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国若一如既往地对东京拒不妥协将有害无益。那样做只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敌对的邻国，而这个邻国又有着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它的经济规模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与日本开展经济联系和更多的合作，同时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从而逐步赢得压倒日本的优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近年来，中国认识到时间在自己一方，因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智、更加温和的路线。为此，中国内地采取了几个非常聪明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减向岛内独立意识最强地区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从而增强了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有关台湾的任何冲突中迅速取胜。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使中国北京步入了一体化的轨道，但同时也赋予它进行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实力。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相形见绌。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不引起美国的介入，中国面临的任何潜在问题都将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介入，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才会具有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反过来，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美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临崛起国的挑战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任何一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中美两国都对这一前景忧心忡忡，并且都在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制定预案。30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争取与美国合作。中国这样做有着多种实用主义的原因。首先是反对前苏联的战略，其次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然后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最后是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然而，中国年青一代的精英们越来越认为，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国家需要自我定位为华盛顿的竞争者。而在华盛顿，也向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个全面威胁。当然，他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战争或冲突迫在眉睫，只不过是指出两国关系有陷入紧张状态的可能性罢了。中国和美国对此如何应对，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关系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无论对北京还是华盛顿来说都是如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需要向美国的市场销售货物，美国则需要中国出资购买其国债—这正是核时代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的翻版。此外，中美两国的核武器还发挥着威慑作用，这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姿态。就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的立场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总统，如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不遗余力地赞美民主，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的目标。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一再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国台湾不要企图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就中国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虽然小布什总统在自由问题上指手画脚，并且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会见了达赖喇嘛，但中国对小布什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原因正在于此。在中国所关切的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基本上一直是中国的盟友。
中国和美国努力进行合作是明智的。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尚未见识过大国之间的冲突。大国冲突一旦重现，目前令我们如坐针毡的一切麻烦—如恐怖主义、伊朗和朝鲜问题—都将相形见绌。因为大国冲突就意味着军备竞赛、边界争端、盟国与仆从国之间的对抗和地区冲突，可能还有其他无穷无尽的麻烦；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运动即使不然而止，也将会大大地放慢脚步。即使上述可怕前景没有变成现实，中国的崛起也有可能使现有的权力关系复杂化。例如，如果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西方联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他们围绕伊拉克的紧张关系也将成为不值一提的争吵。一场严重的中美冲突将从根本上改变新时代的主题，并使世界偏离贸易、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轨道。
美国总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新保守主义者和五角大楼官员—惊呼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一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但中美关系的事实与他们的观点并不相符。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国防预算不断增长。但与美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少得可怜，至多相当于五角大楼年度开支的10%。美国有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每一艘都可以起降85驾喷气式战斗机，而中国海军的发动机技术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根据五角大楼的估计，中国只有20枚可以打到美国海岸的核导弹，但这些“小而笨”的武器可能“根本经不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拥有大约9 000枚保存完好的核弹头，还有大约5 000枚战略导弹。
中国深知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是多么悬殊。因此，中国虽然在努力地缩小军事差距，但来自中国的挑战绝不可能是另一个前苏联。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将是一个“非对称超级大国”。中国一直并在继续努力寻求和发展削弱美国军事优势的手段，诸如空间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用经济实力和政治技巧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必动用军事力量。正如中国内地无意攻打中国台湾，而是更可能对“台独”运动持续进行釜底抽薪，逐步累积优势并最终制服对手。
在一篇题为《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里，乔舒亚·库珀·拉莫大量引述中国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接受采访时的言论，清晰地描绘了一幅有关中国新外交政策的画卷。“中国没有去构筑美国式的权力，不像美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对他国的世界观说三道四，”拉莫写道，“呼之欲出的中国式权力是以其独特模式的榜样、经济制度的实力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为基础。”拉莫刻画了这样一个中国精英群体：他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实力蒸蒸日上，还向来采取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模式，这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伙伴，特别是在美国被视为傲慢的霸权国的世界上。“中国的目标不是制造冲突，而是避免冲突，”他写道，“战略上的真正成功是巧妙地处理问题，从而使结果自然而然地符合中国的利益。而这一思想来自中国的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孙子认为：军未动，胜负定矣。”
美国深谙对付传统的军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崛起的本质正在于此。美国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手段，如军备、援助和联盟体系，使它足以对付这种崛起。如果中国到处侵略扩张，既让邻国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惧不安，那么美国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且采取措施时还有一个天然的平衡机制可以利用，那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越南（也许还有其他国家）会联手抗衡中国权力。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执行现有的非对称战略，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继续慢慢地拓展对外经济联系，恪守低调而温和的行事风格，只寻求扩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强友谊与影响力，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点点地消磨美国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亚洲使美国边缘化，美国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悄然取代了耀武扬威、自命不凡的美国，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爆发一场新冷战，但对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而且不实行僵化的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将实力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军事干涉上，美国又该如何应对呢？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不仅从来没有遇到过，而且还没有做好准备。
《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林民旺 译
转帖后话：国外有众多的机构和个人，从本国的的立场、利益、角度出发，对中国进行着不断研究和分析。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属于第三只眼看中国。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国家、利益、发展等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兼听则明嘛。
中国酿造自己的文化鸡尾酒是一个理性的努力方向。但是不同意作者对儒家思想的过度渲染，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国社会的宗教高度。实际上，中国的儒教思想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存留下来的部分已经良莠混杂、残缺不全，并且缺乏系统的理论高度。再加上中国有着世界历史上最长久最强大的集权制度，目前或未来过分渲染儒教思想只会成为禁锢思想文明发展的枷锁。韩国新加坡虽然以一脉相承的儒教社会自居，但其政治制度却是严格的西式民主，宗教方面也有正规的佛教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信仰，儒家传统不过是以社会伦理的形式作为政治制度与宗教敦化的补充力量而对公民行为实施督促。
实际上，儒家强调统一顺服自省自律等精神已经在几千年的潜移默化中深入到中华民族治国理家做人等各个方面，所以全盘西化在中国是不明智也不可能有市场的。但是寄儒家思想代替共产主义精神危机，作为当代大一统的社会准则，则是思想发展方面的另一个极端。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破解一个艰难的困境：减少贫困需要经济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更加严重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中国如饥似渴地追求成功，这也许正是它持续崛起的关键动力所在。在饱受几百年的贫穷之后，在20世纪经历了帝国解体、内战浩劫、革命洗礼和发展挫折后，D 在中国发起了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继续朝前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30年来取得的相对稳定和繁荣。”
“因此，当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显得有些冷漠的时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赤裸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