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水落石不出

　 记得一个心理学专家说过，当人们犯了罪，总会寻找理由去解脱自己，这种解脱的方法有很多：责怪诱惑、恶人先告状、以攻为守、赖账和搅浑。总之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过，却又不能接受罪名。中国有句俗语：做了婊子立牌坊；有种“打假”方法是制造更多的假，以假乱真。丰子胡和阿无害死妈妈，抢走遗产，知道做了恶，又怕承担责任，使尽全身结术，要把牌坊扶着。他们急了，害怕了，不惜诽谤全家，把水搅浑，来为自己开脱。

  我们姐妹来美国，没有一个是“政治庇护”、“64血卡”。爸爸说过：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出卖祖国，出卖灵魂。为此，我们宁愿守着清白，守着清贫。而丰子胡是在89年，领取了美国政府给与的64政治庇护大赦绿卡。他熟知这绿卡的意义，他把自己这段经历，拿来攻击我们全家的“政治倾向”，意在要限制姐们出入境，让他们抢遗产的案子无从追究。这个UCLA的教授医生真可谓机关算尽。 

  妈妈所有的财产、证件和医院证明都在阿无那里，那天家庭会议上，阿无说骨灰由她来负责下葬，到时候通知我们大家。 她不容我们提问任何问题，出乎意料地大叫一声“她们要掐死我”就夺门而逃，在上海消失了。

　　她并没有离开上海，阿无逃走的第二天，一个亲戚来把我在香港给妈妈买的一个金戒指交给我，并告诉我：“丰子胡昨天来了，”他来请亲戚们吃饭，说要和阿无还要在上海待一段日子。

 　其实丰子胡一直就和阿无住在酒店，只是他没有露面。他瞒着妻子女儿，和阿无一起谋划去上海抢遗产，在上海和阿无自称“夫妻”，而妈妈的追悼会他却不参加，连一朵花也没有送。亲戚还告诉我另一个意外。

　　妈妈悲惨去世，阿无卷走遗产潜逃，我们姐妹懵懵懂懂地参加了追悼会，连照片都没有留一张，大家各奔东西，失去联系。我走在上海的街头，心里伤痛，愤怒和无奈。

　　不知觉地又走到了雁荡路，南昌路口，手机突然想起来，我以为是阿无回心转意了，就马上接起电话。一个女人声音：“我是邓律师，请你来我们办公室签字拿遗产。我们的地址是浦东大道1880号８楼。”

　　“什么律师？遗产？”我莫名其妙。妈妈的遗产已经进入法律？

　　那个女声：“阿无让我们写了一份《遗产协议书》，你只要签字保证不告阿无，既可以拿到9万块你母亲的遗产。”

　　什么《遗产协议书》？阿无怎么会找律师来分配遗产？她说过：“妈妈被戴夕法庭告的太可怜了，我们姐妹决不能再到法庭上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出租车穿过隧道带我去了浦东，８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两个外地口音的女生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叫我签字。协议书三页纸，写着遗产总数４０万，其中第五条是：“遗产分配完毕，不准再告阿无。”下面是每个人签字同意。

　　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女生蛮横地说：“阿无是我们的委托人，她付钱，我们就帮她的。你签字，就拿钱。不签字，就一分也没有。这是委托人的要求。”

 　我一看戴夕已经签了字？她怎么那么快就知道[协议书]？冥冥中我感到阿无和她背后有交易。我想看看试试这协议书的意义：“如果我现在签字，你能把那9万块钱给我吗？”

 　“你必须先签字，并把证件复印留下，等到你们五个人全部都签字结束，阿无就会把钱分给你们的。”邓小姐说。　

　　　我说：“那么你怎么知道遗产总数呢？你们调查过吗？委托人的证件和签名呢？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

　　　邓小姐拿起那份［协议书］甩甩说：“她已经交过委托费了，她委托我们起草这份协议书的，遗产是多少，是按照她提供的数字，与我们无关。”

  阿无已经不接电话，下落不明，在洛杉矶她已经搬去华人区域和丰子胡隐居着，她怎么会给我们每人“9万块钱”呢？这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吗？她只是要让我们签字不准告她，然后就石沉大海，要拿到那９万块的石头，像水中捞月的故事一样虚无缥缈。丰子胡的智商真高！

  我笑笑说：“我拿回去仔细看看，然后签字拿回来给你好了。”我要留下这份阿无给我们全家的纪念品。

 　邓小姐眼睁睁地着我把这份［协议书］装进包里，欲言又止。我拿着这份弘法律师事务所给我的9万块钱遗产［协议书］，离开了浦东那座新型的大楼。走出大门已是黄昏，出租车被绑架般地来不及停留，就又冲出去了。我站在浦东大道上，沉落在这繁华的浦东，四周新盖的高楼挤得我呼吸困难，下班的人群在街上跑来跑去，穿着一样的黑色西装，我感到格外的陌生和孤独，就像置身在一个恶梦之中，头开始眩晕，失去了方向。

 　妈妈的下葬仪式究竟会在哪里？我们姐妹是否还能一起送妈妈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