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即财富
陈立功的文学城博客：驰纵骋横，谈今博古，飞花扬月，行文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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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小公主
同济小公主的英文名的首写是XY。她是和我同一年进入同济医科大学的，当时这所学校的名字还只是被称为一个俗气得非常不起眼的“武汉医学院”。XY的父母是在华中地区赫赫有名的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的教授。我进的是几乎没人愿意主动报名作为第一志愿（也就是说，进入这个专业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招生过程中由于临床医学专业的名额有限不得不按照其第二志愿被调剂）的五年制卫生系预防医学专业，而她则进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六年制德语医学班。进入这个班的很多人当年按录取分数线的标准可以进入被中国人神化了的北大和清华。这个班之所以竞争如此激烈是因为它的高品质的教育计划、独特的教学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出国率，特别是前往与同济有着渊远历史联系的联邦德国（西德，当时的德国依然处于二战后的东西分治状态），而西德当时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教育、科学和技术等领域也遥遥领先当时的中国。因此，如果毕业后能够前往那里深造和工作被当时的大学生及其家长们看成是获取高品质生活和未来的一条捷径。
我们大学当时开设的医学专业比较少，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还有医疗系、儿科系和环境医学专业，其中的儿科系归属医疗二系，归口教学医院是武汉同济医院；医疗一系归口武汉协和医院，这两所医院是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型高级临床医学中心，是我校引以为豪的两所附属教学医院；而环境医学专业则归属卫生系，因为这门专业的学科属性在本质上属于预防医学。这样，那几年中每年只有三个大班建制，每个班大约140人左右。然而，德语医学专业实际上也是临床医学专业，即毕业后主要职位是当临床医生。这个班每年只招30多人，其中男女生约各占一半。为了平衡两个医疗系在管理学上的心理，德语医学专业在入学的第一年被划归医疗一系，这一年他们主要学习德语，以便为以后五年的医学课程实施完全的德语教学做语言上的准备。因此，从第二年开始，这个班就被转入下一年度医疗二系的新生班，直至毕业。在上述这三个大班内部，全部新生又被按照专业不同分为四个小班，每班36~40人左右，而每个小班又被划分为四个小组，每组8~10人不等。
除了德语医学班外，医疗系和儿科系的女生比例也普遍比较高，只有我们卫生系两个专业的女生比例最低，特别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三个小班每班只有6名女生，分别分属于所在小班的前三个小组，因此，第四小组就或被称为或被讥笑为“和尚组”，由8名大男生组成。我是卫生系一小班的，学号是82-21020，其中，82指代入学时的年号，“21”中的2指的是卫生系，而1则代表预防医学专业，于是，最后的三位数“020”就是个人代码了，意指当年本专业的招生人数在三位数以内。由于本小班前两个小组每组各有9人，所以，我排在第三小组的第二位，我的前一号是在中国赫赫有名的38军军队家属大院里长大的湖南人后代大眼睛姑娘泼辣大方心灵手巧但时常丢三落四的张立方（女）。我常常在实验课后将她遗忘在实验台上的东西带回去，然后送到她的女生宿舍。然而有一次送东西去的时候，叫开了门后里面的其它小组的某个女生一看是我，随手就将门碰的一声给关上了，弄得我错愕不已。从此直至毕业，我再也没有去过任何女生宿舍。不过，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某一年春季的演出季节里（5月），我作为本班的主力演员和主要的化妆师还在本班的男生女生两边宿舍区跑来跑去的给要上台的演员们涂脂抹粉，忙得不亦乐乎。张立方时任大班共青团总支部委员会的副书记直至毕业，而我则在入学时被任命为了团总支的宣传委员。尽管我在一年后的大班班委会和团总支在政治辅导员的监督下搞的一次形式上的干部选举中得到了最高票，且得票比例接近80%，在大班政治辅导员无法作出决策的情况下，卫生系学生办主任以及卫生系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亲自出马把我叫到系学生办公室找我谈话要我自动放弃当选，于是，我就在宣传委员的职位上消极怠工地继续干了两年，直到最后将我踢出了团总支。
我的下一个学号被来自江苏的、虽生着一双细眯眼但却娇小玲珑清纯可爱心地善良的陶丽芳（女）占有了。一直以来令我感到困惑不解和莫名其妙的是，为什么本大班其它所有小组的女生学号都靠后排着，唯独只有本人小组的两位女生全都拼命朝前挤着，把我这个矮个（我的身高只有1.64米）俊男前后夹击得非常狼狈？这不，由于我的名字叫陈立功，所以，每当上实验或实习课点名时，常有老师故意颠三倒四张姓李戴地在课堂上逗乐：陈丽芳，张立功、陶立功。这里顺便说一下，医学院的实验课几乎占了整个学制教学实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每门课的实验课一般由2人或4人组成的小组具体实施。所以，我总是与张立方在一个实验组。值得我欣慰的是，张立方的身高是1.58米，而陶丽芳则只有约1.53米，所以，我从未在两位女生之间为自己的身高感到过自卑。
从1985年2月春节返校后开始的一场始发于我的隔壁寝室的流行性病毒性肝炎以及在此稍早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就从本人所在寝室悄悄流行开了的结核性脑膜炎和结核空洞性肺炎（即俗称的肺结核空洞）导致了本人所在寝室的5名来自外省籍的男生，浙江的王明达、河南的殷全喜、安徽的陶开府、四川的谭利民以及本小组可爱的女生陶丽芳相继住院，除王明达恢复得及时外，其他四位则被迫休学到了下一年级。本小组中只有本省籍的解华山、余伏安和我得以幸免于难，女生那边的张立方也是湖北本省籍的，也逃脱了这场灾难。在此次大灾难中，142人的班级最后只有128人按时顺利毕业。我在第一时间里逃离了本寝室，搬到了与四小班环境医学专业同学相隔壁的、正对着内楼梯的小房间里与四小班特立独行的刘奭汉（奭的发音是：shi1）以及从三小班来此临时避乱的光头张亚梁同住同乐逍遥自在地度过了大半年后才搬回原来的寝室，最终安然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待那两场流行性疾病被学校的保健部门控制住后，我原寝室隔壁由第一小组7名男生组成的小家庭痛失了两位才子，一位是小提琴手刘宛斌，另一位是智商很高的李俊林，他俩也相继休学到了83级。于是，以后的实验课时，张立方、我则常常与第二小组的武身满和李芙英在一起。李芙英无疑是本班真正的一位大美女，拥有着当电影明星的五官、笑容和忧郁，只是身高在某些导演的眼里可能略微矮了一点点：她的身高也是1.58米，与我现在的太太，以及X红一样高。然而，她既不入流也不张扬，行事为人都非常的低调，常常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称得上是默默无闻的美女。据说她一直被同系高一年级的她的老乡MJH同学追得很紧很苦，直到她毕业后去了另一个城市两人才最终了断关系。当然，这仅仅是道听途说，我未眼见为实，当时也不认识MJH同学，所以不予置评。
简单说完了我的班级和部分同学，让我言归正传。
我和XY的第一次相识是在1984年的4~10月之间。在前一年的11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相关历史介绍参见网络文章http://old.hybsl.cn/youhao22_1.htm）。为了在当年的10月间接待这批日本青年，我所在的大学承担了部分接待任务，并因此于3月底在学生中选拔了一批俊男美女组成了一个合唱兼其它表演的接待团，人数大约150人左右。我们班的张立方、刘宛斌、我以及二小班来自四川重庆的陈缤烨等几位同学有幸被选中（请允许我在此只是顺便提一下陈缤烨的美貌、女性气质、才华和成功是罕见的而不作深入细致的描述。我们班同学中至今依然有人为了等她而独身着。关于她迄今为止的故事，如果有高手写的话，绝对可以写成一本大部头而至少获得中国自己的“诺贝尔级的”文学奖）。张立方则在我们共同的大学时代是那时的同济女高音，五年里以一曲《我爱你，塞北的雪》以及其它几首女高音歌曲征服了所有人，包括我这个对音乐极度挑剔的人在内。她目前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美国的佐治亚州，和我干着同样的行当：生物统计。我一直为自己能够拥有如此杰出而又通情达理的邻桌异性女友以及现在的同行战友而感到非常的自豪。
在这150多名俊男美女中，我和陈缤烨则被当时负责组织此项世纪工程本校项目的校共青团委挑选出来派往武昌区文化馆学习当时刚刚开始复兴的国际交谊舞，学成后返回学校教授给其他人。当时学过的交谊舞有快、中、慢三步和四步舞、伦巴以及华尔兹，但是，却没有探戈这一刚劲有力因而充满激情的舞种。交谊舞集体培训被安排在当时仍非常简陋的大礼堂内。每教一个新的舞姿步技时，都是首先由我和陈缤烨示范一遍，然后我们分开并逐一教参加培训的学员们。她负责男生，而我则负责女生。于是，我就成了XY的交谊舞启蒙老师。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什么最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我和陈缤烨那时在校内舞场上教授交谊舞时的情景的话，那就是：一对“金童玉女”。遗憾的是，舞技教完后，她就被高年级的大帅哥给卷跑了，而那位大帅哥与我高中校友同寝室，我正是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并因此为她感到高兴。我之所以从未就此事伤心过，是因为我在高考结束时就给自己下了一道死诫命：大学期间决不谈恋爱！由于这道严苛的诫命，我有了抵御任何诱惑的心理防线。记得1984或1985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与同班好友张亚梁、李仁丰等在508宿舍楼的楼梯口外面聊天时，我说如果一个女孩不能和我结婚，我甚至都不会去吻她。我的这个偏执的观念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点可笑。但，这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正是在这个活动中，我才有了机会初识XY，相互之间说过什么话已经不记得了，但由于作过她的交谊舞启蒙老师，我想首先说过的话应该都是与如何跳舞有关的，包括姿势、节奏感、旋转技巧，等等。也正是在那次活动中，她获得了“小公主”的称号。她身高约1.58米，身材苗条，属于那种典型的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小巧嘴唇以及一笑两酒窝之类的美少女。人们可以很轻易地把“美丽、娴雅、端庄、……”等等一大堆词汇抛向她的身影所出现的地方。在随后的几年大学学生和/或教职工等主办的舞场上，她一直是我能够合作得最好跳得最多的舞伴！而我也相信我一定是她在本校园内能够找到的最佳舞伴。记得每次和她跳舞时，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而娇羞的笑容，她的手指和身体常常显出轻度的紧张感，特别是那只被我轻轻握着的手有时会出一点汗，而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则总是习惯于用两个指尖小心翼翼地接触着我，令人感到她好像有点害怕的样子。我非常敬重她，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我发现她是一个我只能仰望而不敢生任何正心或歪心的女子。说实在的，在她面前我感到有点自卑。我唯一能超越她的就是舞技，但这个东西今后不能当饭吃。她以自己天然浑成的美丽和优雅吸引了无数男士的侧目和向往。然而，她和我一样，也爱好西方古典音乐。这一点在那个时代的这所大学里的学生中是很难找到如此般配的了。所以，她伤害了不少男士的心，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几乎都既听不懂也不喜欢那些个由稀奇古怪的洋码子编译出来的声音和含义，因为那是神的语言，是滋养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接待团里，来自83级医疗二系（简称832）这个班的女生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就包括了XY。她的同班里有一位比她晚一年入学、来自单亲家庭、美丽超群的女孩，名字叫KB。在她入学后不久，我们经常去照相的著名的汉口航空路老照相馆的大橱窗里就悬挂起了她那略带忧伤的巨幅黑白人像照片。这成为了那些年里武汉街头的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引来无数仰慕美丽的人士的驻足、留连和惊叹。
既然在这里提到了KB，就不妨允许我展开一下自己的非线性思维来谈谈KB那份忧伤的缘由。KB入学不久就被某高年级毕业留校的同济历史上的名人给追上了。说他是名人，是因为他在其学生时代曾是校方树立的优秀三好学生，也曾在多次校运动会上获得过某项比赛的冠军。可是，这位运动健将级的名人在KB入学一年左右就出国在全世界的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到处晃荡，直至最终定居在了美国。对于情笃初开清纯无比的KB来说，她以为自己心中那位有着光亮头衔的白马王子最终会回到自己的身边，在5年的大学里一直坚守着自己这份情感，没有与任何其他男士发生感情纠葛。可是，这位先生不愿等待漫长的时间，只醉心于实现其在国外的自我需要而罔顾KB对他的一片真心和忠贞。我曾在校内的舞场以及其它公开场合与KB有过多次接触，深知她那份心中的忧伤从何而来。她在毕业若干年后返回母校读研究生时，曾找到我辅导她的医学统计学，这是一门医科研究生人人必读个个头痛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课程。
1984年的上半年在同济的历史上无疑将拥有一段重要的记录。这并非是由于那个150多名俊男美女集团的组成和活动的展开，而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里的某个星期一的晚上，由本班张亚梁、李仁丰、胡建平和我与来自其它几个班的11名同学在哲学教研室的袁建国老师的指导下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校党团委的学生社团——“星期一”学社。学社的宗旨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来促进大学生们的读书、艺术欣赏和其它校园文化和社会活动。学社的日常议事机构就是由与会的11人组成的秘书组，每人都是秘书，分管不同的工作，我负责的是音乐欣赏活动的组织。当然，为了协调工作，并维持秘书组的日常运转，设置了一个秘书长，负责征集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规划联席会议的召集和记录。学社成立后在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班入会人数达到了全校学生人数的70%以上。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则独自一人前往武汉音乐学院联系当年该校钢（琴）管（乐器）弦（乐器）系毕业生的来我校的巡回演出。这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外校输出其毕业汇报演出。演出那天，校大礼堂爆满。那段时期，校园文化异彩纷呈，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气氛。
在1985年9月新的学年开学后9月底的一个星期三，一张精美别致的“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海报出现在了学校的公告栏上。海报称本周日晚上在学术报告厅将举办一场西方古典音乐欣赏会。但这不是我组织的活动，因为早在1984年的十月里，校党团委就下令解散了“星期一”学社，不允许其继续开展任何有组织的活动，这是由于当年十月份团委要组织和监督新学联的领导层选举。由于“星期一”学社在校园内巨大的影响力，已经严重地削弱了校团委控制选举的能力，而在当年的选举中，“星期一”学社为同学们热情服务了半年的秘书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成为“被选举人”，非但如此，他们与绝大多数同学一样甚至连什么时候选举出来的“同济医科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都不知道。因此，所谓的选举出来的学联班子完全是团委干部们一手提拔和操纵的蛋蛋们。例如，那个出自我同一小班的新学联主席GZZ，就是这类人之一。新学联成立后，在组织一次清洁卫生大检查中评比文明宿舍的活动中，他就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所在的像狗窝一样凌乱不堪的宿舍贴上了“文明宿舍”的标签，结果，我对门四小组，也就是本班和尚小组的戴建荣同学就在楼道上指着他的鼻子说到，“G主席，这就是你TM做人的哲学啊！”戴建荣是我所在班级最任劳任怨地为班级公益事务服务的同学，我们每个人都从他那里获益匪浅（免费理发、购买饭菜票、打热水、组织旅游，等等），而且做事非常认真细致负责。在这次评比中他所在宿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且整理得非常好，却没有得到“文明宿舍”的标签，这使得他所在寝室的成员们非常的不满。其实，GZZ原本不住在那间宿舍，而是应该住在我的左斜对门的二小组宿舍，就是因为在那里住不下去了，才搬到由于两次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不幸减员了的我的右斜对门的二小班六小组的男生宿舍里。此外，他在当选学联主席后狂追药学系84级的美女LY，却遭到了惨败，伤心而归，最后，他毕业时带着中共党员和学联主席的头衔去了一个心满意足的地方。
我和XY根据海报上确定的日期和时间不约而同地各自走进了海报里指定的学术报告厅。欣赏活动结束后，我和她又不约而同地走向组织这次活动的几位老教授，要求参加这个由“同济医科大学工会”资助的“同济医科大学工会爱乐小组”。虽然工会只对教职工服务，但面对作为学生的我和她的要求，老教授们还是非常高兴，爽快地答应了。从此，我和她成了这个小组内仅有的学生成员，直到我毕业一年多后85级卫生系学生、我的大学时代在襄樊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专业实习时的最后一位指导老师黄医生的女儿、清纯美丽的HM加入为止。而直到她加入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黄医生的女儿，在我实习期间，黄医生曾告诉过我他女儿也在同济卫生系读书，但当时没记住在哪个年级哪个班，也没问过叫什么名字。显然，HM知道我和X红之间的那段旧情史，不过，她在这个小圈子里绝口不提这件事情，也从未单独当面和我聊过这件事。就这样，我们俩以及后来的HM参与了此后的每一次欣赏活动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并在一年后开始上台承担主讲音乐欣赏的任务。我们三个在其中默默地奉献着各自的热情和智慧，互敬而融洽地相处，却从来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对方的存在对于自己的特殊意义！！！唉，都是那条严苛的自我诫命惹的祸。我现在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我在高考结束后会给自己定下那么一条死诫命。只有天知道为什么！
我比她提前一年毕业，且毕业后不久迅速而疯狂地堕入了与X红的爱河，而第二年5月中旬分手后更是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巨大的痛苦之中。就在XY即将于7月中旬毕业离校的前几天，她邀请我来到她的宿舍，那时只有她一个人。那天，她穿着一身浅黄色的带些许暗花的连衣裙，……，我不想描述了，太美了。进入房间后，才知道她的睡床和我以前读书时在宿舍内处在同一个方位：进门的右手边第一张下铺！她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坐到了床上，将两腿也并拢收放到床铺上身体朝向了房门，然后又用双手抱着两个屈起来的膝盖，侧着身体但却偏过头来含情脉脉地面带娇羞的微笑望着我。当我快速地扫视了一眼她的个人用品时，发现她的桌上和床上都非常的整洁，就像她那天自己的穿着打扮一样，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惬意的感觉。她稍微沉静了一会后，便开始对进门后拿了一张凳子坐在四张桌子连成一线的顶头处以侧面对着关着房门的我说着她想说的话。大意是她就要离开了，这么多年的交往中我是怎么看待她的，等等。
我除了表达了自己多年来对她的那种景仰的感觉外，无它言以对，也不敢继续正视她那双真诚的眼睛，便慢慢收回了自己的视线，低垂下头盯着自己那双略显颤抖的双手，因为早在接受她的邀请去她的房间聊聊之前的两个月里，我的心已被失恋带来的巨大痛苦击-得-粉-粹！外部的世界对于那一时期的我来说从来不曾被如此巨大的黑暗笼罩着；而我的灵魂也因为与之刚刚结合过的那一半的突然离去而失去支撑，滑落到了无底的深渊之中，在那里孤独地、漫无目的地飘荡着，终日悲哀地哭泣着！而她根本不知道过去大半年来我的生活在怎样进行着。我，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朝气蓬勃的陈立功了，我已失魂落魄。那天，我什么也没对她做，不久就默然离开了。
XY几天后毕业离开了学校。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过联系。真是一个冷酷得不解人情的我！直到2006年我才从她的同班同学那里得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现在与先生和孩子一起居住在德国。我想，她的丈夫应该是非常幸福的男士了，因为他拥有了同济的小公主，这值得一个人用全部的生命价值去追求。
现在，我和XY之间也用email建立了联系。让我们相互祝福吧！我期待着有一天，她、HM以及我能够重返同济校园再次给学生们讲授西方古典音乐的欣赏。
XY的芳名是大名鼎鼎的——岳绚。她除了长相美丽外，还拥有一副甜美的嗓音，长期担任校广播站的播音员。
[下一篇] 12张图片里的爱情故事（正续二）：超越死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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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ly? How many percent, statistic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