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历史：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屠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 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 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难民
1933 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大陆，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 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 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打到成都去，活捉蒋介石!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 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 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 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 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 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 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 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 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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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桑园计十余 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 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 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 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 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 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 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 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 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 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 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 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 “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 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 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 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糜烂
红 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 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 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 验证通行。
“拥护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红军石刻标语位于毛浴乡街道下城门。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南 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 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 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 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
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 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 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 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 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 险……”。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 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 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 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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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 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 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 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 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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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红军放的，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 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 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 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参考资料：
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中共消灭掉地主、士绅、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让底层无知识、无文化、无眼界、甚至是文盲的流氓无产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一个向下看齐的国家会往何处去？文革的惨剧已经告诉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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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因为洋派邪教共惨帮会骗人呀,就像现在,继续骗,不受骗的人,就用介放狗咬,下边让您见识一下,当年他们怎样骗大家的,当然这只是不个是他们骗术中的九牛一毛.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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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评论国民党可能更合适。
回复 '穿高跟鞋的猫' 的评论 : “现在来个打土豪，分财产，你看看底层百姓会不会支持？“
现在来个打土豪，分财产，你看看底层百姓会不会支持？穷极思变，狗急跳墙，中共起家时获得的先是这些人的支持，再来些口号迷惑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如果光看国民党如何残酷对待苏区老百姓的，也会觉得国民党是邪恶没人性的恶魔。
不会是共军枪炮那个时候就首屈一指了吧。
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1949》里，记录了无数人在那一刻的选择：走还是不走？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无数人的悲剧就从那一刻所做出的选择开始。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你来说，就是毁了一生。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龙应台感慨地说：“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当年北伐军在前面打军阀，后面中共领导的工会、农会也是在干着与文中类似的同样的事情！再加上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李作为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等。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李大钊被捕后，全国舆论沸腾，张作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这一事件给联俄联共的南方革命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北伐军带来极大的舆论压力，在广大国民眼中，南方革命政府俨然成为苏俄武力赤化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国民党内主流人士不得不与苏俄及中共划清界限，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彻底与中共决裂的清共运动，使国民党的党性重新回归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