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何以席卷中国？
作者：荣誉叫做忠诚
时间：2009年9月5日
今年是CCP建政60周年，国内歌舞升平之时，作此文借以阐述心中观点，以正人心。向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革命历程“献礼”。
本文将作为笔者最后一篇有关国共内容的拙作，以后将以民国初年历史为主。
【原创】共产主义何以席卷中国
共产主义何以席卷中国？这是49年以来史学界最富有争议的话题，也是最能引发争议的话题。当年阎锡山一篇《共产党何以席卷中国大陆——对<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观感》，颇具见解的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对史学界无疑是一枚震撼弹。对于一直以来普遍的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人类历史，是物质发展的历史，尤以近代以来，物质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导向作用。战争胜负、政权更迭，归根结底是物质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在近代以来，已完全沦为技术政治的粉饰之词，更没有冷兵器战争时期的作用巨大。
即便是冷兵器占主导的时代，政权更迭，军事斗争的成败，也不是所谓“民心决定论”。蒙元、满清其为得民心者？怕是腰际上的马刀更具有“说服力”。近代以降纳粹德国几乎攻占了整个欧洲、法西斯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如若没有列强干涉，怕他们也要永远的“得民心”下去了。
所以，先得民心，再得天下的观点，可休矣。人类历史始终印证了一个真理：先得天下，而后得民心。
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因为其并非一人、一事、一物而成，而为世间万物，共同运作而成。所以笔者会就掌握的一点资料，提一点浅显的观点，与诸君共探讨，历史如何就为历史也？
观点一：国府失败，是冷战初期对中国的影响。
题语：近代以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世界在影响中国，中国也在影响世界，实力决定如何影响和影响大小。近代以降的中国政治势力，大凡脱离了国际列强，就玩不转了，看看那些民国初期的军阀，看看他们对外国际势力的抉择，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失败。
虽然不情愿，但笔者还是认为，国共内战，是美苏，或者说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战后对抗的一个延续，无论国共都是国际势力在华的代理人或者说是棋子。国共内战时美苏战后代理人战争的第一次预演。至于后来中 共当政大陆扮演的角色如何，应该明白一句话：实力就是筹码，没有实力，只能成为别人的筹码，自己如果握有实力，那么就不用做筹码。近代以降的国人，最急切的就是要摆脱做棋子的尴尬。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泛滥着三种思潮，即：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秉持的思维方式，以自由市场经济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共产主义则是以列宁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寄望通过剥夺个人资产集中发展国家资产，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则奉行对外战争掠夺资源，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二战最大程度的摧毁了法西斯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但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对立，也愈发尖锐。
二战后，自由世界几乎除美国外，都遭到了严重削弱，尤其是西、中欧都遭到的重创。而苏联虽然也遭到重创，但共产主义跨出了一国的界限，共产主义在中南欧、亚洲进行了全面的渗透。
战后的自由世界，虽然是美国一家独大，但是美国要担负供给整个西、中欧，还要应付局部武装冲突，加之美国的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型，大量军队裁撤，都严重削弱了美国战后的总体军事实力。面对战后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时，美国在战后的策略，还是延续二战时期的总战略，即“重欧轻亚”战略。美国战后的主要金援和军援目标就是西、中欧，其次是西亚之以色列。在西、中欧面对面对苏联挑衅，可以动员史庞大军力来与之对抗；在希腊、土耳其以及埃及，西方国家可以进行武装干涉。
美国Z.F“重欧轻亚”如何轻？
美国在二战后对亚洲的策略，最好的概括就是“大撒把”。因为战后军事实力的削弱，包括在中国问题的“中立”与不干涉，包括缩小盟国的远东势力范围，将韩国排除在外等（这也是诱发朝鲜战争的一个因素）。
在二战期间，通过《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总计290亿美元的援助，而提供给苏联为90亿，提供给国府却只有8亿6千万。美国原本预计提供给国府的60个美械轻装师装备，因为苏联出兵，二战迅速结束，只完成了第一期一共39个师的装备，而国府却用这39个师的装备，装备了64个师的部队！
除了驻印度的新一军、新六军为全美械师外，其他则为三分之二美械、半美械、四分之一等三类美械师。其中国军所谓王牌部队，如74军、5军、18军等五大主力部队，都是三个师分配两个师的美械；半美械部队，则是用国产82mm迫击炮代替了美械81mm迫击炮，用日制75mm野炮代替了美制105mm榴弹炮；最可笑的是青年军，用战防枪替代战防炮，用迫击炮替代山炮、榴弹炮，其火力甚至不如半美械师。
号称五大主力之首的74军，也是美、日、国械混装的部队。因为弹药、零部件等原因，其在赴孟良崮前，更是换装了国械“中正式”步枪。即便是号称全美械、三分之二美械的王牌部队，也只是美械轻装师，与真正的美械相比，缺少最关键的重装备——大编制的重榴弹炮和坦克部队。美国Z.F承诺在国共和谈结束后，提供给国府十个美械重装师的装备，那才是标准火力的美械师。这个也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以打国内美械师的经验，去打朝鲜的真正美械师，结果吃了大亏的原因。
美国Z.F在战后偿还了拖欠国府的战时垫付款五亿美元后，迫于苏联的压力，对国府实行了军事禁运。
美国对华的军事援助，究竟对国军战力有多大的提高？对比可以知晓，40年代的美械轻装师比30年代国军核心德械轻装师在重火力上，差距究竟有多少？美械轻装师师属炮兵为105榴弹炮一个营、75山炮一个营，而德械轻装师师属炮兵一个75山炮营。但是考，虑到30年代国军将原本德械师应该列装的150榴弹炮合并位若干的重型炮兵团，对比起来的重型火力差距并不巨大。那么对比可以发现，除了半自动轻武器的提升外，美械轻装师比德械轻装师的总体火力，没有显著的提升。
换一句话说，就是40年代盟国对国府的军援，对国军战力的提升，只能是有限的量变，而非重要的质变。
战后，苏联虽然遭到重创，但西方世界遭到的打击更重，战后共产主义开始了全球性的渗透，包括在欧洲、西亚、东亚。笔者认为，苏联在战后的策略是，在不触发全面战争的前提下，积极扩展战略空间，挤压西方的战略空间。例如：干涉土耳其、希腊东南欧，意大利、法国的政治问题，培植中、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最突出的为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利用战后优势陆军和柏林的特殊地理位置，对西方盟国施加了巨大压力，美国能与之对抗的只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空军。
在亚洲，则以积极的共产主义渗透，对盟国施压，以期调动盟国的军事力量东移，其中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就是例子，其后的越南战争也有此背景。
苏联对CCP的援助，是由来已久的，早期的CCP活动资金，完全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这种单纯的资金为主的援助，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到了战后，因为CCP有了和苏联的路上直接联系的通道，才开启了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序幕。
苏联的军援，主要以缴获日本关东军武器装备为主，兼以少量欧洲战场缴获之德国造武器。东北缴获日制武器，不能也不必提供给苏军，更不可能交还给战后的日本Z.F。处理方法就只有运货苏联，用熔炼成钢铁再供工业使用，但是运输成本却高于武器价值本身（美国在许多局部战争后都是就地处理部分武器，和运输成本有关），那么做顺水人情提供给“自己人”CCP同志就顺理成章了。日制武器对于CCP武装战力有什么影响？
苏联先后以各种渠道、各种名目向CCP提供过其在东北缴获的百万关东军武器装备，还有就是包括很大一部分原日本在北朝鲜的军火物资。四平溃败后，林彪给苏联方面开的第一个单子，张口就要100个团的装备，刘统的书中还提到，即便是1947年，有力交涉下，苏联又给予东野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装备。这些武器，装备了林彪东北野战军近百万人，在辽沈战役发起前，就为林彪装备了炮兵纵队和若干独立炮兵部队，其数量与实力大体上和东北国军相当。其战斗力并不比半吊子美械、国械、日械混装的国军差，最重要的是成建制的列装火炮、少量坦克，让CCP武装在发起暴动后的近二十年后，第一次拥有大规模城市攻坚能力。
更重要的援助，是技术上的支持，CCP在东北取得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大连兵工厂。在苏联人的控制区，利用日本技术人员和遗留设备，CCP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兵工企业，大连兵工厂通过海路运输几乎提供了粟裕华野全部的炮弹需要。抗战中相当长的一段间，华北CCP武装对待日军据点，就是三发炮弹打上去，拿下就拿下，拿不下就只有撤退，这种实力不济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了。大连兵工厂的炮弹，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只打碾庄黄百韬兵团的攻坚战中就发射了七万发炮弹，几乎是人均一发。
东北的大量武器装备，通过海路，绕道朝鲜，再往山东俚岛，一天一夜的航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几乎无法被破坏的军火运输通道。杨奎松的文章引用了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中央的电文，内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 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 共能够组. 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 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
苏联的技术人员帮助修复的东北铁路网，对林彪百万大军的开进和后勤都是至关重要的保障。日本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部队，保障了东北CCP武装的坦克可以正常运转，甚至战后第一批CCP飞行员也出自日本教官之手。还有就是东北CCP的后勤医院，林彪拥有全军最完善的野战医院，确实让其他野战军司令员羡慕不已。
可以说CCP的武装，因为苏联的大批军援，完全从量变而为质变。从江西时期革命暴动的小打小闹，变为了一支完全有能力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国府的失败，是冷战初期对中国的切实影响。是战后盟国军事战略收缩，苏联共产主义全球渗透的表现。作为战后的第一场代理人战争，和以后的所有代理人战争一样。其后台老板的态度和投入的大小，对于前台的其代理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借用阎锡山向美国Z.F的两点声明：
第一、如果认共产主义是国际侵略性的，则凡CCP发动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战争。凡艾其逊国务卿既认CCP革命是苏联策动，我们中国今天进行的战争，不是中国的内战，而是世界反侵略的前哨战。凡反侵略的国家，对我们反侵略的前哨战有利害一致的关系，应当有同情的表示。
第二、反侵略的国家凭工业与飞机为惟一的武器，CCP是以广大之土地与铁幕内组. 织之人民为他应付物质的方法。赤化了中国，一定会赤化东南亚及印度；赤化了东南亚及印度，则地球上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皆入共产主义之手，彼时欲再反攻，实无把握！
观点二：中共击败国府，是一个革命威权政党，战胜准社会性政党的过程。
题语：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是几个兄弟齐心外出就能打天下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政党。
革命党，早年是形容清末为了推翻满清专制Z.F的革命团体，后为指代那些，组织结构严密、行暴力手段、以推翻Z.F为目的的政党。
社会性政党，是指那些组. 织结构社会性，运行方法社会性，达成推动社会进步目的之政党。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其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也为一个革命党。满清倾覆，返璞归真，经过宋教仁之改组国民党，种成为第一大社会政党。然袁氏当国，戕害忠良、复辟帝制，孙文远赴日本，另立新党——中华革命党，其打指模、向个人宣誓效忠之组. 织形式，更似洪门会党。后孙文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重为国民革命之革命党。至北伐胜利，蒋中正“清党”，军队、行业间各级党组. 织逐为淡化，至民国三十七年宪政开启，国民党近乎于革命党与社会性政党之间。
中国国民党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的民主社会政党，但也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性威权政党。其党的性质，是反复变换的，概因中国近代走向宪政历程之反复。所以笔者称她为一个旧式革命威权政党，向近代文明社会政党转型的一个“准社会性政党”。
中共作为近代以来最坚定的革命党，是毋庸置疑的，其组织结构、运用方法手段、终极目的，都是为推翻现有人类社会的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而创建的。毛泽东在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党的建设。正是CCP作为最坚定革命党的自身党建工作，做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才有了CCP的最终胜利。
如果了解以上的注解，那么就能够理解笔者所说1920年代末以来，中国两次内战的本质，是一个革命威权政党，战胜准社会性政党的过程。了解到这个本质后，就可以比较容易的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去分析历史之所以为历史的现象了。
在党的人员管理上:
中国国民党的人员构成，是极其复杂的，此和这个党的历史有关，同盟会早年和会党有一定关系，在党后来的历史上，也多多少少表现出来。国民党对于参与人员，是机会没有什么严格规定的，来去自由的特点多少和今天民主社会性政党相似，各级党部也没有严密的监视、审查机构。国民党对成员管理的松散，最夸张表现在北伐后，对各路军阀，本着善意的吸纳，相当多的地方军阀何他的部属，都通过集体入党的方式，加入了国民党，这样才构成了那个号称百万党员的大党。其实早年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时就是如此，只求主义相同，不管何等人物都可以加入国民党，结果发生了国民党理事赵秉钧杀害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十个国民党的都督却没人听指挥的事…………
众所周知的是CCP最早是作为苏俄共产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存在的，其组. 织结构、人员吸纳与审查的革命政党模式，也是完全脱胎于苏俄共产国际。在最早期的CCP建立时，就提出“严格党员审查”、“净化党的队伍”，对党员加入，有着严格的加入、审查、审核程序。这些对于党成员的来源是一个强有力的保证，对于CCP党组. 织的严密性、可靠性都有着重要意义。
除去审核程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整肃运动，来达到“净化革命队伍”的目的。江西时期的反AB团、肃托、42年的整风运动等，夺取政权前的一系列运动，虽然很多都被赋予了清除政治对手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些列运动对于净化CCP队伍的重要作用。
早在红军时期，为了对抗国民Z.F围剿红军“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1931年11月27日，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在共和国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中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新组. 织，以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为己任。随后，又在苏维埃Z.F各级的行政单位，和红军各级指挥机关中，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政治保卫处和特派员。因为这些单位的人员的领章，是与其他红军红色领章截然不同的绿色领章，因此他们被称为“绿领章部队”。“绿领章部队”的成员，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X产X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都要查个一清二楚。
很多参加过革命的老人讲了很多关于“内部清理”的事情。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一些被特派员找去谈话就没影了，也不知为的什么。当过特派员的老人，讲起来也直摇头叹气。
林彪部队四平溃败后，发生了作战科长王继芳叛逃事件后，东北局在《关于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中说：必须立即严格审查干部战士的成份，坚决清洗坏人。
某学者80年代采访某军副政委刘学友老人，就回忆到：毕业后到哈尔滨，还没分配工作，先搞“内部清理”。会几句日本话的，不是“汉奸”，就是“特务”，关起来先打一顿。一个区队抓了1/10的人，最后又把抓人的人都抓起来了。
要打仗了，被关押的“敌人”都要求上战场经受“考验”。一些人就是想死在敌人手里——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什么滋味？还落个“叛徒罪名”命大的，没死成，回来再吊起来拷打，审问……
采访的陈世勋老人说，37年微山湖西“肃托”，杀了300多人。哪来那么多“托派”啊！就用电话线把大拇指和大脚指捆上，摇电话机上电刑。受不了就招，招谁抓谁，招了就杀。大都是些参军不久的男女学生，平时敢说话，爱发点牢骚的。为了节省子弹，就用刺刀扎，女的朝阴道里扎……
到“文化大革命”就翻来覆去问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想干什么？有个石子亮，是山西决死队的，暴动负责人之一，在广州一个区公安分局当局长，活活给打死了。留在部队的几个挺幸运，去农场喂猪养鸡种地。
不同的人员管理方式，造成了不同组. 织程度的政党，CCP战胜国府，恰恰验证了毛 泽 东同志肯定——“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经验。”
在政权的构建上：
早在二十年代中期，苏俄援助下的孙文筹组的广东革命Z.F，后改组为国民Z.F，就初步具有苏俄党政一体化的特点。但随着定都南京，蒋中正清党，几乎让国民党的基层党部机构虚无化。自三十年代开始国民党的地方Z.F运作，就完全依靠地方当地Z.F、士绅贤达来运作。地方的经济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推行，多仰仗地方上的士绅贤达来推动。除中央Z.F以外，地方党部与地方Z.F分别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双轨并行，互不统属。党管党，政管政，党政分离。形式上，党政之间分工明确，平等制衡，互相监督，甚至可以作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在地方层级中，党的机关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更不能直接将他们的指令传达给Z.F部门去执行。党只管党，党的机关只负责提倡及促进新生活运动，促进地方自治，党义宣传。而且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往往不受党组. 织的约束，由此一来，党部无法透过从政党员贯彻党的指示。党治在地方层级逐渐沦为一种虚拟状态。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给地方Z.F主控，地方政治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地方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沦为地方Z.F的附庸。
一方面，客观上，因为国民党在清党后，大批原先由CCP份子掌握的地方党组. 织被削弱；另一方面，主观上，因为蒋作为孙文的代表赴苏联考察后，心中产生的对苏俄体制的厌恶，所以其为首的国府执政者对于苏俄党政一体的模式不感冒。外因方面，还有诸如民国时期的社会人士，认同宪政政治者较多，社会上对于党派干政多有诟病。如此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国府在大陆二十多年中，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党国体制，反而是在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全民普选，开启了宪政的大门。
中共因为其实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俄共党为一线单传，故在政权构建上，也多模仿、继承之。苏俄党治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党权真正高于一切。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地方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之间在体制上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亦曾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试验。在取得政权之初，苏维埃政权网络几乎取代了党的组. 织网络，党机器一度趋于衰退。但1919年后，俄共重新调整地方党政关系体制，决定在地方一级，党对Z.F处于指导和监督地位。到1921年，地方党委会的书记已替代苏维埃主席成为地方上的最主要官员。从此，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党权对政权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CCP从苏俄学习、继承了这种党政一体的模式，自江西瑞金起，就在不断完善中。抗战后，CCP在全国各根据地建立起了系统的党政合一政权。中央、各军分区自不必说，单从CCP控制区最基层行政单位自然村来说，就足以看出其控制力之强大。每一个村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团。即有Z.F机关，也有党的机关，还有民兵武委会控制全部青壮年，妇女会、儿童会控制全村的妇女与儿童。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权有什么不同的作用那个？还是举那个很有名的例子。
1945年10月，为了完成中央的扩军政策，新四军根据地，苏中解放区一个人口不到40人小村落，在村里五大组织的“动员”下，一个月就出了14人，参加CCP武装或者承当各种形式的劳役。
安徽省北部20余县自1943年-1945年每年缴给汤恩伯部队的军粮，1年12个月，要抽4千万斤。每个县，一年都应缴出近200万斤粮食。
而苏中靖江县的县志记载，1949年2月-4月，刚刚被解放的靖江县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解放大军在两个月以内，连续两次进行公粮征借，两个月之内，征发公粮650万斤，一次350万斤，一次300万斤。
靖江县委书记“动员群众”：“华野官兵，有我们苏中的子弟兵，他们热爱家乡，想吃家乡的大米，要用家乡的稻草打铺。所以，老乡们， 要学习陕北人民自己吃山芋野草将粮食献作军粮的精神拆家支前！”
当然，这是德政，是“志愿参军”，绝对不是拉壮丁，虽然拉到最后引起大量认识不清的贫农与本地干部发动反革命暴动反抗征兵。
50年后，靖江县在修编县志时，“情满千帆”一词，感性地回顾了这段靖江县史上空前的征借历史。当然，老百姓为了打内战吃野草，这是拥军的表现，是认识了阶级斗争，是与积极参加新社会，是毛主席的好子民…………
两种不同的政权构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动员能力，此对战争的影响之深，并非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在军队的构建上：
古语有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意就是说军队的构架一般是不会变换的，改变的只是一代代军人。一支军队的根本特性，在她创立的时，就已经深深的刻在他们的骨头里。
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革命军是怎么来的？西元1924年，李宗仁接受广州革命Z.F任命，督办广西，并且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紘集体加入国民党，广西桂系军队与广东粤军，加上黄埔系党军集体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唐生智的湘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此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基本力量。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Z.F定都南京，张学良东北易帜，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也先后加入。这种联合体说明，国民革命军就是一支黄埔系中央军与地方军阀武装的联合体，即便是蒋中正的中央军也要分数个派系。
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阀性的本源，导致了这支军队的构建上，就是军阀性的模式。军队的构成与指挥，脱胎于清末以来的军阀，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更早，诸如汉末的曹操、袁绍诸路军阀。军队内部的关系，大多为亲友、师生、朋友、同僚、旧部属等关系。这种军阀性质的军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依靠组. 织结构的内凝力和贯彻力较差，而且通常依靠部队的最高长官的作用体现，即所谓的强将手下无弱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个等传统说法的体现。
中共武装力量的前身也为军阀武装，民国十六年，西元1927年，CCP组织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东暴动等一些列暴动失败后，残余武装逃至湘赣边境，南京Z.F所部能控制之边缘地区。其中毛泽东带领的秋收暴动残部，在三湾地区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连级机关建立基层党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实行党军二元指挥体系，政委在军事问题上拥有对军事指挥人员的否定权和监督权。
同时，也因为CCP党的武装最初也是脱胎于旧式军阀，加上CCP内部的权利争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国军队都存在的显现——山头主义。毛泽东曾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要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与对付军内山头主义相同，首先是对付政治上的山头主义，最突出的手段，一为前面提及的以“整风运动”为代表的整肃运动，二为政治动员。粟裕在出任华野司令员时，华野各纵队甚至各师的指挥员人员有情绪，所以特地在河南驻地召开政治动员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要让全体政委、指导员向士兵传达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即不管是谁的部队，是哪个方面军衍生出的部队，都是共产党的部队，要听党的指挥，要执行党的命令。
政治动员会议对于稳定人心，颇为有效，东北早年四平溃败后，大量部队出现逃亡和叛逃，为此CCP东北局第一个做的就是要求各级党组. 织进行政治动员。再配合上文所说，各级机关的“保卫处”加强对军队的监督和控制。
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CCP武装中的政委作用。
不同的军队构架，会发挥出不同的组. 织力、控制力和贯彻力，军事斗争特别依靠这些能力，所以军队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在某些方面决出了胜利。
闲聊一下，拉壮丁
拉壮丁，俗称拉夫，是Z.F组织或者军事集团通过强征方式，强迫民众参加武装的一种方式。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近代，又因连年的战乱，导致人口大量的迁移，使得以往专制王朝最突出的统治特色——户籍制度，变的支离破碎。户籍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家在战争期间，无法实行有效的兵役制度，而只能采取雇佣军与强行征兵的方式相结合的办法。
这种现象，一直且广泛的存在于清末民初各个时期的战争中。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京国民Z.F或者CCP，都必须，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活着足够的兵源，来从事战争。关键问题，是如何的使用政治动员力，来获得更多的壮丁参军？
在大陆反映国府抓壮丁的影视作品，不甚枚举，具体情况、真假与否，在此不做议论了。
单独叙述下，CCP方面，不太多为民众熟知的拉壮丁情况。
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宣传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个人角度来说是不会愿意的。
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而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胜仗，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组织100个团的新兵，只有从翻身农民中来。
林彪在成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后，曾经在东北发布过动员，号召全体党政工作者，要做“革命的兵贩子”，并且说有“觉悟的共产党员要自觉的当兵贩子，当革命的兵贩子是光荣的事”。同样意思的话，在当年东北局和“东总”一些文件中也有的，其他领导也讲过，也都讲得理直气壮。不过倒霉的是，发生林彪“叛国投敌”事件后，这段历史，成了“批林批孔”的好“材料”。
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具体到每个村多少名额都有。其中最有名的被刘统和张正隆都引用过的“村支书烧炕拉壮丁”的事件。大意是说某个村的支书和村长把适龄青年叫到一间大房里“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也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村支书说：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集体当兵去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军区给“军委并总政”的报告中，谈到扩军问题时，说：动员时间短促……动员方式简单（强迫命令方式，相当普遍）。⑹《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67页。
同年9月7日，“林罗刘谭”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使用强制中农当兵，照数摊派的方法。南满新兵入伍后，已开始发现有利用伪满时期躲劳工的方法来躲避参军的（用巴豆使生殖器发肿，伪装梅毒，及假装其他疾病或自伤等）。
同年6月30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致各军区并报军委”的电报”中说：中农在新战士中占百分之廿到廿五，在土改中被误斗者，占参军中农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思想上与农会对立，对参军不满，有的企图向农会报复，并说贫雇农为自己保果实，他们参军是革自己的命。
……………………
兵源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抗战后大量接受“伪军”，国府战后立刻制定了整军计划，国军总数从450万减少到350万，而受降的百万“伪军”自然也在裁撤之列，这些部队里大多都是职业军人，除去当兵，什么都不会。没有门道的只有自找活路，还酿成了大批将领“中山陵哭灵事件”。
9月16日，CCP中央在《我东北现况通报》中这样写道：
“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扩乒极容易，每一号召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 织武装均待改编。”
冀热辽军区出关时三个分区：1万3千余人，两个月左右就发展到10万余人…………
12月初，东北局给中央的一封电报，谈到进入东北后兵员、装备迅速扩大、发展时，挺有趣地使用了一个很准确，但通常都带有贬意的名词：“暴发户”。
强行征兵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军队会出现大量逃兵。而这种大规模逃兵，正是发生在CCP战后扩军初期，“政治动员”尚未发生作用之间的那段时期。
某学者在80年代采访黑龙江省军区绥化军分区原司令员赵斌，解放前为林彪部1师3团2营副营长。老人说：在诸城还未动身，一些人就跑了。师里挑了10多个可靠的干部，由个外号叫“哇啦哇啦”的敌工干事领着，去动员那些人归队。转了一个多星期，动员回来30多，有的还是营连干部，指导员，教导员。主要是动员干部，战士不怎麽管。没功夫管那麽多。死顽固的大都是是有老婆的。回到诸城，部队已经出发了。军区让我们从海上走。白天行军，晚上还得看着这些人。哪里看得住呀，到龙口就剩两个了。
黑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赵熙敏，时任冀中71团6连指导员。老人说：团里要求党小组长和排长站岗，班长、指导员带班。有的站岗和带班的都跑了。…………从安国出发时，一个老团一个新兵团4千多人，到古北口不足2千了。有的一个村子参军几十人，说跑都跑，村干部领着跑。过北宁路时，一个有名的战斗英雄，连长马义都跑了…………
9月7日，万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干部八十余。
11月15日，黄克诚在给“军委并林彭的电报”中说：三师由苏北出发共三万二千五百人（因新乒二千五百人未等到）除后勤机关及一地方团掩护尚在途中 未禾到沿速逃亡掉队陈病号约三千人外，到达冀东者共约二万八千人。
12月4日，林彪在转致“中央军委的7师杨国夫师长的电报”中说：战士带枪逃跑者甚多（仅昨夜连胞二十八人带枪九支）。所有闯关东部队中，唯曾克林的16军分区未 听说有逃亡现象。
对于士兵逃亡，自然有对应的处置。
9月25日，还在赴东北路上的林彪箫劲光一道发出一封电报：关于处理逃兵………动员方式不可仅限于首长讲话，而要开班、排小会，使战士人员讲话，通过自觉与互相动员，…………
某学者在80年代采访的某军原副军长郑绍华，时任新四军3师独立旅1团警卫连战士，他回忆：平时不行军打仗的时候，抓回逃兵要关3天禁闭。然后开个“斗争会”，批评帮助教育一下，自己再检讨反省表个决心，全班同志再开个欢迎会，就算走过程序了。但战斗期间，就全免了。战争年代有“四个枪毙”：其中一个就是“投敌枪毙”，而带枪开小差（逃亡）一般都是投敌枪毙。（部队）从苏北出发那天，全团集合，枪毙3个逃兵。后来光他亲手枪毙的逃兵就达3个…………
某军原副军长瞿文清回忆：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责任人马上跟去。…………如果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自己睡得死醒不来，用根绳悄悄把自己和“巩固对象”拴在一起，一动就拉醒了。逼急眼了，有的甚至用鬼子对付劳工的办法，晚上睡觉把裤子都收到连部去。据说，有的还把手榴弹弦接得老长，像绊马索一样横拉在路口上。一响就报警了。
对于病患的处置，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时任独立旅医政干事回忆道：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病患，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同样是抓来的壮丁，被国府抓了壮丁，尤可以跑，在CCP武装里，怕是不那么容易了，即便跑的了，能回家吗？这边脱离队伍，那边家里的地方党组织就开始“动员”家人，“促其迅速归队”。
在经济问题上：
国民Z.F因为其政治制度固有的特性，所以一直没有建立过一套完善的战时经济体制，即便在抗战期间也是如此，没有建立完整的配给制度，资源分配制度。原因之一，国府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以货币改革为主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虽然力图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但却因为社会转型期，而成为一个半市场化，半封闭农业的社会经济体。即一方面经济金融领域是自由的，而Z.F又无法对经济的总体进行完全掌控。这种深层次本质，是国府经济在连续经历抗日战争和戡乱战争导致经济崩溃的本因。
抗战导致国府收入大减，而开支大增，国府的经济对策即增发货币量，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饮鸩止渴。究其本源是国府无法进行战时经济动员。民国26年（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为16亿，国家经济平稳，国府的法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坚挺度超过日元。如果以此年的物价为基准物价，那么到了民国33年（1944年）法币发行总量2880亿，增加了180倍，但物价却飞涨了2100倍。对比这个数据，可以了解到，Z.F增印法币并非抗战期间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抗战期间经济金融崩溃根本原因就是战争，日军在华的物资掠夺、金融破坏、经济封锁。加之英、法等国在美国参战前，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对华进行经济封锁，也是导致战时经济崩溃的原因。
抗战期间，迁徙去西南大后方的人口约为五千万，使得大后方的人口总数达到了两亿三千万。而战争进入1938年后，国府控制区的工厂，却只有全国工厂的13%，其中以布料产量为例，大后方的布料产量仅为全国的5%。由此而言，战争和外部封锁，对国内经济的最大影响，就是物资匮乏，所谓物以稀为贵，老百姓的生活物资奇缺，价格自然会飞涨。抗战大后方商界流传着一句话：工不如商，尚不如屯。
抗战后，戡乱战争，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大中城市民生凋敝，这种物资紧缺导致的通货膨胀，依然在恶化。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农村社会的自给自足。所以CCP占领区，以物物交换为主，以发行边区货币为主，形成了一个与国统区完全隔离的独立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下，配合CCP的政治体制，进行战略总动员，这才有了前文所叙述的，以靖江县为代表的，农民“破家支前”。
CCP的革命运动中，除去吃大户，变有产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财源外，与传统农民战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经济上的战争。
对国统区的农业产品封锁和经济破坏也是重要的斗争手段，有两点，一为直接金融扰乱，二为间接经济破坏。前者金融扰乱，例如相当多的老人回忆的那样，曾经从香港进口过国府法币专用纸张，大量印刷法币，一方面供“在国统区同志使用”，另一方面就是加重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加速经济崩溃。
最重要的经济破坏战法战法，就是周恩来为首的CCP谍报机关，安插了以冀朝鼎为代表的大量经济学者在国府经济部门。他们头顶著名经济学者的光环，甚至通过共产国际美国支部安插在美国财政部的人员，推荐给国府财政部门任职，让他们“建议”国民Z.F以饮鸩止渴的方式管理经济，制造严重的恶性通胀，发行金圆券与民争利，以此方法，让国统区中产阶级破产，让金融基础全面动摇，最终导致国府经济全面崩坏。
当然，CCP占领区的战争经济总动员，是建立在土改基础上，有着占领区农民的支持，不支持的也最后“动员”为支持。同时，我也认为这种涸泽而渔的方法，对经济的戕害，也不容忽视。
张在他的书中引用：1948年5月10日，“中 共东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后勤运输状况任务组. 织和运输力的统一与使用》中，说：“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比伪满时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比九一八以前恐怕也是如此，九一八以前的情况虽不大清楚，但过去东北粮食出口是很大的，每年大豆出口上几百万吨，高粱小米不但够东北吃，而且还运到关里去，徐州及连云港以南很多粮食都是东北运去的。”“去年我们的收成不好，先旱后涝，今年我们党注意努力领导与组. 织生产，如果加上天好，可能保持前年的收入。不然的话，减产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数量，土改后大农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 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使我们可能减产，这是一；第二，土改中出了一点毛病，打击面宽了些，使过去生产中占很大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第三，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十，土改中注意不够，有些打的狠了一些，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第四，农村劳动力减少很多，参军参战数字很大……其次是马匹数量大大的减少生产力水平退回了‘少帅’那个年代。”
在经济上，毛泽东早就认定了：“国民党比我们的困难大的多，他们有那么多的城市要接收，那么多的饥民要养活，城市的政治、经济组. 织要恢复…………”
在社会动员上：
国府方面因为Z.F和党的组. 织结构松散，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动员乡间士绅，对国府政策进行宣传。但因其处于社会转型期，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饱受社会各界民主人士指责、质疑。而对社会媒体，也无法控制，即不能全面查封持异议报刊、媒体，也不能杀害那些单纯的民主人士，面对量似大海般磅礴的学生运动，也表现的无能为力。
CCP则通过各级政权，对社会进行动员，最突出的动员方式，就煽动阶级仇恨。例如军队中的“诉苦会”，通常由连指导员带头上台，讲诉在家乡，被地主阶级的剥削等。在乡村的“批斗会”，制造红色恐怖。
千百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劫大户之财，以作军资。土改自然是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手段，无偿夺取地主、富农、中农等各利益团体的资产，作为反国府战争的资产，作为动员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物质刺激。张正隆就认为：土改中的过热行为是全国性的。而土改使生产力倒退的后果，不知是否为东北地所独有。但是，无论破坏了生产力，还是解放了生产力，共产党人已经唤起农民千百万………………
再者就是使用CCP在国统区的各种媒体组. 织，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CCP背景的报纸。其间，大肆攻击国府不立刻实行民主，著名的文章如《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第一》、《中国要求的只是民主》等。另外，在CCP背景的报纸中，也极力把CCP塑造成热爱民主，为民主而革命的政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CCP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美国独立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纪念杰斐逊先生》…………这些宣传对社会舆论起到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即便是40年代的美国也被这点蒙蔽。
总言之，中共击败国民Z.F，是一个革命威权政党，战胜准社会性政党的过程。这种胜利，首先是政治团体组. 织上的胜利，因为CCP这个党的自身特点，而产生的惊人组. 织固化能力；他们构建的政权有着超越以往任何政权的动员力；他们的军队也有着远高于军阀武装的执行力和控制力；优秀的党建工作和壁垒森严的政权，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掌握能力。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强有力控制，才得以将一切资源都最大限度的集中于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这样的政治团体，就好似一部武装到牙齿的机器，无人可挡。形成了一种全方面的、压倒性的、有别于传统的、非对称技术优势。
观点三：中共击败国府，是技术政治战胜道德政治的必然。
题语：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著的转变，就是道德政治向技术政治的转型，技术政治操有者最终战胜道德政治操有者。
自英国人打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趋于解体，而西方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理念，愈发融入中国政治生活。其最显著的影响，就是让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开启了道德政治向技术政治的转型的历程。
何谓道德政治？即政治人物，在做政治考量，做政治决策时，道德教化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非单纯的追求政治效能最大化。
刚刚跨入近代世界的中国，任然是一个传统道德国家。千百年来道德教化，随同传统儒家教育，深入每一位政治人物的心中，或多或少的产生了道德作用。宋襄公“半渡不击”的典故，诸葛亮辅佐后主，明成祖朱棣拒改史书等，古代政治人物部分出于道德因素的考量而做的道德决定，皆为道德政治的表现。
近代以降，古典道德政治急速向现代技术政治转型，道德在政治人物决策中的成分越来越少，但尚未绝迹。清末镇压农民起义而壮大的第一批军阀，居然没有任何推翻满清而自立的愿望，反而是心甘情愿的放弃兵权。民初第二代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等人对于外国势力直接干预中国政治的反感，或出于对自身权力的顽固把持，导致了他们无法做出逾越内心道德底线的政治决定。
黄兴作为同盟会中当然不让的二号人物，在孙文历经的数次信任危机中，没有丝毫取而代之的遗愿，而是力挺孙文，维护同盟会的团结，甘心做管仲、孔明之类的辅助人物，其光明磊落可见一斑。蔡锷为袁氏称帝而起兵，然袁氏退位，即为蔡锷辞去督军之时，丝毫没有留念权位的考虑。
技术政治者，在做政治考量、做政治决策时，以效果为第一出发点，奉行马基雅维利的的政治理念。
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技术政治操作者，可以说非孙文莫属。孙文对于技术政治的驾驭，在近代也可以算做前无古人的。孙文在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间转型，亦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孙文的转型，和孙文年轻的时期，在西方社会养成，有很大的关系，且孙文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接触和理解都不是十分深厚，这客观上促进了孙文现代政治思想的成型。
孙文早期的革命历程，交织了大量的现代政治因素，如借助西方或者日本等外国因素，促成中国革命，与复兴会争夺革命领导权等行为，都是其技术政治的表现。而孙文或出于实力的考虑，或出于客观政治环境的考虑，在辛亥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相当的道德政治意味，禅让总统职务，放弃改组后国民党的实际领导权，转而成为精神领袖等做法，表明孙文在这个时期内，又不脱于道德政治的范畴。
在二次革命后，新生共和国几乎被残害殆尽，这个历史现象，是对孙文的重大打击，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孙文才真正开启了其彻底转型为技术政治人物的历程。为了对抗北方军阀，孙文采取拉拢南方军阀的方法；为了对付袁世凯，孙文转而向日本国内的亲孙文势力，寻求合作；在寻求国外政治势力介入的问题上，孙文或出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或出于技术政治上的权益考量，至少表达出了以土地换援助的意愿。
与孙文同时代的民国军阀们，或多或少的表现出其道德政治的意味。如袁世凯即便被骂做卖国贼，其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也有所保留；直系军阀吴佩孚，坚决反对以苏俄势力介入为代价的援助，最终兵败下野，也不愿入日租界避难，原因就是不愿成为傀儡；奉系军阀张作霖，对于日本以势力渗透为代表的全面援助，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最终让日本人恼怒，也埋下了张作霖最终下场的伏笔…………
这些军阀，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外国势力直接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固然可以成为道德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和军阀自身的军事实力，抱有对权力不可侵犯的态度的两点，有着必然联系的。
为了对抗袁世凯，孙文提出过类似的二十一条，但是日本人也清楚，孙文无兵无权，只能做空头承诺；为了对抗吴佩孚，孙文接受了苏俄的军事援助，代价就是接受了苏俄的意识形态的全面入侵，苏俄的民族主义理论部分成为了中国近代的乱源；为了对抗直系军阀，孙文可以倡导与奉系的联盟，而不顾及外界的恶评；早对记者谈及希望美国介入中国军阀混战的观点，被社会各界批判时，又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潮流…………
为什么孙文会如此？因为在全面向技术政治转型后，孙文深刻的明白，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全国政权，统一全国成了一切问题的总前提。而孙文缺乏的就是军事力量，才会有了向外寻求援助的行为。
孙文战胜北洋军阀，原因有很多，但就广义上而言，可以看做近代政治舞台上，技术政治全面战胜道德政治的第一次预演。孙文与直系吴佩孚不愿合作的苏俄合作，以口头承诺外蒙古部分权益的条件，取得了苏俄的军援，引进了党国一体的政治权利构架，社会组. 织动员能力。推动了广州国民Z.F，最终击败北洋军阀，完成国家统一，期间固然有军阀的荒淫无道，也有技术政治战胜道德政治的客观事实。
如果说孙文战胜北洋军阀，是近代政治舞台上，技术政治全面战胜道德政治的第一次预演。那么CCP战胜国府的过程，就是这一历史转型大戏的高潮。
民国十六年、西元1927年，蒋中正发动的清党运动，是国民Z.F于国民党内政治变化的一道分水岭。之前，在国民党内，以孙文为代表建立起了一套强大的党政机器，虽然这个党政机器的很大一部分基层组织，不在国民党手中控制，而在中共手中。国民Z.F正是凭借这个强大机器，击败了北洋军阀。在之后，就像笔者前面所述，蒋因为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外界因素，最终蒋在南京成立的国民Z.F成为了一个继承清末以来传统官僚政治的Z.F。
这种选择，正是蒋无法完全理解和认同现代政治的表征之一。也为蒋和国民Z.F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南京国民Z.F的实际掌权者蒋中正，因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熏陶下养成，故与孙文相比，虽同为处在社会转型期之政治人物，却更偏向认同传统道德文化。蒋中正在其主政国民Z.F的二十余年中，都在极力倡导传统道德宗旨。因为其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动乱，与人心不古，散失道德底线，有很大关系。其倡导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四维八德，时至今日，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同时，蒋中正是大孝的，不但是对自己的父母，对他人父母也是如此，抗战期间，亲赴李宗仁老家，看望李宗仁的母亲，白崇禧老母做寿时，蒋更是亲率党政高官前往白的老家拜贺，以示勉励，换来的却是李、白在政治上多年的掣肘。
蒋中正和他的国民Z.F，因为主观上，有道德的约束，客观上，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保障，对于内部的政治对手，无法进行肉体消灭。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各路军阀，一再捣乱，蒋也能不做深究，可以节节升官。这里面非技术上的不能，而为道德上的不可。即便是被蒋最不待见的张学良、胡汉民、孙立人等，也只能是软禁了事。唯有私通CCP之杨虎城、吉鸿昌者，叛国投敌汪精卫者，才下杀机。
蒋的行事有道德基础，对内无法痛下杀手，对外行事，也大多有所顾忌，如重庆和谈，党内多方人士劝谏，直接诛杀毛一干人等，却被拒绝。国府地方行政依靠当地Z.F、士绅贤达来运作的根本原因，是蒋中正为首的国府执政者，过度的依靠道德约束。在经济上，也无法像CCP一般，行霹雳手段。对商人也多寄望于其自身的道德约束，寄希望他们不要使用囤积居奇之类恶劣做法。在社会问题上，无法下吃人果决之心，更不会进行血腥之土改。
最后提一个小事，曾经看过陈恭澍先生在写作的回忆录性质书籍《英雄无名》。作者自述在写到执行河内刺杀汪精卫未果的那段历史时，取名为“河内辱命”，后来好友建议，易如称为“河内刺汪”或“刺汪辱命”，而陈恭澍却认为这两个书名固然不错，也很醒目，惟独其中那个「刺」字，实在难以接受。按「刺」字的释义，是乘人不备而杀之，不但有背于光明磊落，而且旨义含混，这与我们的伸张正义、执行国法者，大相径庭，故而不取。
小小的一个历史回忆的标题，都要如此计较，可见国府那些书生“误国”之盛。
反观CCP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最“革命”之一党。从党员、行政人员的监管上来看，CCP的党建是前无古人的，时至今日也无来者。反AB团、肃托、整风、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革、批孔批孔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保证了党的绝对纯洁，保证了党员对领袖的绝对忠诚，通过党政双轨政治体制，党军双轨军队体制，就牢牢掌控政权和军队。对经济之控制，对国府操经济扰乱，经济毒害之战法。在社会动员方面，可以无顾忌的戕害地主、士绅、富农、中农利益团体，以达到取财革命的目的。更有甚者，酿成长春那样的人祸惨剧，可谓是民族之悲矣。
国民Z.F，即便被叙述的再昏暗、腐败，但关闭批判言论的报关，禁止学者民主演说，施行新闻封锁，总可以办到；解散工会组. 织，镇压工人罢工，总该有这个能力；枪毙学运领袖，屠杀、镇压学生抗议运动，亦不是什么难事。可我们只能看到在国民Z.F治下，报关可以天天公开批判Z.F，甚至咒骂；学者可以无顾忌的发表民主演说，举办民主游行集会；学生可以中午在Z.F公费食堂吃的饱饱的，下午参加CCP地下党举办的反饥饿游行运动。
难道国民Z.F只有水枪和警棍，却没有坦克车与机枪吗？
为什么在国民Z.F治下，各民主党派可以生存，异议人士还可以被高薪聘请到国民党的大学任教？而到了延安，因言获罪，因为持异议言论被整的死去活来的比比皆是？
说到底，他们二者的道德底线不同，这种道德底线的差别，是道德政治与技术政治的根本差别，也是技术政治最终能够战胜道德政治的原因。
通过以上笔者的分析，大致有一点头绪，即民国十六、西元1927年开始的两次内战，是国际共运与自由世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1945年开始的戡乱战争，是世界范围内，战后反对共运的第一次大规模前哨战。美苏在战后远东问题的上的战略决策，是导致了中国沦陷与朝鲜战争的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作为革命党的CCP凭借着革命党对准社会性政党的优势，在党的组. 织，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惊人的控制力，才得以全面战胜了国民Z.F。而国府和中 共的这种差别，根源在于其二者对于政治道德尺度的把握上的差别。最终演义出一幕中国近代政治生活转型的大戏。
笔者在这里洋洋洒洒一大篇，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他们无需关心的历史而已。然而笔者却认为，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恰逢CCP建政六十周年之际，一定要写点什么。为何？六十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今日十三亿国人，有多少不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之“新社会人民群众”？1957年，全国开始取消公民宪法课，改为思想政治课，延续至今！大凡65岁以下之人，尽为党国思想荼毒深矣。
今日国人被荼毒之深，乃亘古未有之奇观。只知党团与Z.F，而不知社会与民族；只知人民与群众，而不知公民与国民。只知主义与领袖，而不知道德与良知。然而，改变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把历史还给历史！
民国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于南京家中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