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九死一生 第三章：上海行
一
1956年6月下旬，苏联第一次正式派出友好舰队访问中国，泊留地在上海。新华总社特派我的老友李财因和我前往，配合上海分社的同志们完成这一报道任务。我的任务是写好最后的两篇稿件——我军“南昌”舰到长江口外迎接苏联舰队和苏联舰队进入黄浦江驶达南京路外滩的抛锚地。
这时候，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外露，世界范围内正涌起一股股凶猛的反共浊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动荡中。在这困难的紧要关头，巩固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别开生面地搞好苏联舰队友好来访的报道，也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6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李耐因登上了北京直达上海的快车。我们几乎两耳不闻窗外的隆隆声，悉心研究随身携带的上海一带海域的水文气象图、访问活动的细节安排以及一大摞外国舰队互访的新闻资料。一到上海，就住进临时作为接待苏联舰队的指挥中心的外滩南京路口的和平大厦，也几乎闭门不出，构思我方军舰到长江口外的海上迎接客方舰队的第一篇报道的蓝图。
6月19日午夜，李耐因留守和平大厦，准备向北京编发我将从军舰上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我则身着浅灰色英国凡尔丁西装，内村白色印度绸大翻领衬衫，与来自全国各大报的几十名记者以及塔斯社驻华记者，登上了著名的“南昌”号护卫舰，向长江口外破浪而去。
20日清晨，两国军舰在海上遥遥相遇。我与塔斯社记者，首先跟随我们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军少将，共乘一艘银灰色鱼雷快艇，登上了访华舰队的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
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排水量达1．3万吨。在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偌大军舰的人看来，它显得宽大雄伟，也很长，从舰头到舰尾执行勤务的军官们，居然要乘坐小吉普车来回奔忙着。
不一会，那艘鱼雷快艇又陆续把“南昌”舰上的几十名中国记者，分别送上了客方旗舰和后面的两艘雷击舰。我与来到旗舰的中国记者及塔斯社记者，被邀进舰中的客厅。厅内只有一人多高，使人感到低矮憋气。但里面的布置庄重而豪华：厚实而柔软的红地毯，四边钉得牢牢的新绿色壁毯，一大圈拧着地脚螺丝的沙发，当中摆着油光锃亮的核桃木长方桌，桌上铺着洁白的厚台布。桌面上似乎也被固定了的花瓶中，插着鲜艳的红白相间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但是我们注意到，厅内的正壁上，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这变化的原因，是无须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舰队任何同志的交谈中，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中国同志相互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类问题。这作为一条纪律。
我严格遵守了这条纪律。在登上几层楼高的舰桥，向舰队司令切库罗夫海军中将的采访中，在与舰队参谋长彼得罗夫海军少将的交谈中，在和随舰的苏联海军报纸的一位中校记者的接触中，我都专心致志地本着巩固与加强中苏团结的宗旨，搞好自己的报道，避口不谈任何富有“敏感性”的问题。
不一会，我就借用苏方巡洋舰的巨型报话台，请随行的东海舰队机要科长向“南昌”号传发第一篇稿件——“新华社上海20日电：新华社记者八时半从苏联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发出的报道：来自北太平洋的苏联水兵们已经看到了长江口两边绿色的海岸线。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安·切库罗夫海军中将指挥下的苏联友好访华舰队，现在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派来迎接的护卫舰“南昌”号的引导下，向长江口进发……”
稿件经“南昌”号电台传发到临时架设在和平大厦楼顶上的东海舰队小电台，坐守其下一个房间里的李耐因随收随编，并随时用长途电话传向北京新华总社编辑部。
这篇稿件正在传发中，我又一次来到舰桥上，一边关注着彭德清与切库罗夫的亲切交谈，一边观察舰队进入黄浦江的情景，为第二篇报道打腹稿。客方舰队在外滩一抛锚，我立即换乘我们自己的海军游艇登岸，用了大约40分钟，写出了一篇约700字的报道，李耐因接过一页稿纸就编发一页，很快又传到了北京。
当天傍晚，在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主客们就已在当地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这两篇报道，据说评价不错。其后的报道，诸如外滩的欢迎仪式，客主双方的相互礼节拜会，欢迎宴会与答谢宴会，上海人民与客方官兵的公园联欢等等的报道，就主要是上海分社的同志们的差事了，我和李耐因因此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我个人则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认真观察了一下随处可见的真实的生活。
二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口。首长们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当时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仍然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饭店人员，一律不准入内。但是对于这样一些人，不仅不受到查问，而且被恭恭敬敬地护送到九楼的宽大楼顶平台上，一览无余地静静俯瞰壮丽欢腾的夜景。
然而这个赏心说目的“观礼台”，并非只有少数首长及其亲属和保姆们才有资格光临。接待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带着他的一位女友来到。或许一眼就能认准他们都是些小干部，守门人朝他们歪着脑袋斜眨着眼，阴阳怪气地问：“你是哪个等级的，也想带着女朋友来？”
这把那位男性小干部气得老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结结巴巴地进出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讲平等？”
“平等？”守门人冷笑了一声，反问道：“‘平等’几个铜钿一斤？”
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苏友好大厦联欢，北京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们在剧场后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他们的后面，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坐下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令记者们及其后两排的将军和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留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人人权利均等，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谁知这位二大流子式的干部立刻露出一脸凶相，扯住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硬要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从小就是常钻枪林弹雨的老八路，能吃这一套？他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喝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怏怏而去。
“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海军的？”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的一位海军将军。
“是华东局的。”将军不屑地答道，“是柯老①他们那里的。”
①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电影快放映了，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只是几十位浓妆艳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在门口出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护士和保姆。原来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口口声声所说的“首长”，竟是这样一个内中不乏穿开裆裤的五花八门的“首长大队”。跟在这个“队伍”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位首长翘着下巴颏，问那个二大流子式的干部：“为什么没搞到好座位，嗯？”见二大流子式的干部嘟嘟囔囔地说不清，这位首长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
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和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三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每次盛宴之后，都有精彩的演出，同时有多种冷饮供应。按规定，中国同志哪怕只喝一小瓶汽水也必须掏钱。
可是，那些楚楚衣冠、气使颐指的“首长”们，往往不由分说地端起汽水瓶就仰脖子大喝，小卖部的男女服务员们大气也不敢出，只能毕恭毕敬地看着他们一边评论节目的好坏，一边品评着汽水解不解渴，最后又看着他们扔下空汽水瓶扬长而去。
我目睹此景，曾问过一位女服务员：“你们怎么不向这些人要汽水钱？”
“他们不自觉，我们哪敢要啊！”她不无气恼地回答。
呵，“首长”！
“首长”本是身负革命重任的领导者的敬爱之称。可是在这一类“首长”们的身上，这称呼似乎成了他们权威与显贵的象征。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色，都在力图向大众显示他们是非同凡响的，是“特殊又特殊的材料制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偶尔也能够与普通人混杂在一起，拉手说笑，但那并非想使人们感到他们原也是“赤条条而来亦将赤条条而去”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而是想充分表现出他们在向老百姓俯施恩惠，是在与民同乐。
这种人的左右侍者，就不可避免地更加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似乎他们只有把自己的“首长”奉若神明，才可以攫取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郎神”的权势。
中苏友好大厦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而不得不去的同志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堪称可载入“史册”：海参、对虾、鲍鱼、干贝、猴头、鲥鱼、珍珠鸡、卤鸽，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许多人都已撑得打饱嗝了，又有人大声宣布：
“诸位请注意，请注意：请大家把各自的宝肚留点儿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吃头！”这立即引起又一阵欢声雷动。欢声未了，结队成群的男女服务员们，就端来了一大盘一大盘的油光光酱红色的玩艺儿。许多人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叫——
“啊哈——看：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可惜孟老夫子早生了两千多年，不然他不会说那句多余的话！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在越南时胡志明主席对我说过的一席话——
1955年大年初一，他邀请我随他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农群众和兵营的战士们，向他们拜年。中午，在一个路边的小林中，他请我共进野餐，只有很少的几样菜。他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同志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么？我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他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竟也如此这般地海吃海喝起来，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四
第二天，我要到医院割瘤子。深蒙照顾，我被送进了一般人难得一进的位于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据说，过去蒋介石这样的人在上海治病，也就住在这家医院里。医院的大门口没挂牌子。我所见到的病友，不是高级老干部，就是名教授名演员。病员们都可以点菜吃小灶，上下顿之间或夜晚纳凉时，自己的肚子饿了或来了探亲的亲属与好友，一按电铃，值班护士马上就会送来冷饮和小点心。医院里的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健脑房，单杠、双杠、乒乓台、弹子台、扑克牌、麻将牌、牌九、扩胸器，翻跟头、拿大顶、起卧练腹肌的弹簧垫，等等，都应有尽有，真可谓病人的大乐园。怪不得有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们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常常到这儿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可是，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医院的门口，人们却扶老携幼，拥挤不堪。这种过分悬殊的差别，难道也是我们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之一？！
当我对此发表感慨时，给我打针换药的女护士对我说，这种悬殊和区分何止是医院。她说在百老汇大厦里，还有一家不挂牌子的神秘商店。高干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以从那里低价买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着的高档商品，而普通干部和老百姓连那大门也休想进！
的确，这类特殊现象远不是一时一地“极个别的”。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有一种特别游泳证。普通市民、学生、干部在游泳池门外忍受着毒太阳的烘烤，排长队购买游泳票的时候，持有这种特别游泳证的人们则坐着小汽车，从另一个门自由进出，既不掏钱，更不排队，还拥有特设的游泳池。
在北京，许多神秘的处所经常开舞会、放电影。有资格“光临”者不但不掏钱，还可以免费享受茶水、糖果、水果与糕点。同样，这些特殊人物不仅可以得到普通人无缘问津的各种各样优惠物品的供应，而且他们的老婆孩子和亲朋好友，也“理所当然”地随时使用他们的高级小轿车。冬天发烤火费，也要按薪金的百分比来发，似乎官越大越“怕冷”，而小干部和低薪者则是“铁骨头”。
总之，官越大越悠游阔绰，一钱能当仨钱儿使。这既无法律根据，也从未有人公开阐明过这些特殊化的必要性，一切的一切都只能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地干。这不知出自哪家的“经典”！我实在不能再在这家不挂牌子的医院呆下去而决定回北京，再顺便回苏北老家看看，虽然身上的刀口尚未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