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老书记回忆：有笔钱骗到手没打算还
在官员对民众所说的诸多谎言中，这件事小得根本夹不上筷子。不过，当我看到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管掏心掏肝地说什么，民众就是不信，我就想起了这件小事。共产党的公信力，就是从那时开始折损、开始丢失的。江渭清骗到手没打算还的钱，加上一年一年所滚的利息，都落到今天的领导人头上了
◆高伐林
近两个月前，我曾写了一篇读史札记《 省委老书记回忆录透露什么信息？》，介绍了“文革”前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的几个故事。最后我说：
《七十年征程》还披露了许多令人深思的史实，例如，江渭清如何对毛泽东和柯庆施抗命、不肯将自己的副手、当时江苏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顺元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例如，在“四清”运动中左得不得了的刘少奇如何高调严辞批评江渭清，逼迫江渭清做检查，等等。有时间还将写出我的读书心得。
上面提到的几件事，都比较复杂，连叙述带评点就肯定篇幅不短，而眼下无暇从容来写，但是有个小故事，似乎可以顺手介绍——故事虽小，但与我们当前谈到的“公信力”啊“红十字会”啊等等又颇有点关联。
江渭清的这段亲身经历，发生在抗日战争、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合作协议的初期。
中国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叶挺任军长，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江渭清所在部队，编为陈毅的一支队下的第一团。江渭清写道：“团长由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我任副团长，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由于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尤其是在初期，军内党的组织是隐蔽的。新四军中的各级副职，其实就是党代表、政治委员。”也就是说，他的公开职务是副团长，其实是一团政委。
下面我就按照原书打字输入——
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尚未建立，除国民党发军饷以外，部队无其他经费来源。三战区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既要我军在苏南敌后与鬼子拼杀，又不肯发军饷、拨枪支弹药，实际上是要让我军自生自灭。
为了解決“人、枪、款”，我们在作战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了解到国民党在小丹阳开办的实业银行，有十几个董事。于是，就找傅秋涛、钟期光同志商量。我说：“我们团的经费很困难，陈司令员那里经费也很困难。没有钱怎么购买枪弹，怎么扩大队伍？过几天我想去小丹阳请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顿饭。”傅秋涛纳闷地问：“怎么想起来请他们吃饭？”我说：“想向他们借点钱用用嘛！”钟期光也感到奇怪：“钱这么好借？吃顿饭就肯借钱给你？”我笑着解释道：“我有这么个设想，先借用顾祝同的名义搞一个电报，大意是：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坚持斗争功勋卓著，现因交通阻塞，军饷粮秣不便发至敌后，为解燃眉之急，望贵行先拨款一万元给新四军苏南部队暂用，不日由三战区奉还。顾祝同。”听毕这番话，傅、钟二位紧张地说：“这可不能搞，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我讲：“有的是办法，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们觉得有道理，便同意我去一试。
隔日，实业银行的几位主要董事应邀前来。他们显得很高兴，觉得战乱期间能得新四军第一团长官的青睐，还请吃饭，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席间，彼此一番寒暄，也算“礼多人不怪”吧！酒过三巡，我才“言归正传”，说：“今日请各位董事先生来，一是建立友情，二是有件事同通报。顷接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电，暂借贵行一万元给我部作军费。电报在此，请各位先生过目。”说着，我打开挎包，一本正经地拿出电文给他们传阅，看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又将电文收回。他们说，“江副团长，拿一万元现金出来有点困难，是否能现付五千元？”看来，董事们在酒酣之际，都很相信这个电报。我就顺水推舟说：“适逢国难当头之时，各有各的难处嘛。贵行若确有困难，那就先付五千元吧！”他们凑齐五千元，当场交给我之后，提出要打个收条备查，并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灵机一动说：“收据当然应该有。因为顾司令长官明电借用一万元，而现在才有半数，等借足一万元时打一张总收条好了。”他们看我很顶真，也并不怀疑，於是同意付清钱后再找我拿收据。
我带着副官，拿了五千元现金喜滋滋地回到了老一团驻地。傅秋涛、钟期光等同志也非常高兴，于是商量这笔经费的用法。我说：“支队的困难更大，我意送三千元给陈毅司令员处，我们自己留二千元吧！”钟期光同志赞成我的意见说：“起码给陈司令员一半。”秋涛同志说：“好吧，一半就一半。”
第二天，我就带着二千五百元现金，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触发。那时，陈毅同志住在镇江地区的宝堰，距离当涂小丹阳有几百里地，又是在江南敌后，不是一段简单的行程。多次穿越敌军封锁线，避开敌人据点，才安全抵达目的地。陈司令员乍见我这不速之客，颇感突然地问：“江渭清，你跑来干什么？”我笑嘻嘻地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你。”他脸一板，严肃起来：“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乐滋滋地说：“听说司令员这里很困难，我是来支援你的，给你送二千五百元现金！”他更显迷惑不解，急着追问这么大一笔钱从何而来。此时，国民党的钞票还是很值钱的，新四军官兵每个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钱伙食费，这次搞来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排点用场了。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借钱”经过，陈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说：“渭清同志，你还真有办法啊！好啊，今天我请你吃饭。”说罢，就吩咐机要科长到宝堰街上去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支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发现陈司令员情绪特好，开始也颇感惊奇……
那天兴致高，我和陈司令员都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留我在宝堰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匆匆赶回老一团。（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102～10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江渭清的故事讲完。还需要我画蛇添足地饶舌评论吗？
想了想，还是指出几点吧：
1，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与国民党是共赴国难的友党；根据国共协议，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江南部队主要是受第三战区及其所属部队指挥，顾祝同为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
2，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应该给新四军发军饷。但是发多少？军饷只能根据当时双方商定的新四军人数乘以每天的标准来发。这里的矛盾是：新四军肯定想着要发展壮大，要不断补充新血，从顾祝同那里领到的军饷肯定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但从顾祝同那里来看，第一他能掌握的经费也非常紧张，第二他只能根据商定的金额发放，不能下面军队报多少，他就给多少。
（关于顾祝同率领国军在抗战期间如何艰苦奋斗的情况，台湾方面有很多史料。不过这里我引用，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公信力不够。过去中共对此只字不提，近年来大陆对历史真相的控制有所放开，这里是大陆作家碧野（真名孙燮成）所撰《顾祝同传》的链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尤其是其中关于抗战期间的章节：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index_161118.html
新四军说军饷不够，顾祝同又不相信新四军的人数，口说无凭嘛，于是围绕点验新四军的实际人数，顾祝同及其同僚与新四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斗了不少心眼。
新浪博客上有位“滴水斋主”，到安徽省黄山屯溪的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拍摄了下面一张照片，可见新四军确实吃了空额——最后两行字就是铁证：“新四军每个班多吃两个空额，远远超过新四军的实际数字。”这可是中共当局自己承认的啊！
3，江渭清用欺骗手段“借钱”，是对谁呢？当时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若骗敌人，“兵不厌诈”，自然没问题；但是他恰恰是向国民党下手——是欺骗盟友。
我不怀疑当时江渭清弄这笔钱确实是要用在新四军的建设上。但是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4，当江渭清冒用三战区顾祝同司令的名义骗钱时，没有想到欺骗的后果吗？傅秋涛和钟期光就担心：“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但江渭清说：“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
后来董事们要江渭清出具五千元的收据，江渭清赖过去了，没有给他们白纸黑字。为什么不给？看来也就是为了“查无实据”。
这也就是说：欺骗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不让人抓住把柄就行。
5，这笔巨款（江渭清自己说“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排点用场”），他口口声声说是“借”，打算还吗？还了吗？如果真还了，回忆录中不可能不提。没有提，可见就不了了之了。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了个哑巴亏。如果不是江渭清自己说出来，这件事在历史上也就湮灭不闻了。
这也就是说，当新四军一位相当级别的军人对商人许愿时，根本就没打算兑现。
6，当江渭清弄到了五千元，他的同事傅秋涛和钟期光都笑逐颜开；当他拿了一半去见上级陈毅司令员，陈毅也一弄明白原委，顿时“哈哈大笑”，吩咐手下“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犒劳江渭清——他是视江渭清为“有功之臣”的。
这也就是说，冒用长官名义、欺骗老百姓“借”来巨款，根本没打算还，不仅仅是江渭清一个人视作天经地义，而是中共上上下下的“共识”。
7，江渭清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没有认为有任何不妥，而是将之作为光荣经历而津津乐道讲出来的。经由给他写代序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江苏省委负责人等过目，也都没有提出异议。
这也就是说，过了几十年，即使像江渭清这样还保留了良知的中共官员，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检讨；更不用说别的官员了。
这篇小稿快写完了，又觉得江渭清书中还有几句话也抄上为好：
陈司令员同我边吃边谈，特别强调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作战，不仅要抓“人、枪、款”，而且要注意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齐参加抗日，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出处同上，106页）
在各拿了一半骗来的人民群众的钱之后，再看陈毅冠冕堂皇的这番话，我真哭笑不得。不知道这几位被骗了五千元的实业银行董事们，算不算“可以团结的人”？陈毅和江渭清打算怎么去团结他们？
在中共对人民所说的诸多谎言中，这件事太小，小得根本夹不上筷子。不过，当我看到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不管掏心掏肝地说什么，民众就是不信，陷于所谓“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根据其从政经验得出的结论，“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可解读为：“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被认为是说假话；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做坏事。”），我就想起了这件小事。共产党的公信力，就是从那时开始折损、开始丢失的。江渭清骗到手没打算还的钱，加上一年一年所滚的利息，都落到今天的领导人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