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和“党天下”(附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及四十年代对共产党的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学者和国家之间，命运历来紧密相连。中国的学者深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一贯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学者与国家，政治与学术之间，关系就变得美妙而复杂了。也许两者间的博弈关系，自古以来皆如此，正如孙隆基所说的，中国某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并非随着时间而消解，是变得越来越稳固了。①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所涉及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微妙复杂环境中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不一般的命运道路。
储安平和“党天下”的发言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
当时毛泽东与新闻界人士谈话时，“他老人家（指毛泽东，笔者注）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②于是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这就是后来举世周知，那篇“党天下”的文章。储安平首先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又认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③
储安平言尤未尽，直接将话语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现在想举一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于是储安平就谈到了当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人员构成问题，几乎都是由中共人员担任，而非党人士中没有人“担任这样的职务”。
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马寅初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章伯钧阅后，连连赞扬。据其女儿章诒和回忆说，“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毛公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意见，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⑤
但更多的人是对此进行了极为愤慨的批驳。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储安平的发言，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储安平审时度势，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不过，储安平辞职后，对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1日，民盟《光明日报》支部在吴晗的支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了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平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消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还有来自自己亲生儿子的反对信。
此时的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做了自我检讨。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此补充一些题外话，引自谢泳的文章，“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我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的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也由此可看出个人品质。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⑥ 此外，章伯钧认为，储安平的发言事先和罗隆基商讨过，但储安平对之否认，只承认受到罗隆基思想的影响。
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无法忽视的思考
章诒和对储安平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她认为储安平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扰”。纵观储安平人生历程，可以说其是彻彻底底的一个文人，一个在特殊年代不合适宜的文人。他对信仰的执着和敢于担负“治国平天下”责任的勇气，却造就了极左年代里文人的悲剧。
近年来，学术界对储安平的评价日益提高，但弹赞者间有。赞者不但从推崇其人格，还认为其言论思想有非凡之处。弹者紧抓其自由主义思想和“党天下”的发言，批评储安平有过度自由化的问题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种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进行评价的方法是值得斟酌的。恐怕对于言论自由的判断标准仍然是建立在极左时代的中共政策和意识形态，以及全民专制的思想之上。
平心而论，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一无可取之处，他主张的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具有进步的民主意义。就其有争议的“党天下”发言来看，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天下”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仍是当代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热点。而且随着民主进程的发展，要求党政分开的呼声渐高。新的时代，新的发展自然产生了新的要求，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和监督作用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方式自然是顺乎时代，合乎民意了。
不过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一大群知识分子的各种表现及其中显露出来的人性让后人深为思考。有人说：“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⑦直至今天，仍有人讳言储安平，可能是因为储安平仍属于极少数到今未被平反的右派之一。
章伯钧当时对史良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⑧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⑨确实历史自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并非可以被独占话语权力者所能随意改写的。
注释：
①、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④⑦、参见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
③、参见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2日
⑤⑨、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⑥、引自谢泳：《储安平在1957年》
⑧、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社论《这是为什么？》正是以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破题展开的。
储安平何时能摘帽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中国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被打入另册，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费孝通，傅雷，顾准，萧乾，潘光旦，王造时，当然，还少不了储安平。在被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中，储安平也许不是最有名的，但如果以被划成右派的理由来看，他的“罪状”肯定是最有名的。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49年以前曾任复旦大学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观察》当时汇集了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提出独立于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而闻名，批评政府，评点时政，而为国民党所不容，被迫于1948年关闭。49年以后，储安平历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光明日报》总编。1957年，毛伟人号召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共产党整风。储安平书生意气，直言不讳，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发言，批评“党天下”。一语既出,伟人震怒，天下皆惊，连人民日报登出了他的发言，不久储安平就成为铁板钉钉的右派，并且名列“十大右派”之中。1966年的秋天，在又一次被抄家批斗后，储安平就从人间“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十年后家属才领到死亡证明。储安平活的时候受尽折磨，死了以后还要受侮辱：1980年，共产党陆续为五十五万右派摘了帽，留下五个人“永不摘帽”，以作为“反右基本正确，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证明。哪五个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林希翎。
这五人中，人们最感不平的就是储安平，因其为人正直，胸襟坦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八十年代以来，怀念储安平，质疑反右运动的文章时有发表。对比反右运动和文革，知识分子尤其痛恨前者，因为和文革的执政党内部争权夺利的背景不同，反右主要就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而且毛伟人策划这次“阳谋“的手法过于下作。可以说，“反右”一日不彻底否定，知识分子的心结就一日难消。
储安平当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 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 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 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历史回顾】［附录］ 储安平在四十年代对共产党的分析
·戴 晴·
下边是他（储安平）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摘自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