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 带泪的报导

历史记录: 带泪的报导

作者：王庶


1980年6月，北京新华总社交付四名精干记者一项重大任务：急赴晋、陜、甘、宁，“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页4)：傅上伦等四人从6月底至9月中旬，马不停蹄地采访了晋、陜、甘、宁四省(自治区)最贫困的地区，将调查成果写成绝密级的“内参报道”，一路飞报北京新华总社，总社即刻送进中南海。

无需多言，这项任务有着严重的政治背景。自从毛泽东去世，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以来，特别是1978年“真理标准”辩论以后，各地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搞起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势如春风野火，烧遍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面对农民的单干要求，中共大多数干部沿袭毛时代的做法，坚决不准。在很多地方干群矛盾白热化，告状告党中央的情况屡屡发生。其实，在党中央也是两派对立，斗争激烈。改革派由邓小平挂帅，以万里为大将，他在安徽省委书记任上获悉其治下的凤阳小岗偷偷搞单干时，貌似轻松地丢下一句话：“让他搞”；另一派的挂帅人物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他认定人民公社制度必需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而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则与万里发生激烈争论。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由改革派主持的新华社决定了四记者西北之行，为改革派的党内斗争提供炮弹。记者们不辱使命，两个多月中发了十四篇“内参报道”。光听标题即可知其内容之爆炸性：“在贫困的死亡在线”，“挽救失去的忠诚”。记者回到北京后，又遵新华总社领导穆青的嘱咐，把一路上的农村见闻全部写下来。穆青说：“你们要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整理出来，汇编起来，打印成书稿。这书稿，眼前可能出不了，但将来终究有一天会问世的。因为它是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馆也难以找到的宝贵数据。”(页216)时隔十八年，书稿果真问世，是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这本由“内参”演变而来的书稿，当然不是高深的理论著作，但它以可贵的勇气、罕有的坦诚，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部农村的一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情情况，为当今和后代历史学家了解和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这一角度来评价，该书具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全书文字平易，但读来具有极大震撼性。首先是农村中令人痛彻心肺的贫困。在中国，西北农村几乎是穷乡僻壤的代名词，谁会想到，当中共在陜甘宁边区“闹革命”时，陜北农村其实是自给自足的，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的。以安塞县王家湾为例，1947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周恩来为摆脱胡宗南的围剿，带领有三百多人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进驻这个千山万壑中的小山村，吃、住了一共五十八天，也没有饿着人。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老党员回忆道“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行﹖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一石约合三百三十三市斤)，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页10)到了1980年，这位革命老人已是“干瘦如柴”，“卧病不起多时了”。书中写道：“一听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有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页9) 离王家湾不远的高川生产队一老汉谈起过去，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头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两千多斤，咋也吃不完。……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的。……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羊，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现在呢﹖“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六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现钱。”(页11)王家湾和高川，可以看做是微观个案。从宏观统计数字看，同样是令人惊叹的“今不如昔”：在甘肃通渭县“刚解放的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是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万斤，三十年来，有二十二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更是大倒退。1949年人均产粮七百二十三斤，1979年仅有三百二十七斤。”(页20)


极度的贫困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痛苦而无望的人间现实驱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慰籍和寄托。颂毛名曲“东方红”的诞生地佳县，如今是香火旺盛的道教重地。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自全省各地，甚至远至山西、甘肃、内蒙古，观内有两支乐队，轮流吹打，观内的石雕像早被红卫兵砸光，善男信女就对着原来的神仙位置烧香磕头，在这穷得响叮当的地方，道观竟然一天收到施舍两三千元。除了烧香膜拜外，抽签是热门活动，来抽签的不但有农民，竟有复员军人、国家干部、中共党员。不少信众买香灰带回家治病。(页16)农民穷得没活路了，什么丧天害理的事都敢做。这个县的张庄是第一个唱出“东方红”的名歌手李有源的老家，现在是声名狼籍的盗墓乡。“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来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页17)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在贫困的重压下也无法存活。在甘肃平凉地区，记者目睹“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另找对象的悲剧”。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诱拐加重婚犯罪，地方政府的回答是法不压众：“这几年通渭发生的这类事，已经有三千多起了，人又这么多，让我们政府怎么管的过来。”(页24)造成这样触目惊心的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该书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黄土高原的最大灾害水土流失”。(页30)第二章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了黄土高原形成的地质过程，分析了黄土的致命特征(疏松多孔)，回顾了黄土高原“毁林开荒，毁草种粮”的历史，指出“在黄土高原上进行过度的农垦和单垦的粮食生产，必然要给自然环境带来生态性灾难和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页41)在进行了历史探讨之后，作者又以新闻记者的现实感，提出了一个敏感问题：“解放三十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他们援引大量水文资料，结论是：“解放以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不是减少了，也不是同过去差不多，而是大大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的‘治黄’，是治了‘末’，而没有治住‘本’，河患的威胁还在日益加重。”(页51)记者们也指出了其中原因，那就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甚至发展到要求‘每个县都要实现灾年粮食自给，有所贡献’。在这种要求下，如何能不向林地和草场‘大进军’，无限度开垦荒山荒坡呢﹗”而“毁林开荒，重蹈了历史上‘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覆辙，使已经严重失调的生态平衡，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从而继续招致了大自然进一步的惩罚。”(页51)极度贫穷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农业集体化完全取消、彻底打击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该书第三章用了一条近乎荒谬的标题：“要使农业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以种田为唯一的谋生手段，中国农民的勤奋求生精神又是举世无双的，怎么会不把农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呢﹖然而，错误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确实造出了农民不把农业当做自己事业的“奇迹”﹗1949年以后，农民的权益被一步步地剥夺殆尽──合作化让农民交出了土地所有权、统购统销使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户籍制使宪法上规定的迁徙自由对农民来说成为一句空话，最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使农民甚至连在土地上种什么，种多少，怎样种，怎样管，怎样收，都没有丝毫发言权，剩下的，只有听吆喝，使力气的份。因此记者们报道：“他们把集体的事看成是‘人家’干部的。平时，他们把锄头往肩上一扛，说：‘走，给人家干活去，不然人家又要批评了。’”(页60)无独有偶，我在名记者凌之军的《历史不再徘徊》中读到这一段曾在“北京上层社会里流传”的佚闻：“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有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样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礅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礅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礅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礅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礅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礅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礅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礅秧，这才是插给我自己的。”

人民公社制度在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劳动积极性的同时，对个别不甘贫困，企图勤劳致富的的农民又给予残酷打击。书中详细报道了几个这样的个案，无一不被整得死去活来，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读来催人泪下。世上竟有如此苛政，若非出自新华社记者之笔、中国权威出版社的书，世人恐难以想象。正如书中引用山西一位农民的话：“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象牲口一样死死栓在槽上。栓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序言页3)。序言作者感言道：“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序言页3)记者们的“内参”确实为改革派提供了及时而有力的证据，从农村第一线快递的绝密情报迫使“凡是派”认识到现实的严峻：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不但集体经济绝大部份已经破产，整个农业事实上已经破产(页19)，挽狂澜于既倒的唯一办法是解散公社，给农民自寻生计的自由。1980年九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七十五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制”首次正式开了绿灯。正如序言所说：“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订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序言页5)书中记载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内幕故事。记者在宁夏固源采访时正值麦熟，但农民拒绝开镰收割，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公社、县委、地委级级上报请示，直至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形成僵局。记者漏夜急报中南海，三天后胡耀邦竟乘军用飞机亲临宁夏，下飞机时，“手上举着我们写的那篇‘内参’稿说：‘是几位新华社记者把我调来的，……’”。

这段故事为后世提供了一则内容丰富的掌故，够明天的历史学家去琢磨良久了。而今天人们更关心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黄土高原农村的贫困现象有没有改变﹖有了多大改变﹖我们的农民父老兄弟姐妹们过得好吗﹖又在想些什么﹖愿能读到以同样的勇气和坦诚写出的、可以为后世历史研究留下素材的好书。

（傅上伦、胡国华、冯书东、戴国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北京人民出版社，背景材料引自凌之军着《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北京，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