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退守台湾60年 失败者创造奇迹
(2009-10-05)
● 沈泽玮 《联合早报》台北特派员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联合早报》
(2009-10-05)
● 沈泽玮 《联合早报》台北特派员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被打到退守台湾，中国大陆200万人渡海，加入了台湾在地600万人口，这个大撤退被视为近代两岸间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些人或许不知道，他乡就要变故乡，他们或许不知道，这块让他们落脚的新土地，将谱写两个历史会记住的奇迹——经济起飞的奇迹和华人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奇迹。
回顾过往一甲子岁月，台湾走来，其实和刚刚盛大庆祝过60周年国庆的中国大陆一样精彩。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当大陆还忙于政治斗争时，台湾正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当大陆被十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半条命时，台湾却因发展十大建设而脱胎换骨。
从农业、工商业到全球闻名的电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工业到高科技产业，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台湾在过去60年经历了典型的经济转型。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成立，80年代新竹科学园出现，相隔十几年，两个重要的经济座标凸显了台湾的产业结构，成功升级换代。
经济自70年代起飞后，台湾人也开始富起来了。1980年代中期开始，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成长1000美元，战争的失败者在经济上超越了胜利者。
而经济发展的动力，部分就源自1949年涌到台湾的200万个失败者。他们虽给台湾带来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人才和财力。从大陆到台的人才包括李国鼎、孙运璇、尹仲容、赵耀东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财力方面，好些大陆或台湾出版的参考书籍都指出，国民党1949年从大陆运到台湾的大批黄金、白银和外汇，都是当年为台湾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支援。
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另外，两蒋的威权统治，加上美国提供的军事、经济与技术援助，也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重要的平稳安定条件。
前驻美代表陈锡藩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蒋介石如果稍微软弱，台湾就垮掉了，因为“他可以带了几百万美金跑掉”，而当年的威权统治虽然造成有的人吃了苦头、被迫害，却也给台湾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安定条件：“一团乱，恐怕老共就来了，恐怕就拖不到今天。”
在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眼中，当年蒋介石在大陆虽然输给了毛泽东，但最后，也许，蒋介石还是胜利了。
陶涵在他今年发表的新书《蒋介石传》（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中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终于有机会好好进行建设，“在社会、经济等方面，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陶涵在书中下结论说，蒋介石如果泉下有知，“他会很高兴看到中共以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取代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他会看到中共领导人主张儒家思想，就和他自己一样，致力于把中国大陆塑造成一个井然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但平和的角色”，“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是蒋介石的愿景，而不是毛泽东的”。
陈锡藩认为，陶涵在书中的结论说明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60年，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蒋介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守住台湾，金门的古宁头战役是决定性的一战，如果台湾沦陷了，共产主义来了，历史就要改写了。
至于为何蒋介石能在台湾做出成绩，在大陆却受挫，好些学者都指向关键的土地改革政策。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让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让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换句话说，土地改革让农人有机会翻身，让地主开始经营企业，这不只稳住了国民党政权，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告诉本报，蒋介石可以在台湾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在大陆却不能，是因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盘结，“改革要改革到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改了”，但是在台湾，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包袱。
先经济、后政治，这样的改革顺序开始推进。在经济改革有了成果后，台湾的社会力量兴起来，中产阶级的形成、都市化、中小企业、知识分子、留学人才归来以及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压力等等因素，都给台湾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民众有迫切发声的欲望，党外运动冒起，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把党外运动推向高潮，到了1980年代，民主化已成为一股无法抵挡的浪潮。
从父亲蒋介石手中接过政权的蒋经国在1987年，也就是他过世前最后一年，意识到他不得不掀开威权的锅子，让锅盖下酝酿已久的民主蒸气可以获得释放。而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前一年，台湾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1986年诞生了。
大陆可否借鉴台湾民主发展模式？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要建立民主观念与素养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才能趋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化的时间是被压缩的，当民主的基础还没有稳住时，媒体自由空间就跟着大幅开放，1994年开始，广电媒体逐步解禁，日后还发展出台湾媒体高密度的SNG现场连线奇观。
民主一放收不回，乱像也跟着浮现。立法院立委打架掐脖子，选举不只是嘉年华会，还是民众宣泄的出口，选举频密又耗钱，要赢得选举就要有资源，逐渐形成了政商勾结的现象，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搅混在一起，好人才不愿沾政治，让政客垄断了政坛，自成一体。
不过，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否在短时间内放得太快，太多，因而乱象多多，受访学者都认为，这是年轻民主的特质，与民主化步伐快慢无关，台湾的民主进程还在发展当中。
陈锡藩说：“只有民主和不民主的分别，如果说到哪一个阶段要放多少，由谁来决定？如果是由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决定，就变成威权了。”
他认为，民主制度还是优越的，而它的优点就是自己会调整，当立法院不断打架，运作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提出来要改善，可是独裁制度就不行，人民不能推翻掌权者。
李酉潭则表示，台湾还没有走完民主化的进程，什么时候才完善，他说，时间点比较难预测，从事件上来说的话：“立法院要有机会轮替两次，总统再轮替几次，就更好。”
他说，政党轮替是负责任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看到的是，台湾虽然总统是由不同政党的人轮替，但是国民党的立法院没有轮替过，国民党还是掌握庞大的社会资源，“正义原则、法治精神的核心价值还没有形成”。
身为大中华地区第一个民主化的社会，台湾的民主还有完善的空间，而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随着大陆的崛起而起了变化。过去双方因意识形态而对立的两岸，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找到互补地带。
两岸在经贸上走得更近，在生产上的的合作越发紧密，让韩国备感压力，当地媒体给还给两岸联手的生产链取了个Chaiwan的名词，接下来，MOU、ECFA等等，都会加速两岸经贸关系深化。
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祖嘉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景气好，两边都好，景气不好，两边都不好”，台湾经济会接下来往服务业走，大陆服务业也站起来了，台商过去大陆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经贸的紧密度还会增加，这不是唯一，却是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大陆现在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要角，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不过一些台湾学者指出，大陆过去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还是学台湾的。台湾智库董事长陈博志就认为，深圳特区是模仿高雄加工区。
那么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发展模式是否也能够成为大陆借鉴的对象？
大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去年在台湾政党二次轮替后，在其博客中就高度赞扬台湾民主。他在《台湾新一轮政党轮替的价值和意义》的文中说：“台湾地区选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实现民主，实现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跳出中国古已有之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他说，凡是威权政府，最大问题不仅是难以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而且难使社会回归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你死我活，使得原本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动荡中损失殆尽”。
具体操作上，陈锡藩认为，大陆可以像推动经济特区那样试验民主，在一些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的城市如上海试验民主选举。李酉潭则认为，可以不必一下子把层次推高，先在二线城市试验民主选举就好了。
对于大陆一直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李酉潭认为，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新加坡模式是全世界唯一的，因为新加坡小国寡民，领导人完全知道底下干部在做什么，中国大陆却很大，山高皇帝远，领导人不可能掌握。
他指出，因为国际压力无法催促大陆民主化，中国大陆未来最大的冲击就是来自台湾对它的催化，因为“台湾民主化如果走得屹立不倒，中国（大陆）人民就会思考，同样华人世界。为什么台湾可以，中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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