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回忆

                     青春的回忆

 

在五彩多梦的儿童时代， 我最大的梦想是长大以後，像邻家大哥一样，留学苏联作个核物理学家， 为国出力。我努力学习，年年都是三好学生。1964年， 15周年国庆大典，我被选为北京市的青少年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去见毛主席， 并和敬爱的周总理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歌舞史诗<东方红>。这 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大的荣耀。那一年我12岁，是少先队大队长。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九中初中一的学生。学校停课了。父母亲每天被批斗。中学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每天学工学农军训向工人农民学习。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下来是成千上万的中学生”自愿”上山下乡大潮。在这大潮中，16岁的我被分到了陕西省黄龙县石门公社马家湾村插队。

 

只有15户人家的马家湾，15孔土窑洞散落在一条克山病，柳拐病等地方病高发的深山沟里。农田都是挂在不同山坡上的低产旱地。吃粮要自己推磨，吃水要到沟底去挑，烧柴要到山上去砍。我和我的同学们每天早出晚归，一年到头不要说分红，就是自己的口粮都不够。肉菜根本没有，白馍一年只有过年吃，黄馍也不是天天有。每天的饭就是玉米糊拌辣子。山区的条件非常艰苦。自然环境差是一个原因，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是更大的原因。但当时我认为吃苦，锻练是很有必要的再教育过程，直到1969年夏天。

 

那一年，16岁的妹妹被分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出发前她写信给我说：姐你回家送送我吧。内蒙古很远，我走後，我们从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见面。姐你回来吧。我收到信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先走了14小时山路到韩城，住一夜，搭早班长途汽车到渭南，从渭南坐火车到北京。我回到家已是第四天下午5：30了。到了家，为了将要到来的分别，为了我们多灾多难的家，我们抱头痛哭。11：00了，忽然有人砸门。父亲开了门。一时之间警察和街道小脚侦稽队站了一屋子。他们命令父亲把我交出来要关拘留所。我和妹妹因为害怕又哭了起来。父亲问他们，我到底犯了什麽法。他们说，根剧林付统帅一号命令，所有非北京居民必需马上离京，特殊公干者需到派出所报临时户口，否则一律关押。父亲试着解释：她是我女儿，今天晚上刚到家。明天一早就去报临时户口。他们不接受，开始拉我。母亲流着泪求他们：你们也有儿女，你们也希望他们好。她是我的女儿，请你们不要抓她。父亲把我挡在身後，告诉那些人：我女儿哪都不去。如果你们一定要抓人，我跟你们走。到此时，我才知道下乡插队，并非再教育那麽简单，我失去了北京市居民户口，成了一个农民，一个二等公民。我无比热爱的故乡，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已经无情地翻脸了，回不去了。

 

插队的日子太苦了。每位同学回北京，家里总会带点猪油，糖，酱油。必竟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北京猪肉，油都是凭票供应。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票。我和同学们不想让家人担心，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养猪解决吃肉问题。十块钱买个小猪娃，每天放工挖野菜，找树叶搀上糠，先煮猪食，後作饭。饭好了，端上玉米糊糊拌上点辣子在窑洞前和猪一起吃。不到一年，我们的小黑变成了65公斤重的大黑。每天吃玉米糊拌辣子时就想像美味的红烧肉，走油蹄膀，还热烈讨论做多少香肠，腊肉才能吃得长久一点。直到一天村长来说，我们的大黑被征购了。征购价只是70公斤玉米。我们说这不公平，小猪娃还是我们凑钱买的，我们不要玉米，我们不卖，我们要吃肉。村长说大黑已被报上公社征购单不卖也得卖。当时山区没有冷藏设备，生猪必需活的运到城市再杀以保鲜。这时村子的一端传来猪的尖叫声，公社来抬猪的人已经进村了。不知情的大黑还在吃食。说时迟，那时快，一位男同学拿起一把刺刀，一下子插进猪脖子。顿时血流如注，血花四溅，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呆了，发不出声音，大黑被杀死了。为此，我们被通报批评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猪头也被公社抬猪的人割去。从此，我们再也没养过猪或鸡，而且再也不相信上头的话。

 

在马家湾呆了近三年，我叁军离开了那个小村庄。1981年我来到美国。当时我是没钱，没学历，也没有一计之长。我有的是插队留给我的永不言败的坚韧。我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直到拿到MBA，考下CPA牌照，开创自己的事业。2001年，我回陕西。一路上见到农民生活依然穷苦。我的出租车没办法开到马家湾，因为依然没有路。我也没有时间和体力爬山，所以没有见到乡亲们。但是，有一天我会回去马家湾，那个充满我青春回忆的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