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4)
2015 (102)
2016 (75)
2018 (1)
2024 (3)
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我想对那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难”有一点了解的人都有义务写点什么纪念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知识精英群体。
原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徐仲年先生（已故）是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公派留学法国的精英。1956--1976年在上海外语学院做法语教授。1957年反右运动中徐先生被迫害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学校图书馆做管理员。教授的待遇被取消，被迫搬离“专家楼”生活一落千丈。
1962年，非洲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来华访问，杜尔总统是非洲著名政治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在当时中国与几内亚的关系非常友好，所以对杜尔总统来访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杜尔总统，杜尔总统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一个要求，他想见一见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徐仲年，周恩来答应了杜尔总统的请求。过后周恩来了解到徐仲年教授在上海外语学院被打成右派在图书馆劳动改造。周恩来马上责成上海市委立即为徐仲年摘帽平反，并立即恢复原教授的一切生活待遇。
一天，徐仲年正在图书馆工作，忽然接到通知到学校党委办公室有事，徐先生来到办公室，学校党委书记向徐仲年介绍一位领导，此人是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这位部长代表上海市委郑重向徐仲年宣布：从今天起，摘掉徐仲年的“右派”帽子，恢复教授工作以及一切生活待遇。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好事 ”徐先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他心想，我也没什么立功赎罪的突出表现怎么就突然给平凡了呢？后来这位部长道出原委，并告诉徐先生杜尔总统过几天就来上海要到徐先生家里访问与老同学叙旧，徐先生被要求与杜尔总统谈话时不要谈及这几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的经历，好像生活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这样的要求徐先生当然心领神会。很快徐先生的一切又恢复到原来，又搬回原来居住的“专家楼”，家中还有保姆打理家务，当然这些都是组织帮助做的，一夜之间徐先生又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这一切都让徐先生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杜尔总统来到徐先生家中两位老同学见面徐先生按照组织要求告诉杜尔总统他生活如何的幸福，绝口不提这几年劳动改造的经历。
多年以后，徐先生回忆这段往事对他亲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外国人给摘的，我并不感谢共产党。是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做总统的同学，或许徐先生永远要劳动改造一辈子。
通过这件事，不禁让人想到前些年流行的一句百姓顺口溜“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就是专制集权体制的特色，至今如此。
有人说毛的教育体系也就能培育出像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发明个土地雷就顶天了．这样说有点夸张，但肯定不能培育出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这些国际大师级别的人才．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科学家被毛迫害的实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获奖者赵九章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人，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赴德国留学，193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成员包括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马大猷、贝时璋等十多位专家，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１９６８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1968年10月26日凌晨写完检查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姚桐斌姚桐斌，1922年出生于无锡黄土塘镇，1945年姚桐斌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4月至9月在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在德期间，除进行紧张的技术工作和学习外，还对联邦德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积极关心祖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500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1968年6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无端遭到坏人毒打，不幸逝世，年仅46岁。他是“两弹一星”功勋中最早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打死的，他和赵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来总理要军管会开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报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所以，钱学森每每忆及此事，都情不自禁地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段谈话引自国防科工委的《双星辉映伉俪情深——钱学森和夫人的故事》）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未致死的获奖者属于这一类而有文字记载的科学家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杨嘉墀、彭桓武、屠守锷等六位。他们六位的事迹简述如下：邓稼先（1924--1986），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
1941年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21岁8月，邓稼先大学毕业1948年24岁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
1950年26岁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Photodisintegrationofthe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1957年33岁8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1971年47岁由于“文化大革命”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如果不是邓稼先的邻居和好朋友杨振宁1971年回国要见邓稼先，由周恩来将邓稼先召回北京，邓稼先也可能被迫害致死。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许鹿希：某人发动的文革差一点把邓稼先整死
姚桐斌和赵九章被批斗致死后，周恩来总理要军管会开列出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报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出了问题我找你们!”。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小将们秉承毛太阳圣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广大的科学家们及工程师们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周恩来深知要保护所有的科学家及工程师是不可能的，因为毛绝不允许臭老九以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头衔作为保护伞，逍遥法外，周恩来只好选择性地保护部分最重要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如果你在保护名单出炉之前，不幸命丧红卫兵之手，就只能怪你命苦，如果你在保护名单出炉之前，侥幸活命，但又名列保护名单之外，也只能怪你命苦。总之是看你的运气！
此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大物理学家还有：叶企孙：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9人是他的学生，有2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2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张宗燧＼饶毓泰＼赵忠尧＼胡思得＼曾昭抡＼萧光琰＼钱晋＼刘允斌＼徐舜寿＼马明德＼虞光裕＼吴大观＼温俊峰＼慈云桂＼童志鹏＼董铁宝＼王荣瑸＼桂业炜＼叶诸沛＼这些科学家哪一个不是对中国的核弹，航空等国防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哪一个不是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甚至于大多数被文革迫害致死．是他们撑起了中国国防的蓝天．对他们来说文革有好处吗？有！其中一位侥幸逃生的科学家吴大观也说：“‘文革’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但如果有谁认为这真正是好处就请他也进牛棚呆两个月再说．
难道是因为文革整死了这批科学家工程师，两弹一星才得以成功？难道那些冤死的两弹一星英雄们是两弹一星的绊脚石，他们不死，两弹一星就不能成功？这是对文革中惨死的英雄们莫大的侮辱，是既无人性又无血性的谬论。对于那些遭受迫害但侥幸存活的科学家工程师，难道是因为文革批斗了他们，两弹一星才得以成功？难道不批斗他们，他们就不肯尽心卖力干？这是对文革中幸存的英雄们莫大的侮辱，也是既无人性又无血性的谬论。
事实是，伟大的中华儿女们，一面要对抗文革的残酷斗争，一面还要顶住文革的荒谬干扰，但是他们以无比的毅力和智慧，最终完成了两弹一星的伟大使命，文革是阻力而不是助力。
没有文革，应该不止有＂两弹一星＂，不敢说科技力量超过美苏，当时能超过英法是指日可待的．
为什么毛太阳对知识分子如此残酷？！我们从毛太阳对待知识分子的评语可知一二：＂对于知识分子我们的政策是－－限制，利用，改造！＂．＂“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可怜啊！这些知识分子出血卖命得来的却是这种下场！就是高级工具而已，还不会好好保管，用了就扔的工具而已！
再者说，毛搞两弹一星真的是为了中国吗？他是为了自己在共产国际的位置，为了在全世界充面子！
中国当时的投射能力能打到美国甚至于前苏联吗？差得远吧？中国直到80年代末才有把握能有个别核弹头打到美国的西海岸！当时是否能打到印度都是个问题，可以威胁越南倒是肯定的．不过，印度和越南用得着中国动用核武器吗？不是用于对付敌人的又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威胁本国老百姓？！
当时有60年的大饥荒，为了搞＂两弹一星＂这些工程当时中国把仅有的资源投入进去，为了＂两弹一星＂的设备不惜出口大量宝贵的粮食去换取设备，资料．没有这些损失，中国当时能挽救多少濒临饿死的老百姓？以至于有人说他们是助纣为虐，死有余辜．这样说是有些偏激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作为一个大国，没有＂两弹一星＂是不像话，而且＂两弹一星＂能带动其他科学项目前进，于国于民都有大利．但什么时候搞，投入多大精力搞就需要权衡利弊了．毕竟还是老百姓的肚子要紧．我们不能轻信某人说的什么勒紧裤腰带（还有说不穿裤子的）都要搞核武器，请放心，他们不会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不会没有裤子穿的．
有了这些依据后，我们回到聚会那个话题，如果今天我再遇见那位女士我会给她举一个例子．如果在加拿大，我们的区的区长要修一个大图书馆，需要请她去修．有以下情况，看是否该修：一这个区长很伟大，请她修图书馆还经常揍她，侮辱她的人格．二而她的修建技术和这个区长没有半点关系．三这个图书馆修好后又不能对外使用，只能拿来炫耀．四修图书馆的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选民出的，区长本人一毛不拔．五本区的选民本来可以用修图书馆的钱去购买每日必需的口粮，大家还挨着饿．这个区很大，肯定该有自己的图书馆，但是否该在以上情况下修，她是否愿意去当这个工具？请这位女士斟酌．
综上所述，再把＂两弹一星＂归功于文革，归功于红太阳，那就是对这些功勋科学家的最大侮辱，也是对千千万当时受苦受难的中国人的嘲弄！
钱学森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钱三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1917-1983)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1922-1968)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1907-1968)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1907-1998)江苏省常熟县人，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1915-)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
程开甲(1918-)江苏省吴江市人，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
黄纬禄(1916-)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1917-)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周光召(1929-)湖南省长沙人，1929年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1919-)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1923-)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
陈芳允(1916-)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1917-)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1915-)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1929-)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1921-)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1915-)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1926-)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郭永怀(1909-1968)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
我在这里就简单地介绍几位未获奖的科学家及工程师，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有的人活过了文革，有的人没活过，如果没有文革，没活过的人也可能在两弹一星中立下大功，然而文化大革命又确实发生了，他们怀才受谤，能不得展，赍志以终，是常被世人所遗忘的英雄们。
上大学时，学校有一排二层小红楼，称“教授楼”，一楼两户。每户上下两层，使用面积接近180平米，全部免费分给教授住。
现在教授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年的收入只能买一平米的房。
把教授知识分子压在社会最底层不是毛时代，是现实社会。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有一种近乎病态的疯狂。这种疯狂到文革时期达到极限，把知识分子通通打成“臭老九”（黑九类）被改造的对象，就是永远把知识分子压在社会最底层，一个国家，如果迫害知识分子，那这个国家能有希望吗？答案就是197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毛泽东罪莫大焉！罄竹难书！
闻雪思
１９７６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也随之结束。神州大地百业待举，百废待兴。而最亟待解决的，是那遍布全国积淀多年的如山冤案。首先，就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
对于反右运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早有察觉，并先后采取了一些纠正错误的措施。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信，提出要给戴上“右派分子”的人分期分批摘掉帽子。９月１５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主张。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的右派分子帽子。”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意识到反右运动中存在错误。１９６２年，他领导的中央统战部在向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的报告》中提出，要对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意见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对“右派”问题的处理，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思想进行。据统计，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４年，全国有３０多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先后分五批摘掉了帽子。而按当时掌握的资料，１９５７年全国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共约４５万，也就是说，大约还有十多万人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被管制劳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摘除他们帽子的工作被延误了。
１９７８年春天，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在山东烟台召开了一次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派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全部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对“右派”的甄别平反与安置问题上，却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与会者主张不搞甄别平反，只有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另一部分与会者却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多少，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到理所当然的解决，并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会议最后在保留分歧的情况下，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将其作为当年的１１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这项工作进展得相当迅速，到１１月中旬就全部完成。１１月１７日，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
对于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来说，摘帽并不等于平反。烟台会议没能解决“右派”改正问题的分歧，会后争论仍在继续，并反映到中共中央。因此，中央责成参与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就这些问题作继续研究。这次会议就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五大部的领导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除了“单纯摘帽论”外，还有人提出：“把几十万右派分子都统统改正了，全党不是乱套了吗？”并主张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针对这些思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士杰坚决主张右派改正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他说道，我们在历史上也曾平反过一些冤假错案，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的。杨士杰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五大部的领导，即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一致的认同与支持。因此，会议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序，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报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当年９月１７日以中发（１９７８年）５５号文件向全党全国转发。该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的，应予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并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
中发（１９７８）５５号文件的颁布，为中国数十万知识分子二十载的历史大冤案的平反昭雪提供了转机。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纷纷上访、申诉，要求对自己的冤屈进行甄别。仅中组部每天接待的人都有好几百人，每月收到的来信多达几麻袋。为此，中央组织部于是年１０月１７日专门设立了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未几，公安部率先完成右派审查、甄别、改正工作，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立即以《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为题，向全国进行了报道。随后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全部得到改正的消息，也陆续见诸报端。１２月６日至８日，中央组织部召开有五十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参加的改正错划右派经验交流会，公安部、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党校、最高人民法院在会上分别介绍了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右派”改正工作的全面开展。１２月１３日，中央五部摘帽办公室转发了北京市委摘帽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１９７８）５５号文件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对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安置、工资待遇、退休、子女等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名对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发（１９７８）５５号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同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民政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中央（１９７８）５５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要求各地处理右派问题的工作，应在１９７９年内全部结束。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处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干部档案材料的若干规定》，规定原被定为右派、中右或因“右派言行”受处分，经复查改正的，其复查结论、报告和所依据的主要证明材料，均从本人档案中抽出销毁，并书面通知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所在单位，抽出并销毁他们档案中的有关材料，消除影响。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０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认真做好对“中右分子”等人员复查改正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因“右派言行”受了处分的人员进行认真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妥善安置。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历史反革命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人的复查问题的通知》，要求对通知所涉及人员的右派问题也进行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８月１６日，新华社报道了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著名“六教授”曾昭伦、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全部得到改正的消息。１１月４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至此，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已达５５万２千８百７７人。
改正，意味着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平反。改正了５５万２千８百７７人，也就是说曾有５５万２千８百７７人是被冤枉遭殃的。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骇人的历史大冤案。当被改正的“右派”的数字突破５０万人时，曾有人慌了神，问道：“怎么办？太多了！”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斥道：“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事实证明，冤案一理，人心大顺大喜。得到改正后的人多年的冤屈得到昭雪，心情舒畅，在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发挥出被压抑的聪明才智。
1978年9月17日，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摘掉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5年第9期，作者：钱江，原题：《刘冰上书毛泽东之后》
1975年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两次通过邓小平上书毛泽东，揭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的丑行，要求中央派专人调查，予以解决。没想到，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信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的广大老干部，并以此为由，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大好形势顿时发生逆转，刘冰也随之再次经历了生命中的巨大挫折。
习近平学毛泽东，倒行逆施，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