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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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正新
一、让我们“善搞”黄继光事迹。
本文对“黄继光堵枪眼”事件进行查证剖析，力求剥去伪装，还历史真相。本文决不属于“恶搞”。要说“搞”，只能算“善搞”。求真与尽善是一致的。还原历史真相，无论对于受骗的民众还是被利用的黄继光本人来说，均属善举。
本人在近几年里不断思考过“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真伪。见到一些资料也随手存下来阅读对照。越读越发现这个故事破绽很多，作假嫌疑很重。开始时，本人曾觉得自己的怀疑或许有错。毕竟这个故事如雷贯耳地教育了我们几代中国人，其“神圣”地位在心目中相当牢固。即使到了后来本人已经确信该故事为假时，也还觉得这看法只能属于自己，说给别人听时不易被接受。那么多人从幼年起就敬仰的英雄竟是个骗局，这对多数中国人来讲无疑是很残酷的嘲弄。要人们接受下来又谈何容易？
近来多次在国内论坛上见到网民对“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议论。众多网民的态度让本人感到意外。每当有人提起这类话题，比如“堵枪眼在军事上是否有意义？” 的时候，跟帖总是十分踊跃。其中多半为质疑其真实性的帖子。神圣了几十年的“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现在几乎处处遭到网民的非议。这类话题引起的“颠覆性” 评论如此之多，总是迫使版主在很短的时间里删帖锁题强行中止讨论。见此现象本人深受鼓舞：原来新一代中国人早已不愿继续忍受中共的愚民把戏了。这真是天理昭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拙劣炮制的革命英雄事迹只能愚弄贫乏自卑的思想。自从国门打开后，中共无法阻止人民的思想丰富起来。以往那些“高大”英雄形象在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面前徒显虚假与滑稽。无论中共如何努力，新一代中国人将拒绝继续消化这些红色垃圾。
要看出“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其实很简单。多找几篇中共出版的黄继光故事来读一读就行了。看过几篇后，你也会为中共作假时的“粗放”态度感到吃惊。你很难想象正常国家的政府胆敢如此马虎潦草地蒙骗大众。他们明摆着以“老子就不怕你看穿”的态度编造“黄继光堵枪眼”故事。这个故事粗暴侵犯人类基本常识，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的推敲，在一般国家里早被揭得无地自容了。仅由于中国人长期受中共严厉压制而无法进行挑剔追究，才让它得以存活至今。几十年来中共欺尽天下而无怨言，真是事事顺心样样随意风光无限也。但也正是这超级顺心随意的造假环境，使党的各部门在造假工作中严重忽略了质量把关。他们往往连最起码的圆和协调工作也懒得做。全党努力大造英雄几十年，留下无穷后患。如今堆积如山的“英模事迹”已成一幅“危如垒卵”的景象。朝其任何地方踹一脚，都是黄汤稀水泻满地的结果。
中共应当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千年为贼，终有败日。现在可以说，除了依赖个把铁杆既得利益者死死咬定“亲眼目睹”一类誓言外，中共在“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上已经“无险可守”。即便是那些“亲眼”证词，也是自相矛盾，互相矛盾。在智力正常的人的心目中没有可信性。“黄继光堵枪眼”故事蒙骗十几亿人，延续半个世纪以上，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政治欺诈丑闻之一。由于它曾经非常辉煌成功，令它败露后的结局特别惨重。以欺骗愚民混日子的共 产党，洋洋得意收获愚民之利长达几十年，现在终于开始品尝骗局破败遭人讥笑唾骂之苦了。该党活生生地举起一块如此沉重的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真是自作孽不得活。
下面我对“黄继光堵枪眼”进行分析。文中所依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出版物。读者可自行查阅对照。欢迎读者指出疏漏错误之处，也欢迎各位提出不同看法。
开始之前，让我先引入一个简短的美军士兵堵枪眼的事迹。我认为阅读外军的事迹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辨识能力。美国《纽约日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了题为“牛比洛索夫震撼中国人”的报道：
“F连攻至三角山前，遇到了中国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问：‘谁去干掉它？’年青的牛比洛索夫答道：‘我去！’。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牛比摇晃了一下，又向前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牛比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枪眼。后面的士兵见状即发起冲锋。但敌人的另外两挺机枪又开火了。在这紧急时刻，牛比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牛比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连长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牛比，我们为你骄傲啊！’”
难以置信吧？这牛比洛索夫的故事是我现编的。我知道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我用这个假故事来调出读者的挑剔目光，当人们审视外军或敌军事迹时，挑剔的目光会比较敏锐，而我要的就是这敏锐。好，请保持敏锐。我这就从美国“牛B”转入中国“马T”。
二、英雄缘起假新闻——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 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以上就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首版。载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读者可看出，前面那个美国牛比洛索夫故事，实际取材于此。各位若无法相信那美国牛B的话，自然也吞不下这中国马T。这故事假得让人无法辩护。作者硬要让黄继光的功夫超人类：枪弹穿身而过并无大碍。连中数弹才不过“摇晃了一下”。再往下功夫更绝：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竟如同足球队员胸部停球一样轻松。边堵着枪眼还能边忙里偷闲地观察敌情。及时发现敌人阴谋立刻采取措施把它解决掉。先前故意保留手雷而用肉身堵枪眼，更显英雄深谋远虑，早料准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连串超人神功太精彩，激励学龄前儿童没问题。只可惜成人不宜。
在正常国家里，军队爆出全国性假新闻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可以从美军“拯救大兵林奇”事件被美国媒体抽丝剥茧无情讨伐的过程看出其后果的严重性。设想当年在朝作战的美八军胆敢通过美国大报吹出牛B洛索夫故事的话，美国各界也同样饶不了美军。当局不但不要指望在全美出现“各条战线学习牛B洛索夫的热潮”，更要准备应付各界讨伐的声浪。人们可能怀疑美军指挥参谋机构里存在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情况。军方不得不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国会和其他方面也可能展开对美军当局进行调查。最后总要搞到造假的军方信誉扫地，说不定还有将领丢官的结局。想往美国人眼里揉沙子，可没有那么容易。
然而，往中国大陆几亿人的眼里揉沙子，却可能是世间最容易的事。解放军、志愿军在中国是豁免批评的。没有哪家中国媒体胆敢在这支中共党卫军的“太岁”头上动土。当年的中国人甚至在私下议论政治都不安全，哪里还能公开发表批驳党军的宣传的文章？解放军造出什么英雄，全国人民就老老实实地学什么。头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那样明显，全国媒体上却没有一句批评质疑的言论。实际上各报刊仍在继续加油宣传该假新闻。《人民日报》在其后一个月中至少两次重提提起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一挺敌人的机枪，并且用手雷消灭了另外两挺机枪”的说法。
三、频频升起的“马特洛索夫”卫星。
新华社滥造而出的首版“黄继光堵枪眼”，多少反映出当年共 产党政权急迫征用资源以支撑战争的现实。当年朝鲜战场大量消耗着中朝两国青年的生命。为了维持这场战争，共 产党政权不但依靠权力量强行征集兵员，也把愚弄百姓的宣传机器开至最高速，把鼓吹舍命献身英雄的宣传推向高潮。虽然人造卫星是１９５８年后才有的事物，但是共 产 党们“放卫星”的精神远早于它。编造和宣扬“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也是一种“争放卫星”的局面。
那年代中朝两国的各行业都全面学习苏联，国内英模也设法和苏联英雄挂钩。赵一曼曾被称为“中国的丹娘”；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局给中国工人树立的榜样是一个叫做“斯达哈诺夫”的苏联师傅；还向中国农民介绍了一个叫做“白尔西叶夫”的苏联增产能手。志愿军各部也“归口”地学习苏联英模，飞行员们学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步兵们则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马特洛索夫是苏联１９４８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里的主角，他的事迹就是肉身堵枪眼。
学先进，见行动。朝鲜人行动较快，“马特洛索夫”式卫星先从朝鲜人民军中冉冉升起。从１９５１年起，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法：
枪炮基本不用，
炸药基本失灵，
全军趴着不动，
围观一人玩命。
很难说是这种战法导致了英雄的产生还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发明了这种战法，反正其结果是“朝鲜的马特洛索夫”成批涌现。仅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就有：金昌杰、黄淳福、申甲新、朴石峰、金明哲、李寿福、申基哲、李亨焕、金仁焕、金圣镇等十余位。各英雄事迹细节处略有差异，但“肉身堵枪眼”一举是共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圣镇（金成振）英雄。该英雄出得较晚（１９５３年），但功夫却是端地了得。朝鲜干部告诉《人民日报》说：“英雄金圣镇以自己无限热爱祖国的胸膛挡住了吐着火舌的敌人火力口。他没有牺牲，又向敌人发射着歼敌的枪弹。他的辉煌功勋，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传颂的英雄事迹”。“全世界人民传颂”，应该也包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听到哪个中国人“传颂”过金圣镇英雄的事迹。我更相信很多中国人听到他的绝技后会目瞪口呆。他堵了一阵枪眼后居然还能继续作战，看来该同志能使机枪子弹拐弯，否则难以解释他的神迹。我想起王朔小说里某组织兴师动众寻找当年义和团里一位“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大梦拳师兄的故事，说不定该师兄就是这位人民军英雄的前辈，想来大师兄移民去了高丽，致使朔爷遍寻不获。遗憾的是金圣镇同志未将他的功夫传授给战友们，否则全体人民军加上志愿军指战员都练就这手绝活的话，别说解放全朝鲜，打到华盛顿实现世界一片红也不成问题，天下早就不是目前这种格局了。
“英雄辈出”的环境下，志愿军不甘落后，终于也放出了一颗国产的“马特洛索夫”卫星。这颗卫星放得比较晚。但不放是不放，一放就很精彩。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就难度系数而言，一举盖过了人民军的卫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人民军方面几个月后放出金圣镇这种堵完枪眼还能继续作战的超绝卫星。
四、“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第二版
不幸的是，精彩的首颗“中国马特洛索夫”卫星只运行了一个月就被废止了。这在中共宣传工作史上很少见。原因显然是这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估计管宣传的领导读了后也忍不住起鸡皮疙瘩。党固然不怕民众公开批评假新闻，但也得顾忌太假太滥的故事会在人民心中产生反效果。新华社不得不返工重做。第二版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把首版中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这等于承认首版里讲了假话。按理说，出了影响全国的假新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应向读者道歉，还应该向志愿军方面了解造假原因和过程，给读者一个说法。但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党的喉舌本来就以蒙骗大众为己任。第一次没蒙好，加加油接着蒙就是了。
《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刊登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文中“堵枪眼”过程被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象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
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新华社在该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五、是个人失误出假，还是系统性鼓励造假？
首版出假，奠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赝品“基因”。依人类常识，一个故事的首次叙述不实，再次叙述时它的可信性就要打折扣。因为故事叙述人的诚信出了问题。这比其他事情更严重。人们需要重新检验叙述人的诚信。如果叙述人能坦然无保留地说明出假的原因，再加上态度诚恳，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防范措施等等的话，那么人们多半会原谅叙述人，并愿意接受其更正后的叙述。但新华社对“黄继光堵枪眼”假新闻的处置完全不及格。该社的编者按很不象话。首版故事明显地虚假，仅被说成“略有出入”。其态度满不在乎，没有丝毫歉意。更拒绝说明出假的过程原因。也不保证将来要加强防范。这种态度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并不在乎诚信。它轻易说谎，说过后没有愧意。因此它缺乏保障其新闻真实性的起码能力。这个叙述人无论怎样更正，其故事的可信性不会高。这是我们判定黄继光故事真伪的基本出发点。
１、新华社的编者按说第一版故事出错的原因“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但这借口站不住脚，新华社还是没说实话。
该文作者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刘云魁。他不参加战斗。绝无“战斗中”仓卒可言。根据《军事记者》杂志２００２年第二期的《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云魁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５时半接到有关黄继光事迹的通知，于上午７时前往黄继光所在连的坑道采访。他在坑道里呆了２０多小时，于２１日凌晨４时返回师部。然后他“燃上了蜡烛，铺开稿纸，用自己的心血和泪水很快完成了一篇５００多字的人物通讯”。这就是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产生的全过程。容易看出这是个慢节奏的写作过程。写作时并未受敌情险情干扰。５００多字不过占一页多稿纸。花一天时间采访构思，最后写出一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作文分量的报道，对于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来讲属于工作量不足，怎么还敢称“仓卒”？
再说，“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也不是人一“仓卒”就能写出来的情节。它应该属于吃错药喝醉酒或者思想受到特别操控后才能犯的错误。“仓卒”即忙乱所造成的报道错误不会逾越人类能力范围。你会把张三混为李四，但不会把神功混同人活。报道人类活动的新闻一旦出神闹鬼，八成涉嫌虚构。而刘云魁写出的东西正是 “神迹”：机枪子弹连续穿胸而过，其效果却与蚊虫叮咬无大差异？这不是人的本事，而是神的专长。普通不识字的人也懂得这一点。何况一个身处战地的师部新闻干事？你搞科幻文学创作无所谓，写成新闻报道就是大大的问题。
２、即便刘云魁本人精神“仓卒”到失常。但志愿军政治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部门都在做什么？按照中共军队的规矩，所有稿件必须经由政治部门审查后再转交通讯社或者报社。而通讯社报社还有自己一套审核校阅制度。难道这些在后方甚至国内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人员全都 “仓卒”到精神错乱？为何无一人能指出该故事显然荒谬之处？究竟是没有能力发现虚假情节，还是本来就憋着要造假？
３、最要紧的是，新华社以至整个中共宣传系统的审稿标准定在何处？明明是严重不实的报道，新华社却轻描淡写地说它是“略有出入”。这态度清楚地表明该社并不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审稿的重要标准，而是把别的标准，也就是党的宣传需要放在了首位。只要符合党的宣传需要，编造假新闻也可以。一次没编好，咱们再编一次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所反映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超过假新闻本身。因为它显示整个系统内的干部处在良知失效的状态。各级各部门把关人员不可能看不出故事中的假情节。问题在于他们更清楚党需要那些情节。革命事业需要蒙人民。志愿军各级政工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重重审查关卡只审核文章是否符合党的需求，不审核它是否符合事实。
六、“只看立场而不论真假”的审稿标准
观察中共的出版物，可以看到这种特别的审稿标准是一贯的。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请看另一个实例。１９９０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湘潮》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黄继光生前战友”陈发华的报道。陈发华这样说：“我亲眼看见黄继光象猛虎下山似地，抱着炸药包，‘腾’地跃出战壕，迅速向敌人暗堡冲去。……”
“当他冲到离暗堡只有十几米远地方的时候，五六架‘山狗’机沿着山谷超低空迎面扫射过来。忽然，他的左腿挂了花，由于伤势过重他昏迷了。但不一会他又抱起炸药包。……”
“黄继光凭着对中朝人民的挚爱，凭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惊人的毅力，爬到了暗堡的右侧。这时，透过烟雾，我见他一边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金日成主席万岁’……，一边扑向暗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
黄继光故事是进了中国小学课本的。人人都知道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飞机“扫射”和三呼口号再堵枪眼的情节。《湘潮》杂志的编辑有足够知识看出这个“黄继光生前战友”在胡说。但文章却登出来了。为什么？就是那个只看立场而不问真假的审核标准在起作用。在中共喉舌的编辑人员看来，该同志立场正确，胡诌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中共宣传系统各部门清醒工作、默契配合的产物。它是一次有意造假而不是意外事故。该系统中的每个审核人员都有足够的知识看出该故事有假。但每个人也都有更强的决心把故事刊出以完成党的宣传任务。是“改造人民思想以保证党的事业成功”这个大目标，使得虚假荒谬的故事在中共宣传体系中显得“合情合理”，得以畅行无阻。
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命运又如何呢？从新华社那言之凿凿的“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编者按来看，这版故事应该无懈可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的版本依然不堪推敲。先天性“赝品基因”注定它终生脆弱。新华社记者功夫再好也难以回天。该版虽然靠着中共当局的保护勉强维持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遭否定的命运。读者如果把它与目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相对照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各方仔细核查” 版中的大部分情节已被抛弃改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可能这样屡次地被否定改写。“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再遭否定的事实，再次证明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也证明当年新华社改写重发该故事并非为了纠正假新闻，而是要更认真更细致地造假。
七、秦基伟否定了黄继光。
黄继光是前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士兵。但该军军长秦基伟却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不留余地地排除了黄继光事迹的可能性。２０００年《解放军报》组织了《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其中有一篇秦基伟较早时写的《鏖战上甘岭难忘的七天七夜》（http://www.chinamil.com.cn/item/kmyc50/huiyi/qjw.htm）。根据秦在文中的说法，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其实在黄继光介入之前几个小时就已胜利结束了。他在文中说到志愿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收复阵地的战斗时，称部队“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而中国大众所熟知的黄继光事迹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发生的。秦基伟的“提前胜利”排除了黄继光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使得堵枪眼壮举成为不可能事件。
关于黄继光的阵亡时间，最早提到的是上面那个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几十年来此说法基本没变。中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黄继光》说，黄继光出发前“东方升起了启明星，指导员看看表，已经４点多了”。１９９０年邓力群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说黄继光请求完成爆破任务的时候，“离天亮只有４０多分钟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新华社记者李石元采访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万说的时间也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
“午夜全部恢复阵地”与“黎明时仍有阵地尚未收复”是两个完全互斥的事件。不可能同时为真。黄继光的牺牲是“为我军胜利开通道路”的。因此在他的牺牲时间必须在胜利来到之前而不能在其之后。秦基伟让战斗提前“胜利”掉，使得黄继光英雄无用武之“时”。既然阵地在“半夜”就已经“全部恢复”，那么当黎明前黄继光来到时，敌人已被歼灭，阵地已在“我军”手中好几个小时了。现场必是无敌可杀，无堡可堵的局面。即便还有地堡，也已经成为“我军地堡”，黄继光还堵个什么劲？他除了和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清点俘虏加固阵地等之外，恐怕没别的事好做。
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和秦基伟本人十分有利。他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黄继光事迹。现在却发生了十五军军长亲自否定十五军的大英雄的怪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应该是秦基伟一时疏忽造成了笔误？但是笔者查对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居然不是笔误。黄继光的作战时间不但被他生前所在军的军长否定，也被所在的四十五师政治处干部所写的书否定。这问题就大条了。该师政治处干部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中说：“１０月１９日１７时３０分，志愿军”喀秋莎“火箭炮兵两个营一次齐放后，继之在１０３门山、野、榴炮的支援下，７个突击连（含坑道部队两个连）、分别向敌人占领的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实施反击。……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
部队“恢复全部阵地”的时间，军长说是“半夜”，师政治处干部说“２０日１时”。显然两者都排除了黄继光在２０日黎明为夺回阵地而作战献身的可能性。黄继光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英雄。现在军长否定了他，师政治处也否定了他。一个连本军本师都不认账的“英雄”，教我们如何接受？
事情还没有完。否定黄继光的还有更权威的解放军文献。２０００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解放军当局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权威文献。该书根据中央军委决议，以前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为领导组长组织编写，并列入解放军“九五”科研重点课题的项目。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该书第三卷第２９２页中说：“１９日晚，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组织第１３４和第１３５团共３个连，在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和其他炮火支援下，对占领５９７.９高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至２０日１时，全歼占据５９７.９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第７师共５个连，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这资料白纸黑字说的也是“２０日１时”。不等黄继光出场，部队就已经“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至此，不说“黄继光堵枪眼”已被解放军“正式”否定的话，至少可以说它已被“明确”否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第一天起就问题丛生、麻烦不断。早在１９５２年它刚诞生一个月时就被新华社推倒重来过一次。现在又被本军、本师和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文献否定。你想坚持说这种东西还有可信性，是否蓄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八、解放军权威人士为什么要否定黄继光？
难道秦基伟、李明天以及解放军其他文献编写人员不知道黄继光要在黎明时出场堵枪眼吗？这也不可能。全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这些解放军大爷们，特别是 “英雄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反倒不知道，怎么说得过去？他们肯定知道。关键之点，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之点，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还要这样写，明知两件事互相冲突而故意不解决。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读一读李明天等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更会难以相信该书竟把两个互斥事件放在书的同一页上。生怕读者错过这矛盾现象似的。在该书的第８９页上，上一段讲“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紧接着下一段却讲零号阵地其实到天快亮时还没攻下来，于是黄继光挺身而出等。这样公然地在同一页纸上“明知同根生，相煎不胜急”的作品，实属罕见。
解放军各级公然否定自己树立的英雄，非常不合理。这现象提示我们：内中一定有假。因为真实事件不可能出这种矛盾。世间的真实事件，无论多么复杂多变，事件之间总是互相衔接又互相印证，融合一致天衣无缝。黄继光献身和部队全面收复阵地这两件事，如果都为真的话，也会具有天然的和谐性，绝不可能冲突。现在搞到两者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假。而现在查明的情况还不仅仅是一假，而是两者均为假。两假在炮制过程中缺乏照应，才导致了事件冲突。由于早年宣传黄继光时只讲英勇情节，没有透露作战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一般读者无从将两个事件进行对照，事件冲突的情况没有引起注意。几十年后，各种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越出越多，细节开始加入，事件冲突的情况就浮现了。但此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改回去了。
读者可能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基伟们故意把“胜利”提前，害得黄继光无法完成壮举？如果秦基伟们要编造，难道不会索性编得圆满一些吗？又何必留下如此明显的矛盾，轮到你来挑？其实我也这样想过。秦基伟们既然要编造，何不把“全部收复阵地”的时间安排在黄继光故事完成后的清晨？这一来不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吗？晚几小时胜利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是包含了黄继光事迹在内的更辉煌的胜利。不是更有价值吗？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以及秦基伟们十分有利，十分珍贵。他们何苦去排斥？显然，如果没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想来他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有某种难言的苦衷。为了找到这苦衷内情，我们必须较深入地了解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的这场战斗的情况。
九、关于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傍晚１７点３０分发起，次日清晨６时多结束。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所判知的基本事实是：１、志愿军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失利。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四十五师部队均没能全面收复阵地。特别是没能收复主峰５９７.９高地。２、但是此次战斗非常重要。作战失利要严重影响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的个人前途。因此他们不得不谎报战果。３、天亮后战场格局清晰，不便于谎报。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只能借着夜间混战的情况修改战果，才能谎称“全面收复阵地”。４、在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向上级谎报“午夜全面恢复阵地”的同时，军内政治部门和新华社也编出了各种英雄事迹。分工造假而缺乏统一协调，因此出了纰漏。下面分点说明。
１、志愿军的这次战斗严重失利。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五点半发起。志愿军先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敌方阵地。尔后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志愿军计划夺回包括主峰５９７.９高地（美军称５９８或三角山）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在内的十多处阵地。在上甘岭东侧，志愿军取得了成功，在天亮前攻占了由韩军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但在上甘岭西侧，志愿军的进攻却严重受挫。这一侧的志愿军分两路对主峰５９７.９高地及其西北山梁的系列阵地展开进攻。奉命攻击主峰的是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奉命夺取西北山梁系列阵地的是１３５团的六连、五连等部。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事先潜伏于５９７.９高地山下的坑道中，意图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主峰。但由于在开战前部分坑道遭到美军破坏和监视，总攻开始后他们仅能发起微弱攻势，经短暂交火即被美军击退。联军次日发表的战报说志愿军曾到达距离主峰３００码（约２７０米）的地方，旋被击退。而１３５团六连、五连等这一路发起的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延续时间最长。他们计划首先攻取六号高地（美军称Pike\'s Peak），然后向东南进击主峰与１３４团会合。但守卫六号高地的美７师１７团３营L连顽强抗击，迟滞了志愿军的进攻。由十五军干部张嵩山所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承认，当晚志愿军“付出极大代价”才占领六号阵地。美军资料表明美军L连损失也很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多次展开肉搏。L连排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连不得不放弃六号高地向主峰方向且战且退。美军紧急派出增援部队。先是从本营的其他各连抽出若干几个排增援，后来更从３２团派出两个连驰援。美军并把所有可用的炮火都用于压制这一路志愿军的进攻。志愿军攻势渐渐减弱，最后终于被止住，与美军形成对峙。到天亮时，暴露在美军阵前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炮火持续轰击下逐渐动摇。先是出现了零星退却逃跑现象，很快即发展成全面溃逃。美军趁势集中所有炮火予以追击。志愿军颓势难止，一路逃回六号阵地。这样，志愿军苦战一夜的战果只获得两处阵地：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和六号高地。远远没有完成任务。
２、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但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１０月初，享有“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３８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的纪录。志司在１０月１５日给十五军的电报中承认３８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十五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１０月１８日，十五军四十五师首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１０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６６８页）。王近山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仗”。而且１０月１９日离１０月２５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１９日晚志愿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字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四十五师当日伤亡３０００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３、二十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５９７.９以及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分了解，很清楚２０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道，美军于１９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２０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因此上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６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２０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３００码之处”。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三百码，不就完成“收复主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 “反扑”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了。２０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４、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四十五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道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字，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１９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２０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道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２０日早晨７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６点多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２０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１３５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２０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１３４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１９５９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５９７．９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１３４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１３５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２０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１３４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众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后，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９１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１０００多，只上报７００多。１０６团１营上报伤亡４００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７００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２１００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道。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１０月１４到２０日伤亡“３２００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２０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１１０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１９５１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十一、野蛮用兵
“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引自前志愿军１８０师高文俊先生所著《韩战忆往》。
张蕴钰“重申”彭德怀批评，要求制止“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并非无的放矢。志愿军这次战斗中出奇的惨重伤亡与各级指挥官野蛮用兵直接相关。志愿军当局一贯使用“人海战术”去与联军拼消耗。固然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但对于基层负责送命的炮灰们来说，无一例外是悲惨绝望的经历。中共官方总是编造志愿军士兵士气如何高昂、人人愿意送死，如何因为没能得到参战机会而“闹情绪”等等虚假故事。但朝鲜战场上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等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才是广大志愿军士兵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少数官兵侥幸免死被联军俘虏，有机会向世人透露出惨烈的战斗真相。而归国的志愿军士兵，在公开场合下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只有在某些私下场合才敢道出一些真情。读者如果有机会私下和朝鲜战争归来者深入交谈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些老人在谈及人命不如灰土、大批活生生青年瞬间变成血肉模糊的尸块的惨景时往往伤感不能自制。
１０月１９日，王近山威胁要让秦基伟“回去放羊”，秦基伟威胁崔建功“别回来见我”之后。这个压力链并没有到此为止。据在战斗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向美军说，上级命令他们“战斗到死”。这种明确命令士兵打到死的做法，即使在以运用人海战术而著称的志愿军中也是罕见的。在解放军方面的资料中，也记载当时十五军提出“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口号。共 产党组织在执行指示时，向来有层层加码的习惯。十五军发出这种号召，实际上给下面各级野蛮用兵开放了绿灯。张蕴钰事后装模作样地“重申”彭德怀的指示，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事先不知会发生这种后果似的。这是完全不诚实的。解放军使用人海战术是一贯的，越往上级越敢于浪费人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已有资料披露当年志愿军伤亡惨烈兵力紧张时大量使用新兵作战的情况。叶雨蒙的书中引用一位前志愿军指导员的话说：“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
岂止用新兵，火线上打到没有兵的时候，指挥官们急了眼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也逼上火线。这些民工连保护自己的起码知识都不足，上火线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极少数命大者侥幸被联军俘虏。联军俘虏营中的中国战俘，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老的可达六、七十。一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俘的民工。这些运输民工没有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本来就是因为身体年龄不适合战斗才留在运输队伍中的农民。他们突然被赶到火线上去怎能打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写过《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文中指出：“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可见战斗部队不但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必需掩护，反而把他们当成战斗人员来使用。这是多野蛮的做法？
有些文章吹捧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他曾发出“剩下一个营，我去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类豪言壮语。事实证明全是鬼话。当晚美军与志愿军对峙的是美７师１７团３营，该营营长斯皮尔曼（Spellman）一直在山头上指挥作战。而志愿军方面进攻的兵力达到团级。查遍志愿军方面的文献资料却不见任何营级以上首长和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在火线上指挥的全是连长指导员或者班排长。即便到黎明时分进攻受阻、眼看无法完成任务的紧急时刻，１３５团派到火线上去督战的也只是一个“营参谋长”而已。可见这些志愿军指挥官言辞漂亮而行动畏缩，只会躲在后方防空洞里催命督战。说白了，都是些让士兵和民工去死而自己得 “战功”的懦夫胆小鬼。
据张嵩山书中所透露的情况，２０日凌晨，当部队伤亡惨重，战斗进行到“再也无力推进”的时候，黄继光随营参谋长张广生来到前沿。张广生了解情况后向师部请示。得到的却是师长崔建功的严厉的催战命令：“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虽然张嵩山没说张广生当时请示了什么，但从下文崔建功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请示撤出战斗。但遭到师长严厉拒绝。
依照当时情况，四十五师本应及时将部队撤出战斗。因为那时志愿军进攻部队严重伤亡，而美军却已获得多次兵力增援。双方兵力一减一增，使得美军单在数量上也不输给进攻的志愿军部队了。曾因双方近距离混战而一度中断的美军火炮支援此时也已经恢复。并且由于１３４团进攻主峰力量微弱未能给美军造成威胁，美军还把用于支援主峰的炮火也转向压制１３５团进攻的这一路。这种对局下，志愿军进攻部队已无力寸进，僵持只会徒增伤亡。此时若将部队后撤，不但保护了有生力量，还能够巩固已经占领的５号阵地。而若不及时撤离，天亮后美军的炮火将更加猛烈准确。志愿军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优势火力下必遭严重杀伤。但是师长崔建功为了能向上级交代，为了给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一个“捷报”，不顾士兵死活强硬命令部队继续攻击。严命之下，张广生只能加强督战。实际上张广生此刻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许部队后撤，继续与美军对峙而已。这就为部队在天亮后惨遭美军炮火屠杀创造了条件。这支部队根本就是被上级严令挺在阵地上挨炮轰。天色越亮，部队伤亡越重。快６点时，美军观察到志愿军部队中有人开始偷偷逃脱（美军称做“bug out”）。营长斯皮尔曼判定志愿军部队难以支撑行将溃退，便通知后方炮火转移去封锁志愿军的退路。此招一出，锁定了这支进攻部队遭大屠杀的命运。没过多久，志愿军部队再也无法坚持，个别动摇退缩演变成全面的溃逃。斯皮尔曼毫不放松，紧急催促炮兵“把所有家当全拿出来，统统砸向Pike\'s Peak。”（“Ｈit Pike\'s Peak with everything we have.”）。志愿军部队就这样在敌人密集炮火的狂轰之下仓惶退向六号高地。其伤亡之惨不难想象。秦基伟崔建功们用兵残忍无理，与谋杀战友罪行无异。
了解朝鲜战争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军步兵的主要优势就是空炮协同好，后方支援炮火快而且准。中朝军队的主要伤亡是由美军空炮火力所致。志愿军通常选择夜间发起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夜间观察不良可以限制美军空炮火力的发挥。但这次战斗比较反常。志愿军当局一改夜间出击的惯例，在黄昏１７点３０分发动攻击。这时离当地日落尚有一个多小时。能见度很好。志愿军当局应当知道，天色还很亮就发动进攻，部队会遭到美军炮火的大量杀伤。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似乎从军事上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我们知道他们事先把“祖国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观看战斗实况。是否为了让在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们能看得清楚些而提前开打？现在尚不能肯定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更说明志愿军当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把战士生命当儿戏。
十二、黄继光留下了几具尸体？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黄继光至少留下了三具尸体。
第一具，是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以及战士贾汝功看到的。时间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根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在六连的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文中说，“刘云魁走进六连坑道，在他迈进坑道的刹那间，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六连原来的百十号人现如今不足３０人！地上躺着的，靠着坑道壁头缠绷带的，断腿断臂的。坑道内，在那跳动着的微弱淡黄色的灯光下，放着黄继光的遗体。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冻结了一般，谁也不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刘云魁没有返回师部。他和六连的官兵们整整守了黄继光和其他烈士的遗体一夜。在那个不眠之夜，六连的官兵再次回忆起黄继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又据《辽沈晚报》２０００年９月的一篇报道说，原四十五师１３５团高射机枪连９班的战士贾汝功也于２０日见到两名战士轮流将黄继光遗体背下阵地。
第二具，是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与其他几个卫生员从山上搬回来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三、四天，地点在四十五师收容所。据《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王清珍告诉记者说：“因为战斗非常激烈，上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上去的，运一个尸体下来也不是那么好运的，同样都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仅１９日夜里到２０日凌晨，我们四十五师就伤亡３０００多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残酷！所以，黄继光牺牲以后，大约过了三四天瞅住战斗中的间歇机会，我们收容所的三个女卫生员，官义芝、何成君和我，还有三个我不知道名字的男战士，一起把黄继光的遗体弄到我们收容所的坑道旁边的几颗小松树林子里来。当时，他的尸体僵硬得像刚从冷冻库里搬出来的一样，两只手仍然高举着，保持着趴在地堡上的姿态，就像这样（讲到这儿，王清珍站了起来，张开双腿举起双手做给我看）。听说把黄继光的遗体抢下来了，有个我不认识的人跑了过来，说是要给黄继光的遗体拍张相片，于是我们几个人呼啦地一下就把黄继光僵硬的遗体竖立了起来，让那个人拍照。”
第三具尸体的情况是四十五师另一名卫生员官义芝的日记提供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８２天，地点也在四十五师收容所。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生活时报》刊登记者姚雪痕的《黄继光身后留下照片疑案》的文章。该文报道前四十五师指挥所秘书谢万丁公开了几张收殓黄继光尸体的照片。记者采访了谢万丁以及参与收殓的官义芝。报道说：
官义芝非常肯定地记得当时收殓遗体时的情形。她说，黄继光是１０月１９日牺牲的，而尸体７０多天后才被发现，当黄继光的尸体被运到收容所时，营长在外面喊：“快来看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啊！”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胸膛堵住德军地堡枪口的一位英雄，新华社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回国内的一篇文章中就称黄继光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听到营长喊，官义芝就赶紧跑到外面去看这位英雄，她说：“黄继光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看上去还有点孩子气。”
遗体被送来后不久，就来了一位摄影师为遗体拍照。据官义芝回忆，当时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趴着的、站着的、穿军装的和装进棺木的。其中让遗体站起来拍的那几张，还是由她、何成君和几位男卫生员扶起来拍的。对于“护士为黄继光烈士穿衣”的那张照片，她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收殓遗体的还有好几个人，所以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她自己，官义芝不能确定。为了帮助人们确定这些照片的真假，官义芝还提供了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所写的日记：
“饭后，准备换药，刚洗好手，护士长叫去照相，让穿着隔离衣、口罩，和英雄黄继光摄影。当叫着我的时候，自己确真感到无尚光荣，不是功臣，也不是模范的我，竟能得到和功臣、和英雄摄影，这是很荣耀的。铺满白雪的山上搁着几个装英雄的棺材，一会儿，担架班同志，从棺材里搬出一个烈士来，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他，上甘岭战斗出名的烈士、二级杀敌英雄——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此外，《辽沈晚报》还报道原四十五师后勤卫生科手术组护士陈德林的回忆说，她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４日见到黄继光遗体时，遗体穿着新的整齐的军装，衣服里面还写有“黄继光”字样，还挂有手电筒、水壶等用具。陈德林见到的这具与上述三具在时间上不一样，而且是一具收敛整理完毕的尸体。似乎可以算第四具。但她说的１月４日来自记忆，可能有误差。这个日期和官义芝日记记述的那一具日期上很接近。有可能是同一具。
一个人死后有三具尸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是第一具尸体弄错了，不是黄继光本人，因此只好到战场上再去找。但稍经分析就可排除这个原因。
第一具尸体是不是黄继光本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回答说“是”。１、刘云魁本人认识黄继光。且不是一般地照过面，还有具体的个人交往。刘云魁回忆说黄每次到师部送信时都帮助刘云魁打扫房间整理东西。黄继光文化低，有时还向刘请教字词的写法和用法等。熟悉到这程度时，刘云魁认出黄继光不会有困难。刘在六连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后还在里面呆了近一天一夜。陪伴这么长的时间，刘云魁有充分的时间辨认，没有犯错误的条件。２、况且黄继光生前连长和二十多战友也在场，怎么可能都认错？3、志愿军四十五师必须在报道黄继光“烈士”事迹前确认黄继光的阵亡。这一点很重要。报道一个英模，必须防止各种意外错误。那天晚上的战斗非常激烈混乱。黄继光有可能被俘、失踪或者负伤被送往后方等等。如果不确认黄继光阵亡就发表“烈士事迹”的报道，一旦黄继光再度“复活”，场面就尴尬了。特别是万一他出现在敌人俘虏营里的话，更是严重的政治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只有亲眼认定黄继光的死亡后，刘云魁才敢写出“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报道，写出来后四十五师也才敢报出去。刘云魁从六连坑道返回师部后立即写报道，说明他已确认了黄的遗体。身为专业摄影记者的刘云魁，应该还拍了照片并带回师部汇报。但他后来否认拍过黄继光遗体照片，这点很不合理。也相当可疑。
确定第一具尸体是黄继光本人后，则其他两具只能是假的“黄继光”。收殓第二具和第三具尸体的当事人是师部医疗队的卫生员。她们与生前黄继光打交道的机会极小，没有能力证实尸体是否为黄继光本人。上级说那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从官义芝日记记述看，正是因为营长说那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她才知道那是英雄。才开始端详他的容貌。第三具尸体最具假的性质。黄继光于１０月２０日阵亡，那时该地区气温尚在零度以上，且经常下雨。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容易腐烂。据韩军的战场日志，上甘岭地区到１１月１０日左右气温才降到零度以下。即使在零度以下尸体仍有一定程度的分解。经过８０多天后，尸体表面应当已有部分组织溶解脱落。不可能让官义芝还看得出“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官义芝所见到的，应该是一个新近阵亡的志愿军士兵的尸体。
因此，志愿军四十五师当局寻找第二具第三具尸体的活动，不可能是因为第一具搞错，而是出于其他的动机。显然他们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他们为什么要寻找假“黄继光”尸体？从上面两位卫生员提供的资料看，主要是为了照相。这两具尸体都有专人前来拍照，而且还要卫生员们把尸体扶立起来拍。可见四十五师当局需要提供“黄继光”尸体的详尽照片。但拍照为什么不用真正黄继光的遗体？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劲去找“替身”来拍？这肯定是原身不合格，才只好用替身。这说明黄继光并非因“堵枪眼”而阵亡。他的遗体缺乏“马特洛索夫”特征。无法与所宣传事迹相匹配。即使当初师部专业摄影记者刘云魁拍过遗体照片，也不能用。四十五师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加紧寻找，希望找到“合格”的尸体。从王清珍描绘的情况看，“合格”的尸体具有胸部严重创伤的特征，同时双手伸展，能够被解释成“堵枪眼”的姿势。在平常情况下，要找到“合格”尸体谈何容易？而他们竟找到了两具。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志愿军在上甘岭的伤亡异常惨烈。以至于能够提供“品种齐全”的尸源满足四十五师当局的特殊需要。这种现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志愿军司令部本来授予黄继光“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直到１９５３年４月这个称号才被撤销，改授“特级战斗英雄”。有可能是志司在审批“特级英雄”时要求提供进一步详细资料，导致四十五师不得不持续地寻找“合格”的尸体来充数。这种持续在战场上寻找“合格”的假“黄继光遗体”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志愿军四十五师先捏造了“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然后再设法补上与“堵枪眼”相匹配的“烈士遗体”。这就是一人阵亡却留下三具尸体的原因。志愿军四十五师在黄继光一事上作弊，此处再添一证。
十三、新华社的“地堡”照片
地堡是否存在过？如果黄继光堵了半天枪眼而现场竟没有相应的地堡，这玩笑就开太大了。而现有的资料恰恰表明，现场不存在可供“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的可能性非常大。
先让我们看看新华社于２０００年纪念朝鲜战争爆发５０周年时发布的这幅照片。
原照片说明：“守卫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部队撤离之前，在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堡前向烈士英灵告别。”（网址：http://202.84.17.11/photo/kmyc50/photo4.htm）
新华社说照片中那几个人是站在“地堡前”的。那么照片中插着木牌的土堆就是该地堡了。先试问一下各位读者：不挑明的话，您能看这是一个“地堡”吗？
１、一个深坑加一个实心土堆等于“地堡”？
该“地堡”塌落的一侧陷入地下，完全是个坑洞。与“地堡”格格不入。从女兵站立位置下方依然被土层压住的一根圆木来看，这部分“地堡”顶部比地面还低。顶棚这样低的工事，肯定不是地堡。
如果说右边隆起的部分才是地堡，那它又为何要建在大坑上？这种“坑堡”或者“井堡”如何使用？里面有梯子吗？再细看那隆起的那一堆，并没有枪眼外露，越看越像个实心土堆。这就不对头了。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该地堡是个“中心火力点”，“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样说来该地堡上应有七个枪眼。按理说地堡上这么多枪眼，拍照片时想避开它们都不可能。但照片里的那堆东西上实墩墩地连一个枪眼也看不到。土堆平缓扁斜，不见为构筑枪眼而形成的立面。 “黄继光堵枪眼”，而这个“地堡”没枪眼，黄继光要堵什么？
２、尺寸太小。
“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需要七个射手操作。如果还有指挥官以及副射手，就更多了。这地堡必须做得足够大。但照片上的那一堆叫做“地堡”的东西明显偏小。照片上默哀的有八、九个人。看看他们前面那个和普通坟包差不多大小的“地堡”，能把他们都装进去吗？装到下面那个坑里去或许可以。但从那坑里该怎样操纵轻重机枪对外“凶猛地扫射”？
３、照片取景角度不寻常。
读者容易发现这幅照片取景十分别扭：相机位置基本与人的脚部持平。为什么这样拍？显然有特殊原因。我们知道，仰拍会造成景物高大的效果。这反过来说明摄影者觉得这个“地堡”不够高，才要借降低相机位置去提高它的画面高度。做这个手脚本身就反映了作者不踏实的心态。如果地堡货真价实的话，堂堂正正对着它拍几张照片有何难？何必几乎是趴在地上向上拍？不用多说，这个“地堡”很不地道，连摄影者自己看着都觉得不象话。如果从正常高度拍照的话，它会是什么样？我想人们看了后会不遐思索地说：“黄继光烈士墓”。
４、松土构成“坚固”地堡？
“地堡”上插着一块“黄继光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子。牌子那样容易插进去，说明“地堡”表面是松土。这与不但与“坚固火力点”的说法相矛盾，更要紧的是它严重不合格，让黄继光堵不成枪眼。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下黄继光堵上去时的情景：当两挺机枪射击黄继光胸膛时，每颗子弹的枪口动能在２０００焦耳以上。这么大的能量，哪怕只有十分之一释放在他身上，也要把他向后猛推出几十公分。而连发打击让黄继光更难招架。如果没有很大力量拉住的话，黄继光会止不住地向后翻仰，前功尽弃。对此难点，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提出了黄继光“紧紧抓住麻袋”以固定身体的说法。人能否边遭枪击边“紧紧抓住”东西，我很怀疑。姑且当作能够接受下来吧。但这至少要求美军在建造地堡时于枪眼周围适当地方留出可供“紧紧抓住”的部位。否则当黄继光挣扎着爬到地堡前时，一看枪眼周围光溜溜没法抓，岂不郁闷？但这幅“地堡”照片证明如此细心周到的“美军”并不存在。那上面并无“麻袋”，只有一堆松土。这样的“地堡”让黄继光无处抓握，叫他怎么堵？而且万福来声称该地堡由“装着石块的麻袋”建成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连那个牌子也插不上去。显然拍照片者事先没有向万福来同志咨询一下，随便拍了一个严重不合格的物体。
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目前只有这一张蹩脚的“半边照”拿得出手？当年志愿军政治宣传人员去现场拍照片并不难。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自己有一台德国造照相机，也拍摄过许多上甘岭战地照片。他专门采访黄继光事迹，应该拍下多张现场照片。且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底以后上甘岭阵地一直在志愿军手里，直到停战。志愿军各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摄影人员有的是机会前往拍照。新华社为何只有这张疑点重重的半边照片可供发布？是不是遇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类困难？
除了这张蹩脚照片外，无论中方还是美方的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中，均没有见到一个像样的地堡或者地堡群的照片。志愿军方面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大量提到战士“炸敌堡”的活动。如果这些描写是真实的话，战场上应该残留很多地堡和地堡群废墟。这些残留地堡是宣扬胜利歌颂英雄教育部队和人民的好题材，中共宣传系统本应该拍摄很多照片才对。可他们竟不能提供一张完整清晰的照片。这反过来说明上甘岭现场少有或者没有地堡工事。从实战角度看，在上甘岭地区不使用地堡型火力点是正确的。固定不动的地堡火力点在地形复杂的上甘岭地区没有优势。志愿军通常在夜间利用人数优势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军则以便于机动的多方位防御阵地相对抗。美军通常是借助地形构筑环形战壕加防炮洞的工事，而不是大大小小子母配套的地堡群。
从“地堡”上土层松软的样子，再联系到拍摄时取景位置超低，给人以硬凑对付的感觉。不能排除这个“地堡”是在拍照前就近找了个被炸坏的掩体，草草培了几锨土而弄成的“临时搭建”。
照片上的人显得很年轻，相信他们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健在。非常希望他们能出面澄清，当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这张照片？他们默哀致意的那一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十四、适合人“堵”的地堡不好造？
现场没有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这本来难不住志愿军。他们大可以建一座。解放军历来有事后“补做”事迹的传统。解放军占领北平时本来没有人上街欢迎。但他们不久后组织一些人“补欢迎”了一下，“北平市民欢庆解放”的动人景象就诞生了。再如雷锋搀扶大娘、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是根据宣传需要，由沈阳军区某部构思场景、邀请“群众演员”、然后打灯站位摆姿势做笑容等等再拍摄下来的“剧照”。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只有解放军敢想敢干做得到。他们自己也不讳言这叫做“摆拍”或者“补拍”。
“补做”事迹的活动在朝鲜战争中很常见。我们可以从一些“补拍”的“剧照”中看出来。比如解放军报网络版刊登过一张照片（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ｉｌ.ｃｏｍ.ｃｎ／ｉｔｅｍ／ｋｍｙｃ／ｐｈｏｔｏ／ｓｇｌ０１９＿ｋｍｙｃ.ｐｇ），照片说明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上甘岭战役以歼敌２.５万余人而胜利结束。图为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阵地上欢呼胜利”。
但你看看照片上志愿军官兵，他们却都穿着单军衣。志愿军部队９月下旬起换发棉衣冬装。怎么两个月后的严冬季节里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想来这张照片也是隔年夏天让指战员们“补欢庆”并“补拍”下来的。另据一些美军战俘回忆，他们被俘后曾被志愿军押着到不同地点去摆姿势扮表情地“补投降”了好几次，目的也是为了“补拍”照片。说起来，这种做法并不限于解放军，朝鲜人民军越南人民军都会。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越南人也驱使被俘的解放军官兵排队举手“补投降”。据说还有意让英姿飒爽的女民兵押着拍照片。同一个苏联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功夫也都近似。
事后“补做”的事迹，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排练后易于达到完美光彩。其宣传效果特好。一向受各国共 产 党青睐。因此，面临现场没有合适地堡的情况下，志愿军方面没有理由不“补造”一座。
但志愿军似乎没有补造地堡，而是很将就很勉强地用了一张“深坑加土堆”照片。这让人比较费解。对解放军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做？已经形成多年的传统为什么要放弃？就算解放军当局忽然心头一阵诚实袭来，不太好意思补造“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至少也应该为拍电影造一座道具地堡吧？众所周知拍故事影片属于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现实，绝对容许创造。就像《董存瑞》里的桥头堡一样。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做。按理在故事片《上甘岭》里面就该有黄继光堵枪眼画面。但我们没见着。我也没见到别的故事影片里再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我自己没有见过当然不等于没有拍过。若有谁见到或听说国产故事片里再现过黄继光事迹画面，拜托通知一下）。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等等都上了电影而且广泛宣传推广，多次组织学生们观看。何独黄继光没有上电影？或者拍了电影却没有组织学生们去观看？这个现象很费解。看起来是英雄好演而地堡难造。联系到上面那幅别扭的“地堡”照片，似乎说明不但现场本来没有合适的地堡，即便想专门“补造”一个也不容易。
1、粗想一下，建造适合“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可能遇到下列技术难点：
枪眼尺寸特殊。既要能够容纳两挺机枪同时发射，又要能让黄继光的胸膛完全遮住。据“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如果这两挺机关枪是重机枪的话，考虑到三脚枪座宽度、弹箱、射手在中间所占空间、以及正常观察射击等要求，两枪间距离应不少于一米。而一般男人胸宽约０.４米。这样就需要两到三个黄继光来完成任务。若是两挺轻机枪，由于中间总要留出一名射手正常射击的位置。两枪间隔距离也很难小于０.５米，像黄继光那样的小个子，遮挡它们谈何容易？为了让英雄顺利诞生，必须设计专门的枪眼。以满足敌我双方的要求。我认为美军没有能力造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枪眼。后来解放军是否为这个课题组织过科研攻关，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想该枪眼的设计还是会难倒大批军内外工程专家。
地堡墙的设计也很难。通常地堡墙是简单的立面。但这样直上直下的墙让人很难迎面堵上去。人体正面上身不容易紧贴在一个墙面上。手总要前伸出去抓抱点什么才牢靠。特别是人体的髋关节无法向后折叠，上半身后仰角度很有限，一般人都无法将上身向后折叠到近九十度，用腹部着地而胸膛抵住地堡的立面。除非是杂技团的女演员。而各种“侧身堵”或者“斜趴式”姿势均不稳定，容易滑落或翻倒。面对简单立面的地堡墙，黄继光只有一种比较可行的姿势去堵，那就是双膝着地，跪堵枪眼。但这不是“英雄”姿势。决不能让黄继光跪在敌人面前。因此黄继光所堵的地堡必须经过改造。而这种改造，目前似乎只能在绘画中实现。
2、以绘画代照片
地堡难造，枪眼难设，甚至连照片电影都不好拍。这个地堡真是个“老大难”。从中共喉舌长期以绘画代照片的做法也可见其难。绘画当然比现场照片容易实现特定的意图。从一些绘画可以看出，为了使地堡适合人堵，画家们动脑筋对地堡作了改造，使之适合人的体型和动作。这些要求在照片和电影上都比较难实现。而用图画欺骗人类眼睛就容易多了。实在不好画的地方还可以用烟雾黑暗等挡掉。
在枪眼前设置斜坡或裙部。是这些绘画做手脚中比较共同之点。熟悉人体结构的画家显然知道正规形状的地堡是不好迎面去“堵”的。不是头先撞墙，就是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落。因此必须把地堡墙弄斜，让人体比较妥帖地与之接触。他们为地堡设置各种裙部，让斜面托起人体。这样黄继光不必将上身向后折叠太多就可以堵挡枪眼了。有的干脆把顶盖与墙面连成一个斜面，顶盖也画薄一些，让黄继光可以趴在上面。这时他接近用身体“盖”枪眼，这是更牢靠的姿势。
除了设裙部画“斜堡”之外，有的画家还将地堡缩小，让它看上去可让黄继光从两侧或者上访抱住地堡。这样的堵法比较牢靠结实，较好地消除了人“会被打倒”的感觉。但符合这种要求的地堡直径不会比一只汽油桶粗多少。莫说容纳“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一挺都有困难。所以画家聪明地只画出一个小侧面给你看，避免你感觉出整个地堡的直径。
为了拍电影而建造一个适合人堵的“特型地堡”，应该困难不大。但当局为什么没有造没有拍？我想应该是它太“特型”太怪异了吧。人们看惯了标准型地堡，突见一个矮小的牛粪状地堡容易起疑心。观众不免要发问：美军为何别出心裁造这种“斜小堡”？是事先知道有人要来堵枪眼、因而专门设计提供方便吗？可见“堵枪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但难做，而且难看。让演员往形状怪异的道具地堡上一凑，各种破绽显露无遗，不但起不了教育作用，还有反作用。不如别拍罢。
十五、为造英雄而通敌？
打仗的时候，双方力求用最便捷的手段消灭敌人。能在一秒钟内杀死对手，绝不等到下一秒。而拍电影的时候却往往需要照顾敌人。特别要防止过早把主要对手弄死，导致后面没了戏。明明一枪能打死，却偏要搞得枪林弹雨全打歪，或者根本就忘了开枪。一切都为了最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徒手格斗。黄继光的事迹，不象作战，更象电影。
中共宣传故事里每逢说到敌人地堡，都有意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一遇敌人地堡，“我军”战士手里的枪就全都成了烧火棍。别指望用枪压制住敌人。除非派人去把它炸掉，否则它可以一直扫射不停。这是扯淡，拍电影的干活。实战中哪有刀枪不入的地堡射孔？子弹既能从射孔内打出来，当然也能从外面打进去。射击地堡射孔并不比射击匍匐单兵目标更难。军训用的“射孔靶”，面积相当于“胸环靶”去掉头部的部分。能打中胸环靶７环以内的一枪，必定能打中射孔靶。中国高中生军训射击项目，一般是射击百米距离上的胸环靶，五发三中（６环以内）为及格。黄继光要堵的那个枪眼，距离我方阵地才５０多米（万福来说的）。百米距离上打中６环的一枪，在５０米距离上就能中８环。也就是说，达到中学生军训打靶成绩及格线的人举枪朝黄继光前面那个美军射孔开五枪，应能打进去三抢。就算当天参战的四十五师官兵全是菜鸟，射击成绩输给中学生，也不该少于五发两中吧？令五名“菜鸟”战士持步枪每人朝那火力点射击五发。包括瞄准、击发、隐蔽、退壳、上膛，再观察瞄准等动作，一分钟可全部完成，到这时已有１０发左右的子弹打入该射孔。请问什么样的美军射手能够挺住不倒？
步兵在开阔平坦的地区对抗地堡比较吃亏。但在地形起伏多变的上甘岭地区，则是地堡火力点比较吃亏。特别是在夜间。当复杂地形、树木草丛以及烟尘等可能扰乱视线的物体被夜幕掩盖后，连续喷火的机枪口显得格外耀眼，更易于瞄准。志愿军进攻部队借着夜幕隐蔽在崎岖复杂的地形下。敌机枪来回扫射仅仅起到阻吓作用，并不能造成严重杀伤。美军地堡孤单且无法移动，而志愿军部队人多、分散而且机动灵活。双方在这种形势下展开对射，地堡火力点最多经过一两分钟就会被志愿军压制住。一旦压制成功后，再派人前去爆破，既省时又少伤亡。而且这正是步兵在作战中反制敌火力点的正确措施，决不应该不先行压制敌方火力就让战士顶着猛烈扫射前往爆破。若当天现场志愿军指挥员能按照正常程序指挥的话，几分钟内就可以解决该敌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出场。
但根据“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等人的叙述。现场情况极不正常。在场的志愿军大部队奇怪地沉默着，并不开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家眼睁睁看着一批批战士在敌火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前往爆破，全部阵亡。最后黄继光带伤来到地堡前刚要投弹，又被敌一梭子弹打倒在地。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的累累罪行还是没有引发黄继光身后大部队的战友们复仇的子弹。现场志愿军部队依然四平八稳地“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黄继光胸口中了五抢，“鲜血汨汨地流”。大部队官兵却残忍无比地等着看着无动于衷。请问这是怎样的冷血背叛？难道地堡被黄继光承包了，你们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侵权？假如不是老天实在看不下去，下起“阵阵冷雨”把黄继光淋醒的话，大家就打算这么一直等着看着直到天亮被美军飞机大炮轰回去吗？
上述场景，若在八一厂严寄洲导演主持下进行的话，尚可理解。但在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营参谋长张广生手下出这等事，他们逃不了通敌罪嫌。其中以负责现场指挥的连长万福来的嫌疑最大。无论在“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中，还是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均不见他组织过有效的火力压制。他不顾猛烈的敌火派人直接去爆破（实际是去牺牲）。人们要问：万福来你为什么不组织火力压制？为什么故意让命令战士顶着敌人扫射前往爆破，以至于一批接一批地牺牲掉？
问题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了解解放军战斗条令的人知道，即便没人指挥，志愿军战士本来也会自动向敌火力点开枪。解放军每个战士都知道“枪声就是命令”的原则。当战士在战场上遭遇敌人射击时，除非指挥员有相反命令，否则均应立即还击。若他们能自行还击的话，地堡火力点也会很快被压制解决掉，轮不到黄继光去炸去堵。现场大部队长时间沉默围观的奇怪现象，显示战士们接到了“不许射击”一类的命令。这样看来，万福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不称职，更有故意作梗，阻碍战士正常战斗之嫌。推断起来，他这个连长更可能是敌特潜伏人员，美军的干活。
其实本人并不真的认为万福来等通敌。完全是“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们自己提供的情节太可疑。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推论。总之，若要成全黄继光的英雄之举，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万某人等通敌，故意约束本军火力拖延战斗。而如果他们拒绝通敌，则大部队战士早在黄继光来到前就打掉该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当英雄。二者必居其一，二者只能选一。单看他愿意选哪个了。
更怪的是，好像地堡里的美军射手也通敌。而且是“舍身通敌”。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当黄继光第一次举起手雷时，该美军射手一口气朝黄的胸部打进五发子弹。可是后来当黄继光醒来再次举起手雷时，那家伙却不再朝他开枪了。这个美军射手有问题。黄继光躺在不到十（万福来说是五、六）米的地方，还有照明弹帮助，该射手能够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要知道，黄继光的细微举动，甚至离他几十米远的志愿军战友们都看见并“经过各方仔细核查后”写进了故事里。这些情节更应当被近在咫尺的美军射手看见。特别是黄继光“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的手中还有一枚大手雷。美军射手岂敢忽略？当雨把黄继光淋醒时，当黄继光痛苦呼吸时，特别是当着黄继光“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的时候，美军射手理应再次朝黄继光射击。可他竟然无动于衷。明明看见黄继光有手雷，明明看到他在喘气活动，甚至再次举起手雷，却再也不朝他开火了。硬是眼睁睁地让他把手雷扔过来炸死自己？这是什么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式白求恩？
此外，据“各方仔细核查”版的说法，那地堡后的山上还有“两个营一千二百多”敌人。当我军大部队全都趴着围观黄继光在地堡前挣扎的时候，这“一千二百多” 美国鬼子似乎也没有任何动静。好像他们的任务不是在地堡前后左右的阵地上同时阻击志愿军，而是远远地坐在山上恭候志愿军上来歼灭自己。莫非是美八军“军党委”刚刚通过决议，要不惜代价帮助志愿军树立一个“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否则怎么解释？
“喝令敌军我军都别动，黄继光来也！”的怪现象，全由造英雄而起，并非实际战情。上甘岭那种地形上，几个固定不动的火力点并不能挡住大批志愿军从不同方向的进攻，而摧毁一座“地堡”也不可能给志愿军带来“海涛”般涌进的便利。美军刚刚取得这一带的阵地，白天要忙于清剿坑道里的志愿军部队，晚上要对付志愿军的反攻。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修筑子母配套、成行成列的地堡群让志愿军“过五关斩六将”。那天晚上美军抗击着多方向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双方士兵多次发生徒手格斗，完全是一次混乱惨烈的厮杀。“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却把这复杂混乱的战斗现场按照输出英雄的要求公式化简单化了：一个地堡令我全军束手无策，一个英雄挺身堵死地堡，一次巨大胜利就此来临。壮哉伟哉，可惜假哉！这哪里是战争，分明是孩童过家家。
十六、“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还能战斗
“各方仔细核查”版里说，当黄继光爬到离地堡八、九米处正准备投出手雷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将他的胸膛“射穿了五个洞”。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显然没有高速枪弹伤方面的知识。他们狠心地让黄继光胸中五弹，然后还要他继续做动作。
以超音速飞行的枪弹是高速枪弹。高速枪弹伤完全不同于同等直径的钢筋刺穿身体所造成的创伤，也不同于手枪等低速枪弹造成的枪伤。美军在朝鲜使用的 M１９１８A２轻机枪，弹丸初速为８５３.４米/秒。高速枪弹主要以其所携带的动能杀伤受害人。高速枪弹遭遇人体骤然减速时，将其所携带的强大动能释放于人体，造成比弹丸直径大许多倍的严重破坏。研究资料表明，高速子弹击中人体时，动能在弹丸前端聚集形成一个数倍于弹丸直径的球状冲击波。一颗７.６２毫米子弹形成的球状冲击波直径接近于一枚鸡蛋。冲击波高速推进，整齐切断人体组织，受打击的骨骼会碎成小片，脏器被捣成浆状。遇到充满液体的大血管、肝脏、胃部等时，动能还会沿着液体传递。造成脏器爆裂以及远端伤害。这就是有人胸腹部中弹而口鼻喷血的原因。人体骨骼或者坚硬肌体的反作用力还会使弹丸出现拐弯、打横甚至翻滚现象，此时伤害加倍严重。冲击波在离开人体瞬间往往将出口处的较大块组织捣烂喷出。在人体上留下可怕的伤口。这还没完。当子弹穿过人体而去时，弹道周围组织又将刚刚吸收的动能向体内猛烈扩散，造成类似“爆炸”般的效应。它使人体内瞬间爆出一个比弹丸直径大十几倍的伤腔。该伤腔持续数毫秒，但所造成的破坏几乎与球形冲击波同样严重。就是说，即便子弹从离心脏十几厘米远的地方通过，心脏也可能在瞬间伤腔出现时遭到强烈挤压而破裂甚至被捣烂。子弹速度越快，上述损害越严重。
黄继光在不到十米处被击中，承受的是刚刚脱离枪口，以两倍半音速飞行的高速子弹。此时的弹丸破坏力最大。一颗子弹即足以打烂一个拳头大小的区域，更何堪五颗？位于胸腔内和后部的心脏、主动脉、脊椎等一旦被打坏，人还怎么做战斗动作？
退一万步讲，就算黄继光胸腔内地要害器官都逃过打击。开放性气胸也使他不可能继续战斗。五弹贯胸，留下前后十个进出伤口，其总面积大大超过气管的截面积。这意味着他的肺泡完全无法舒张，对全身的供氧终止。加上大量失血，黄继光将在几分钟内因大脑缺氧而休克，再后不久即出现脑死亡。他哪里还可能在昏迷后被 “阵阵冷雨”淋醒，然后爬起来扔手雷，然后又被手雷震昏，然后再度复醒，然后看到了后面战友首长，想起祖国亲人，感觉到马特洛索夫在鼓励他等等，然后他爬向地堡，然后转回身向战友“说了句什么”，最后完成“惊天壮举”？
新华社两位记者的奇文证明现场没有发生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他们手头没有真实的材料。无章可循。别无选择只好依靠想象编造。一旦编造的事情超出作者的知识范围时就要出错。两位记者对高速弹伤原理一无所知。编造起来怎能不出错？
不但是两位记者，其他叙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人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例如万福来，居然告诉别人说，黄继光牺牲后，他注意到黄继光身上７处枪伤“竟无一处流血，地堡前也无血迹。”看来万福来是要人们相信黄继光在途中把血流尽，变成“干”黄继光。堵上枪眼后再打也打不出血了。这位大爷说法够耸人听闻的。他可能不知道，人不可能以没有血液循环的身体去完成动作。其实远在身上的血流尽之前，人早已因为血压过低而丧失意识了。万福来更应该清楚，“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不宜多讲细节的。做宣传时泛泛地说一句“黄继光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就够了，根本没有必要添加这种弄巧成拙的细节。但他知识贫乏，听多了革命宣传，竟把“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当真了。以为革命者在身上的血液都放干后还能做动作。于是有鼻子有眼地“亲眼见证”了黄继光滴血不剩而完成的任务的“壮举”。
这个万福来，象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爱吹牛的人。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喜欢自作聪明地添加些不必要的细节以帮助“证明”他们所说不虚。不幸的是这类蛇足往往帮了倒忙。万福来是“黄继光堵枪眼”的首位报告者。第一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中“边堵枪眼边观察瞭望敌情”的神功，极有可能最先由他叙述，再由刘云魁行文发表出来。黄继光事迹的“见证者”是这样一个诚信很差的人，更砸实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质。
十七、手雷
各种版本都说黄继光在近距离向敌堡投掷手雷。那距离有多近？有的说不足十米，有的说七、八米。２０００年万福来告诉新华社记者说，“在爬到离碉堡五、六米远处，黄继光奋力投出一个手雷”。
普通反步兵手榴弹的爆炸力不足以炸塌地堡。炸地堡必须使用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手雷。当年志愿军使用的“手雷”，是苏制一九四三式反坦克手雷。这种手雷内装６１２克TNT炸药。用爆炸产生的高压聚能来击穿７５毫米以下厚度的钢板。它的强大爆炸力会使２０米内的无防护人员遭受严重杀伤。但该手雷重１２００克，普通俄罗斯人要把它扔出２０米并不容易。因此此种手雷也被戏称为“自杀弹”。而黄继光却在近到五、六米距离上使用它。我们不禁要质疑：黄继光怎样在这种手雷的爆炸后依然存活？要知道，他在此前已经胸中五弹，臂中两弹，“鲜血汨汨地流”着昏迷过一阵了。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中国东北网上刊登一则新闻，说明了１００克TNT炸药的破坏力有多大。该则新闻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住宅楼的七楼发生爆炸。“爆炸造成房屋后部混凝土预制板被破坏，八楼和九楼的楼板被毁坏。家具、门窗的碎片散落在方圆１００米的范围内”。“估计爆炸当量相当于１００克TNT炸药”。我们知道，九楼楼板离七楼炸点的距离约六米，这相当于黄继光与手雷炸点的距离。但黄继光和炸点之间并没“八楼楼板”挡着，且承受着多出五倍的爆炸当量。请问黄继光身躯的抗爆能力要比钢筋水泥楼板强多少，才能保证在手雷爆炸时不出现躯干破裂肢体断离的后果？即便不被炸掉手脚，黄继光至少要被爆炸气浪向后推出数米远。这个情节怎么没有被“各方仔细核查”到？
更有甚者。在２０００年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的专题中，《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居然说黄继光“在抵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只投过一枚手雷。这已经远超过黄继光身体承受能力了。“各方仔细核查”版没有让黄继光被当即炸死，至少也让他晕过去了一阵。而解放军报更狠，不由分说给改成“连投几枚手雷”。且连晕都不让黄继光晕一下。其根据来自何处？究竟是黄继光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躯，还是那些手雷全都受潮失效，只剩鞭炮般的威力？这篇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个什么“军事百科研究部”。我猜它的挂靠单位，应该是总政幼儿园大班故事教研组。
关于手雷，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探讨。据“各方仔细核查”版，黄继光是在“挺起胸”欲将手雷投出时胸中了五弹。然后他“昏迷了过去”。该文说他在昏迷的时候手还握着那枚手雷。但人在昏迷时能否继续握住东西，我觉得甚可疑。因为现实中的人在昏迷时手中东西都会掉落。如果黄继光在昏迷后也松手的话，这枚手雷就会起变化，使得黄继光无法再使用它。这种手雷在投出前已经拔掉保险销。投掷者以手握住弹柄，不让贴在弹柄上的保险片弹开。手雷一出手，该保险片即在弹簧作用下弹开，弹柄下部一个套筒也被弹簧推动褪离弹柄，套筒里的两条长１米左右的布条就会伸展出来以保持弹头向前的飞行姿态。与此同时，手雷的碰炸引信也解脱保险进入战斗状态，此时稍有碰撞即引爆手雷。如果黄继光在中了五弹后松了手（正常情况下会的），那枚手雷会自行弹开，套筒脱落，布条展开，引信进入战斗状态。要么在脱落触地瞬间爆炸，要么在黄继光醒来后试图将它投出时爆炸。无论何种情况，堵枪眼壮举都无法实现。我们需要在医学上证明人在胸中五弹后还能保持手掌的有效抓握姿势。否则黄继光这一关过不去。千万别跟我说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能做到中弹昏迷而不松手。众所周知该思想的所有者自己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如果该思想灵验的话，他至少可以不必依赖过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了。
十八、新华社再否定“各方仔细核查”版。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粗假走向细假，从一假走向多假。虚构的故事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不但每个人说的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说的也往往不一样。“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的各种版本也是这样。几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互相矛盾，甚至单个人自己的几次叙述也互相矛盾。单单新华社就不知一次地否定改写。加上其它他方面文献的否定。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被否定得不可收拾了。
“各方仔细核查”版维持了几十年。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开始纪念朝鲜战争５０周年，一些黄继光的战友纷纷出面叙述当年情况。把“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所说的一些情节否定了，一些过程也再度被改写。新华社自己也于２０００年后出了不止一个新版本。对照起来看，１９５２年的“各方仔细核查”版实际上已经没有几行字能存活下来。一个被新华社言之凿凿地声称“这是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故事，已被证明既没有经过核查，更不是“最后”的情节。兹举数例：
该地堡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的说法基本没人再提了。有的文章减少了机枪的数目（不知依何根据），有的使用含糊的“多挺”，还有的干脆不提数目。
黄继光在地堡前“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的情节也被去掉。现在多半改为“左臂负伤”或者简单地说“负伤”带过。没有人再提“五个洞”这个“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了。这个情节为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那么当初新华社的石、王两记者是怎样“仔细核查”到这个情节的？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见证者是怎样数出黄继光堵枪眼之前胸口不多不少中了五发子弹的？这种在夜间捕捉８５０米/秒飞行弹丸的超级眼力，是怎样炼成的？
堵住“两挺机枪”。也被现在的文章放弃。现在的文章，有的明确说是“一挺机枪”，有的则只说“机枪”。
再如黄继光出发前掏出母亲来信一节。两位记者曾有鼻子有眼地摘引该“信”内容。其中“母亲”问“光儿”说：“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这种“母亲”，听起来更象“政委”。而这封信现在何处？按理说它应当被收入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并且反复宣传。但现在别说宣传，连提都懒得提了。志愿军当局后来发现黄继光的真名是“黄继广”。是记者把人家的名字给写错了。因此，如果真有“母亲来信”的话，信上也应该是“广儿”而不会是“光儿”。由此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样一封 “母亲来信”。又是两位记者的凭空捏造。
“黄继广”被误写成“黄继光”。这本来应该在发现后加以改正并向家属亲友道歉。但中共当局却以蛮横无理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错误。他们不但没有改正道歉。竟索性将错就错用假名字替代了人家的真姓名。从此就没了“黄继广”，只有“黄继光”了。全中国在几十年中没有人知道黄继光的真名字。直到近些年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后，当局也没有歉意，更没有打算改正。李明天等人的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还用１９５４年黄继光母亲的话替当局的蛮横行为辩护。书中引用说“黄妈妈笑笑说 ‘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问题是“过去”并没有别人，只有中共当局用错误名字进行宣传，造成了既成事实。如果黄妈妈不接受，党愿意登报声明给改回来吗？而且既然黄妈妈说“两个字都好”，为什么从此再也不使用人家的本来姓名？更为什么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不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明摆着是中共当局拒不改正错误，反而欺负家属，将错误强加于人。中共一贯毫不客气地支配被统治者的一切。不但随意利用黄继广的的生命为党的利益服务，也随意剥夺他的姓名权。党叫你姓啥名啥你就得姓啥名啥。搞错了也要你接受下来。
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至少写错了两个。黄继广被写成“黄继光”，肖登良被写成“肖德良”。再对照近年来的一些资料，还发现另一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是“吴三洋”而不是“各方仔细核查”版里所写的“吴三羊”。如果这也属实的话，则新华社这篇报道中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全都写错了。这样胡乱写出来的东西也敢自称“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吗？
毫无疑问，这两位新华社记者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核查”。种种离奇荒谬的情节都是他们俩人关在屋子里瞎编一气搞出来糊弄老百姓的。他们干这种缺德的事驾轻就熟，肆无忌惮，不是一般的无耻。这两位记者的恶劣文风甚至连中共宣传体系内的人也不敢恭维。１９５０年代反右前有一阵子言论比较宽松，有人就以这个 “各方仔细核查”版为例批评新闻报道中的“合理想象”。批评者引用两位记者在文章中描写雨落在黄继光脖子上，他呼吸时“刀割样疼痛”还有“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等等描写。然后问道：黄继光牺牲前的这些感觉，你们怎么能知道？可见当年就有人看出这个假故事里的毛病。如果不是中共当局严厉压制的话，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早就成为各界同声声讨的“过街老鼠”版了。
十九、万福来、肖登良发表颠覆性的新回忆资料
万福来、肖登良是最重要的两个现场见证人。他们在最后的时刻里和黄继光在一起。他们的说法对黄继光故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两人近年来的回忆资料出现了新的情节。这些情节不但否定了“各方仔细核查”版的主要说法。其中一些情节更对整个“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按“各方仔细核查”版所描绘的战地情况，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三人请战去炸敌堡。从此“壮士一去不复返”。出发后不久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伤。黄继光继续前进炸地堡然后堵枪眼，志愿军部队遂“海涛一样卷上山头”，胜利大捷。整个过程典型、简单。但后来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资料却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党史文汇》１９９７年４期上刊登万福来的文章《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文章中却说出了一个很不同的情节：黄继光他们三个人出发后还有指导员前去加入。不但有人前往加入，还有人中途回来了一趟。万福来说，他们三人出发后先炸了若干地堡。还用手榴弹追着攻击溃逃的敌人。然后前进受阻。这时指导员冯玉庆前去指挥。不久后“肖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了”。报告吴三羊牺牲并要求补充手榴弹。肖登良得到手榴弹返回。黄继光得到手榴弹补充，和指导员以及肖登良说些什么，然后再去炸最后的地堡。
现场的另一个见证人肖登良透露出更多情节。《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发表了了刘邦琨写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的情况更出人意外：他们三人出发后，不单是肖登良回来了，而是三个人全都回来了。肖说他们三个出发后炸了几个暗堡，消灭一些敌人后，“手榴弹、手雷全用完了”。于是三个人在阵地上捡手榴弹，捡完弹药就“被迫退至四号坑道”。此时山头上的敌人“好像发现了捡弹药的３个战士，几发机枪子弹射来，吴三洋头部中弹，血流如注，英勇牺牲了”。吴三洋阵亡后，“３位首长过来问了一下”。再稍后，指导员说要找一挺机枪来打掩护，肖登良很快就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的机枪。尔后他和黄继光一起摆弄安置这挺机枪。先是琢磨怎样把机枪架起来。尔后研究怎样开火射击。接着肖登良进行试射。第一次试射并没有引起敌人反应，到第二次试射时引起敌人注意。敌人机枪朝他们开火。肖登良中弹负伤倒在坑道里。黄继光替他包扎。然后再出发去炸地堡。
这两个见证人的新回忆资料不但完全颠覆了经典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更披露出重要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伤亡与“炸敌堡” 无直接关系。这两个人不是在去“炸敌堡”途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而是回到在四号阵地坑道后，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伤亡的。而黄继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和他们在一起。这使人觉得当时他们几个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对付敌人地堡，而是在干别的事情。
另一个情节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敌军地堡也不象是在他们跟前５０米处，以７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的样子。５０米是在夜间能看见路灯下老鼠活动的距离。更何况是几个大活人？且当时“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大部队都被敌火死死压住不能动弹。而他们三、四个人倒像持有特别通行证一样来回运动。这是很反常的。他们先出发去扔了一阵手榴弹，一直扔到手榴弹不够用。于是回来补充，而后再出去。他们不但来回地运动，还在附近的地上寻找和捡拾手榴弹。直到捡了不少后，敌人才“好像发现了”他们而朝他们射击。这些显然都不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距敌人强火力点５０米范围内应有的活动。如果现场情势真的如此宽松，允许志愿军士兵来回运动的话，那么大部队也可以运动上去，那早就把该地堡炸个稀烂了，根本轮不到黄继光出手。
肖登良和黄继光架设和试射机枪的情节也显示出他们当时有一种远离敌火时的松懈。如果敌人机枪就在５０米外猛烈射击的话，他们怎敢随意试射机枪？他们俩人头一次试射打出七发子弹，并不在意敌人会发现自己而立即严密隐蔽自己。还接着再打第二次试射。这次引来美军还击，数挺机枪开火打伤了肖登良的腹部和脚部。从肖登良受伤的部位可知肖登良的当时下身也暴露在外，体位很高。基本是全身暴露。如果他们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在敌七挺机枪组成火力点５０米前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话，怎么可能这样暴露地摆弄和发射机枪？这一切告诉我们黄继光们当时并不在“敌堡”前，而在离敌方阵地较远的后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现场的情况。弄清黄继光们当时离敌阵地有多远，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在那里干什么？
二十、黄继光阵亡在什么地方？
１、从四号阵地坑道攻击零号阵地山头？
国内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在攻占零号阵地时献身。而上面万福来、肖登良两人的回忆都表明，他们在当时的位置在四号阵地坑道。四号阵地和零号阵地是两个山头。从四号阵地不可能直接攻击零号山头，部队必须先下山进抵零号阵地山脚，再组织向零号山头发起进攻。因此，进攻零号的志愿军部队应该比他们的位置更靠前些才对。或者说，当时攻击零号山头的部队里没有黄继光。此点提示，黄继光阵亡之处不在零号阵地前，而极有可能象吴三洋那样就在四号阵地坑道附近。
２、四号阵地坑道是位于进攻部队后方的指挥所。
前面已提到，黄继光们活动的四号阵地坑道显然离敌人火力点稍远。敌人火力虽够得着，却不经常往这里打。他们没有“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感觉。再根据其他资料，还可知这里实际上是进攻部队的指挥所。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以及后来到达的营参谋长张广生都在这里指挥。张广生还从这里和师部通电话。这些都说明了指挥所的性质。按照正常的设置，指挥所不会与进攻部队同样靠前，它应该在进攻部队后部。
从黄继光等三人获取手榴弹补充以及肖登良轻易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机枪的情况来看，这里还囤积着一些武器弹药。虽然肖登良声称那些都是“美军丢下的”的武器。但在万福来回忆文章中，肖爬回来第一句话就说“连长，快拿手榴弹来！”。表明肖登良已知坑道里有弹药。从以上情况判断，这个坑道兼作指挥所和部队进攻的出发阵地。
进攻出发阵地通常都在进攻部队的后部。这是步兵进攻时常见的设置。在出发阵上，预备梯队在这里待命，运输民工送来的武器弹药先存放于此，火线上转下来的伤员也从这里由担架队后送。当时战场上伤员大部分抢不下来。而肖登良多处中弹伤势严重，却还能得到及时救护。这也说明他们当时所在位置比较靠后，负伤后才得以及时被后送。
３、大部队在哪里？
“各方仔细核查”版说在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过程中，志愿军大部队在等待。当黄继光扔出手雷后，部队一度发起冲锋，随即又被压住。当黄继光堵住枪眼后，部队便“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然而这能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的 “海涛”，到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万福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只剩４个人。万福来说，当黄继光等到达时，现场剩１６人。万福来把这１６人中的９人组成三个爆破组去炸敌堡，结果全部牺牲。然后他们又派出黄继光等三人去爆破。结果二死一伤。这样，到黄继光堵住枪眼时，现场就只剩４人能战斗了：万福来，指导员、营参谋长、还有一个报务员。三个光杆连营干部外加一个报务员，算什么“海涛”？怎么能攻上山头去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万福来所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近几年来有一些志愿军官兵现身，声称当时在场。证明万福来没有说实话。《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就发表过“黄继光的班长”吴书印，“黄继光的排长”钟仁杰等人的文章，声称他们当时也在场。此外还有湖南的陈发华也声称在场。作为连长的万福来，从不提起吴书印、钟仁杰等本连的班排干部，此点尤其反常。他可能忘记一般的士兵，对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怎么能忘记？看来万福来不是忘记忽略，而是有意隐瞒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现场到底还有多少志愿军？据刘云魁的回忆，２０日早上他在坑道里见到了“不到３０个” 存活的六连官兵，而不是万福来说法中的４个。“不到３０个”即２０多人。考虑到这是部队与美军对峙到天亮，并且持续遭到美军炮火猛烈轰击、遭受严重伤亡后剩下的人数。合理的估计，当黄继光们抵达４号阵地坑道时，现场志愿军１３５团几个连组成的进攻部队应该还在百人以上。
这么多的官兵不可能都挤在指挥所里。也不允都躲在这里。他们只能到前面去。万福来所称的“只剩１６人”，应当只包括当时在指挥所位置上的人。更多的部队在他们的前方与美军对峙。黄继光到来后就和万福来们在一起，在指挥所位置附近一直呆到吴三洋阵亡和肖登良负伤。也就是说，此时黄继光没有和进攻大部队在一起。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黄继光们当时处在离敌人阵地较远的指挥所位置上。在他们与美军阵地之间，还有一支较大的志愿军进攻部队。班长吴书印、排长钟仁杰等人就在那支部队中。黄继光则和连营干部一起在指挥所附近，在“我军”背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黄继光并非阵亡于与敌军阵前，而很可能阵亡于“我军”背后。这一情况，不但排除了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的可能性，更令人怀疑黄继光当时执行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黄继光们不可能直接去攻击敌人地堡。他们更有可能做的事是和连营首长一起督军压阵，驱赶前方的部队与敌军战斗。换句话说，黄继光们可能是“督战队”。
二十一、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
本节根据前面的推测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经过更多资料的验证。它也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我希望这个推测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大家一起努力探讨真相。
１、他们是不是督战队成员？
每支军队都有执行战场纪律的单位。解放军也有。这本来不奇怪。只是解放军羞于提起，甚至企图否认，这才有点奇怪。根据一些志愿军官兵透露出的情况看，当时志愿军部队各级都有由首长直接掌握的特别单位。其名称不一，目前已知的有“特别尖兵排”、“搜索排”、“侦察排”、“前哨排”等名称。听名称好像这些排打仗时都冲在前面，其实正相反。他们平日紧随首长周围，执行警戒通讯等任务，战时则在部队后面执行“特别任务”。目前国内的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肖登良、吴三洋是“通讯员”。没有提到他们的其他身份。而肖登良的回忆资料中，却两次提到他是“前哨排”的成员。一次是在解放军报组织的《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中，发表了郭凯、张大森、朱志刚采访报道《“上甘岭三勇士”惟一幸存者肖登良深情追忆上甘岭战斗》，报道中说：“１９日拂晓散会时，团长让熟悉前哨情况的肖登良留下，带领某师的一个连队换防六连守卫的阵地。”另一处是《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黄继光和他一起摆弄机枪的时候，黄继光对他说：“你在前哨排那么久，枪打得好，”。由此可以确认肖登良的“前哨排”成员身份。黄继光和“前哨排” 成员们一起行动，位置又是在“我军”背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２、严厉的崔建功，绝望的张广生。
张嵩山书中透露出的营参谋长张广生在２０日凌晨抵达四号阵地坑道后，与师长崔建功通过电话。其情形很值得注意。书中承认，张广生抵达时进攻部队实际上已经无力再前进。而当张广生向崔建功请示时，崔严厉命令道：“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崔口气十分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其原因之一，是我在前面也已指出的，即那天的战斗事关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都向下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四十五师连“战斗到死”这样的命令都出来了。这是目前可得到联军资料中唯一提到志愿军下达如此无情命令的记录。
崔建功如此严厉，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自己的作战部署错误，战局陷入严重困境。他要极力挽救。此时他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孤注一掷硬干到底外别无选择。说崔建功作战部署失误，在于他对１３４团夺取主峰的部署。他安排１３４团提前于１９日夜间潜入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这个想法不错。但用此时再用却犯了兵家忌讳：老套重复。美军与志愿军交战近一周，已经多次经历志愿军依托坑道反击。必然加强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的清剿与防范。前面提到美军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并将洞口炸塌。对于其他坑道，美军也加强了封锁。前面提到的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的《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志愿军部队修建坑道时为了追求洞口厚度而把坑道口修在山体凹陷部。这给美军监视封锁志愿军坑道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军在洞顶以及洞口两侧高处设置阵地，从三面居高临下监视坑道口。志愿军一出洞口即遭敌三面交叉火力以及大量手榴弹的打击。瞬间伤亡殆尽，很难冲出发起进攻。因此，崔建功当晚部署１３４团从坑道发起进攻是严重失策。总攻开始后部队基本打不出坑道，更何谈进攻主峰？至此，两端夹击的部署一端失效，崔建功只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１３５团这一路进攻之上。不但指望他们夺取主峰西北山梁，还指望他们完成１３４团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夺取主峰。为此，他除了催战催战再催战外，还有什么办法？因此，无论张广生如何同情第一线的官兵，崔建功都不会允许他把部队撤出战斗。崔建功此时必定要求严厉督战。张广生别无选择，只有执行。但是眼前的部队伤亡惨重士气十分低落，他怎么执行崔建功的命令呢？攻也攻不上去，退也不让退，除了硬硬把部队拦住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呢吗？而当一般的催战阻拦手段不灵的时候，他只能加码，祭出更厉害的手段。
３、连续投掷手榴弹与谁“战斗”？
怎么拦住部队？用枪当然可以。但手榴弹可能更好。东一颗西一颗，远一颗近一颗的手榴弹在部队后面不断爆炸。分太不清是我军手榴弹还是敌军炮弹。但不断的爆炸声毫无疑问可以阻止部队轻易地后退。当然，这样的方法对手榴弹的需求比较大。时间稍长一些就需要补充。这恐怕就是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中都有手榴弹用光后再返回补充，或者从地上捡拾“美军丢弃的”手榴弹等情节的原因吧。万福来肖登良们当然不能说他们用手榴弹阻止战友后退。他们只说他们用手榴弹炸毁多处“美军暗堡”，还把“黑压压”朝他们冲来的“美军”给炸了回去。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此刻身处“我军后方”。此地不会有“美军暗堡”可炸。甩手榴弹把 “黑压压”的人群轰回去倒是比较可行的。但是那“黑压压”的人群，不会是美军，应该是本军的战友。
二十二、结论
上一节里的推测正确与否，尚待验证。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否定“黄继光堵枪眼”这个故事。光是几十年里国内出版资料N遍地修改否定，加上不同说法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早已使得“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破绽累累，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个故事的时间没有保障、地点模糊不清、地堡难以建造、枪眼无处设置、人身强过钢锭、手雷弱于炮仗、一人遗下多尸、多方排斥一人、我军不象军人、敌军更象我军。等等等等。套用有关朝鲜战争的一个著名的句型，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说：
黄继光的事迹，是在编造的时机、编造的地点、向着编造的地堡、堵了一个编造的枪眼
二十三、肖登良能否再次说出真相？
１９５２年年底黄继光事迹见报后，在医院养伤的肖登良多次否认自己是该事迹报道中的“肖德良”。肖的态度引起了志愿军十五军对他的特别关注。这件事过去一直没有公开。直到近几年，才被当作肖登良和秦基伟的一段“情谊”提起。
《文史春秋》２００６年第四期发表了刘邦琨的《上甘岭英雄与国防部长的情谊》一文，文章说，肖登良负伤后被转到国内东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新华社石、王两记者关于黄继光的文章（即“各方仔细核查”版）把肖登良的名字误写为“肖德良”。文章发表后，医院护士曾到病房问肖登良是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个“肖德良”。肖看过报上文章后却否认说：“我是肖登良。我不认识肖德良”。至于否认的动机，肖登良说是他不愿让别人“以为我是冒名顶功”。然而有关当局却相当重视这件事。持续地询问他。先是医院领导来问他，仍被他否认。后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甚至专门派人来医院询问他，他还是否认。致使“秦基伟派来的人仿佛是很惋惜地摇了摇头”。直到后来同病房的伤员私下与肖登良交谈确认他的身份，向医院当局报告。“医院立即将找到肖德良的情况向志愿军一三五团作了汇报。肖德良就是肖登良, 现在就住在吉林省东大医院。”
鉴于肖登良的伤情，医院建议给肖登良评定革命伤残等级，再将肖登良转入国内荣誉军人学校休养。但是十五军对肖登良的去向特别关注。一三五团团长获知消息后不敢做主，打电话向秦基伟请示。“秦军长正在焦急时期, 他考虑到前线兵员吃紧，特别是英雄肖登良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敌人暗堡的英勇行为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心惊胆寒的事，他想如果肖登良重返前线，将有利于鼓舞全军将士的士气。肖登良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更能使敌人不战而退，他果断地决定：‘肖登良不评残，不到荣誉军校，待伤好后，立即返回部队！’”肖登良于１９５３年５月返回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等军领导前来迎接，与肖登良拥抱、握手。军长仔仔细细地把肖登良从上到下看了又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登良啊，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找到你，我们高兴啊！’”
“在军部，肖登良受到了军长特别的尊敬，得到特别的待遇。每天，军长和军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一同陪肖登良吃饭。最好的菜，首长都争着夹给肖登良吃，饭后，尽量抽时间与肖登良交谈。”“在军长身边肖登良感觉到自己简直就像在父母亲身边, 无比温暖。”
这个故事疑点不少，让我们一点一点分析。
１、秦基伟“寻找英雄”，辛苦得很不自然。
按照这文章的说法，部队如此关注肖登良，是因为秦基伟非常关心英雄的下落，找不到肖就不能安心。文章说肖负伤住院后，他的部队以为他已经牺牲。但秦基伟坚持相信肖登良还活着。他指示部队继续查找。找得很辛苦。
“他坚持要弄清楚三位英雄遗体的下落。……他下令在朝鲜战场上寻找，在战地医院和国内志愿军医院的伤病员中寻找。找来找去，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了，所有志愿军中都没有找到肖德良这个人。……他派人逐一检查已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遗体，又派人去各地志愿军伤病员医院查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结果。”
“他要亲自看一看一三五团上甘岭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的战士的名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但是，在伤病员的名册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秦基伟的注意，那就是“肖登良”，他叫人先去打听一下肖登良是不是在上甘岭战场上与黄继光、吴三洋一起炸敌人暗堡的人。结果令他失望，但秦基伟不相信肖德良已成为失踪的人，他相信在国内吉林省东大医院治伤的肖登良就是在上甘岭阵地上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毁敌人暗堡的英雄。他越想越觉得肖登良就是肖德良，他甚至很想亲自回国去医院见一见那位志愿军伤病员肖登良，但是前线战事吃紧，抽不出身，所以秦基伟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便派人来到了吉林省东大医院看望志愿军伤病员，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英雄肖德良而来的。然而，当秦基伟得知肖登良不是肖德良时，心里始终有个难解的结，他为找不到英雄伤心难过。他说：“找不到肖德良，我死不瞑目。”从此秦基伟失眠了，食欲受到了很大影响，即使指挥打仗也时时挂念着能找到英雄肖德良。他是多么希望英雄肖德良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段“骑驴找驴”故事太离奇，很愚蠢。
新华社记者把肖登良的名字写成“肖德良”，部队就无法把这两个名字对上号吗？故意“发笨”，也不能笨到这地步吧？全军已知那故事发生在一三五团二营六连。而该团该营的该连的花名册里写的是肖登良的名字，不会是“肖德良”。部队又不是处在运动作战状态，名册资料不会轻易丢失。黄继光事迹是由营、团逐级上报的。各级当然清楚那天晚上谁和黄继光在一起。秦基伟只需叫秘书给下面营团打个电话，几分钟内就会有正确报告。
这么简单的事，却被该文章搞得非常复杂且非常愚蠢。该文章硬是让“秦基伟”大冒傻气。他居然到外面去把“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甚至还想出了翻查遗体这种极蠢的点子。要知道，１０月间四十五师阵亡士兵几百上千，光是把遗体都挖出来得出动多少人工？挖出来又能认出几个人的模样？这些做法不是一般的蠢。断然不可能出自秦基伟或者十五军其他干部。完全是作者瞎编乱造一气。
２、肖登良说否认自己是“肖德良”的动机是不愿“冒名顶功”。想要当个无名英雄。这个说法也不通。功是黄继光的，不是“肖德良”的。“肖德良”在该故事只有中弹倒下的情节，这不算什么“功”。他承认自己是文中的“肖德良”，并不能给他自己“顶”来什么功，更不可能“顶”掉黄继光的功。而且“组织上”询问他时，也没有说要给他评功。后来查清证实他的身份后也没有给他记功。肖登良这个说法纯属自作多情，“谦虚”得毫无必要。
真正要紧的是，“组织上”需要他为黄继光事迹作出正面见证。如果他能爽快认下新华社文章中的“肖德良”身份，对帮助周围的人相信黄继光事迹有重大帮助。他不应该消极否认。他的谦虚“不顶功”态度对上级来说没有意义。但他“不认账”的态度却明摆着会给“组织上”造成严重被动。因为周围的人已知他是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兵，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两人。这已经表明了他是事件中的知情者。再加上他的名字和报纸上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周围的人多半已经猜到他就是“肖德良”。这样一来他必定推不掉“证实”英雄事迹的责任。周围的人必定要追问他“这事到底是真是假？”，“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黄继光是怎么个堵法？”等等。在这种场合下，“组织上”当然希望他明确地宣称“是真的。我看见了。当时我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等等。谁知他却一味否认。这一来必定使得周围的人起疑心。更坏的情况是，他不但否认他是“肖德良”，而且还明确否认他见过别人“堵枪眼”。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这是真正和 “组织上”过不去。上级决不会坐视。
３、秦基伟把肖登良弄回部队的理由也很可笑。我看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肖登良会“使敌人闻风丧胆”这种鬼话。联合国军方面从没有组织学习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迹，何缘认识肖登良？中朝部队出英雄的频率那样高。真开展学习的话，也早已使联军各部队应接不暇而麻木掉了。况且“堵枪眼”战法对联合国军明显有利。假如联合国军方面得知志愿军将要真心实意推广“堵枪眼”战法的话，心头的感觉恐怕不是“闻风丧胆”而是“一阵窃喜”。设想志愿军部队从此放弃“伴随着哨子喇叭或者锣鼓声，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战术，而改采“黄继光堵枪眼”时那种安静有序的打法。联军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志愿军大部队遇到美军地堡立即老老实实地各自趴好。地堡不炸毁大家坚决不开枪不逼近不迂回不包抄。并且每次严格只派三、五个人前去炸地堡，直到炸得没有手雷然后改用肉身去堵。这种“小批量有计划按比例”地牺牲士兵的战术无疑将大大减轻联合国军方面的作战压力。美军枪手再也无需担忧志愿军大部队“擅自开枪”或者“擅自逼近”。他们只须集中火力对付这几个慢慢爬过来人就行了。这样的“战斗”将如同儿戏一般轻松有趣，说不定美军会因此给秦基伟授勋。
公平地说，我不相信秦基伟有这么傻。完全是文章作者抹黑领导形象。我们知道，党的御用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挖空心思表扬领导。但这种工作做起来往往刹不住车，一直表扬到领导和自己看上去都很蠢的地步。
荒谬的阿谀，往往意味着掩饰。该文章罗列以上各种可笑的秦军长“高风亮节”，无非想掩盖十五军当局“关注”肖登良的真正动机。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了不可回避的事情：即周围的人向肖登良查询黄继光炸敌堡堵枪眼故事的真实性。“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是个必定会问的问题。无论是护士、伤员、医院领导、还是秦基伟派来的人，所有的询问者都是因黄继光事迹而来的。肖登良在医院必定登记了个人和所属单位的资料，还告诉护士说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他的身分已经如此明白。询问者不会很在乎他是不是“肖德良”。真正关切的是那次战斗的情形。“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个关键问题一定会反复提出来。肖登良也不可能不回答这个问题。要害就是肖登良回答了什么。如果肖登良的确看到了黄继光的英勇行为，绝不会说没看见。他必定会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我看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大家不需要再和他费口舌。志愿军十五军和秦军长也不会再对他那样牵挂。
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要害，倒证明当时肖登良对这个问题作了“错误”的回答。肖很可能在否认自己是“肖德良”时连同“黄继光堵枪眼”一起否认了：我不是那个“肖德良”。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堵枪眼。至于黄继光和吴三洋，我看见的情形是是这样，．．．。只有发生了这种的严重尴尬的情形，才有可能惊动医院领导以至十五军军长。才使得后来一连串不寻常的发展变得顺理成章。
真相应该是：肖登良负伤后对本军事态进展不知情。尤其对他的战友老乡黄继光一举成为大英雄毫无思想准备。而十五军当局对外宣传黄继光时也没有想到先派人到后方医院给肖登良“打预防针”这类细节琐事。当新华社文章发表后，护士根据报载文章提问时，肖登良仍处于“不明假相”的状态中。他不懂得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去应对，只能据实回答问题。于是造成了这起不大不小的“意外事故”，惊动了志愿军十五军当局。他们赶紧派人来处理。事件过后，十五军当局显然“心有余悸”，担心他再捅下漏子。以至于在他伤愈后也不让他退伍休养，急忙把他弄回部队。与其说肖登良“使敌军闻风丧胆”，不如说他“使我军领导寝食难安”。
肖登良被弄回部队并没有被当功臣看待。十五军当局没有给肖登良记功授奖，更没有提拔他当干部的意思。当局没有因为他在医院的“错误”表现给他处分就算便宜了他。十五军把他弄回部队，显然是要继续给他做工作，直到确认他再也不会乱讲话后才让他复员。部队对待“有功人员”，通常在复员时给照顾安排工作。但十五军却简单打发肖登良回家去务农，什么照顾安排都没有。对于一位曾与“特级战斗英雄”一同战斗并且身负重伤的功臣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冷淡无情、带有惩罚性的处置。
肖登良因为“一时和组织联系不上”而自行说出了不该说的真相。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带着重伤痊愈后的身体回乡务农养家，终生贫寒艰难，晚年仍居住在长着裂缝的土屋里。中共本来喜欢把经历过著名事件的人物树起来挂职，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帮助党搞宣传。但这种待遇似乎没有肖登良的份。目前已知肖登良唯一的“官职”，是“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终身顾问”。实际上中共当局在很长时间里不让外界知道肖登良还活着。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直到１９６２年还在对参观者说“黄继光和战士肖登良、吴三羊在炸敌人暗堡时光荣牺牲”。２０００年后媒体上才出现对他的公开报道。从种种迹象看，肖登良有可能属于中共的“内控对象”。
我相信肖登良曾试图澄清真相。但在中共统治下这样做谈何容易？在当年以及那以后几十年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从中共当局长期声称肖登良已经 “光荣牺牲”的做法看，如果肖登良拒不“改正错误”的话，党是可以让他“被牺牲”掉的。肖登良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帮助中共当局说假话作伪证。即便到了今天这个言论相对宽松的时代里，说出历史真相仍然有很大的麻烦。不久前关于董存瑞事件告诉我们这种举动的麻烦有多大。但我相信人类内心深处始终有良知在呼唤。我相信肖登良心底依然有解脱羁绊回归真诚的愿望。肖登良近８０岁了。我盼他在历尽沧桑彻悟人生之后坦然地说出埋藏于心中多年的真相。横竖那生编硬造的“黄继光堵枪眼”早已百孔千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他继续替当局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肖登良能够再度说出真相，总还能够还给长期受欺压愚弄的中国人民一个公道，还他自己一个清白，也还给那不明不白被利用了几十年的黄继光一个清白。从这方面讲，意义是重大的。
至于另外一个见证人，连长万福来，是否愿意讲真话？我们不知道。至少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表达出任何道义上的真诚。从刘云魁回忆资料判断，他可能就是“黄继光堵枪眼”首版假新闻的第一叙述人。他并没有因为报告了假新闻而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因此而大大获益。几十年来他成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演讲专业户。作了多少场报告，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他和肖登良不一样。肖登良因为事先不知情而“犯错误”，退伍被打发回去务农几十年。老年晚景凄凉。而万福来走上了“正确路线”，荣誉纷至仕途顺利，听说干到副师级离休。我猜他恐怕不愿意舍弃这一切。那就让他好好留着吧。这一切也真是“来之不易”呢。横竖“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真伪已经十分清楚。不需要他再说什么。
二十四、把人民的智力打残，是什么样的罪行？
几亿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竟无力抵制粗滥的假新闻。这是一种极令人惊骇的现象。我们人类天生会保护自己。当锐器刺向人体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推挡或闪避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当侮辱智力的谎言出现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挑剔和驳斥来保护自己的智力。由于人类有这样的的本能，一般骗局的作案者不敢冒犯人类常识。他们害怕骗局被揭穿而遭受损失。而中国共 产 党不怕，中共就敢于公然地在人类常识范围内作案，完全不担心民众识破。为什么？因为共 产党有能力先把人民的智力打残，使人类正常判断力不发挥作用。共 产党封锁一切真相，用专政暴力打击或消灭民间对党的任何怀疑和反驳，同时开足马力进行“正面宣传”。三管齐下，不要多久即可将多数民众的智力打残。智力被打残后的民众只知道无条件拥护共 产 党，只知道相信党所宣传的一切。这就给了党放开手脚愚弄人民的最佳条件。
你对台湾人说：“爹亲娘亲不如陈总统亲”。台湾人会认为你需要住院。但在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真诚地确认爹妈恩情不如国家第一把手恩情深？在“旧社会” 里，你对地里干活的农民说：深耕密植好好干，一亩能收十几万。农民一定骂你“白痴”。但在大跃进年代里，你对公社社员说同样的话。众社员会附和你说：“说得对！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什么奇迹都能造出来”。这就是人民智力被打残后的典型症状：自觉地把自己当傻瓜处理；主动地做着伤害自己和亲人的事。曾有多少人，因为相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主动地揭发并凌辱自己的父母长辈？曾有多少人狠狠斗争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中国大地上，因为相信“人定胜天”而大举挑战自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需要多少辈人的努力才能恢复？还有多少永远也无法恢复了？
假想中共当局把５亿个中国人的腿打残。当你看到中国市面街头满是柱杖跛行的民众时，一定会惊骇愤怒得难以自制。你一定想用最强烈的声音和行动去控诉和制止这种可怕的罪行。但如果被政府刻意打残的不是人民的肢体而是智力。那是否该属于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的罪行？人民智力被打残的后果，比之肢体被打残轻一些吗？请好好想想罢！
作者：穆正新
一、让我们“善搞”黄继光事迹。
本文对“黄继光堵枪眼”事件进行查证剖析，力求剥去伪装，还历史真相。本文决不属于“恶搞”。要说“搞”，只能算“善搞”。求真与尽善是一致的。还原历史真相，无论对于受骗的民众还是被利用的黄继光本人来说，均属善举。
本人在近几年里不断思考过“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真伪。见到一些资料也随手存下来阅读对照。越读越发现这个故事破绽很多，作假嫌疑很重。开始时，本人曾觉得自己的怀疑或许有错。毕竟这个故事如雷贯耳地教育了我们几代中国人，其“神圣”地位在心目中相当牢固。即使到了后来本人已经确信该故事为假时，也还觉得这看法只能属于自己，说给别人听时不易被接受。那么多人从幼年起就敬仰的英雄竟是个骗局，这对多数中国人来讲无疑是很残酷的嘲弄。要人们接受下来又谈何容易？
近来多次在国内论坛上见到网民对“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议论。众多网民的态度让本人感到意外。每当有人提起这类话题，比如“堵枪眼在军事上是否有意义？” 的时候，跟帖总是十分踊跃。其中多半为质疑其真实性的帖子。神圣了几十年的“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现在几乎处处遭到网民的非议。这类话题引起的“颠覆性” 评论如此之多，总是迫使版主在很短的时间里删帖锁题强行中止讨论。见此现象本人深受鼓舞：原来新一代中国人早已不愿继续忍受中共的愚民把戏了。这真是天理昭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拙劣炮制的革命英雄事迹只能愚弄贫乏自卑的思想。自从国门打开后，中共无法阻止人民的思想丰富起来。以往那些“高大”英雄形象在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面前徒显虚假与滑稽。无论中共如何努力，新一代中国人将拒绝继续消化这些红色垃圾。
要看出“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其实很简单。多找几篇中共出版的黄继光故事来读一读就行了。看过几篇后，你也会为中共作假时的“粗放”态度感到吃惊。你很难想象正常国家的政府胆敢如此马虎潦草地蒙骗大众。他们明摆着以“老子就不怕你看穿”的态度编造“黄继光堵枪眼”故事。这个故事粗暴侵犯人类基本常识，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的推敲，在一般国家里早被揭得无地自容了。仅由于中国人长期受中共严厉压制而无法进行挑剔追究，才让它得以存活至今。几十年来中共欺尽天下而无怨言，真是事事顺心样样随意风光无限也。但也正是这超级顺心随意的造假环境，使党的各部门在造假工作中严重忽略了质量把关。他们往往连最起码的圆和协调工作也懒得做。全党努力大造英雄几十年，留下无穷后患。如今堆积如山的“英模事迹”已成一幅“危如垒卵”的景象。朝其任何地方踹一脚，都是黄汤稀水泻满地的结果。
中共应当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千年为贼，终有败日。现在可以说，除了依赖个把铁杆既得利益者死死咬定“亲眼目睹”一类誓言外，中共在“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上已经“无险可守”。即便是那些“亲眼”证词，也是自相矛盾，互相矛盾。在智力正常的人的心目中没有可信性。“黄继光堵枪眼”故事蒙骗十几亿人，延续半个世纪以上，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政治欺诈丑闻之一。由于它曾经非常辉煌成功，令它败露后的结局特别惨重。以欺骗愚民混日子的共 产党，洋洋得意收获愚民之利长达几十年，现在终于开始品尝骗局破败遭人讥笑唾骂之苦了。该党活生生地举起一块如此沉重的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真是自作孽不得活。
下面我对“黄继光堵枪眼”进行分析。文中所依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内出版物。读者可自行查阅对照。欢迎读者指出疏漏错误之处，也欢迎各位提出不同看法。
开始之前，让我先引入一个简短的美军士兵堵枪眼的事迹。我认为阅读外军的事迹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辨识能力。美国《纽约日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了题为“牛比洛索夫震撼中国人”的报道：
“F连攻至三角山前，遇到了中国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问：‘谁去干掉它？’年青的牛比洛索夫答道：‘我去！’。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牛比摇晃了一下，又向前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牛比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枪眼。后面的士兵见状即发起冲锋。但敌人的另外两挺机枪又开火了。在这紧急时刻，牛比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牛比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连长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牛比，我们为你骄傲啊！’”
难以置信吧？这牛比洛索夫的故事是我现编的。我知道稍有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毛病。我用这个假故事来调出读者的挑剔目光，当人们审视外军或敌军事迹时，挑剔的目光会比较敏锐，而我要的就是这敏锐。好，请保持敏锐。我这就从美国“牛B”转入中国“马T”。
二、英雄缘起假新闻——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日电 本社前线通讯员报道：在战火纷飞的上甘岭附近的山岭上，出现了一位马特洛索夫式的战斗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通讯员黄继光。他是中国人民值得骄傲的伟大的战士。
在一次反击战中，我军的冲锋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三挺机关枪疯狂地扫射着，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对突击队员们说：“谁去干掉它？” 一个年青的通讯员黄继光答道：“我去！”黄继光知道祖国人民慰问团到了朝鲜前线，他满怀信心地向战友们说：“告诉祖国人民慰问团，听我胜利的消息吧！”接着他又说了一声：“同志们准备冲！”便提着手雷向前冲去。敌人的机枪扫射得十分猛烈，他刚冲过去不多远，身上就中了几颗子弹；后面的战友们只见他摇晃了一下，又向着敌人地堡扑去。当敌人的子弹再次射中了黄继光的身体的时候，他已经扑到敌人的工事上，并用身体堵住了一个正在发射的敌人的枪眼。接着，他的战友们便发起了冲锋。这时敌人的火力点上另外两挺机枪又叫起来，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黄继光伸出了一只手臂，把一颗手雷塞进敌人的火力点里，轰然一声，敌人的火力点被完全炸毁了。
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以上就是“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首版。载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读者可看出，前面那个美国牛比洛索夫故事，实际取材于此。各位若无法相信那美国牛B的话，自然也吞不下这中国马T。这故事假得让人无法辩护。作者硬要让黄继光的功夫超人类：枪弹穿身而过并无大碍。连中数弹才不过“摇晃了一下”。再往下功夫更绝：堵住连续发射的机枪口竟如同足球队员胸部停球一样轻松。边堵着枪眼还能边忙里偷闲地观察敌情。及时发现敌人阴谋立刻采取措施把它解决掉。先前故意保留手雷而用肉身堵枪眼，更显英雄深谋远虑，早料准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连串超人神功太精彩，激励学龄前儿童没问题。只可惜成人不宜。
在正常国家里，军队爆出全国性假新闻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可以从美军“拯救大兵林奇”事件被美国媒体抽丝剥茧无情讨伐的过程看出其后果的严重性。设想当年在朝作战的美八军胆敢通过美国大报吹出牛B洛索夫故事的话，美国各界也同样饶不了美军。当局不但不要指望在全美出现“各条战线学习牛B洛索夫的热潮”，更要准备应付各界讨伐的声浪。人们可能怀疑美军指挥参谋机构里存在滥用毒品和酒精的情况。军方不得不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国会和其他方面也可能展开对美军当局进行调查。最后总要搞到造假的军方信誉扫地，说不定还有将领丢官的结局。想往美国人眼里揉沙子，可没有那么容易。
然而，往中国大陆几亿人的眼里揉沙子，却可能是世间最容易的事。解放军、志愿军在中国是豁免批评的。没有哪家中国媒体胆敢在这支中共党卫军的“太岁”头上动土。当年的中国人甚至在私下议论政治都不安全，哪里还能公开发表批驳党军的宣传的文章？解放军造出什么英雄，全国人民就老老实实地学什么。头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那样明显，全国媒体上却没有一句批评质疑的言论。实际上各报刊仍在继续加油宣传该假新闻。《人民日报》在其后一个月中至少两次重提提起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一挺敌人的机枪，并且用手雷消灭了另外两挺机枪”的说法。
三、频频升起的“马特洛索夫”卫星。
新华社滥造而出的首版“黄继光堵枪眼”，多少反映出当年共 产党政权急迫征用资源以支撑战争的现实。当年朝鲜战场大量消耗着中朝两国青年的生命。为了维持这场战争，共 产党政权不但依靠权力量强行征集兵员，也把愚弄百姓的宣传机器开至最高速，把鼓吹舍命献身英雄的宣传推向高潮。虽然人造卫星是１９５８年后才有的事物，但是共 产 党们“放卫星”的精神远早于它。编造和宣扬“马特洛索夫”式英雄也是一种“争放卫星”的局面。
那年代中朝两国的各行业都全面学习苏联，国内英模也设法和苏联英雄挂钩。赵一曼曾被称为“中国的丹娘”；刘胡兰是“中国的卓娅”；吴运铎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局给中国工人树立的榜样是一个叫做“斯达哈诺夫”的苏联师傅；还向中国农民介绍了一个叫做“白尔西叶夫”的苏联增产能手。志愿军各部也“归口”地学习苏联英模，飞行员们学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步兵们则以马特洛索夫为榜样。马特洛索夫是苏联１９４８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里的主角，他的事迹就是肉身堵枪眼。
学先进，见行动。朝鲜人行动较快，“马特洛索夫”式卫星先从朝鲜人民军中冉冉升起。从１９５１年起，朝鲜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战法：
枪炮基本不用，
炸药基本失灵，
全军趴着不动，
围观一人玩命。
很难说是这种战法导致了英雄的产生还是为了塑造英雄而发明了这种战法，反正其结果是“朝鲜的马特洛索夫”成批涌现。仅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就有：金昌杰、黄淳福、申甲新、朴石峰、金明哲、李寿福、申基哲、李亨焕、金仁焕、金圣镇等十余位。各英雄事迹细节处略有差异，但“肉身堵枪眼”一举是共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圣镇（金成振）英雄。该英雄出得较晚（１９５３年），但功夫却是端地了得。朝鲜干部告诉《人民日报》说：“英雄金圣镇以自己无限热爱祖国的胸膛挡住了吐着火舌的敌人火力口。他没有牺牲，又向敌人发射着歼敌的枪弹。他的辉煌功勋，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传颂的英雄事迹”。“全世界人民传颂”，应该也包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听到哪个中国人“传颂”过金圣镇英雄的事迹。我更相信很多中国人听到他的绝技后会目瞪口呆。他堵了一阵枪眼后居然还能继续作战，看来该同志能使机枪子弹拐弯，否则难以解释他的神迹。我想起王朔小说里某组织兴师动众寻找当年义和团里一位“能改变子弹飞行方向”的大梦拳师兄的故事，说不定该师兄就是这位人民军英雄的前辈，想来大师兄移民去了高丽，致使朔爷遍寻不获。遗憾的是金圣镇同志未将他的功夫传授给战友们，否则全体人民军加上志愿军指战员都练就这手绝活的话，别说解放全朝鲜，打到华盛顿实现世界一片红也不成问题，天下早就不是目前这种格局了。
“英雄辈出”的环境下，志愿军不甘落后，终于也放出了一颗国产的“马特洛索夫”卫星。这颗卫星放得比较晚。但不放是不放，一放就很精彩。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就难度系数而言，一举盖过了人民军的卫星。或许正因为如此，才迫使人民军方面几个月后放出金圣镇这种堵完枪眼还能继续作战的超绝卫星。
四、“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第二版
不幸的是，精彩的首颗“中国马特洛索夫”卫星只运行了一个月就被废止了。这在中共宣传工作史上很少见。原因显然是这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假度太高。估计管宣传的领导读了后也忍不住起鸡皮疙瘩。党固然不怕民众公开批评假新闻，但也得顾忌太假太滥的故事会在人民心中产生反效果。新华社不得不返工重做。第二版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把首版中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这等于承认首版里讲了假话。按理说，出了影响全国的假新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应向读者道歉，还应该向志愿军方面了解造假原因和过程，给读者一个说法。但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党的喉舌本来就以蒙骗大众为己任。第一次没蒙好，加加油接着蒙就是了。
《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刊登由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文中“堵枪眼”过程被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敌人火力点里的七挺机关枪撒开一个稠密的扇形的火网，越打越疯狂，子弹象大雨一样地打在被炮弹炸起的山坡上的虚土里。在照明弹的光亮下，黄继光提着手雷，带领着两个战友跳跃地前进。当冲到离敌人的火力点三、四十公尺的时候，忽然吴三羊仆倒了，接着萧德良也倒了下去，紧接着黄继光也跌倒在地上了。
倒下的黄继光并没有牺牲。他的左臂和左肩被射穿了两个洞。他回过头来望了望，看见他的两个战友都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爆破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于是他忍着痛，用脚蹬着山坡上的虚土、碎石和敌人的尸体，向着火力点一步又一步地爬去。机枪子弹成群地落在他的头前、脚后和身边，溅起的碎石打到他的身上。但是他不顾这些，他继续慢慢地向火力点爬去，直爬到离火力点只有八九公尺的地方，他就挺起胸膛，举起右手，准备把手雷仍向敌人。正在这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他又倒下了。他的握着手雷的右手，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他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鲜血汨汨地流着，他昏迷过去了……
一阵阵的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颈上，敌人的机枪仍然嘶叫着，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他四肢无力地瘫痪在地上。他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把手雷向火力点扔过去。轰然一声，手雷在距离火力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火光夹着黑烟冲天而起，敌人的机枪不响了，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震得昏迷过去。
在一刹那的寂静之后，忽然火力点里的机枪又叫了起来。那里的地堡是被打塌了，但没有被炸坏的两挺机枪还在一个枪眼里发射着，虽然火力没有以前那么猛，但刚刚发起冲锋的反击部队又被它压在山坡上。在这时候，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
我军的反击部队像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
新华社在该文后加了一个编者按：“十一月二十日发《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与实际战斗情节略有出入。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五、是个人失误出假，还是系统性鼓励造假？
首版出假，奠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赝品“基因”。依人类常识，一个故事的首次叙述不实，再次叙述时它的可信性就要打折扣。因为故事叙述人的诚信出了问题。这比其他事情更严重。人们需要重新检验叙述人的诚信。如果叙述人能坦然无保留地说明出假的原因，再加上态度诚恳，表示歉意并保证采取防范措施等等的话，那么人们多半会原谅叙述人，并愿意接受其更正后的叙述。但新华社对“黄继光堵枪眼”假新闻的处置完全不及格。该社的编者按很不象话。首版故事明显地虚假，仅被说成“略有出入”。其态度满不在乎，没有丝毫歉意。更拒绝说明出假的过程原因。也不保证将来要加强防范。这种态度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构并不在乎诚信。它轻易说谎，说过后没有愧意。因此它缺乏保障其新闻真实性的起码能力。这个叙述人无论怎样更正，其故事的可信性不会高。这是我们判定黄继光故事真伪的基本出发点。
１、新华社的编者按说第一版故事出错的原因“系前线通讯员在战斗中仓卒写成”。但这借口站不住脚，新华社还是没说实话。
该文作者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宣传科新闻干事刘云魁。他不参加战斗。绝无“战斗中”仓卒可言。根据《军事记者》杂志２００２年第二期的《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云魁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５时半接到有关黄继光事迹的通知，于上午７时前往黄继光所在连的坑道采访。他在坑道里呆了２０多小时，于２１日凌晨４时返回师部。然后他“燃上了蜡烛，铺开稿纸，用自己的心血和泪水很快完成了一篇５００多字的人物通讯”。这就是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产生的全过程。容易看出这是个慢节奏的写作过程。写作时并未受敌情险情干扰。５００多字不过占一页多稿纸。花一天时间采访构思，最后写出一篇相当于小学五年级作文分量的报道，对于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来讲属于工作量不足，怎么还敢称“仓卒”？
再说，“边堵枪眼边兼顾其他工作”也不是人一“仓卒”就能写出来的情节。它应该属于吃错药喝醉酒或者思想受到特别操控后才能犯的错误。“仓卒”即忙乱所造成的报道错误不会逾越人类能力范围。你会把张三混为李四，但不会把神功混同人活。报道人类活动的新闻一旦出神闹鬼，八成涉嫌虚构。而刘云魁写出的东西正是 “神迹”：机枪子弹连续穿胸而过，其效果却与蚊虫叮咬无大差异？这不是人的本事，而是神的专长。普通不识字的人也懂得这一点。何况一个身处战地的师部新闻干事？你搞科幻文学创作无所谓，写成新闻报道就是大大的问题。
２、即便刘云魁本人精神“仓卒”到失常。但志愿军政治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部门都在做什么？按照中共军队的规矩，所有稿件必须经由政治部门审查后再转交通讯社或者报社。而通讯社报社还有自己一套审核校阅制度。难道这些在后方甚至国内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审稿编辑人员全都 “仓卒”到精神错乱？为何无一人能指出该故事显然荒谬之处？究竟是没有能力发现虚假情节，还是本来就憋着要造假？
３、最要紧的是，新华社以至整个中共宣传系统的审稿标准定在何处？明明是严重不实的报道，新华社却轻描淡写地说它是“略有出入”。这态度清楚地表明该社并不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审稿的重要标准，而是把别的标准，也就是党的宣传需要放在了首位。只要符合党的宣传需要，编造假新闻也可以。一次没编好，咱们再编一次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所反映出的问题的严重性超过假新闻本身。因为它显示整个系统内的干部处在良知失效的状态。各级各部门把关人员不可能看不出故事中的假情节。问题在于他们更清楚党需要那些情节。革命事业需要蒙人民。志愿军各级政工部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重重审查关卡只审核文章是否符合党的需求，不审核它是否符合事实。
六、“只看立场而不论真假”的审稿标准
观察中共的出版物，可以看到这种特别的审稿标准是一贯的。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请看另一个实例。１９９０年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湘潮》杂志刊登了一篇采访“黄继光生前战友”陈发华的报道。陈发华这样说：“我亲眼看见黄继光象猛虎下山似地，抱着炸药包，‘腾’地跃出战壕，迅速向敌人暗堡冲去。……”
“当他冲到离暗堡只有十几米远地方的时候，五六架‘山狗’机沿着山谷超低空迎面扫射过来。忽然，他的左腿挂了花，由于伤势过重他昏迷了。但不一会他又抱起炸药包。……”
“黄继光凭着对中朝人民的挚爱，凭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惊人的毅力，爬到了暗堡的右侧。这时，透过烟雾，我见他一边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金日成主席万岁’……，一边扑向暗堡，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机枪眼。”
黄继光故事是进了中国小学课本的。人人都知道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飞机“扫射”和三呼口号再堵枪眼的情节。《湘潮》杂志的编辑有足够知识看出这个“黄继光生前战友”在胡说。但文章却登出来了。为什么？就是那个只看立场而不问真假的审核标准在起作用。在中共喉舌的编辑人员看来，该同志立场正确，胡诌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首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中共宣传系统各部门清醒工作、默契配合的产物。它是一次有意造假而不是意外事故。该系统中的每个审核人员都有足够的知识看出该故事有假。但每个人也都有更强的决心把故事刊出以完成党的宣传任务。是“改造人民思想以保证党的事业成功”这个大目标，使得虚假荒谬的故事在中共宣传体系中显得“合情合理”，得以畅行无阻。
第二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命运又如何呢？从新华社那言之凿凿的“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编者按来看，这版故事应该无懈可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的版本依然不堪推敲。先天性“赝品基因”注定它终生脆弱。新华社记者功夫再好也难以回天。该版虽然靠着中共当局的保护勉强维持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再遭否定的命运。读者如果把它与目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相对照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各方仔细核查” 版中的大部分情节已被抛弃改写。一个真实的故事不可能这样屡次地被否定改写。“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再遭否定的事实，再次证明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也证明当年新华社改写重发该故事并非为了纠正假新闻，而是要更认真更细致地造假。
七、秦基伟否定了黄继光。
黄继光是前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士兵。但该军军长秦基伟却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不留余地地排除了黄继光事迹的可能性。２０００年《解放军报》组织了《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其中有一篇秦基伟较早时写的《鏖战上甘岭难忘的七天七夜》（http://www.chinamil.com.cn/item/kmyc50/huiyi/qjw.htm）。根据秦在文中的说法，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其实在黄继光介入之前几个小时就已胜利结束了。他在文中说到志愿军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收复阵地的战斗时，称部队“激战到半夜，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而中国大众所熟知的黄继光事迹是在几个小时后的凌晨发生的。秦基伟的“提前胜利”排除了黄继光作战所需要的时间。使得堵枪眼壮举成为不可能事件。
关于黄继光的阵亡时间，最早提到的是上面那个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几十年来此说法基本没变。中国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黄继光》说，黄继光出发前“东方升起了启明星，指导员看看表，已经４点多了”。１９９０年邓力群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说黄继光请求完成爆破任务的时候，“离天亮只有４０多分钟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新华社记者李石元采访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万说的时间也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凌晨”。
“午夜全部恢复阵地”与“黎明时仍有阵地尚未收复”是两个完全互斥的事件。不可能同时为真。黄继光的牺牲是“为我军胜利开通道路”的。因此在他的牺牲时间必须在胜利来到之前而不能在其之后。秦基伟让战斗提前“胜利”掉，使得黄继光英雄无用武之“时”。既然阵地在“半夜”就已经“全部恢复”，那么当黎明前黄继光来到时，敌人已被歼灭，阵地已在“我军”手中好几个小时了。现场必是无敌可杀，无堡可堵的局面。即便还有地堡，也已经成为“我军地堡”，黄继光还堵个什么劲？他除了和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清点俘虏加固阵地等之外，恐怕没别的事好做。
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和秦基伟本人十分有利。他应该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黄继光事迹。现在却发生了十五军军长亲自否定十五军的大英雄的怪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应该是秦基伟一时疏忽造成了笔误？但是笔者查对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居然不是笔误。黄继光的作战时间不但被他生前所在军的军长否定，也被所在的四十五师政治处干部所写的书否定。这问题就大条了。该师政治处干部李明天、王精忠、李天恩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中说：“１０月１９日１７时３０分，志愿军”喀秋莎“火箭炮兵两个营一次齐放后，继之在１０３门山、野、榴炮的支援下，７个突击连（含坑道部队两个连）、分别向敌人占领的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实施反击。……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
部队“恢复全部阵地”的时间，军长说是“半夜”，师政治处干部说“２０日１时”。显然两者都排除了黄继光在２０日黎明为夺回阵地而作战献身的可能性。黄继光是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的英雄。现在军长否定了他，师政治处也否定了他。一个连本军本师都不认账的“英雄”，教我们如何接受？
事情还没有完。否定黄继光的还有更权威的解放军文献。２０００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是解放军当局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权威文献。该书根据中央军委决议，以前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为领导组长组织编写，并列入解放军“九五”科研重点课题的项目。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该书第三卷第２９２页中说：“１９日晚，志愿军第四十五师组织第１３４和第１３５团共３个连，在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和其他炮火支援下，对占领５９７.９高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至２０日１时，全歼占据５９７.９高地表面阵地的美军第７师共５个连，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
这资料白纸黑字说的也是“２０日１时”。不等黄继光出场，部队就已经“全部恢复了表面阵地”。至此，不说“黄继光堵枪眼”已被解放军“正式”否定的话，至少可以说它已被“明确”否定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第一天起就问题丛生、麻烦不断。早在１９５２年它刚诞生一个月时就被新华社推倒重来过一次。现在又被本军、本师和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文献否定。你想坚持说这种东西还有可信性，是否蓄意侮辱自己的智力？
八、解放军权威人士为什么要否定黄继光？
难道秦基伟、李明天以及解放军其他文献编写人员不知道黄继光要在黎明时出场堵枪眼吗？这也不可能。全国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这些解放军大爷们，特别是 “英雄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反倒不知道，怎么说得过去？他们肯定知道。关键之点，也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之点，在于他们明明知道还要这样写，明知两件事互相冲突而故意不解决。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你读一读李明天等三人合著的《上甘岭大战》，更会难以相信该书竟把两个互斥事件放在书的同一页上。生怕读者错过这矛盾现象似的。在该书的第８９页上，上一段讲“战至２０日１时，歼敌５个连，恢复了全部阵地”。紧接着下一段却讲零号阵地其实到天快亮时还没攻下来，于是黄继光挺身而出等。这样公然地在同一页纸上“明知同根生，相煎不胜急”的作品，实属罕见。
解放军各级公然否定自己树立的英雄，非常不合理。这现象提示我们：内中一定有假。因为真实事件不可能出这种矛盾。世间的真实事件，无论多么复杂多变，事件之间总是互相衔接又互相印证，融合一致天衣无缝。黄继光献身和部队全面收复阵地这两件事，如果都为真的话，也会具有天然的和谐性，绝不可能冲突。现在搞到两者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说明其中至少有一假。而现在查明的情况还不仅仅是一假，而是两者均为假。两假在炮制过程中缺乏照应，才导致了事件冲突。由于早年宣传黄继光时只讲英勇情节，没有透露作战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一般读者无从将两个事件进行对照，事件冲突的情况没有引起注意。几十年后，各种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越出越多，细节开始加入，事件冲突的情况就浮现了。但此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改回去了。
读者可能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秦基伟们故意把“胜利”提前，害得黄继光无法完成壮举？如果秦基伟们要编造，难道不会索性编得圆满一些吗？又何必留下如此明显的矛盾，轮到你来挑？其实我也这样想过。秦基伟们既然要编造，何不把“全部收复阵地”的时间安排在黄继光故事完成后的清晨？这一来不就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吗？晚几小时胜利又有什么关系？况且是包含了黄继光事迹在内的更辉煌的胜利。不是更有价值吗？黄继光事迹对十五军以及秦基伟们十分有利，十分珍贵。他们何苦去排斥？显然，如果没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的话，他们决不会这样做。想来他们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或有某种难言的苦衷。为了找到这苦衷内情，我们必须较深入地了解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发起的这场战斗的情况。
九、关于黄继光阵亡于其中的那次战斗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傍晚１７点３０分发起，次日清晨６时多结束。以目前可得的资料所判知的基本事实是：１、志愿军在这次战斗中严重失利。不管是午夜还是黎明，四十五师部队均没能全面收复阵地。特别是没能收复主峰５９７.９高地。２、但是此次战斗非常重要。作战失利要严重影响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的个人前途。因此他们不得不谎报战果。３、天亮后战场格局清晰，不便于谎报。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只能借着夜间混战的情况修改战果，才能谎称“全面收复阵地”。４、在秦基伟和崔建功们向上级谎报“午夜全面恢复阵地”的同时，军内政治部门和新华社也编出了各种英雄事迹。分工造假而缺乏统一协调，因此出了纰漏。下面分点说明。
１、志愿军的这次战斗严重失利。
这场战斗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９日黄昏五点半发起。志愿军先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敌方阵地。尔后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志愿军计划夺回包括主峰５９７.９高地（美军称５９８或三角山）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在内的十多处阵地。在上甘岭东侧，志愿军取得了成功，在天亮前攻占了由韩军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但在上甘岭西侧，志愿军的进攻却严重受挫。这一侧的志愿军分两路对主峰５９７.９高地及其西北山梁的系列阵地展开进攻。奉命攻击主峰的是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奉命夺取西北山梁系列阵地的是１３５团的六连、五连等部。１３４团八连、四连等事先潜伏于５９７.９高地山下的坑道中，意图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主峰。但由于在开战前部分坑道遭到美军破坏和监视，总攻开始后他们仅能发起微弱攻势，经短暂交火即被美军击退。联军次日发表的战报说志愿军曾到达距离主峰３００码（约２７０米）的地方，旋被击退。而１３５团六连、五连等这一路发起的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延续时间最长。他们计划首先攻取六号高地（美军称Pike\'s Peak），然后向东南进击主峰与１３４团会合。但守卫六号高地的美７师１７团３营L连顽强抗击，迟滞了志愿军的进攻。由十五军干部张嵩山所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承认，当晚志愿军“付出极大代价”才占领六号阵地。美军资料表明美军L连损失也很重。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多次展开肉搏。L连排以上军官非死即伤。该连不得不放弃六号高地向主峰方向且战且退。美军紧急派出增援部队。先是从本营的其他各连抽出若干几个排增援，后来更从３２团派出两个连驰援。美军并把所有可用的炮火都用于压制这一路志愿军的进攻。志愿军攻势渐渐减弱，最后终于被止住，与美军形成对峙。到天亮时，暴露在美军阵前的志愿军部队在美军炮火持续轰击下逐渐动摇。先是出现了零星退却逃跑现象，很快即发展成全面溃逃。美军趁势集中所有炮火予以追击。志愿军颓势难止，一路逃回六号阵地。这样，志愿军苦战一夜的战果只获得两处阵地：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和六号高地。远远没有完成任务。
２、使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好办的是，这一天志愿军打的极重要的“政治仗”。
整个上甘岭战役，最后以联合国军认输而告终。这是历史事实。不计较人命代价的话，志愿军方面的确有理由骄傲地庆祝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但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里，志愿军还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志愿军这一段的战斗都打得很糟。伤亡惨重而保不住阵地。就在１０月初，享有“万岁军”称号的志愿军王牌３８军，以全新苏式装备同人数居于劣势的韩九师争夺白马山。却被打得狼狈而归，首开志愿军败给韩国军队的纪录。志司在１０月１５日给十五军的电报中承认３８军甚至难以啃下韩军“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而十五军部队情况也不好，此时正处在人员伤亡和阵地丢失的高峰时期，士气十分低落。１０月１８日，十五军四十五师首次丧失了上甘岭地区全部表面阵地。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对此十分不快，他在电话中向秦基伟发火道：“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两个山头给我夺回来！夺不回来你干脆回家放羊去！”。而秦基伟心情也很坏，１０分钟后他即将压力向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传递：“你要是夺不回阵地，你就别回来见我！”（叶雨蒙《出兵朝鲜纪实》第６６８页）。王近山所说的“两个山头”，就是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高地北山。
从这一段情况看，志愿军高层憋着一股窝囊气，急于打个“翻身仗”。而且１０月１９日离１０月２５日志愿军入朝参战两周年纪念日很近。国内刚派出一个大型的慰问团来到前线。志愿军领导显然有打一个胜仗给“祖国慰问团”看看、向周年纪念日“献礼”的意图。从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亲自为此战调派喀秋莎火箭炮团的情节看，志司对这一仗很重视也舍得投入。美韩军在第二天都指出１９日晚志愿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有的说是朝鲜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有的指出志愿军发射的弹药量已经超过了联军。而志愿军投入的兵力，联军估计为两个步兵团。志愿军方面的数字则从三个连到七个连不等。但从四十五师当日伤亡３０００多人的情况看，投入两个团的说法是可信的。
开战前，志愿军当局做了一个罕见的安排。竟把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让“祖国代表”们拿着望远镜亲自观看战场实况。这显示志愿军高层信心很足。也许他们觉得投注了巨大的资源，兵力规模与地面火力上均占明显优势，志愿军应能轻松取胜。毫无疑问，这个做法也加大了秦基伟、崔建功们的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作战中不顾一切野蛮用兵，只求取胜。而志司高层对此战获胜过于乐观，缺乏失利的心理准备。期望越高，当失利成为现实时恼怒当然越强。这又必然促成在秦基伟、崔建功们作战失利后极力设法掩盖败绩。
３、二十日天亮后上甘岭西部战区格局清晰，不便谎报。秦基伟、崔建功只能从夜间混战中安排“全面收复阵地”。
志愿军全力进攻近十个小时，付出惨重代价却只收复了两个阵地。王近山严令收复的“两个山头”只取得一个。最重要的主峰５９７.９以及靠近主峰的几个高地仍然在美军手中。此战不能说完全失败，也属严重失利。面临着“回去放羊”等后果，秦基伟、崔建功们不在战果上作手脚就过不了关。他们需要声称“全面恢复了阵地”。但是谎报这个战果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它不同于谎报歼敌人数，依解放军的习惯看，在歼敌人数成果上吹吹大话不太要紧，上级即使不相信也不会很怪罪。但谎报阵地得失则关系军事要害，非同小可。无论什么军队，对于阵地归属，战线走向、敌我识别范围等要紧情报均不能容许随意作假，否则仗就没法打了。
志愿军的各兵团和志司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时刻观察收集各种资料。朝鲜人民军以及苏联顾问参谋机构也有自己的战场观察和情报收集机构。从五圣山观察哨所俯视上甘岭地区，用一架普通望远镜即可清晰分辨谁占据着各山头的阵地。而美军几乎天天发布战报，作战前线还有各国媒体记者采访。兵团和志司以及苏、朝各方对前线状况十分了解，很清楚２０日天亮后主峰等阵地依然在美军手里的事实。
根据联军战报以及西方记者从前线采访发回的报道，美军于１９日晚成功地守住了包括主峰在内的大部分阵地，而韩军失去所守卫的５３７.７高地北山。２０日白天韩军发动反攻，夺回了５３７.７高地北山。因此上甘岭东侧战况激烈。但上甘岭西侧美军防区内则相当沉寂。自从早晨６点多志愿军部队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后，这个地区基本没有战斗。联军战况通报说，２０日白天这一地区的双方除了零星冷枪射击之外，都没有试图进攻对方。
秦基伟、崔建功们如果把“胜利”定在黄继光阵亡后的天亮时分，势必无法向上级解释为什么天亮的时候主峰等阵地还在美军手里的事实。他们不能公然对抗上级已掌握的情报。挑衅上级知情能力的后果要比“回去放羊”更严重。此路不通。他们能做到的，是借着夜间激烈混战的情况搞浑水摸鱼。他们安排得比较巧妙：首先，他们把战果比较好的午夜时分算作战斗结束时间。那个时候志愿军部队进到了离主峰较近的地方。美军战报提到志愿军“一度攻至离主峰３００码之处”。这无疑给秦基伟、崔建功们声称“收复主峰”提供了方便，才不过两三百公尺的距离，稍微“模糊”一下就算到了山顶，黑灯瞎火的谁说得清呢？“美国侵略军”发表的战报总不能都相信吧？鉴于“美帝国主义固有的欺骗性”，理直气壮地减去这三百码，不就完成“收复主峰”的任务了吗？而“收复主峰”是最关键的成果。有了这个成果，其他阵地即便还在美军手中也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全面收复表面阵地”的战果就出来了。对于攻击受阻的志愿军部队在天亮时被美军炮火轰回这一段过程，则被秦基伟们划入“另一次”战斗中去。这是秦基伟们“午夜胜利”法中最精妙的一笔：一场战斗变成了两场，“进攻未达被击退”变成“曾经攻占然后又失守”。一次败仗变成了一胜一败，攻坚未得变成先得后失。改动不算太大，却有了“胜利”可言，总算是“完成过”任务了。当然，为了使“两场战斗”的说法显得合理，中间就需要有个合理的间隔。间隔不能太短，否则与“反复争夺”分不清。“胜利”不够结实稳定。但间隔也不能太长，否则阵地在天亮前“来不及失守”，无法符合天亮时格局，也会露出马脚。秦基伟们只有让“我军”在午夜胜利，才能留出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切。他们留几个小时给美军去“组织反攻”，把美军 “反扑”定于“凌晨五时”开始。这样一来，主峰即可天亮前后“及时失守”了。２０日白天美军还在主峰上的情况也就好解释了。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大功告成，一切完满，只可惜漏掉了黄继光。
４、花开多支，各自表述；缺乏协调，铸成大错。
正当秦基伟、崔建功们为了向上级交代而把战斗“一分为二”的时候，四十五师各部也展开了各种“英勇事迹”的编造活动。这种“树英雄”活动对于战斗失利的部队非常重要：仗是打得不好，但好在大家都无比英勇，失利的责任就会减轻一些，横竖不是我军无能而是美军太狡猾。我们的战士甚至在堵着枪眼的时候还积极主动地兼顾别的工作，都努力到这份上了，还要我们怎么样？各方都在积极编造光彩故事，忽略了互相协调。新华社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很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秦基伟、崔建功们改动“我军胜利”的时间。因而仍然把凌晨留给黄继光去“堵枪眼”，从此铸下这“千古之恨”。不过这在当年以及其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是问题，一来中国老百姓根本无权质疑，反正你解放军造什么大家就学什么。二来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当局都是单独宣传黄继光在“一次战斗”中的事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中国公众实际上也无从把该事迹与其他事件相对照，所以秦军长、崔师长们的“午夜胜利”说一直很安全，安全到他们可以完全忘记黄继光。直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更多上甘岭作战具体情况透露出来后，这个漏洞才有可能被发觉，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十、解放军弄虚作假的风气有多浓？
可能有读者要抗议：你造谣！我们的解放军哪里是这个样子的？一支弄虚作假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就解放军弄虚作假风气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诚然，“军中无戏言”。任何军队都不会允许部队在影响军机大事的问题上说假话，否则军队不能作战。解放军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解放军的弄虚作假，主要集中在有利于本军队打胜仗的项目上。诸如谎报战果，编造英雄以及瞒报伤亡损失这一类弄虚作假对解放军打胜仗有极大帮助。在解放军所处的特定环境下，弄虚作假的确帮助他们打胜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解放军的“特定环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解放军是一支严重依赖蒙蔽士兵思想的军队。维持该军士气主要依靠强烈积极的“正面鼓气”宣传和严密地掩盖负面情况。如果解放军不能在战果上弄虚作假，不能掩盖本军的损失和丑闻的话，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将会迅速散失殆尽。因此解放军各级长期纵容甚至鼓励谎报战果的行为；而对于负面情况，更采取严厉措施加以保密。
另方面，解放军是豁免公众监督的。弄虚作假不怕受到外界抨击。只要本军领导喜欢，弄虚作假就可以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遮蔽最厚、黑幕最重的一支军队。我想对于这个说法持异议者不会很多。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可以揭露和追踪报道本国军队的丑闻和犯罪案件。中国媒体可以吗？大多数国家的军队都在战时定期发布本军战损数字；在平时及时公布事故伤亡和军人犯罪受审消息。而解放军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在朝鲜战争中，联军司令部和美国国防部基本上每日发布本军伤亡数字和名单；而朝中军队一向只发布敌人伤亡数字，并且是Ｎ倍夸大后的“战果”。
从工农红军起，中共军队就是豁免舆论监督的。常识告诉我们，紧密包裹、豁免舆论监督的环境是舞弊活动的最佳温床。因此舞弊作假风气在解放军中大行其道。一点也不违背逻辑。诚实的人在这支军队里没有前途；大胆弄虚作假者反而平步青云。八路军谎报平型关战斗成果的事实早已为大众所知。但当年参与谎报并持续用虚假战果欺骗大众达几十年的责任人林彪、聂荣臻、朱德、杨成武、李天佑等等将领何时因为这起重大丑闻受到过中国媒体哪怕是一句话的批评？中国媒体不但不追究他们的丑行，反而毕恭毕敬地依据谎报的战果歌颂他们的“卓越功勋”。解放军各级干部生存在这样高度鼓励作假的环境中，不积极地弄虚作假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这份工作？
尽管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电文早已不具机密价值，尽管上甘岭战役被解放军引为最高的自豪，但解放军当局极少公开该“辉煌战役”中的作战电文。已公布的几件也仅有只言片语。这种躲闪遮掩的做法让人觉得那些文件记载的是另一番情景。我们通过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并对照国内资料所透露的零星情况，多少看到一些志愿军不愿意公开的真相，其中就包括部队在上甘岭作战中弄虚作假的情况。
１、秦基伟“全部恢复阵地”的说法与敌我双方资料都不符。
秦基伟的文章以及解放军的其他文献中说志愿军在１９日半夜“全部恢复了阵地”。并且声称志愿军部队将这些阵地守到２０日白天，与敌“激战终日，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然后才放弃云云。这些说法，不但与联军的战报以及西方记者的前线报道对不上号，还与部分志愿军人员的回忆资料相矛盾。
四十五师干部刘云魁的回忆，就与秦基伟的说法完全矛盾。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刘云魁于２０日早晨７点抵达六连。他在坑道口处听到连长万福来在讲话。当万讲到黄继光“是用血肉之躯为我们开辟前进的道路”的时候，战士们开始哭泣。“坑道内充满了悲凄声”。万福来怒斥“软蛋！哭，哭顶个屁用”等。这情况印证了联军战报中关于该部志愿军于６点多被打回Pike\'s Peak（六号高地）的说法。坑道中这幅悲伤肃穆的景象，完全与秦基伟的“午夜胜利”说对不上号。若秦基伟说法为真的话，该连此刻不会躲在坑道里抹眼泪，而应该守卫在“夺回”的主峰或零号高地上，且正在与敌人“激战终日”中。刘进了坑道后在里面呆了将近一天一夜，于第二天凌晨返回师部。他的回忆资料中未提及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只有悲伤肃穆的气氛以及战士们和他一起“回忆黄继光事迹的点点滴滴”等情节。可见该连自２０日天亮后整整一天一夜呆在坑道里没动窝。更没有进行任何与敌军“反复争夺达四十余次”有关的活动。
参战的１３５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通讯员肖登良的回忆文章，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在凌晨时分仍然没有完成夺回零号阵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资料中提及的上级催促、营参谋长亲赴火线督战直至黄继光献身等等情节都发生在２０日凌晨。证明秦基伟们的“午夜胜利”说不实。而他们对于秦基伟们声称的天亮后与敌“激战终日”说法，却未能提供哪怕是一句话的旁证。存活至今的其他六连官兵，除了重复官方版本的黄继光事迹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次“激战终日”的情况。
解放军方面的众多资料也闪避当晚“夺回主峰”的过程。本次作战在解放军战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多部军事文献都提到它。而夺回主峰是本次作战最主要的目标。如果真有夺回的话，很值得大书特书。然而经查多本解放军方面的书籍文献，发现它们对此事均相当回避。不是根本不提，就是含含糊糊一语带过。担任进攻主峰任务的当事人之一，１３４团八连班长崔含弼的回忆中，也没有攻上主峰的叙述。十五军政治部于１９５９年出版过一本《战斗在上甘岭》的文集。其中有一篇崔含弼写的《意志战胜了敌人》。根据崔的说法，总攻开始后，他带领班里战士冲出坑道“直取５９７．９高地”。但他很快和战友失去联系，剩下独自一人杀敌炸碉堡。稍后他被主峰上的敌人发觉，“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把他打成重伤。再往下，他带伤指挥掩护别人进攻主峰（连排干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没过多久他却昏迷了。部队是否攻占主峰，他因“昏迷”而无可奉告。待他醒过来时，战士请示是否继续前进。他却说：“不能再向前发展了。我们兵力不够，如果敌人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那就危险了。”读到这里才恍然发现，他们打了许久，位置却一直在“坑道口”！而按照秦基伟们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该在“坑道口”磨蹭，早该攻上山头去“全歼”主峰上的守敌。然后还要在上面守到天亮，然后再与美军“激战终日”等等。崔含弼们打了半天基本在原地没动，最后倒要应付美军“迂回过来捣毁坑道口”。这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态势，根本不是“收复主峰”应该有的情况。
志愿军１３４团对主峰的攻势短暂且微弱。以至于美军后来很放心地把所有支援炮火都转去压制１３５团方向的进攻。这应该和四十五师进攻部署被美军破解有关。四十五师提前将部队秘密运动到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但美军与志愿军交战一周后，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加强了防范。使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的效果变差。美军２０日发布的战报中称他们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他们将洞口炸塌，当时约有十多人被封在里面。解放军方面的资料提到１３４团四连预潜伏于金矿洞，却没有提到该连参加争夺主峰的任何细节。看来该连被美军发觉后，除部分伤亡被俘外，剩下的被封在洞里了。而八连部队“进攻”许久仍未离开坑道口的事实，说明其他坑道也遭到美军的监视封锁，不但无法发起有效的进攻，连打出坑道口也很困难。
２、夸张战果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众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后，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９１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１０００多，只上报７００多。１０６团１营上报伤亡４００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７００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２１００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道。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１０月１４到２０日伤亡“３２００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２０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１１０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１９５１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十一、野蛮用兵
“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引自前志愿军１８０师高文俊先生所著《韩战忆往》。
张蕴钰“重申”彭德怀批评，要求制止“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并非无的放矢。志愿军这次战斗中出奇的惨重伤亡与各级指挥官野蛮用兵直接相关。志愿军当局一贯使用“人海战术”去与联军拼消耗。固然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但对于基层负责送命的炮灰们来说，无一例外是悲惨绝望的经历。中共官方总是编造志愿军士兵士气如何高昂、人人愿意送死，如何因为没能得到参战机会而“闹情绪”等等虚假故事。但朝鲜战场上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抗美援朝，小命难逃；保家卫国，我不得活”等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才是广大志愿军士兵们心境的真实写照。少数官兵侥幸免死被联军俘虏，有机会向世人透露出惨烈的战斗真相。而归国的志愿军士兵，在公开场合下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说话，只有在某些私下场合才敢道出一些真情。读者如果有机会私下和朝鲜战争归来者深入交谈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心目中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另一幅景象。这些老人在谈及人命不如灰土、大批活生生青年瞬间变成血肉模糊的尸块的惨景时往往伤感不能自制。
１０月１９日，王近山威胁要让秦基伟“回去放羊”，秦基伟威胁崔建功“别回来见我”之后。这个压力链并没有到此为止。据在战斗中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向美军说，上级命令他们“战斗到死”。这种明确命令士兵打到死的做法，即使在以运用人海战术而著称的志愿军中也是罕见的。在解放军方面的资料中，也记载当时十五军提出“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口号。共 产党组织在执行指示时，向来有层层加码的习惯。十五军发出这种号召，实际上给下面各级野蛮用兵开放了绿灯。张蕴钰事后装模作样地“重申”彭德怀的指示，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事先不知会发生这种后果似的。这是完全不诚实的。解放军使用人海战术是一贯的，越往上级越敢于浪费人命，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已有资料披露当年志愿军伤亡惨烈兵力紧张时大量使用新兵作战的情况。叶雨蒙的书中引用一位前志愿军指导员的话说：“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
岂止用新兵，火线上打到没有兵的时候，指挥官们急了眼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也逼上火线。这些民工连保护自己的起码知识都不足，上火线基本就是死路一条。只有极少数命大者侥幸被联军俘虏。联军俘虏营中的中国战俘，小的只有十五、六岁，老的可达六、七十。一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俘的民工。这些运输民工没有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本来就是因为身体年龄不适合战斗才留在运输队伍中的农民。他们突然被赶到火线上去怎能打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写过《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文中指出：“在伤亡上，运输弹药人员与战斗伤亡为三比二”。可见战斗部队不但没有为运输弹药人员提供必需掩护，反而把他们当成战斗人员来使用。这是多野蛮的做法？
有些文章吹捧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说他曾发出“剩下一个营，我去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去当连长”类豪言壮语。事实证明全是鬼话。当晚美军与志愿军对峙的是美７师１７团３营，该营营长斯皮尔曼（Spellman）一直在山头上指挥作战。而志愿军方面进攻的兵力达到团级。查遍志愿军方面的文献资料却不见任何营级以上首长和进攻部队一起前进。在火线上指挥的全是连长指导员或者班排长。即便到黎明时分进攻受阻、眼看无法完成任务的紧急时刻，１３５团派到火线上去督战的也只是一个“营参谋长”而已。可见这些志愿军指挥官言辞漂亮而行动畏缩，只会躲在后方防空洞里催命督战。说白了，都是些让士兵和民工去死而自己得 “战功”的懦夫胆小鬼。
据张嵩山书中所透露的情况，２０日凌晨，当部队伤亡惨重，战斗进行到“再也无力推进”的时候，黄继光随营参谋长张广生来到前沿。张广生了解情况后向师部请示。得到的却是师长崔建功的严厉的催战命令：“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虽然张嵩山没说张广生当时请示了什么，但从下文崔建功的语气来看，他很可能请示撤出战斗。但遭到师长严厉拒绝。
依照当时情况，四十五师本应及时将部队撤出战斗。因为那时志愿军进攻部队严重伤亡，而美军却已获得多次兵力增援。双方兵力一减一增，使得美军单在数量上也不输给进攻的志愿军部队了。曾因双方近距离混战而一度中断的美军火炮支援此时也已经恢复。并且由于１３４团进攻主峰力量微弱未能给美军造成威胁，美军还把用于支援主峰的炮火也转向压制１３５团进攻的这一路。这种对局下，志愿军进攻部队已无力寸进，僵持只会徒增伤亡。此时若将部队后撤，不但保护了有生力量，还能够巩固已经占领的５号阵地。而若不及时撤离，天亮后美军的炮火将更加猛烈准确。志愿军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优势火力下必遭严重杀伤。但是师长崔建功为了能向上级交代，为了给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一个“捷报”，不顾士兵死活强硬命令部队继续攻击。严命之下，张广生只能加强督战。实际上张广生此刻能做到的仅仅是不许部队后撤，继续与美军对峙而已。这就为部队在天亮后惨遭美军炮火屠杀创造了条件。这支部队根本就是被上级严令挺在阵地上挨炮轰。天色越亮，部队伤亡越重。快６点时，美军观察到志愿军部队中有人开始偷偷逃脱（美军称做“bug out”）。营长斯皮尔曼判定志愿军部队难以支撑行将溃退，便通知后方炮火转移去封锁志愿军的退路。此招一出，锁定了这支进攻部队遭大屠杀的命运。没过多久，志愿军部队再也无法坚持，个别动摇退缩演变成全面的溃逃。斯皮尔曼毫不放松，紧急催促炮兵“把所有家当全拿出来，统统砸向Pike\'s Peak。”（“Ｈit Pike\'s Peak with everything we have.”）。志愿军部队就这样在敌人密集炮火的狂轰之下仓惶退向六号高地。其伤亡之惨不难想象。秦基伟崔建功们用兵残忍无理，与谋杀战友罪行无异。
了解朝鲜战争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军步兵的主要优势就是空炮协同好，后方支援炮火快而且准。中朝军队的主要伤亡是由美军空炮火力所致。志愿军通常选择夜间发起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夜间观察不良可以限制美军空炮火力的发挥。但这次战斗比较反常。志愿军当局一改夜间出击的惯例，在黄昏１７点３０分发动攻击。这时离当地日落尚有一个多小时。能见度很好。志愿军当局应当知道，天色还很亮就发动进攻，部队会遭到美军炮火的大量杀伤。但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似乎从军事上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我们知道他们事先把“祖国慰问团”成员请上五圣山观看战斗实况。是否为了让在五圣山上观战的“祖国代表”们能看得清楚些而提前开打？现在尚不能肯定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更说明志愿军当局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惜把战士生命当儿戏。
十二、黄继光留下了几具尸体？
从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黄继光至少留下了三具尸体。
第一具，是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以及战士贾汝功看到的。时间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根据《最先报道黄继光的新闻干事刘云魁》一文介绍，刘在六连的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文中说，“刘云魁走进六连坑道，在他迈进坑道的刹那间，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六连原来的百十号人现如今不足３０人！地上躺着的，靠着坑道壁头缠绷带的，断腿断臂的。坑道内，在那跳动着的微弱淡黄色的灯光下，放着黄继光的遗体。人们脸上的表情像冻结了一般，谁也不说一句话”。 “当天晚上，刘云魁没有返回师部。他和六连的官兵们整整守了黄继光和其他烈士的遗体一夜。在那个不眠之夜，六连的官兵再次回忆起黄继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又据《辽沈晚报》２０００年９月的一篇报道说，原四十五师１３５团高射机枪连９班的战士贾汝功也于２０日见到两名战士轮流将黄继光遗体背下阵地。
第二具，是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与其他几个卫生员从山上搬回来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三、四天，地点在四十五师收容所。据《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王清珍告诉记者说：“因为战斗非常激烈，上去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好上去的，运一个尸体下来也不是那么好运的，同样都要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仅１９日夜里到２０日凌晨，我们四十五师就伤亡３０００多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是多么残酷！所以，黄继光牺牲以后，大约过了三四天瞅住战斗中的间歇机会，我们收容所的三个女卫生员，官义芝、何成君和我，还有三个我不知道名字的男战士，一起把黄继光的遗体弄到我们收容所的坑道旁边的几颗小松树林子里来。当时，他的尸体僵硬得像刚从冷冻库里搬出来的一样，两只手仍然高举着，保持着趴在地堡上的姿态，就像这样（讲到这儿，王清珍站了起来，张开双腿举起双手做给我看）。听说把黄继光的遗体抢下来了，有个我不认识的人跑了过来，说是要给黄继光的遗体拍张相片，于是我们几个人呼啦地一下就把黄继光僵硬的遗体竖立了起来，让那个人拍照。”
第三具尸体的情况是四十五师另一名卫生员官义芝的日记提供的。时间在黄继光阵亡后８２天，地点也在四十五师收容所。２０００年９月１９日《生活时报》刊登记者姚雪痕的《黄继光身后留下照片疑案》的文章。该文报道前四十五师指挥所秘书谢万丁公开了几张收殓黄继光尸体的照片。记者采访了谢万丁以及参与收殓的官义芝。报道说：
官义芝非常肯定地记得当时收殓遗体时的情形。她说，黄继光是１０月１９日牺牲的，而尸体７０多天后才被发现，当黄继光的尸体被运到收容所时，营长在外面喊：“快来看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啊！”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胸膛堵住德军地堡枪口的一位英雄，新华社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回国内的一篇文章中就称黄继光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听到营长喊，官义芝就赶紧跑到外面去看这位英雄，她说：“黄继光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看上去还有点孩子气。”
遗体被送来后不久，就来了一位摄影师为遗体拍照。据官义芝回忆，当时他们拍了好多照片，有趴着的、站着的、穿军装的和装进棺木的。其中让遗体站起来拍的那几张，还是由她、何成君和几位男卫生员扶起来拍的。对于“护士为黄继光烈士穿衣”的那张照片，她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收殓遗体的还有好几个人，所以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她自己，官义芝不能确定。为了帮助人们确定这些照片的真假，官义芝还提供了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所写的日记：
“饭后，准备换药，刚洗好手，护士长叫去照相，让穿着隔离衣、口罩，和英雄黄继光摄影。当叫着我的时候，自己确真感到无尚光荣，不是功臣，也不是模范的我，竟能得到和功臣、和英雄摄影，这是很荣耀的。铺满白雪的山上搁着几个装英雄的棺材，一会儿，担架班同志，从棺材里搬出一个烈士来，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他，上甘岭战斗出名的烈士、二级杀敌英雄——中国的马特洛索夫。”
此外，《辽沈晚报》还报道原四十五师后勤卫生科手术组护士陈德林的回忆说，她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４日见到黄继光遗体时，遗体穿着新的整齐的军装，衣服里面还写有“黄继光”字样，还挂有手电筒、水壶等用具。陈德林见到的这具与上述三具在时间上不一样，而且是一具收敛整理完毕的尸体。似乎可以算第四具。但她说的１月４日来自记忆，可能有误差。这个日期和官义芝日记记述的那一具日期上很接近。有可能是同一具。
一个人死后有三具尸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是第一具尸体弄错了，不是黄继光本人，因此只好到战场上再去找。但稍经分析就可排除这个原因。
第一具尸体是不是黄继光本人？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回答说“是”。１、刘云魁本人认识黄继光。且不是一般地照过面，还有具体的个人交往。刘云魁回忆说黄每次到师部送信时都帮助刘云魁打扫房间整理东西。黄继光文化低，有时还向刘请教字词的写法和用法等。熟悉到这程度时，刘云魁认出黄继光不会有困难。刘在六连坑道里见到了黄继光遗体后还在里面呆了近一天一夜。陪伴这么长的时间，刘云魁有充分的时间辨认，没有犯错误的条件。２、况且黄继光生前连长和二十多战友也在场，怎么可能都认错？3、志愿军四十五师必须在报道黄继光“烈士”事迹前确认黄继光的阵亡。这一点很重要。报道一个英模，必须防止各种意外错误。那天晚上的战斗非常激烈混乱。黄继光有可能被俘、失踪或者负伤被送往后方等等。如果不确认黄继光阵亡就发表“烈士事迹”的报道，一旦黄继光再度“复活”，场面就尴尬了。特别是万一他出现在敌人俘虏营里的话，更是严重的政治事故。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只有亲眼认定黄继光的死亡后，刘云魁才敢写出“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报道，写出来后四十五师也才敢报出去。刘云魁从六连坑道返回师部后立即写报道，说明他已确认了黄的遗体。身为专业摄影记者的刘云魁，应该还拍了照片并带回师部汇报。但他后来否认拍过黄继光遗体照片，这点很不合理。也相当可疑。
确定第一具尸体是黄继光本人后，则其他两具只能是假的“黄继光”。收殓第二具和第三具尸体的当事人是师部医疗队的卫生员。她们与生前黄继光打交道的机会极小，没有能力证实尸体是否为黄继光本人。上级说那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从官义芝日记记述看，正是因为营长说那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她才知道那是英雄。才开始端详他的容貌。第三具尸体最具假的性质。黄继光于１０月２０日阵亡，那时该地区气温尚在零度以上，且经常下雨。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容易腐烂。据韩军的战场日志，上甘岭地区到１１月１０日左右气温才降到零度以下。即使在零度以下尸体仍有一定程度的分解。经过８０多天后，尸体表面应当已有部分组织溶解脱落。不可能让官义芝还看得出“这是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到二十的少年”。官义芝所见到的，应该是一个新近阵亡的志愿军士兵的尸体。
因此，志愿军四十五师当局寻找第二具第三具尸体的活动，不可能是因为第一具搞错，而是出于其他的动机。显然他们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他们为什么要寻找假“黄继光”尸体？从上面两位卫生员提供的资料看，主要是为了照相。这两具尸体都有专人前来拍照，而且还要卫生员们把尸体扶立起来拍。可见四十五师当局需要提供“黄继光”尸体的详尽照片。但拍照为什么不用真正黄继光的遗体？为什么要费很大的劲去找“替身”来拍？这肯定是原身不合格，才只好用替身。这说明黄继光并非因“堵枪眼”而阵亡。他的遗体缺乏“马特洛索夫”特征。无法与所宣传事迹相匹配。即使当初师部专业摄影记者刘云魁拍过遗体照片，也不能用。四十五师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加紧寻找，希望找到“合格”的尸体。从王清珍描绘的情况看，“合格”的尸体具有胸部严重创伤的特征，同时双手伸展，能够被解释成“堵枪眼”的姿势。在平常情况下，要找到“合格”尸体谈何容易？而他们竟找到了两具。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志愿军在上甘岭的伤亡异常惨烈。以至于能够提供“品种齐全”的尸源满足四十五师当局的特殊需要。这种现实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志愿军司令部本来授予黄继光“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直到１９５３年４月这个称号才被撤销，改授“特级战斗英雄”。有可能是志司在审批“特级英雄”时要求提供进一步详细资料，导致四十五师不得不持续地寻找“合格”的尸体来充数。这种持续在战场上寻找“合格”的假“黄继光遗体”的活动，有力地证明志愿军四十五师先捏造了“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然后再设法补上与“堵枪眼”相匹配的“烈士遗体”。这就是一人阵亡却留下三具尸体的原因。志愿军四十五师在黄继光一事上作弊，此处再添一证。
十三、新华社的“地堡”照片
地堡是否存在过？如果黄继光堵了半天枪眼而现场竟没有相应的地堡，这玩笑就开太大了。而现有的资料恰恰表明，现场不存在可供“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的可能性非常大。
先让我们看看新华社于２０００年纪念朝鲜战争爆发５０周年时发布的这幅照片。
原照片说明：“守卫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部队撤离之前，在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堡前向烈士英灵告别。”（网址：http://202.84.17.11/photo/kmyc50/photo4.htm）
新华社说照片中那几个人是站在“地堡前”的。那么照片中插着木牌的土堆就是该地堡了。先试问一下各位读者：不挑明的话，您能看这是一个“地堡”吗？
１、一个深坑加一个实心土堆等于“地堡”？
该“地堡”塌落的一侧陷入地下，完全是个坑洞。与“地堡”格格不入。从女兵站立位置下方依然被土层压住的一根圆木来看，这部分“地堡”顶部比地面还低。顶棚这样低的工事，肯定不是地堡。
如果说右边隆起的部分才是地堡，那它又为何要建在大坑上？这种“坑堡”或者“井堡”如何使用？里面有梯子吗？再细看那隆起的那一堆，并没有枪眼外露，越看越像个实心土堆。这就不对头了。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该地堡是个“中心火力点”，“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样说来该地堡上应有七个枪眼。按理说地堡上这么多枪眼，拍照片时想避开它们都不可能。但照片里的那堆东西上实墩墩地连一个枪眼也看不到。土堆平缓扁斜，不见为构筑枪眼而形成的立面。 “黄继光堵枪眼”，而这个“地堡”没枪眼，黄继光要堵什么？
２、尺寸太小。
“那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凶猛地扫射着”，这需要七个射手操作。如果还有指挥官以及副射手，就更多了。这地堡必须做得足够大。但照片上的那一堆叫做“地堡”的东西明显偏小。照片上默哀的有八、九个人。看看他们前面那个和普通坟包差不多大小的“地堡”，能把他们都装进去吗？装到下面那个坑里去或许可以。但从那坑里该怎样操纵轻重机枪对外“凶猛地扫射”？
３、照片取景角度不寻常。
读者容易发现这幅照片取景十分别扭：相机位置基本与人的脚部持平。为什么这样拍？显然有特殊原因。我们知道，仰拍会造成景物高大的效果。这反过来说明摄影者觉得这个“地堡”不够高，才要借降低相机位置去提高它的画面高度。做这个手脚本身就反映了作者不踏实的心态。如果地堡货真价实的话，堂堂正正对着它拍几张照片有何难？何必几乎是趴在地上向上拍？不用多说，这个“地堡”很不地道，连摄影者自己看着都觉得不象话。如果从正常高度拍照的话，它会是什么样？我想人们看了后会不遐思索地说：“黄继光烈士墓”。
４、松土构成“坚固”地堡？
“地堡”上插着一块“黄继光烈士永垂不朽”的牌子。牌子那样容易插进去，说明“地堡”表面是松土。这与不但与“坚固火力点”的说法相矛盾，更要紧的是它严重不合格，让黄继光堵不成枪眼。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下黄继光堵上去时的情景：当两挺机枪射击黄继光胸膛时，每颗子弹的枪口动能在２０００焦耳以上。这么大的能量，哪怕只有十分之一释放在他身上，也要把他向后猛推出几十公分。而连发打击让黄继光更难招架。如果没有很大力量拉住的话，黄继光会止不住地向后翻仰，前功尽弃。对此难点，黄继光生前所在连连长万福来提出了黄继光“紧紧抓住麻袋”以固定身体的说法。人能否边遭枪击边“紧紧抓住”东西，我很怀疑。姑且当作能够接受下来吧。但这至少要求美军在建造地堡时于枪眼周围适当地方留出可供“紧紧抓住”的部位。否则当黄继光挣扎着爬到地堡前时，一看枪眼周围光溜溜没法抓，岂不郁闷？但这幅“地堡”照片证明如此细心周到的“美军”并不存在。那上面并无“麻袋”，只有一堆松土。这样的“地堡”让黄继光无处抓握，叫他怎么堵？而且万福来声称该地堡由“装着石块的麻袋”建成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么连那个牌子也插不上去。显然拍照片者事先没有向万福来同志咨询一下，随便拍了一个严重不合格的物体。
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目前只有这一张蹩脚的“半边照”拿得出手？当年志愿军政治宣传人员去现场拍照片并不难。四十五师新闻干事刘云魁自己有一台德国造照相机，也拍摄过许多上甘岭战地照片。他专门采访黄继光事迹，应该拍下多张现场照片。且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底以后上甘岭阵地一直在志愿军手里，直到停战。志愿军各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摄影人员有的是机会前往拍照。新华社为何只有这张疑点重重的半边照片可供发布？是不是遇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类困难？
除了这张蹩脚照片外，无论中方还是美方的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中，均没有见到一个像样的地堡或者地堡群的照片。志愿军方面关于上甘岭作战的资料大量提到战士“炸敌堡”的活动。如果这些描写是真实的话，战场上应该残留很多地堡和地堡群废墟。这些残留地堡是宣扬胜利歌颂英雄教育部队和人民的好题材，中共宣传系统本应该拍摄很多照片才对。可他们竟不能提供一张完整清晰的照片。这反过来说明上甘岭现场少有或者没有地堡工事。从实战角度看，在上甘岭地区不使用地堡型火力点是正确的。固定不动的地堡火力点在地形复杂的上甘岭地区没有优势。志愿军通常在夜间利用人数优势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美军则以便于机动的多方位防御阵地相对抗。美军通常是借助地形构筑环形战壕加防炮洞的工事，而不是大大小小子母配套的地堡群。
从“地堡”上土层松软的样子，再联系到拍摄时取景位置超低，给人以硬凑对付的感觉。不能排除这个“地堡”是在拍照前就近找了个被炸坏的掩体，草草培了几锨土而弄成的“临时搭建”。
照片上的人显得很年轻，相信他们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健在。非常希望他们能出面澄清，当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拍的这张照片？他们默哀致意的那一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十四、适合人“堵”的地堡不好造？
现场没有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这本来难不住志愿军。他们大可以建一座。解放军历来有事后“补做”事迹的传统。解放军占领北平时本来没有人上街欢迎。但他们不久后组织一些人“补欢迎”了一下，“北平市民欢庆解放”的动人景象就诞生了。再如雷锋搀扶大娘、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是根据宣传需要，由沈阳军区某部构思场景、邀请“群众演员”、然后打灯站位摆姿势做笑容等等再拍摄下来的“剧照”。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只有解放军敢想敢干做得到。他们自己也不讳言这叫做“摆拍”或者“补拍”。
“补做”事迹的活动在朝鲜战争中很常见。我们可以从一些“补拍”的“剧照”中看出来。比如解放军报网络版刊登过一张照片（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ｉｌ.ｃｏｍ.ｃｎ／ｉｔｅｍ／ｋｍｙｃ／ｐｈｏｔｏ／ｓｇｌ０１９＿ｋｍｙｃ.ｐｇ），照片说明是：“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５日，上甘岭战役以歼敌２.５万余人而胜利结束。图为志愿军战士在上甘岭阵地上欢呼胜利”。
但你看看照片上志愿军官兵，他们却都穿着单军衣。志愿军部队９月下旬起换发棉衣冬装。怎么两个月后的严冬季节里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想来这张照片也是隔年夏天让指战员们“补欢庆”并“补拍”下来的。另据一些美军战俘回忆，他们被俘后曾被志愿军押着到不同地点去摆姿势扮表情地“补投降”了好几次，目的也是为了“补拍”照片。说起来，这种做法并不限于解放军，朝鲜人民军越南人民军都会。中越边境战争期间，越南人也驱使被俘的解放军官兵排队举手“补投降”。据说还有意让英姿飒爽的女民兵押着拍照片。同一个苏联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功夫也都近似。
事后“补做”的事迹，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排练后易于达到完美光彩。其宣传效果特好。一向受各国共 产 党青睐。因此，面临现场没有合适地堡的情况下，志愿军方面没有理由不“补造”一座。
但志愿军似乎没有补造地堡，而是很将就很勉强地用了一张“深坑加土堆”照片。这让人比较费解。对解放军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做？已经形成多年的传统为什么要放弃？就算解放军当局忽然心头一阵诚实袭来，不太好意思补造“黄继光堵过”的地堡。至少也应该为拍电影造一座道具地堡吧？众所周知拍故事影片属于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现实，绝对容许创造。就像《董存瑞》里的桥头堡一样。早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做。按理在故事片《上甘岭》里面就该有黄继光堵枪眼画面。但我们没见着。我也没见到别的故事影片里再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我自己没有见过当然不等于没有拍过。若有谁见到或听说国产故事片里再现过黄继光事迹画面，拜托通知一下）。董存瑞、杨根思、邱少云等等都上了电影而且广泛宣传推广，多次组织学生们观看。何独黄继光没有上电影？或者拍了电影却没有组织学生们去观看？这个现象很费解。看起来是英雄好演而地堡难造。联系到上面那幅别扭的“地堡”照片，似乎说明不但现场本来没有合适的地堡，即便想专门“补造”一个也不容易。
1、粗想一下，建造适合“黄继光堵枪眼”的地堡，可能遇到下列技术难点：
枪眼尺寸特殊。既要能够容纳两挺机枪同时发射，又要能让黄继光的胸膛完全遮住。据“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如果这两挺机关枪是重机枪的话，考虑到三脚枪座宽度、弹箱、射手在中间所占空间、以及正常观察射击等要求，两枪间距离应不少于一米。而一般男人胸宽约０.４米。这样就需要两到三个黄继光来完成任务。若是两挺轻机枪，由于中间总要留出一名射手正常射击的位置。两枪间隔距离也很难小于０.５米，像黄继光那样的小个子，遮挡它们谈何容易？为了让英雄顺利诞生，必须设计专门的枪眼。以满足敌我双方的要求。我认为美军没有能力造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枪眼。后来解放军是否为这个课题组织过科研攻关，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想该枪眼的设计还是会难倒大批军内外工程专家。
地堡墙的设计也很难。通常地堡墙是简单的立面。但这样直上直下的墙让人很难迎面堵上去。人体正面上身不容易紧贴在一个墙面上。手总要前伸出去抓抱点什么才牢靠。特别是人体的髋关节无法向后折叠，上半身后仰角度很有限，一般人都无法将上身向后折叠到近九十度，用腹部着地而胸膛抵住地堡的立面。除非是杂技团的女演员。而各种“侧身堵”或者“斜趴式”姿势均不稳定，容易滑落或翻倒。面对简单立面的地堡墙，黄继光只有一种比较可行的姿势去堵，那就是双膝着地，跪堵枪眼。但这不是“英雄”姿势。决不能让黄继光跪在敌人面前。因此黄继光所堵的地堡必须经过改造。而这种改造，目前似乎只能在绘画中实现。
2、以绘画代照片
地堡难造，枪眼难设，甚至连照片电影都不好拍。这个地堡真是个“老大难”。从中共喉舌长期以绘画代照片的做法也可见其难。绘画当然比现场照片容易实现特定的意图。从一些绘画可以看出，为了使地堡适合人堵，画家们动脑筋对地堡作了改造，使之适合人的体型和动作。这些要求在照片和电影上都比较难实现。而用图画欺骗人类眼睛就容易多了。实在不好画的地方还可以用烟雾黑暗等挡掉。
在枪眼前设置斜坡或裙部。是这些绘画做手脚中比较共同之点。熟悉人体结构的画家显然知道正规形状的地堡是不好迎面去“堵”的。不是头先撞墙，就是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滑落。因此必须把地堡墙弄斜，让人体比较妥帖地与之接触。他们为地堡设置各种裙部，让斜面托起人体。这样黄继光不必将上身向后折叠太多就可以堵挡枪眼了。有的干脆把顶盖与墙面连成一个斜面，顶盖也画薄一些，让黄继光可以趴在上面。这时他接近用身体“盖”枪眼，这是更牢靠的姿势。
除了设裙部画“斜堡”之外，有的画家还将地堡缩小，让它看上去可让黄继光从两侧或者上访抱住地堡。这样的堵法比较牢靠结实，较好地消除了人“会被打倒”的感觉。但符合这种要求的地堡直径不会比一只汽油桶粗多少。莫说容纳“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一挺都有困难。所以画家聪明地只画出一个小侧面给你看，避免你感觉出整个地堡的直径。
为了拍电影而建造一个适合人堵的“特型地堡”，应该困难不大。但当局为什么没有造没有拍？我想应该是它太“特型”太怪异了吧。人们看惯了标准型地堡，突见一个矮小的牛粪状地堡容易起疑心。观众不免要发问：美军为何别出心裁造这种“斜小堡”？是事先知道有人要来堵枪眼、因而专门设计提供方便吗？可见“堵枪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不但难做，而且难看。让演员往形状怪异的道具地堡上一凑，各种破绽显露无遗，不但起不了教育作用，还有反作用。不如别拍罢。
十五、为造英雄而通敌？
打仗的时候，双方力求用最便捷的手段消灭敌人。能在一秒钟内杀死对手，绝不等到下一秒。而拍电影的时候却往往需要照顾敌人。特别要防止过早把主要对手弄死，导致后面没了戏。明明一枪能打死，却偏要搞得枪林弹雨全打歪，或者根本就忘了开枪。一切都为了最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徒手格斗。黄继光的事迹，不象作战，更象电影。
中共宣传故事里每逢说到敌人地堡，都有意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一遇敌人地堡，“我军”战士手里的枪就全都成了烧火棍。别指望用枪压制住敌人。除非派人去把它炸掉，否则它可以一直扫射不停。这是扯淡，拍电影的干活。实战中哪有刀枪不入的地堡射孔？子弹既能从射孔内打出来，当然也能从外面打进去。射击地堡射孔并不比射击匍匐单兵目标更难。军训用的“射孔靶”，面积相当于“胸环靶”去掉头部的部分。能打中胸环靶７环以内的一枪，必定能打中射孔靶。中国高中生军训射击项目，一般是射击百米距离上的胸环靶，五发三中（６环以内）为及格。黄继光要堵的那个枪眼，距离我方阵地才５０多米（万福来说的）。百米距离上打中６环的一枪，在５０米距离上就能中８环。也就是说，达到中学生军训打靶成绩及格线的人举枪朝黄继光前面那个美军射孔开五枪，应能打进去三抢。就算当天参战的四十五师官兵全是菜鸟，射击成绩输给中学生，也不该少于五发两中吧？令五名“菜鸟”战士持步枪每人朝那火力点射击五发。包括瞄准、击发、隐蔽、退壳、上膛，再观察瞄准等动作，一分钟可全部完成，到这时已有１０发左右的子弹打入该射孔。请问什么样的美军射手能够挺住不倒？
步兵在开阔平坦的地区对抗地堡比较吃亏。但在地形起伏多变的上甘岭地区，则是地堡火力点比较吃亏。特别是在夜间。当复杂地形、树木草丛以及烟尘等可能扰乱视线的物体被夜幕掩盖后，连续喷火的机枪口显得格外耀眼，更易于瞄准。志愿军进攻部队借着夜幕隐蔽在崎岖复杂的地形下。敌机枪来回扫射仅仅起到阻吓作用，并不能造成严重杀伤。美军地堡孤单且无法移动，而志愿军部队人多、分散而且机动灵活。双方在这种形势下展开对射，地堡火力点最多经过一两分钟就会被志愿军压制住。一旦压制成功后，再派人前去爆破，既省时又少伤亡。而且这正是步兵在作战中反制敌火力点的正确措施，决不应该不先行压制敌方火力就让战士顶着猛烈扫射前往爆破。若当天现场志愿军指挥员能按照正常程序指挥的话，几分钟内就可以解决该敌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出场。
但根据“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等人的叙述。现场情况极不正常。在场的志愿军大部队奇怪地沉默着，并不开枪压制敌人的火力。大家眼睁睁看着一批批战士在敌火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前往爆破，全部阵亡。最后黄继光带伤来到地堡前刚要投弹，又被敌一梭子弹打倒在地。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的累累罪行还是没有引发黄继光身后大部队的战友们复仇的子弹。现场志愿军部队依然四平八稳地“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黄继光胸口中了五抢，“鲜血汨汨地流”。大部队官兵却残忍无比地等着看着无动于衷。请问这是怎样的冷血背叛？难道地堡被黄继光承包了，你们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侵权？假如不是老天实在看不下去，下起“阵阵冷雨”把黄继光淋醒的话，大家就打算这么一直等着看着直到天亮被美军飞机大炮轰回去吗？
上述场景，若在八一厂严寄洲导演主持下进行的话，尚可理解。但在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营参谋长张广生手下出这等事，他们逃不了通敌罪嫌。其中以负责现场指挥的连长万福来的嫌疑最大。无论在“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中，还是他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均不见他组织过有效的火力压制。他不顾猛烈的敌火派人直接去爆破（实际是去牺牲）。人们要问：万福来你为什么不组织火力压制？为什么故意让命令战士顶着敌人扫射前往爆破，以至于一批接一批地牺牲掉？
问题严重性还不止于此。了解解放军战斗条令的人知道，即便没人指挥，志愿军战士本来也会自动向敌火力点开枪。解放军每个战士都知道“枪声就是命令”的原则。当战士在战场上遭遇敌人射击时，除非指挥员有相反命令，否则均应立即还击。若他们能自行还击的话，地堡火力点也会很快被压制解决掉，轮不到黄继光去炸去堵。现场大部队长时间沉默围观的奇怪现象，显示战士们接到了“不许射击”一类的命令。这样看来，万福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不称职，更有故意作梗，阻碍战士正常战斗之嫌。推断起来，他这个连长更可能是敌特潜伏人员，美军的干活。
其实本人并不真的认为万福来等通敌。完全是“各方仔细核查”版以及万福来们自己提供的情节太可疑。使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推论。总之，若要成全黄继光的英雄之举，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万某人等通敌，故意约束本军火力拖延战斗。而如果他们拒绝通敌，则大部队战士早在黄继光来到前就打掉该火力点，轮不到黄继光当英雄。二者必居其一，二者只能选一。单看他愿意选哪个了。
更怪的是，好像地堡里的美军射手也通敌。而且是“舍身通敌”。按照“各方仔细核查”版，当黄继光第一次举起手雷时，该美军射手一口气朝黄的胸部打进五发子弹。可是后来当黄继光醒来再次举起手雷时，那家伙却不再朝他开枪了。这个美军射手有问题。黄继光躺在不到十（万福来说是五、六）米的地方，还有照明弹帮助，该射手能够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要知道，黄继光的细微举动，甚至离他几十米远的志愿军战友们都看见并“经过各方仔细核查后”写进了故事里。这些情节更应当被近在咫尺的美军射手看见。特别是黄继光“向前伸着平放在地上”的手中还有一枚大手雷。美军射手岂敢忽略？当雨把黄继光淋醒时，当黄继光痛苦呼吸时，特别是当着黄继光“挣扎着用负伤的左臂半支起身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右臂”的时候，美军射手理应再次朝黄继光射击。可他竟然无动于衷。明明看见黄继光有手雷，明明看到他在喘气活动，甚至再次举起手雷，却再也不朝他开火了。硬是眼睁睁地让他把手雷扔过来炸死自己？这是什么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式白求恩？
此外，据“各方仔细核查”版的说法，那地堡后的山上还有“两个营一千二百多”敌人。当我军大部队全都趴着围观黄继光在地堡前挣扎的时候，这“一千二百多” 美国鬼子似乎也没有任何动静。好像他们的任务不是在地堡前后左右的阵地上同时阻击志愿军，而是远远地坐在山上恭候志愿军上来歼灭自己。莫非是美八军“军党委”刚刚通过决议，要不惜代价帮助志愿军树立一个“中国的马特洛索夫”？否则怎么解释？
“喝令敌军我军都别动，黄继光来也！”的怪现象，全由造英雄而起，并非实际战情。上甘岭那种地形上，几个固定不动的火力点并不能挡住大批志愿军从不同方向的进攻，而摧毁一座“地堡”也不可能给志愿军带来“海涛”般涌进的便利。美军刚刚取得这一带的阵地，白天要忙于清剿坑道里的志愿军部队，晚上要对付志愿军的反攻。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修筑子母配套、成行成列的地堡群让志愿军“过五关斩六将”。那天晚上美军抗击着多方向进攻的志愿军部队。双方士兵多次发生徒手格斗，完全是一次混乱惨烈的厮杀。“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却把这复杂混乱的战斗现场按照输出英雄的要求公式化简单化了：一个地堡令我全军束手无策，一个英雄挺身堵死地堡，一次巨大胜利就此来临。壮哉伟哉，可惜假哉！这哪里是战争，分明是孩童过家家。
十六、“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还能战斗
“各方仔细核查”版里说，当黄继光爬到离地堡八、九米处正准备投出手雷时，“一梭子机枪子弹又射进了他的胸膛，”将他的胸膛“射穿了五个洞”。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显然没有高速枪弹伤方面的知识。他们狠心地让黄继光胸中五弹，然后还要他继续做动作。
以超音速飞行的枪弹是高速枪弹。高速枪弹伤完全不同于同等直径的钢筋刺穿身体所造成的创伤，也不同于手枪等低速枪弹造成的枪伤。美军在朝鲜使用的 M１９１８A２轻机枪，弹丸初速为８５３.４米/秒。高速枪弹主要以其所携带的动能杀伤受害人。高速枪弹遭遇人体骤然减速时，将其所携带的强大动能释放于人体，造成比弹丸直径大许多倍的严重破坏。研究资料表明，高速子弹击中人体时，动能在弹丸前端聚集形成一个数倍于弹丸直径的球状冲击波。一颗７.６２毫米子弹形成的球状冲击波直径接近于一枚鸡蛋。冲击波高速推进，整齐切断人体组织，受打击的骨骼会碎成小片，脏器被捣成浆状。遇到充满液体的大血管、肝脏、胃部等时，动能还会沿着液体传递。造成脏器爆裂以及远端伤害。这就是有人胸腹部中弹而口鼻喷血的原因。人体骨骼或者坚硬肌体的反作用力还会使弹丸出现拐弯、打横甚至翻滚现象，此时伤害加倍严重。冲击波在离开人体瞬间往往将出口处的较大块组织捣烂喷出。在人体上留下可怕的伤口。这还没完。当子弹穿过人体而去时，弹道周围组织又将刚刚吸收的动能向体内猛烈扩散，造成类似“爆炸”般的效应。它使人体内瞬间爆出一个比弹丸直径大十几倍的伤腔。该伤腔持续数毫秒，但所造成的破坏几乎与球形冲击波同样严重。就是说，即便子弹从离心脏十几厘米远的地方通过，心脏也可能在瞬间伤腔出现时遭到强烈挤压而破裂甚至被捣烂。子弹速度越快，上述损害越严重。
黄继光在不到十米处被击中，承受的是刚刚脱离枪口，以两倍半音速飞行的高速子弹。此时的弹丸破坏力最大。一颗子弹即足以打烂一个拳头大小的区域，更何堪五颗？位于胸腔内和后部的心脏、主动脉、脊椎等一旦被打坏，人还怎么做战斗动作？
退一万步讲，就算黄继光胸腔内地要害器官都逃过打击。开放性气胸也使他不可能继续战斗。五弹贯胸，留下前后十个进出伤口，其总面积大大超过气管的截面积。这意味着他的肺泡完全无法舒张，对全身的供氧终止。加上大量失血，黄继光将在几分钟内因大脑缺氧而休克，再后不久即出现脑死亡。他哪里还可能在昏迷后被 “阵阵冷雨”淋醒，然后爬起来扔手雷，然后又被手雷震昏，然后再度复醒，然后看到了后面战友首长，想起祖国亲人，感觉到马特洛索夫在鼓励他等等，然后他爬向地堡，然后转回身向战友“说了句什么”，最后完成“惊天壮举”？
新华社两位记者的奇文证明现场没有发生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他们手头没有真实的材料。无章可循。别无选择只好依靠想象编造。一旦编造的事情超出作者的知识范围时就要出错。两位记者对高速弹伤原理一无所知。编造起来怎能不出错？
不但是两位记者，其他叙述“黄继光堵枪眼”事迹的人也犯有同样的错误。例如万福来，居然告诉别人说，黄继光牺牲后，他注意到黄继光身上７处枪伤“竟无一处流血，地堡前也无血迹。”看来万福来是要人们相信黄继光在途中把血流尽，变成“干”黄继光。堵上枪眼后再打也打不出血了。这位大爷说法够耸人听闻的。他可能不知道，人不可能以没有血液循环的身体去完成动作。其实远在身上的血流尽之前，人早已因为血压过低而丧失意识了。万福来更应该清楚，“黄继光堵枪眼”故事是不宜多讲细节的。做宣传时泛泛地说一句“黄继光烈士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就够了，根本没有必要添加这种弄巧成拙的细节。但他知识贫乏，听多了革命宣传，竟把“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当真了。以为革命者在身上的血液都放干后还能做动作。于是有鼻子有眼地“亲眼见证”了黄继光滴血不剩而完成的任务的“壮举”。
这个万福来，象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爱吹牛的人。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喜欢自作聪明地添加些不必要的细节以帮助“证明”他们所说不虚。不幸的是这类蛇足往往帮了倒忙。万福来是“黄继光堵枪眼”的首位报告者。第一版“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中“边堵枪眼边观察瞭望敌情”的神功，极有可能最先由他叙述，再由刘云魁行文发表出来。黄继光事迹的“见证者”是这样一个诚信很差的人，更砸实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虚假性质。
十七、手雷
各种版本都说黄继光在近距离向敌堡投掷手雷。那距离有多近？有的说不足十米，有的说七、八米。２０００年万福来告诉新华社记者说，“在爬到离碉堡五、六米远处，黄继光奋力投出一个手雷”。
普通反步兵手榴弹的爆炸力不足以炸塌地堡。炸地堡必须使用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手雷。当年志愿军使用的“手雷”，是苏制一九四三式反坦克手雷。这种手雷内装６１２克TNT炸药。用爆炸产生的高压聚能来击穿７５毫米以下厚度的钢板。它的强大爆炸力会使２０米内的无防护人员遭受严重杀伤。但该手雷重１２００克，普通俄罗斯人要把它扔出２０米并不容易。因此此种手雷也被戏称为“自杀弹”。而黄继光却在近到五、六米距离上使用它。我们不禁要质疑：黄继光怎样在这种手雷的爆炸后依然存活？要知道，他在此前已经胸中五弹，臂中两弹，“鲜血汨汨地流”着昏迷过一阵了。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中国东北网上刊登一则新闻，说明了１００克TNT炸药的破坏力有多大。该则新闻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住宅楼的七楼发生爆炸。“爆炸造成房屋后部混凝土预制板被破坏，八楼和九楼的楼板被毁坏。家具、门窗的碎片散落在方圆１００米的范围内”。“估计爆炸当量相当于１００克TNT炸药”。我们知道，九楼楼板离七楼炸点的距离约六米，这相当于黄继光与手雷炸点的距离。但黄继光和炸点之间并没“八楼楼板”挡着，且承受着多出五倍的爆炸当量。请问黄继光身躯的抗爆能力要比钢筋水泥楼板强多少，才能保证在手雷爆炸时不出现躯干破裂肢体断离的后果？即便不被炸掉手脚，黄继光至少要被爆炸气浪向后推出数米远。这个情节怎么没有被“各方仔细核查”到？
更有甚者。在２０００年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的专题中，《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居然说黄继光“在抵近敌火力点时连投几枚手雷”。“各方仔细核查”版说黄继光只投过一枚手雷。这已经远超过黄继光身体承受能力了。“各方仔细核查”版没有让黄继光被当即炸死，至少也让他晕过去了一阵。而解放军报更狠，不由分说给改成“连投几枚手雷”。且连晕都不让黄继光晕一下。其根据来自何处？究竟是黄继光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躯，还是那些手雷全都受潮失效，只剩鞭炮般的威力？这篇文章的作者竟是一个什么“军事百科研究部”。我猜它的挂靠单位，应该是总政幼儿园大班故事教研组。
关于手雷，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探讨。据“各方仔细核查”版，黄继光是在“挺起胸”欲将手雷投出时胸中了五弹。然后他“昏迷了过去”。该文说他在昏迷的时候手还握着那枚手雷。但人在昏迷时能否继续握住东西，我觉得甚可疑。因为现实中的人在昏迷时手中东西都会掉落。如果黄继光在昏迷后也松手的话，这枚手雷就会起变化，使得黄继光无法再使用它。这种手雷在投出前已经拔掉保险销。投掷者以手握住弹柄，不让贴在弹柄上的保险片弹开。手雷一出手，该保险片即在弹簧作用下弹开，弹柄下部一个套筒也被弹簧推动褪离弹柄，套筒里的两条长１米左右的布条就会伸展出来以保持弹头向前的飞行姿态。与此同时，手雷的碰炸引信也解脱保险进入战斗状态，此时稍有碰撞即引爆手雷。如果黄继光在中了五弹后松了手（正常情况下会的），那枚手雷会自行弹开，套筒脱落，布条展开，引信进入战斗状态。要么在脱落触地瞬间爆炸，要么在黄继光醒来后试图将它投出时爆炸。无论何种情况，堵枪眼壮举都无法实现。我们需要在医学上证明人在胸中五弹后还能保持手掌的有效抓握姿势。否则黄继光这一关过不去。千万别跟我说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能做到中弹昏迷而不松手。众所周知该思想的所有者自己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如果该思想灵验的话，他至少可以不必依赖过量安眠药才能入睡了。
十八、新华社再否定“各方仔细核查”版。
“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粗假走向细假，从一假走向多假。虚构的故事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不但每个人说的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说的也往往不一样。“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的各种版本也是这样。几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互相矛盾，甚至单个人自己的几次叙述也互相矛盾。单单新华社就不知一次地否定改写。加上其它他方面文献的否定。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被否定得不可收拾了。
“各方仔细核查”版维持了几十年。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开始纪念朝鲜战争５０周年，一些黄继光的战友纷纷出面叙述当年情况。把“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所说的一些情节否定了，一些过程也再度被改写。新华社自己也于２０００年后出了不止一个新版本。对照起来看，１９５２年的“各方仔细核查”版实际上已经没有几行字能存活下来。一个被新华社言之凿凿地声称“这是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故事，已被证明既没有经过核查，更不是“最后”的情节。兹举数例：
该地堡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的说法基本没人再提了。有的文章减少了机枪的数目（不知依何根据），有的使用含糊的“多挺”，还有的干脆不提数目。
黄继光在地堡前“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的情节也被去掉。现在多半改为“左臂负伤”或者简单地说“负伤”带过。没有人再提“五个洞”这个“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了。这个情节为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那么当初新华社的石、王两记者是怎样“仔细核查”到这个情节的？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见证者是怎样数出黄继光堵枪眼之前胸口不多不少中了五发子弹的？这种在夜间捕捉８５０米/秒飞行弹丸的超级眼力，是怎样炼成的？
堵住“两挺机枪”。也被现在的文章放弃。现在的文章，有的明确说是“一挺机枪”，有的则只说“机枪”。
再如黄继光出发前掏出母亲来信一节。两位记者曾有鼻子有眼地摘引该“信”内容。其中“母亲”问“光儿”说：“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这种“母亲”，听起来更象“政委”。而这封信现在何处？按理说它应当被收入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并且反复宣传。但现在别说宣传，连提都懒得提了。志愿军当局后来发现黄继光的真名是“黄继广”。是记者把人家的名字给写错了。因此，如果真有“母亲来信”的话，信上也应该是“广儿”而不会是“光儿”。由此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样一封 “母亲来信”。又是两位记者的凭空捏造。
“黄继广”被误写成“黄继光”。这本来应该在发现后加以改正并向家属亲友道歉。但中共当局却以蛮横无理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错误。他们不但没有改正道歉。竟索性将错就错用假名字替代了人家的真姓名。从此就没了“黄继广”，只有“黄继光”了。全中国在几十年中没有人知道黄继光的真名字。直到近些年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后，当局也没有歉意，更没有打算改正。李明天等人的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还用１９５４年黄继光母亲的话替当局的蛮横行为辩护。书中引用说“黄妈妈笑笑说 ‘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问题是“过去”并没有别人，只有中共当局用错误名字进行宣传，造成了既成事实。如果黄妈妈不接受，党愿意登报声明给改回来吗？而且既然黄妈妈说“两个字都好”，为什么从此再也不使用人家的本来姓名？更为什么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不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明摆着是中共当局拒不改正错误，反而欺负家属，将错误强加于人。中共一贯毫不客气地支配被统治者的一切。不但随意利用黄继广的的生命为党的利益服务，也随意剥夺他的姓名权。党叫你姓啥名啥你就得姓啥名啥。搞错了也要你接受下来。
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至少写错了两个。黄继广被写成“黄继光”，肖登良被写成“肖德良”。再对照近年来的一些资料，还发现另一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是“吴三洋”而不是“各方仔细核查”版里所写的“吴三羊”。如果这也属实的话，则新华社这篇报道中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全都写错了。这样胡乱写出来的东西也敢自称“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吗？
毫无疑问，这两位新华社记者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核查”。种种离奇荒谬的情节都是他们俩人关在屋子里瞎编一气搞出来糊弄老百姓的。他们干这种缺德的事驾轻就熟，肆无忌惮，不是一般的无耻。这两位记者的恶劣文风甚至连中共宣传体系内的人也不敢恭维。１９５０年代反右前有一阵子言论比较宽松，有人就以这个 “各方仔细核查”版为例批评新闻报道中的“合理想象”。批评者引用两位记者在文章中描写雨落在黄继光脖子上，他呼吸时“刀割样疼痛”还有“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等等描写。然后问道：黄继光牺牲前的这些感觉，你们怎么能知道？可见当年就有人看出这个假故事里的毛病。如果不是中共当局严厉压制的话，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早就成为各界同声声讨的“过街老鼠”版了。
十九、万福来、肖登良发表颠覆性的新回忆资料
万福来、肖登良是最重要的两个现场见证人。他们在最后的时刻里和黄继光在一起。他们的说法对黄继光故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两人近年来的回忆资料出现了新的情节。这些情节不但否定了“各方仔细核查”版的主要说法。其中一些情节更对整个“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按“各方仔细核查”版所描绘的战地情况，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三人请战去炸敌堡。从此“壮士一去不复返”。出发后不久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伤。黄继光继续前进炸地堡然后堵枪眼，志愿军部队遂“海涛一样卷上山头”，胜利大捷。整个过程典型、简单。但后来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资料却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党史文汇》１９９７年４期上刊登万福来的文章《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文章中却说出了一个很不同的情节：黄继光他们三个人出发后还有指导员前去加入。不但有人前往加入，还有人中途回来了一趟。万福来说，他们三人出发后先炸了若干地堡。还用手榴弹追着攻击溃逃的敌人。然后前进受阻。这时指导员冯玉庆前去指挥。不久后“肖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了”。报告吴三羊牺牲并要求补充手榴弹。肖登良得到手榴弹返回。黄继光得到手榴弹补充，和指导员以及肖登良说些什么，然后再去炸最后的地堡。
现场的另一个见证人肖登良透露出更多情节。《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发表了了刘邦琨写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的情况更出人意外：他们三人出发后，不单是肖登良回来了，而是三个人全都回来了。肖说他们三个出发后炸了几个暗堡，消灭一些敌人后，“手榴弹、手雷全用完了”。于是三个人在阵地上捡手榴弹，捡完弹药就“被迫退至四号坑道”。此时山头上的敌人“好像发现了捡弹药的３个战士，几发机枪子弹射来，吴三洋头部中弹，血流如注，英勇牺牲了”。吴三洋阵亡后，“３位首长过来问了一下”。再稍后，指导员说要找一挺机枪来打掩护，肖登良很快就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的机枪。尔后他和黄继光一起摆弄安置这挺机枪。先是琢磨怎样把机枪架起来。尔后研究怎样开火射击。接着肖登良进行试射。第一次试射并没有引起敌人反应，到第二次试射时引起敌人注意。敌人机枪朝他们开火。肖登良中弹负伤倒在坑道里。黄继光替他包扎。然后再出发去炸地堡。
这两个见证人的新回忆资料不但完全颠覆了经典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更披露出重要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伤亡与“炸敌堡” 无直接关系。这两个人不是在去“炸敌堡”途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而是回到在四号阵地坑道后，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伤亡的。而黄继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和他们在一起。这使人觉得当时他们几个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对付敌人地堡，而是在干别的事情。
另一个情节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敌军地堡也不象是在他们跟前５０米处，以７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的样子。５０米是在夜间能看见路灯下老鼠活动的距离。更何况是几个大活人？且当时“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大部队都被敌火死死压住不能动弹。而他们三、四个人倒像持有特别通行证一样来回运动。这是很反常的。他们先出发去扔了一阵手榴弹，一直扔到手榴弹不够用。于是回来补充，而后再出去。他们不但来回地运动，还在附近的地上寻找和捡拾手榴弹。直到捡了不少后，敌人才“好像发现了”他们而朝他们射击。这些显然都不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距敌人强火力点５０米范围内应有的活动。如果现场情势真的如此宽松，允许志愿军士兵来回运动的话，那么大部队也可以运动上去，那早就把该地堡炸个稀烂了，根本轮不到黄继光出手。
肖登良和黄继光架设和试射机枪的情节也显示出他们当时有一种远离敌火时的松懈。如果敌人机枪就在５０米外猛烈射击的话，他们怎敢随意试射机枪？他们俩人头一次试射打出七发子弹，并不在意敌人会发现自己而立即严密隐蔽自己。还接着再打第二次试射。这次引来美军还击，数挺机枪开火打伤了肖登良的腹部和脚部。从肖登良受伤的部位可知肖登良的当时下身也暴露在外，体位很高。基本是全身暴露。如果他们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在敌七挺机枪组成火力点５０米前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话，怎么可能这样暴露地摆弄和发射机枪？这一切告诉我们黄继光们当时并不在“敌堡”前，而在离敌方阵地较远的后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现场的情况。弄清黄继光们当时离敌阵地有多远，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在那里干什么？
二十、黄继光阵亡在什么地方？
１、从四号阵地坑道攻击零号阵地山头？
国内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在攻占零号阵地时献身。而上面万福来、肖登良两人的回忆都表明，他们在当时的位置在四号阵地坑道。四号阵地和零号阵地是两个山头。从四号阵地不可能直接攻击零号山头，部队必须先下山进抵零号阵地山脚，再组织向零号山头发起进攻。因此，进攻零号的志愿军部队应该比他们的位置更靠前些才对。或者说，当时攻击零号山头的部队里没有黄继光。此点提示，黄继光阵亡之处不在零号阵地前，而极有可能象吴三洋那样就在四号阵地坑道附近。
２、四号阵地坑道是位于进攻部队后方的指挥所。
前面已提到，黄继光们活动的四号阵地坑道显然离敌人火力点稍远。敌人火力虽够得着，却不经常往这里打。他们没有“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感觉。再根据其他资料，还可知这里实际上是进攻部队的指挥所。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以及后来到达的营参谋长张广生都在这里指挥。张广生还从这里和师部通电话。这些都说明了指挥所的性质。按照正常的设置，指挥所不会与进攻部队同样靠前，它应该在进攻部队后部。
从黄继光等三人获取手榴弹补充以及肖登良轻易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机枪的情况来看，这里还囤积着一些武器弹药。虽然肖登良声称那些都是“美军丢下的”的武器。但在万福来回忆文章中，肖爬回来第一句话就说“连长，快拿手榴弹来！”。表明肖登良已知坑道里有弹药。从以上情况判断，这个坑道兼作指挥所和部队进攻的出发阵地。
进攻出发阵地通常都在进攻部队的后部。这是步兵进攻时常见的设置。在出发阵上，预备梯队在这里待命，运输民工送来的武器弹药先存放于此，火线上转下来的伤员也从这里由担架队后送。当时战场上伤员大部分抢不下来。而肖登良多处中弹伤势严重，却还能得到及时救护。这也说明他们当时所在位置比较靠后，负伤后才得以及时被后送。
３、大部队在哪里？
“各方仔细核查”版说在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过程中，志愿军大部队在等待。当黄继光扔出手雷后，部队一度发起冲锋，随即又被压住。当黄继光堵住枪眼后，部队便“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然而这能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的 “海涛”，到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万福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只剩４个人。万福来说，当黄继光等到达时，现场剩１６人。万福来把这１６人中的９人组成三个爆破组去炸敌堡，结果全部牺牲。然后他们又派出黄继光等三人去爆破。结果二死一伤。这样，到黄继光堵住枪眼时，现场就只剩４人能战斗了：万福来，指导员、营参谋长、还有一个报务员。三个光杆连营干部外加一个报务员，算什么“海涛”？怎么能攻上山头去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万福来所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近几年来有一些志愿军官兵现身，声称当时在场。证明万福来没有说实话。《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就发表过“黄继光的班长”吴书印，“黄继光的排长”钟仁杰等人的文章，声称他们当时也在场。此外还有湖南的陈发华也声称在场。作为连长的万福来，从不提起吴书印、钟仁杰等本连的班排干部，此点尤其反常。他可能忘记一般的士兵，对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怎么能忘记？看来万福来不是忘记忽略，而是有意隐瞒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现场到底还有多少志愿军？据刘云魁的回忆，２０日早上他在坑道里见到了“不到３０个” 存活的六连官兵，而不是万福来说法中的４个。“不到３０个”即２０多人。考虑到这是部队与美军对峙到天亮，并且持续遭到美军炮火猛烈轰击、遭受严重伤亡后剩下的人数。合理的估计，当黄继光们抵达４号阵地坑道时，现场志愿军１３５团几个连组成的进攻部队应该还在百人以上。
这么多的官兵不可能都挤在指挥所里。也不允都躲在这里。他们只能到前面去。万福来所称的“只剩１６人”，应当只包括当时在指挥所位置上的人。更多的部队在他们的前方与美军对峙。黄继光到来后就和万福来们在一起，在指挥所位置附近一直呆到吴三洋阵亡和肖登良负伤。也就是说，此时黄继光没有和进攻大部队在一起。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黄继光们当时处在离敌人阵地较远的指挥所位置上。在他们与美军阵地之间，还有一支较大的志愿军进攻部队。班长吴书印、排长钟仁杰等人就在那支部队中。黄继光则和连营干部一起在指挥所附近，在“我军”背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黄继光并非阵亡于与敌军阵前，而很可能阵亡于“我军”背后。这一情况，不但排除了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的可能性，更令人怀疑黄继光当时执行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黄继光们不可能直接去攻击敌人地堡。他们更有可能做的事是和连营首长一起督军压阵，驱赶前方的部队与敌军战斗。换句话说，黄继光们可能是“督战队”。
二十一、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
本节根据前面的推测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经过更多资料的验证。它也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我希望这个推测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大家一起努力探讨真相。
１、他们是不是督战队成员？
每支军队都有执行战场纪律的单位。解放军也有。这本来不奇怪。只是解放军羞于提起，甚至企图否认，这才有点奇怪。根据一些志愿军官兵透露出的情况看，当时志愿军部队各级都有由首长直接掌握的特别单位。其名称不一，目前已知的有“特别尖兵排”、“搜索排”、“侦察排”、“前哨排”等名称。听名称好像这些排打仗时都冲在前面，其实正相反。他们平日紧随首长周围，执行警戒通讯等任务，战时则在部队后面执行“特别任务”。目前国内的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肖登良、吴三洋是“通讯员”。没有提到他们的其他身份。而肖登良的回忆资料中，却两次提到他是“前哨排”的成员。一次是在解放军报组织的《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中，发表了郭凯、张大森、朱志刚采访报道《“上甘岭三勇士”惟一幸存者肖登良深情追忆上甘岭战斗》，报道中说：“１９日拂晓散会时，团长让熟悉前哨情况的肖登良留下，带领某师的一个连队换防六连守卫的阵地。”另一处是《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黄继光和他一起摆弄机枪的时候，黄继光对他说：“你在前哨排那么久，枪打得好，”。由此可以确认肖登良的“前哨排”成员身份。黄继光和“前哨排” 成员们一起行动，位置又是在“我军”背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２、严厉的崔建功，绝望的张广生。
张嵩山书中透露出的营参谋长张广生在２０日凌晨抵达四号阵地坑道后，与师长崔建功通过电话。其情形很值得注意。书中承认，张广生抵达时进攻部队实际上已经无力再前进。而当张广生向崔建功请示时，崔严厉命令道：“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崔口气十分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其原因之一，是我在前面也已指出的，即那天的战斗事关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都向下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四十五师连“战斗到死”这样的命令都出来了。这是目前可得到联军资料中唯一提到志愿军下达如此无情命令的记录。
崔建功如此严厉，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自己的作战部署错误，战局陷入严重困境。他要极力挽救。此时他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孤注一掷硬干到底外别无选择。说崔建功作战部署失误，在于他对１３４团夺取主峰的部署。他安排１３４团提前于１９日夜间潜入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这个想法不错。但用此时再用却犯了兵家忌讳：老套重复。美军与志愿军交战近一周，已经多次经历志愿军依托坑道反击。必然加强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的清剿与防范。前面提到美军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并将洞口炸塌。对于其他坑道，美军也加强了封锁。前面提到的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的《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志愿军部队修建坑道时为了追求洞口厚度而把坑道口修在山体凹陷部。这给美军监视封锁志愿军坑道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军在洞顶以及洞口两侧高处设置阵地，从三面居高临下监视坑道口。志愿军一出洞口即遭敌三面交叉火力以及大量手榴弹的打击。瞬间伤亡殆尽，很难冲出发起进攻。因此，崔建功当晚部署１３４团从坑道发起进攻是严重失策。总攻开始后部队基本打不出坑道，更何谈进攻主峰？至此，两端夹击的部署一端失效，崔建功只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１３５团这一路进攻之上。不但指望他们夺取主峰西北山梁，还指望他们完成１３４团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夺取主峰。为此，他除了催战催战再催战外，还有什么办法？因此，无论张广生如何同情第一线的官兵，崔建功都不会允许他把部队撤出战斗。崔建功此时必定要求严厉督战。张广生别无选择，只有执行。但是眼前的部队伤亡惨重士气十分低落，他怎么执行崔建功的命令呢？攻也攻不上去，退也不让退，除了硬硬把部队拦住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呢吗？而当一般的催战阻拦手段不灵的时候，他只能加码，祭出更厉害的手段。
３、连续投掷手榴弹与谁“战斗”？
怎么拦住部队？用枪当然可以。但手榴弹可能更好。东一颗西一颗，远一颗近一颗的手榴弹在部队后面不断爆炸。分太不清是我军手榴弹还是敌军炮弹。但不断的爆炸声毫无疑问可以阻止部队轻易地后退。当然，这样的方法对手榴弹的需求比较大。时间稍长一些就需要补充。这恐怕就是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中都有手榴弹用光后再返回补充，或者从地上捡拾“美军丢弃的”手榴弹等情节的原因吧。万福来肖登良们当然不能说他们用手榴弹阻止战友后退。他们只说他们用手榴弹炸毁多处“美军暗堡”，还把“黑压压”朝他们冲来的“美军”给炸了回去。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此刻身处“我军后方”。此地不会有“美军暗堡”可炸。甩手榴弹把 “黑压压”的人群轰回去倒是比较可行的。但是那“黑压压”的人群，不会是美军，应该是本军的战友。
二十二、结论
上一节里的推测正确与否，尚待验证。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否定“黄继光堵枪眼”这个故事。光是几十年里国内出版资料N遍地修改否定，加上不同说法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早已使得“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破绽累累，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个故事的时间没有保障、地点模糊不清、地堡难以建造、枪眼无处设置、人身强过钢锭、手雷弱于炮仗、一人遗下多尸、多方排斥一人、我军不象军人、敌军更象我军。等等等等。套用有关朝鲜战争的一个著名的句型，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说：
黄继光的事迹，是在编造的时机、编造的地点、向着编造的地堡、堵了一个编造的枪眼
二十三、肖登良能否再次说出真相？
１９５２年年底黄继光事迹见报后，在医院养伤的肖登良多次否认自己是该事迹报道中的“肖德良”。肖的态度引起了志愿军十五军对他的特别关注。这件事过去一直没有公开。直到近几年，才被当作肖登良和秦基伟的一段“情谊”提起。
《文史春秋》２００６年第四期发表了刘邦琨的《上甘岭英雄与国防部长的情谊》一文，文章说，肖登良负伤后被转到国内东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新华社石、王两记者关于黄继光的文章（即“各方仔细核查”版）把肖登良的名字误写为“肖德良”。文章发表后，医院护士曾到病房问肖登良是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个“肖德良”。肖看过报上文章后却否认说：“我是肖登良。我不认识肖德良”。至于否认的动机，肖登良说是他不愿让别人“以为我是冒名顶功”。然而有关当局却相当重视这件事。持续地询问他。先是医院领导来问他，仍被他否认。后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甚至专门派人来医院询问他，他还是否认。致使“秦基伟派来的人仿佛是很惋惜地摇了摇头”。直到后来同病房的伤员私下与肖登良交谈确认他的身份，向医院当局报告。“医院立即将找到肖德良的情况向志愿军一三五团作了汇报。肖德良就是肖登良, 现在就住在吉林省东大医院。”
鉴于肖登良的伤情，医院建议给肖登良评定革命伤残等级，再将肖登良转入国内荣誉军人学校休养。但是十五军对肖登良的去向特别关注。一三五团团长获知消息后不敢做主，打电话向秦基伟请示。“秦军长正在焦急时期, 他考虑到前线兵员吃紧，特别是英雄肖登良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敌人暗堡的英勇行为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心惊胆寒的事，他想如果肖登良重返前线，将有利于鼓舞全军将士的士气。肖登良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更能使敌人不战而退，他果断地决定：‘肖登良不评残，不到荣誉军校，待伤好后，立即返回部队！’”肖登良于１９５３年５月返回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等军领导前来迎接，与肖登良拥抱、握手。军长仔仔细细地把肖登良从上到下看了又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登良啊，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找到你，我们高兴啊！’”
“在军部，肖登良受到了军长特别的尊敬，得到特别的待遇。每天，军长和军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一同陪肖登良吃饭。最好的菜，首长都争着夹给肖登良吃，饭后，尽量抽时间与肖登良交谈。”“在军长身边肖登良感觉到自己简直就像在父母亲身边, 无比温暖。”
这个故事疑点不少，让我们一点一点分析。
１、秦基伟“寻找英雄”，辛苦得很不自然。
按照这文章的说法，部队如此关注肖登良，是因为秦基伟非常关心英雄的下落，找不到肖就不能安心。文章说肖负伤住院后，他的部队以为他已经牺牲。但秦基伟坚持相信肖登良还活着。他指示部队继续查找。找得很辛苦。
“他坚持要弄清楚三位英雄遗体的下落。……他下令在朝鲜战场上寻找，在战地医院和国内志愿军医院的伤病员中寻找。找来找去，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了，所有志愿军中都没有找到肖德良这个人。……他派人逐一检查已牺牲的志愿军将士的遗体，又派人去各地志愿军伤病员医院查访，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结果。”
“他要亲自看一看一三五团上甘岭战役中负伤住进医院的战士的名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但是，在伤病员的名册中，有一个名字引起了秦基伟的注意，那就是“肖登良”，他叫人先去打听一下肖登良是不是在上甘岭战场上与黄继光、吴三洋一起炸敌人暗堡的人。结果令他失望，但秦基伟不相信肖德良已成为失踪的人，他相信在国内吉林省东大医院治伤的肖登良就是在上甘岭阵地上与黄继光、吴三洋联手炸毁敌人暗堡的英雄。他越想越觉得肖登良就是肖德良，他甚至很想亲自回国去医院见一见那位志愿军伤病员肖登良，但是前线战事吃紧，抽不出身，所以秦基伟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便派人来到了吉林省东大医院看望志愿军伤病员，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英雄肖德良而来的。然而，当秦基伟得知肖登良不是肖德良时，心里始终有个难解的结，他为找不到英雄伤心难过。他说：“找不到肖德良，我死不瞑目。”从此秦基伟失眠了，食欲受到了很大影响，即使指挥打仗也时时挂念着能找到英雄肖德良。他是多么希望英雄肖德良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这段“骑驴找驴”故事太离奇，很愚蠢。
新华社记者把肖登良的名字写成“肖德良”，部队就无法把这两个名字对上号吗？故意“发笨”，也不能笨到这地步吧？全军已知那故事发生在一三五团二营六连。而该团该营的该连的花名册里写的是肖登良的名字，不会是“肖德良”。部队又不是处在运动作战状态，名册资料不会轻易丢失。黄继光事迹是由营、团逐级上报的。各级当然清楚那天晚上谁和黄继光在一起。秦基伟只需叫秘书给下面营团打个电话，几分钟内就会有正确报告。
这么简单的事，却被该文章搞得非常复杂且非常愚蠢。该文章硬是让“秦基伟”大冒傻气。他居然到外面去把“朝鲜的山山水水都找遍”。甚至还想出了翻查遗体这种极蠢的点子。要知道，１０月间四十五师阵亡士兵几百上千，光是把遗体都挖出来得出动多少人工？挖出来又能认出几个人的模样？这些做法不是一般的蠢。断然不可能出自秦基伟或者十五军其他干部。完全是作者瞎编乱造一气。
２、肖登良说否认自己是“肖德良”的动机是不愿“冒名顶功”。想要当个无名英雄。这个说法也不通。功是黄继光的，不是“肖德良”的。“肖德良”在该故事只有中弹倒下的情节，这不算什么“功”。他承认自己是文中的“肖德良”，并不能给他自己“顶”来什么功，更不可能“顶”掉黄继光的功。而且“组织上”询问他时，也没有说要给他评功。后来查清证实他的身份后也没有给他记功。肖登良这个说法纯属自作多情，“谦虚”得毫无必要。
真正要紧的是，“组织上”需要他为黄继光事迹作出正面见证。如果他能爽快认下新华社文章中的“肖德良”身份，对帮助周围的人相信黄继光事迹有重大帮助。他不应该消极否认。他的谦虚“不顶功”态度对上级来说没有意义。但他“不认账”的态度却明摆着会给“组织上”造成严重被动。因为周围的人已知他是四十五师１３５团的兵，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两人。这已经表明了他是事件中的知情者。再加上他的名字和报纸上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周围的人多半已经猜到他就是“肖德良”。这样一来他必定推不掉“证实”英雄事迹的责任。周围的人必定要追问他“这事到底是真是假？”，“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黄继光是怎么个堵法？”等等。在这种场合下，“组织上”当然希望他明确地宣称“是真的。我看见了。当时我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英雄壮举”等等。谁知他却一味否认。这一来必定使得周围的人起疑心。更坏的情况是，他不但否认他是“肖德良”，而且还明确否认他见过别人“堵枪眼”。这样一来问题就十分严重。这是真正和 “组织上”过不去。上级决不会坐视。
３、秦基伟把肖登良弄回部队的理由也很可笑。我看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肖登良会“使敌人闻风丧胆”这种鬼话。联合国军方面从没有组织学习过“黄继光堵枪眼”的事迹，何缘认识肖登良？中朝部队出英雄的频率那样高。真开展学习的话，也早已使联军各部队应接不暇而麻木掉了。况且“堵枪眼”战法对联合国军明显有利。假如联合国军方面得知志愿军将要真心实意推广“堵枪眼”战法的话，心头的感觉恐怕不是“闻风丧胆”而是“一阵窃喜”。设想志愿军部队从此放弃“伴随着哨子喇叭或者锣鼓声，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战术，而改采“黄继光堵枪眼”时那种安静有序的打法。联军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志愿军大部队遇到美军地堡立即老老实实地各自趴好。地堡不炸毁大家坚决不开枪不逼近不迂回不包抄。并且每次严格只派三、五个人前去炸地堡，直到炸得没有手雷然后改用肉身去堵。这种“小批量有计划按比例”地牺牲士兵的战术无疑将大大减轻联合国军方面的作战压力。美军枪手再也无需担忧志愿军大部队“擅自开枪”或者“擅自逼近”。他们只须集中火力对付这几个慢慢爬过来人就行了。这样的“战斗”将如同儿戏一般轻松有趣，说不定美军会因此给秦基伟授勋。
公平地说，我不相信秦基伟有这么傻。完全是文章作者抹黑领导形象。我们知道，党的御用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挖空心思表扬领导。但这种工作做起来往往刹不住车，一直表扬到领导和自己看上去都很蠢的地步。
荒谬的阿谀，往往意味着掩饰。该文章罗列以上各种可笑的秦军长“高风亮节”，无非想掩盖十五军当局“关注”肖登良的真正动机。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了不可回避的事情：即周围的人向肖登良查询黄继光炸敌堡堵枪眼故事的真实性。“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是个必定会问的问题。无论是护士、伤员、医院领导、还是秦基伟派来的人，所有的询问者都是因黄继光事迹而来的。肖登良在医院必定登记了个人和所属单位的资料，还告诉护士说他认识黄继光和吴三洋。他的身分已经如此明白。询问者不会很在乎他是不是“肖德良”。真正关切的是那次战斗的情形。“你看见黄继光堵了吗？”这个关键问题一定会反复提出来。肖登良也不可能不回答这个问题。要害就是肖登良回答了什么。如果肖登良的确看到了黄继光的英勇行为，绝不会说没看见。他必定会爽快地回答说：“是的，我看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大家不需要再和他费口舌。志愿军十五军和秦军长也不会再对他那样牵挂。
刘邦琨的文章刻意回避要害，倒证明当时肖登良对这个问题作了“错误”的回答。肖很可能在否认自己是“肖德良”时连同“黄继光堵枪眼”一起否认了：我不是那个“肖德良”。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堵枪眼。至于黄继光和吴三洋，我看见的情形是是这样，．．．。只有发生了这种的严重尴尬的情形，才有可能惊动医院领导以至十五军军长。才使得后来一连串不寻常的发展变得顺理成章。
真相应该是：肖登良负伤后对本军事态进展不知情。尤其对他的战友老乡黄继光一举成为大英雄毫无思想准备。而十五军当局对外宣传黄继光时也没有想到先派人到后方医院给肖登良“打预防针”这类细节琐事。当新华社文章发表后，护士根据报载文章提问时，肖登良仍处于“不明假相”的状态中。他不懂得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去应对，只能据实回答问题。于是造成了这起不大不小的“意外事故”，惊动了志愿军十五军当局。他们赶紧派人来处理。事件过后，十五军当局显然“心有余悸”，担心他再捅下漏子。以至于在他伤愈后也不让他退伍休养，急忙把他弄回部队。与其说肖登良“使敌军闻风丧胆”，不如说他“使我军领导寝食难安”。
肖登良被弄回部队并没有被当功臣看待。十五军当局没有给肖登良记功授奖，更没有提拔他当干部的意思。当局没有因为他在医院的“错误”表现给他处分就算便宜了他。十五军把他弄回部队，显然是要继续给他做工作，直到确认他再也不会乱讲话后才让他复员。部队对待“有功人员”，通常在复员时给照顾安排工作。但十五军却简单打发肖登良回家去务农，什么照顾安排都没有。对于一位曾与“特级战斗英雄”一同战斗并且身负重伤的功臣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冷淡无情、带有惩罚性的处置。
肖登良因为“一时和组织联系不上”而自行说出了不该说的真相。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带着重伤痊愈后的身体回乡务农养家，终生贫寒艰难，晚年仍居住在长着裂缝的土屋里。中共本来喜欢把经历过著名事件的人物树起来挂职，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什么的，帮助党搞宣传。但这种待遇似乎没有肖登良的份。目前已知肖登良唯一的“官职”，是“中江县黄继光纪念馆终身顾问”。实际上中共当局在很长时间里不让外界知道肖登良还活着。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直到１９６２年还在对参观者说“黄继光和战士肖登良、吴三羊在炸敌人暗堡时光荣牺牲”。２０００年后媒体上才出现对他的公开报道。从种种迹象看，肖登良有可能属于中共的“内控对象”。
我相信肖登良曾试图澄清真相。但在中共统治下这样做谈何容易？在当年以及那以后几十年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样做无异于自杀。从中共当局长期声称肖登良已经 “光荣牺牲”的做法看，如果肖登良拒不“改正错误”的话，党是可以让他“被牺牲”掉的。肖登良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别无选择只能帮助中共当局说假话作伪证。即便到了今天这个言论相对宽松的时代里，说出历史真相仍然有很大的麻烦。不久前关于董存瑞事件告诉我们这种举动的麻烦有多大。但我相信人类内心深处始终有良知在呼唤。我相信肖登良心底依然有解脱羁绊回归真诚的愿望。肖登良近８０岁了。我盼他在历尽沧桑彻悟人生之后坦然地说出埋藏于心中多年的真相。横竖那生编硬造的“黄继光堵枪眼”早已百孔千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他继续替当局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如果肖登良能够再度说出真相，总还能够还给长期受欺压愚弄的中国人民一个公道，还他自己一个清白，也还给那不明不白被利用了几十年的黄继光一个清白。从这方面讲，意义是重大的。
至于另外一个见证人，连长万福来，是否愿意讲真话？我们不知道。至少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表达出任何道义上的真诚。从刘云魁回忆资料判断，他可能就是“黄继光堵枪眼”首版假新闻的第一叙述人。他并没有因为报告了假新闻而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因此而大大获益。几十年来他成了“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演讲专业户。作了多少场报告，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得了。他和肖登良不一样。肖登良因为事先不知情而“犯错误”，退伍被打发回去务农几十年。老年晚景凄凉。而万福来走上了“正确路线”，荣誉纷至仕途顺利，听说干到副师级离休。我猜他恐怕不愿意舍弃这一切。那就让他好好留着吧。这一切也真是“来之不易”呢。横竖“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的真伪已经十分清楚。不需要他再说什么。
二十四、把人民的智力打残，是什么样的罪行？
几亿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竟无力抵制粗滥的假新闻。这是一种极令人惊骇的现象。我们人类天生会保护自己。当锐器刺向人体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推挡或闪避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当侮辱智力的谎言出现时，正常的人会通过挑剔和驳斥来保护自己的智力。由于人类有这样的的本能，一般骗局的作案者不敢冒犯人类常识。他们害怕骗局被揭穿而遭受损失。而中国共 产 党不怕，中共就敢于公然地在人类常识范围内作案，完全不担心民众识破。为什么？因为共 产党有能力先把人民的智力打残，使人类正常判断力不发挥作用。共 产党封锁一切真相，用专政暴力打击或消灭民间对党的任何怀疑和反驳，同时开足马力进行“正面宣传”。三管齐下，不要多久即可将多数民众的智力打残。智力被打残后的民众只知道无条件拥护共 产 党，只知道相信党所宣传的一切。这就给了党放开手脚愚弄人民的最佳条件。
你对台湾人说：“爹亲娘亲不如陈总统亲”。台湾人会认为你需要住院。但在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真诚地确认爹妈恩情不如国家第一把手恩情深？在“旧社会” 里，你对地里干活的农民说：深耕密植好好干，一亩能收十几万。农民一定骂你“白痴”。但在大跃进年代里，你对公社社员说同样的话。众社员会附和你说：“说得对！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什么奇迹都能造出来”。这就是人民智力被打残后的典型症状：自觉地把自己当傻瓜处理；主动地做着伤害自己和亲人的事。曾有多少人，因为相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而主动地揭发并凌辱自己的父母长辈？曾有多少人狠狠斗争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中国大地上，因为相信“人定胜天”而大举挑战自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需要多少辈人的努力才能恢复？还有多少永远也无法恢复了？
假想中共当局把５亿个中国人的腿打残。当你看到中国市面街头满是柱杖跛行的民众时，一定会惊骇愤怒得难以自制。你一定想用最强烈的声音和行动去控诉和制止这种可怕的罪行。但如果被政府刻意打残的不是人民的肢体而是智力。那是否该属于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的罪行？人民智力被打残的后果，比之肢体被打残轻一些吗？请好好想想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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