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文集》问世杂感
郑也夫
在一个庸俗、肤浅、拜金、谄媚、见小利忘命、遇大事惜身的社会中，发现陈子明是一道惊喜，认识陈子明是一种幸运。我等虚掷着那些允准的自由，日益迈向犬儒；他牢狱十余年，却在禁锢中开始了向着巨人的生长。
少时读到19世纪国外科学家的一段美谈，他们戏称其中某位是漂亮的人中最聪明的，聪明的人中最漂亮的。借用这段句式，我的评价是，子明是政治活动家中读书最多的，读书人中最具政治抱负的。就我的见闻，前者中没有一个人在读书上可同子明比肩。或许这不能算奇迹。一个政治家能身兼思想家或学者，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不可能，而这几乎与价值观无涉——无数的琐事，吞噬了他们读书的时间；频繁的做秀，瓦解了他们最后一点深沉。子明的读书是特殊的遭遇，十三年牢狱之灾所赐。堪称奇迹，令读书人气馁的不是政治智慧如何，而是仅就读书而论，当今职业读书人大多难追陈子明。这位稀有动物和我们堕落的知识界相互映衬。
我1987年结识子明。帮他办的讲习班授课，和他共同参与大小讨论会。那时我就钦佩他，但主要不是学识，而是品质、意志、胸襟。记得1988年一个傍晚，我去城北双泉堡子明办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约他谈话的人排着队。他说你住下吧，夜里我完事了咱们再谈。我睡过一觉后两点多钟，他了结了与别人的事务来叫醒我。时下，八十年代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由此你知道八十年代的社会活动家的忙碌。他们真的在读书，但也真的没有太多时间读书。
1989年“6·4”后子明开始了铁窗生活。其妻子王之虹每次探亲都要带上两个旅行包的书籍。在找书方面我帮过极小的一点忙，由此知道他在那里真正的开始了攻读。据之虹说：仅仅是二监的三年零一个月中，她探监时先后送书71次，通常是两大包；这段时间子明读了近2千册书。13年中他完成了多数读书人一生的阅读。
2002年他刑满释放。之前两年他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少数朋友钻警察的空子看望过他。而我是第一个合法地，虽然还必须登记，去他家探望他的人。十年不见，几句寒暄后，主要话题竟然是读书。一番长谈下来，我惊叹他已学富五车。任你提出各种话题，他几乎都有定见，且有深厚的书卷与学养做后盾。
他的一个罕见的品格是冷静。他走过这样一段异常的道路，和友人重逢后平静交谈就像是度假归来。没有一丝的情绪化，没有丁点的仇恨，不提任何亲历的苦难，全无英雄自居的架势，乃至没有一次谈话中提高了音调。这是一个何等冷静的人。穿越了十年的铁窗的间隔，他和我坐下来，完全是两个书生的摆谈，古今中外，书里书外，娓娓而谈。只有你往深处想，才能明白，他其实是怀抱巨大热忱的人：为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投身社会活动乐此不疲，对思想和学识几近痴迷。热烈和冷静如此结合——深层炽热如火，举止平静似水，这样的人我一生中只见过一个。
他几乎永远是乐观的。你拣出最悲观的问题，他会信心满满地给你解答。我记得出狱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到巴以冲突之死结可能是人类灭顶灾难之导火索。由他的从容分解中我领教了他国际政治方面的博学，同时也惊讶他对这一世界级难题的乐观。乐观和悲观常常是性格使然。西人云：同是半瓶水，悲观者说一半是空，乐观者说一半是水。但我深以为，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乐观主义者，必须真心以为事情还有希望，还颇可作为，不然他甚至难当一个“可持续”的行动者，遑论引领众人。
子明无疑是务实的。加上他的冷静、理性，在我看来，他的智力之旅较少浪费。据说文革后期有出版家托人请 梁漱溟 先生写一本字帖，梁公一口回绝，说：“那是末技”。子明与梁公相似。他的读书是求道者的阅读。他的写作不事雕琢，不走偏锋。一般而言，务实者固然减少了虚妄和铺张，却因为过于功利，直奔主题，其作品每每像工程学一样枯燥乏味。子明的著作不同。因为他读了太多的书，深受思想、文化、知识的浸染和润泽。前不久在国图见面，我复制几页东西。子明问印什么，我说关于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著述。他当即侃侃而谈，说他也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要发给我一些。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们整个社会学界也不会有几个人对非洲起源论了解得如此细致。我想说的是，子明的取向是务实的，他的著述方向和题目是高度选择性的，但是他的阅读是广泛的，兼容有用与无用。他在狱中日复一日，每天读书11—12小时。这样的阅读苦旅是必须调剂的。他要之虹给他带进不少调剂用书。这样他的库存中，有用与无用之书熔于一炉。博大的无用之学，滋润着他的经世致用的著述，使它们免于方案派学者的枯燥。
从刚刚付梓的这十二本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务实，他对中国政治四十年的情结，使他将自己的著述牢牢地系结在一个方阵中。两本论述民主的著作，一本是《民主思想在中国》，一本是《民主运动在中国》。与之对应的是论述中国改革的著作，有《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也有《论中国改革与革命》。他将这三十年的过程放在了中国百年进化与蜕变的历程中，于是写出了《梁启超与民国宪政思想》，他专门讨论了陈独秀、章士钊、丁文江、罗隆基、王造时等人的政治思想。与之对应的另一本书是《重新认识“旧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是任何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注目和关怀的，子明不例外，这反映在他的一部著作中。他还有一本行政区划改革的论著。这本书在时空跨度和细致程度上都是我所仅见。当然这套书中还有两本讲述他自己的履历，乃至铁窗生活的书，那是每个会心的读者都不会放过的。
日前在国图见面，他对我说：我目前做些思想和学术工作，日后当然要搞政治，不然对不起国家的栽培，大家的栽培，朋友们的栽培，也包括你。我的理解，栽培者中毫无疑问包括监狱。看到陈子明的今天，看到这十二卷大作的问世，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欣慰。此前的中国监狱中是不可能走出陈子明的。被邓拓称赞“其言甚辨”、1957年中国校园辩论会上木秀于林的林希翎，出狱之时知识残破、神情恍惚。那一代座穿牢底的人，释放时大抵如是。陈子明的脱颖而出，一方面彰显着中国监狱的进化。另一方面这进化中也包含着子明这类人在监狱中的顽强维权。子明为了改善读书条件，绝食不止一次。这十余年来他的行动的最直接影响正是发生在监狱。犯人与监狱管理者间的博弈，及其达成的妥协和宽容，促进着中国监狱的进化。其实铁窗内外，大约道理相似。不幸的是今日监狱中仍有曼德拉的身影；欣慰的是中国的监狱终于是可以栽培曼德拉的时候了。
因为认识子明叔叔，并且非常认同郑教授的评论，
所以请示后转载在此，不敢掠美，惭愧
因为有这些人，才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