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四清运动（八）
黄家楼村附近有一座“四川省荣誉军人教养院”，里面住的是因公因病致残的单身军人。国家把他们的生活全包了下来，每月还发给他们几元钱的零花钱。有些战士身体虽有残疾，但头脑清醒，依然有组织家庭的愿望。于是，院方与附近大队的领导商议，找人做媒，让战士与这里的姑娘结婚。我在的一队就有三个姑娘嫁给了“荣军”。其中两个“荣军”是双腿致残，按上假肢后，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不单生活上能自理，而且能下田作农活。他们便离开荣军教养院，在一队落了户，还生了孩子，小日子过得不错。另一个姑娘叫潘素芬，她十七岁嫁给了一个“荣军”。她丈夫下肢瘫痪，靠坐轮椅行走，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荣军”在院里过的是集体生活，所以他们的爱人不能到院里和他们同住。过夫妻生活，要到女方家里。小潘和那个“荣军”结婚六年没有孩子。母亲去世后，潘素芬就和哥哥分了家单过。她人特别勤快，多苦多累的农活都能干。没孩子就没了牵挂，她在队里每年都是出勤最多，挣的工分最高，常受到队里老人们的夸奖。她是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四清”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我和她接触的就比较多。秋收分配时，她分得现金最多的，再加上几年的积蓄，便到严家桥供销社买了一辆自行车。永久牌的，八成新，是公社干部因“四不清”问题退赔的，折价在供销社出售。那天我也可巧去公社办事碰上了她。她主动要求我骑车带她，又说她坐后面害怕，便坐在大梁上。我骑车一直把她带回一队。那时自行车是稀罕物，几个妇女看见了，都围着她问这问那，我便乘机走开了。过了几天，晚饭后我和陈姐一起走，她忽然问我，你骑车带潘素芬兜风了？我听了很惊讶，就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给她讲了一遍。她听后叹口气说：小--，我知道你不可能在这里谈恋爱，可保不准这里的姑娘没想法。潘素芬的丈夫是“荣军” ，你和她接触要注意影响啊。我听了不住点头。以后，潘素芬来找我，我都拉上陈姐。还有一次她又让我骑车带她我也推说有事，以后我们的关系就冷了许多。
在老乡家吃饭，还是比较清苦的。我们到公社开会时，也常会到饭店去撮一顿。工作队的人管这叫打“牙祭”。就是几个人围一桌，饭后的钱大家平均摊。一来解了解馋，还可以通过聊天接触，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秋收后，是一段农闲，我们的事也少了许多。社交工作团却忙起来，他们忙着写各种总结，准备对各工作队的“四清”情况进行验收。葛义蓉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抽调到团里抄写材料。有一天，早饭后我照例到一队走了一圈，上午十点多回到队里。刚一进门，就听到陈姐喊我进去。也许是受男女有别的古训影响太深，虽一门之隔，我从没进过里屋。进去后，看到陈姐捂着肚子爬在床板上，额头上沁出一片汗珠。她说：你快带我去镇卫生院。我赶紧跑到隔壁黄书记家借车，我知道这一带只有他家有自行车。我把陈姐抱到车梁上，骑上车飞奔新繁镇。
新繁镇过去是新繁县委县政府所在地，街面比严家桥大得多。虽说后来与新都县合并后，这里已不再是县城，但仍保持了往日的繁华。镇卫生院其实是旧县医院得班底，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都比严家桥好得多。
到了镇卫生院门口，我又把陈姐背到门诊的病床上。医生检查后，给她打了一针，说她是痛经，回去后多喝红糖水，多休息就过去了。趁她躺在病床上休息的功夫，我去镇上买了二斤红糖。
我们回到队部，趁还自行车的时机，我让黄书记爱人给烧了一暖瓶水，进屋后给陈姐冲上红糖，让她趁热喝了。陈姐的晚饭是我让老乡给煮的面条，卧了个鸡蛋。连续躺了两天后，陈姐才缓过劲来。过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有你这个弟弟真好。
我们队的“四清”工作顺利通过了验收。一天，李队长接到通知，他已被县委任命为三区的区委书记。对新职务他还是比较满意。在县委机关，他只是个副职，现在是独档一面的大员。作为区里的一把手，他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们也都向他表示祝贺并提议给他饯行。那天我们把葛义蓉也从公社叫回，到新繁镇上比较好的一家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我们六个人分坐方桌四面。让李队长点了他爱吃的菜，要了两瓶白酒。我和葛义蓉、陈姐从没喝过白酒，但为了给李队长送行，我们每人也斟了一小盅。席间，他们三个开怀畅饮，我们也一旁助兴。我们给李队长敬酒时，碰杯后他就一饮而尽，还倒过杯子亮亮杯底，但他并不计较我们喝多喝少。我喝第一口时，辣得直呛嗓子，连咳了几声才止住。我们三个也是频频举杯，一口喝一点，最后也把一盅酒喝干了。古人云，“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六个人朝夕相处，互相配合，共同战斗了四个多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真是难舍难分。那天两瓶白酒都喝干了。从饭店出来时，个个脸红脖子粗，踉踉跄跄地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回到队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