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如何使用胡均鹤这样的人物，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就为此作了检查，不久又停职检查，同时免去了胡均鹤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规定他脱下军装。胡均鹤回到家里心存疑惑地对赵尚芸讲：“看来共产党不相信我了。”赵尚芸回答说：“不会吧？你的历史，你所做过的一切，潘汉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经受得起考验！”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失去了一个机会。1945年潘汉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泽东曾单独找潘汉年谈话，了解他在对敌工作中的情况。毛泽东甚至问潘，为什么大家都称他叫小开，但据尹骐在《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称：潘碍于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没有向毛泽东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张云：《潘汉年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页）
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在上海担任常务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他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潘汉年、胡均鹤均已去世，笔者无法采访；以后胡均鹤释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胆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还活着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汉年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于是4月2日，他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以后潘汉年案审查了两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更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汉年还是一直被关押。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会议上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潘汉年，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于是先判十五年，后加判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都与胡均鹤有关。殊途同归，这样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历史人物，却在同一座监狱里度着各自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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