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无级 不教授】

 

1954年时，以历史学科为例，

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为行政二级，工资500元；

范文澜（时任历史研究所三所所长）为行政六级，工资300元；

顾颉刚为一级研究员，工资228元；

罗尔纲、夏鼐、裴文中为二级研究员，工资200元；

陈寅恪、陈垣为二级教授，工资253元（一级教授空缺）；

汤用彤为三级教授，工资235元；

翦伯赞为四级教授，工资218.8元；

向达为五级教授，工资200.2元；

冯友兰、季羡林、刘文典为六级教授，工资184.8元。

 

相较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理工科学者，待遇明显偏低，

如山东工学院力学专家刘先志为特级教授，工资达350元。

重理轻文的倾向较为明显，且存在许多非学术的因素。

 

 

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12)

正因如此，许多亲历者，尤其是跻身一级教授之列的国学大师、史学名家们，面对扑面而来的巨大声誉，感慨良多，均认为来之不易，而将其视作人生事业上的最高荣誉。毕竟，它代表了“学术地位最高的标尺”。(13)

周谷城先生在其自传中颇有感触地说道：“历史系一级教授，这点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晓得怎么搞到一个一级教授的，现在到处吃香。”(14)

季羡林先生亦对突如其来的学界至高褒奖倍感意外，认为主要得益于前辈学者之护佑提携：“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汤用彤字)先生。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真双至’。‘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还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地提携是分不开的。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15)

 

不过，由于考核标准相对模糊，且存在较大的人事因素，因此，在实际分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甚至一些知名教授因为所定级别偏低而心生不满。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在意职称级别之高低，主要不是计较于薪水多少，更加看重的是其所代表的学术的公论，是一种追求学术尊严的自然流露。与同类学校相比，复旦大学在教授级别划分，特别是一级教授的资格认定方面，尤其严格，虽校内名师如云，然一级教授仅有陈望道、周谷城、郭绍虞、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卢鹤绂七人，以致不少人心生怨言。

外文系的孙大雨教授便因被定为二级而颇为恼火。对于此事，有研究者评论指出：“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鐘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岂深是四级教授，戚叔含先是定在三级与四级之间，所以他自己戏称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来才定为三级。而中文系也只有郭绍虞是一级教授(陈望道做校长，已不在中文系)；刘大杰、吴文祺两个二级教授；朱东润、赵景深则为三级教授。这次评级曾在教授中引起很大的矛盾，而孙大雨只不过是敢于出头放炮的人而已。孙大雨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是为了薪水问题，恐怕主要还是认为自己的水平被别人轻视，地位下降不再受重视所致，显现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傲气。”(16)

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在得知被评为三级后，不无自嘲地说：“从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矮。”(1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授定级问题的复杂性。

与此同样复杂的是，另有部分学者因种种原因婉拒或坚辞学校之推荐，自愿申请降低级别。

如哈尔滨工程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卢庆骏先生即以乃师苏步青身居一级教授为由，申请降为二级，以示对恩师之尊重。一代名师、时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的吴宓先生，更是对学校拟其为一级教授的决定惶恐不安，坚称能忝居三级已属荣幸之至，不敢有过高奢求。其在日记中写道：“原薪七级176.8元，今拟增为新三级225元，实嫌太多，愧不敢当。……宓近者科学研究毫无成绩，以视史系拟为新四级180元之琴、良两君，实瞠乎其后，何敢薪级凌驾其上?故今定宓薪级，以新四级180元为宜。”(18)后学校又决意提升其为二级教授，吴氏亦坚辞不就，坚称“列新三级已极满意，祈万勿提宓至新二级，反致同人不融洽，宓亦不安心”。(19)并几次三番托友人向相关领导代陈己意。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风格和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