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 陈昌浩西路军兵败后回延安】

 

小序：

西路军兵败，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和徐向前等 要去延安 汇报/斗争。

3月下旬，陈徐二人来到甘肃山丹县马营乡窑坡村。

次日，徐只身东去赴陕，陈则留下养病。

徐于7月中旬来到延安，陈则于约半年后即11月某日来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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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图  山丹县 周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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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7日，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要求组织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作战新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2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去苏联路线，西路军因此正式成立。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

•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另有骑兵师，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全军计21800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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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7天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待援无望。1937年3月14 日，被敌重兵包围的西路军余部3000多人在陈、徐率领 下，从祁连山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最后退守到冰天雪 地的石窝山上。不久，陈昌浩以军政委员会主席名义作 出3项决定：一、他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二、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 念、王树声等组成，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指 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是将西路军余部分为3个支 队进行游击活动——李先念率领由红30军余部1500多 人组成的左支队，王树声率领由红9军余部组成的右支 队，毕占云率领由伤员、病号和妇女组成的中路支队。后 来，经过47个日夜的血战、从祁连山麓杀抵新疆时，这些 队伍仅余420余人，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 营”。

面对不肯离队的徐向前，陈昌浩恳切地说：“我们不 能死在这儿，我们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去!” 他认为，西路 军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中央的决策失误。会后，西路军 参谋长李特组织了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负责陈、徐二 人的安全，由西路军总部参谋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 率领。在路上，陈、徐二人决定分两队回延安：陈明义等 警卫人员携带徐向前密信先行，陈、徐化装成落难的生 意人结伴而行。

 

在途中，徐陈来到 甘肃省张掖地区的 山丹县马营乡窑坡村，留宿。陈昌浩本来说好与徐向前第二天同行， 但次日晨，陈说昨夜高烧 / 胃病严重，不能与徐同行了。徐向前只身先行赴陕。

陈则留下寄寓 中医但复三家中多日，在但复三的细心照料下，陈昌浩身体逐渐恢复。 后来，但复三知道了陈昌浩身份后，与他结拜为异姓兄 弟，但复三年长为兄。

1937年6月底，在陈昌浩坚持要回 延安的情况下，但复三护送他到了甘肃兰州。

在陈昌浩寻找党组织之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在 找他。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开始，兰州已经设立了八 路军办事处。但是，当时陈昌浩并不知道此事，但复三又 护送他到西安。在西安，陈昌浩听到风声说延安正在开 展“反张国焘路线”，作为张国焘主要助手的他担心到延 安后受到批判，就给当时在延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 治部秘书长的朱光写信，说他住在西安某旅馆，请他将 信转给“张先生”(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写明张国焘，也 未署自己的名，但他估计朱、张二人都认识他的字体，看 到他的信后一定会派人到西安接他。结果，这封信却石 沉大海。

9月初，在焦急中等待的陈昌浩回到了湖北武汉汉阳老家，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团聚，后又随但复三到大悟县汪洋店东二里的何氏祠堂居住。在湖北期间，陈昌浩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多次潜回鄂豫皖老区，试图重新发动当地群众开创新的局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杀，昔日的红区已经变成白区。不得已，陈昌浩将妻子和小儿子托付给但复三照顾，自己继续寻找党组织。

11月上旬，历尽坎坷的陈昌浩来到延安。他问起朱光信的事，才知道朱光收到了信，“因内容含含糊糊，不得要领，不知是谁写的，加上张国焘当时正受批判，就没有把信转给他”。

同月，延安召开活动分子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认为西路军的失败应与“张国焘错误路线”联系起来分析。为此，陈昌浩被免去一切职务，并接受了近一年的审查检讨。在此期间，他独自默默地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反复表示：“我必须就我的错误向党及红军以至西路军回来的同志与去新疆的同志检讨。”

1938年8月，陈昌浩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8月27日，陈昌浩携幼子陈祖涛随周恩来夫妇赴苏治疗。飞机在新疆停留期间，陈昌浩随周恩来探视了西路军残部，他对昔日部下说：西路军的失败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对不起西路军的将士，我应对西路军的失败负全部责任。谈话间，他多次鞠躬谢罪，以至于双手抱拳到额，在场同志无不动容。

在长年“牧羊”苏联期间，陈昌浩在集体农庄里受尽了磨难。1943年起，陈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在苏联期间，他曾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49年10月(一说1952年6月)，陈昌浩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谢绝了（？？？）所有党内、军内任职，选择了成为一名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先是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主编过《俄华大辞典》，翻译出版了《旅顺口》、《论共产主义教育》等书。

1967年7月30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情知“罪大恶极”的陈昌浩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3/14/5CGHH84T00011247_all.html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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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更声称要回陕北跟中央斗争。

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一说：徐于4月30日终于走到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后大约5月时，终于来到延安。）

而陈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辗转来到武汉，抗战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在星星峡期间，西路军余部配合盛世才消灭了哈密的姚尔博斯部。西路军余部437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他们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骑兵、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为培养抗战人才，“新兵营”成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四军彭雪枫部骑兵团团长周纯麟就曾在西域“新兵营”学习骑兵。

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级干部返回延安，部队交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为营级干部，后经毛泽东安排到新四军开辟鄂豫边根据地。1940年2月，新兵营大部人员返回延安。

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杀，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937年3月张国焘遭到批判，张国焘被免除红军总政委一职，改任边区副主席，后投靠国民政府；

二号人物陈昌浩被闲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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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30日晚，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永远睡过去了。时年，他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但复三，湖北大悟县高店乡但家冲人，青年时代为了生计，来到山丹县马营乡窑坡村一带行医为生。西路军失利后，他冒险救助了许多流散红军，除治病疗伤外，还资助路费东返。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但复三的妻弟万怀章遇见两个操湖北口音的人。万怀章便将他们领到大马营窑坡村但复三家中。但复三虽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一看就知道是红军，其中一人还是湖北老乡，但复三热情的将他们安顿下来。这两个陌生人就是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第二天，陈昌浩胃病加重，无法继续上路，经两人商量后，决定陈昌浩留在但复三家中养病，徐向前先行东返。但复三为徐向前准备了干粮，送他从红

山窑上路东返。经风餐露宿、日夜兼程，4月30日终于走到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回到党的怀抱。徐向前走后，但复三专为陈昌浩配制中药治病，照顾得无微不至。期间，但复三也得知了陈昌浩的身份。陈昌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对但复三的人品及政治倾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两人便以兄弟相称，对外称“湖北来河西做生意的同乡”。敌人的搜捕越来越紧，此时陈昌浩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体力也得到恢复，便提出东返找部队。但复三决定舍家弃子，亲自护送。临行时，但复三带上义子聂友成，三人装扮成父子，以行医为掩护，牵着一头毛驴，历经艰辛，护送陈昌浩回到湖北。

但复三与陈昌浩离别后，与义子聂友成返回湖北老家，第二年9月病故。聂友成留在湖北定居，解放后病故。

 

http://www.kaixian.tv/gd/2016/0613/529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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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我军从康龙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以上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 ？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会议决定，西路军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游击：王树声率一路，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一路，彩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率一路，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同志参加，统一指挥部队。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 ！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姓于，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 ！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 　　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险，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倌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至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路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拉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象商人，又象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甘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啦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 ？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同任弼时、杨奇清一道去云阳。路上，汽车翻到沟里，我头部被撞破，他俩没事。至云阳，见到彭德怀、左权同志。那时，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左权是参谋长。因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局势稍微缓和了些。彭德怀他们，向我介绍了些西安事变的经过情形，我也讲了些西路军艰难转战的情况。任弼时听后，叫我写个文字材料，我写后交给了他。另外，还将从西路军带回的十多个金戒指（组织上给我的路费），全部上交给彭德怀同志。没住多久，我的牙疼发作，便又去西安拔牙，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西安。草地一别，恍如昨日。周恩来同志已剃去了长胡须，神采飞扬，显得格外年青。他们待我很好，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西路军的情况，我向恩来汇报过。他很关心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命运。他和谢老想方设法营救被俘指战员，费了不少心血。大概是七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我们坐的是国民党的战斗机，每架飞机只能坐一个人。周恩来的飞机先起飞，在前面，我那架后起飞，在后面。飞了一段时间，他的飞机就没影了，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头晕得很。那个国民党驾驶员向我问话，我听不清楚。他便写了个条子：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 ？这下可把我给憋住了，因为我没到过陕北，哪里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呢？又飞了一阵，转到延河上空，我让他沿着河飞，顺川而上，发现了飞机场，降落下来，才知道是延安。下飞机后，发现周恩来的—电机还没到，我对迎接人说：这下可遭了 ！大家都很着急，怕出事。不多时，西安来了电报，说他那架飞机迷了路，又转回西安去了，大家才松了口气。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回顾历史，既容易，又很难。说容易，是因为历史上的事，自己亲身经历过，写出来就行。说难，则是因为你经历过的东西，不见得就是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了的，不仅需要大量历史资料的印证、补充，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去概括，得出合乎历史本质内容的结论来。历史现象纷繁复杂，蛛网交错。要实事求是，忠于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达到借鉴过去，教育后人的目的，很不简单，是要花力气的。西路军的问题，也不例外。 　　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 （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下面，我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戒自己，以鉴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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