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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和 林彪 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 都似乎有过一次离队
邓小平 到上海中央汇报去了，（1930年末-1931年初）
林彪 跑了一天 没出 梅关 又折回来了，（1927年10~11月某天）
邓是 与会讨论决定后 离队的，
林是 不辞而别，
邓 是 合法的，
林 是 非法的，
林的这次出走，有不同的称谓：
开小差，离队， 逃跑，（幸好没有投敌~），一个军人，连长，私奔，按军纪， 当斩！
朱陈王 为了稳定已经离散的差不多的残部，未对林施以任何军纪，
口头劝告而已， 让林仍然担任二连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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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西党的工作受中共广东省委节制领导（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广东军委书记是聂荣臻），陈豪人是中共广西前委书记和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是中共在广西右江地区和红七军的首要领导人。
后来为了给邓小平这位中央代表加个官衔，把他说成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其实当时只有陈豪人的前委书记，即使存在也是在陈豪人的广西前委领导下。而红七军成立后的前委书记也是陈豪人，这从后来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
百色起义发生于1929年的12月11日，而邓小平早在11月初就因为获悉妻子即将临盆而回到上海。按其女毛毛书中的说法叫“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种起义之前重要领导人离岗的问题如其说是托词，更象是临阵脱逃。而且是广西与中央联络员龚饮冰（建国后统战部副部长）刚刚离开，不存在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
事实是邓小平不顾起义领导人的苦苦挽留，坚决要回上海的。
红七军前委书记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说：“平兄（即邓小平）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邓小平回上海中央曾来电阻止，第二红七军领导不同意邓小平回上海并挽留过。电文中的龙变指的是1929年11月初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
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平礼兄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时年22岁）。）邓小平到广西只是中央代表身份，既不是前委书记也不是红七军政委，因为此时红七军并没有设政治委员，设政委是在1930年2月。陈豪人才是起义军前委书记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政委）。
邓小平千里迢迢赶到张锡瑗所在的上海宝隆医院后不久，张锡瑗顺利生产，但不幸得了产褥热去世，孩子也随之夭亡。
百色起义于邓小平离开后的一个月成功爆发。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以前委书记身份兼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未设政委一职），李谦、胡斌、韦拔群分别担任第一、二、三纵队队长。同时，雷经天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2月1日，在红七军前委（即中共广西前委）书记陈豪人的具体指导下，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李明瑞等人又组织了广西另一个重要起义——龙州暴动，组建了红八军。军长为俞作豫，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
百色起义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后，1930年5月邓小平从上海到达红七军主力驻地河池。电视剧《百色起义》提及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总指挥为李明瑞（国民党整编十五师师长、后在肃反中被害）一事，至今没有佐证。
红七军、红八军后来由于作战失利，被缩编成红七军。在江西崇义地区被围的情况下，邓小平换上便衣，留下一封短信跑回了上海，理由是回中央汇报工作。后人质疑邓小平在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何以能接到中央指示回沪的指示？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是这样解释的“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1931年10月牺牲）、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后，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他还检讨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1972年8月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又检讨说：“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邓小平前往上海后，红七军由张云逸、李明瑞指挥，各自为战，经过8个月的苦战，最终脱离险境，于1931年7月先后到达江西于都，进入了中央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予以表彰。同时，中央解除了邓小平红七军政委的职务，任命葛耀山为红七军新的政委。军长张云逸被提拔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参谋长为叶剑英）而回到上海的邓小平被中央冷落半年多后，最后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
莫文骅参加了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参谋、直属政治处主任。解放后。解放战争时期任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解放后官至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中将军衔。他在1961年写的《回忆红七军》及1964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邓小平在百色起义前‘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时虽然邓小平高居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并主持工作，但张云逸、袁任远、黄一平等红七军老人都在，他不敢胡说八道。莫文骅1965年3月，被撤消院长职务。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在1988年离休。1996年《莫文骅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新的回忆录完全颠覆了曾经的说法，把邓小平吹的神乎其神。
结论：邓小平没有参加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政委是在起义成功的半年后。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1974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