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小序：
1， 网传 毛泽东晚年 曾说自己一生 办的两件事
2，据说 说此话的时间 只能是 1972~73年间， 根本不可能是1976年 临殡天前
3，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 说有此两件事之说
4， 叶剑英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5， 华国锋 否定 有此说
6， 毛远新 当时 毛主席身边的联络员 语言翻译 坚定 否认此事此说
7，正式中央文件 从未提及 实同毛主席遗言的这么中要的话， 指示， 最高指示
8， 从未有， 从未见 吴旭君 张玉凤 自己说的 写的 此事此话，有也是间接引语
9，文字， 措辞， 根本不像毛主席的风格，而且老人家那时已经根本不能说成句成段的长谈
10，说毛主席自己说 一生办了两件事， 纯属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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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的证据是毛远新同志2015年9月15日在电话中给我所做的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
2015年9月12日，我将我1976年6、7月份得到、然后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这份所谓的“谈话”的影印件，在上海转交给了远新同志。并附上一份短信。
“远新同志：你好！这是我在1976年抄在笔记本上的材料。这个谈话，有没有，有争论。我最近电话询问逄先知同志，他说汪东兴说有。而华对另外一个人（记不起名子）说没有。就是这位同志写文章质疑此谈话。我问我的老师金冲及同志（他和逄是毛泽东传记主编），金老师说，这个想法肯定有，因为毛传里面引了张玉凤和吴旭君同志的回忆，而且是金老师亲自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采访的。这个谈话是叶剑英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讲的。一般如他说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我想，这段时间，你在主席身旁。你应该知道有没有。方便的话，请核对一下。这毕竟是大事。祝你们中秋快乐。一定保重。健康。观奇2015。9。12上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接见。三十九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主席的教导和希望。观奇又及。”
我所附“谈话”稿是这样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毛主席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吴德、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传抄）
人过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做‘盖棺定论’，我是未盖棺，也快了，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进了北京，总算进了北京城，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疑义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耳边叽叽咕咕，无非是让我早把那个海岛子收回来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这两件事都未做定。这份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远新同志收到后，于2015年9月15日晚打电话给我，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当即做了纪录。
“毛远新来电纪录
9月15日晚23点22分，李实同志（远新自称）来电话。
对我9月信中询问到底有没有所谓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毛遠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
毛远新同志明确地不止一遍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主席这样说过。
毛远新同志对我信中所附的传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远新同志说，主席从来不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党做了什么。就毛远新同志听到的，一个是说过，我们党替国民党领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再一个是说过，我们党领导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远新同志解释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只是民主革命任务中的一个部份。同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从经济领域的改造，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于传抄稿中写的是一月，但是，有华国锋在，这不对，那时，他还没在这个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对，因为这时主席已经请他们（和唐闻生）走了，把我叫了来。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为这时主席说话已经很不清晰。像这样的谈话，例如“古来稀”等用语，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必须有手写稿。但这不是手写稿。
因此，毛远新同志最后强调，他没有听主席说过，如果说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为据。
远新同志多次问我懂了他讲的意思了吗？我表示明白了。谈话至11点48分结束。我立即打下这个谈话。留作档案。2016年9月16日0点30分”
毛远新同志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证词，也很有说服力。
为了核实“谈话”，我还寻访过其它一些同志。
例如：
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同志还健在。我于2015年9月，在上海，访问了萧木同志。我询问他当年有没有听王洪文说过这个“谈话”，萧木同志肯定地说，没有听王洪文说过。当然，萧木同志也说，这不能简单等同王洪文没有听过这个“谈话”，因为王洪文并不是每次见到主席后都会把谈话内容告诉他。
我也曾于2015年9月，在上海，当面问过我的老师朱永嘉同志，是否在当时听说过主席有这个“谈话”。他明确说没有，是后来很晚才听说的。以当时他的重要地位和与北京高层的密切关系，这也可供参考。
主要根据毛远新同志的说明，结合我们已有的其它资料，我看，关于有没有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的问题，有几点是清楚的。
1、不管是说“谈话”发生在1月或6月，王海容都不可能参加。因为这时，这位已经“跳船的小耗子”已不可能接近主席（2016年2月7日，毛远新在电话中再次强调这一点），这样重要的谈话更不会特意请她参加。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写上王海容参加，是一处造假的硬伤。
2、说1月13日有华国锋参加，而且排在第一位，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华还没在这个位置上。说6月，毛主席身边的多位同志，如毛远新、张玉凤、逄先知等，都一致说那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决定了已经没有讲这样一大段话的可能。因此，华国锋对李海文同志针对电视剧引用这个所谓“谈话”特别认真地说，没有听主席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说这样引用“是错的”，华国锋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3、据郭建波《画龙点睛的自我总结：对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考证——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一文，说华国锋和毛远新都曾给中央写过材料，说明没有这个谈话。文章是这样引述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李慎明写了《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永不变质思想探寻》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慎明引用了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
这篇文章后来出了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发行后，看到这本小册子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于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给李慎明发来这样一个邮件： ‘慎明同志：我拜读了你写的《忧患百姓忧患党》。有一件事要商量一下。第17页上讲，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干了两件事。这个材料，我们在统《国史稿》（即《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笔者注)时也遇到过。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我们最后把这段话删去了。’
李慎明在收到周新城的邮件后，非常重视，为了落实毛泽东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所做两件大事的谈话的相关问题，于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又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逄先知说：‘早在1976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交，毛泽东主席已经失去正常的口头表达能力，与人必要的交流往往是张玉凤同志根据他 的口型或他用纸笔与人进行交流。1976年6月13日，已经没有可能与人有这么长的口头谈话了。’”
这说明，华国锋和毛远新早就否定了这个“谈话”的存在，并且是有据可查的，现在还可以进一步核实。
4、如果有这个“谈话”，这是毛主席很重要的意见，形同政治遗嘱。但是，当时既没有传达，更没有公布。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任何文字依据。特别是，以中共中央4号文件名义下发的毛主席这一时期的《重要指示》，并没有包括这个“谈话”。如果真有这样的“谈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是很不正常的。这只能证明一个可能，就是不存在这个“谈话”。
5、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毛远新同志对这个“谈话”存在的否定意见。毛远新同志强调，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听到过毛主席有这个谈话。远新同志是从1975年10月开始到主席身边工作的，一直到主席去世。这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谈话，不管是发生在1月，还是6月，毛远新那时正在主席身边，而且担负着重要的传达主席指示的任务，发生这样重要的谈话，毛远新一是不可能不在场，二是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毛远新证实在他在主席身边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席没有作这样的谈话。
有了这些证伪的材料，特别是有了毛远新否定谈话存在的意见，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谈话”是否符合主席这一时期的其它讲话，特别是是否符合1976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揭示这个“谈话”的造假漏洞，正像有的同志已经做过的那样。
1976年，正是毛主席以无人可比的革命勇气和革命决心，临终前亲自发动和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时期。从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4号文件所公布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所作的“重要指示”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的看法和所谓的“谈话”中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并没有任何消极的悲观的观点，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并且，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持用马列毛主义观点，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观点，坚持“一万年以后也要革命”的“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胡乔木、胡绳他们所谓的“失去了信心”和悲观。这些思想观点、思想倾向，和“谈话”在涉及文革评论问题上使用的话语，完全不一样。造假者可以从语言形式上造，但是，限于他们的立场、思路、水平，精神实质是无法造出来的。
谈到语言形式，顺便说一句，要正确解释主席晚年的精神状态，特别是涉及主席读的那些大字本的古诗词，例如枯树赋等，还是要结合1976年的《重要指示》去解读。虽说主席有“当今惜无孙仲谋”的遗憾，但是与其说主席悲观，不如说主席还是决心要最后一搏。批邓就是最后一搏，就是“三打祝家庄”。这是我的浅见。
另外，我还想再次提及，这个所谓的“谈话”流传出来的时间也是值得注意的。我是在当时得到了这个传抄稿的，是油印的，我又抄在了我的笔记本上，我已将笔记本上的抄写稿的照相版发在了网上，《红色中国》网曾经刊登。油印件当时被一位中学生借去，没有归还我。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回忆，我的这个传抄稿大约是在1976年6、7月间得到的（参见我的《〈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这个流传的时间值得注意。这正是“四五事件”后谣言四起的时候，随后，中央也曾下令追查政治谣言。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炮制“谈话”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动作。“谈话”为什么会有多种版本，也值得研究。记得《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在1966年8月25日左右传遍全国的，没有不同版本，记得只是多了一个字，就是多了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它内容和后来正式发表的没有任何不同。那时，大家把主席的指示看得很神圣，不会抄错。谈话有多种版本，何故？是出自一人之手还是多人之手？弄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谈话”中使用的一些话语会有所帮助。
日后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过硬的材料证明这个1976年的所谓两件事的“谈话”是假的。但是，仅从我们现在已知的材料看，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下结论了。“谈话”是假的，造假者很可能是为了在歪曲毛主席思想、形象的基础上，为他们要搞“血雨腥风”作舆论准备。这也许正是随后发动政变的那位叶帅从1976年8月15日就热心传播这个“谈话”的原因所在。联系到1935年那份至今依然查不清其存在的 “密电”，以及那位胆大包天、胡作非为的公主，他们会干什么，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三
如果说，“谈话”是编造的，那么，人们自然要问，其中所表述的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是不是主席的思想？如果是，那又怎么能说“谈话”是编造的呢？
事情的复杂和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没有1976年的这个谈话，不等于简单否定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思想。从正面说就是，主席是有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但是，没有现在流传的1976年的这个“谈话”。这是可以讲得通的。
人们会问，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并没有公布，一份造假的“谈话”，何以能准确地造出主席真有的“两件事”的想法、说法呢？而且，其说法，和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竟然不约而同。
只有一个可能，编造“谈话”的人，曾经听到过这个说法，而且，在高层纪律严格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能是听毛主席本人说过，而不是听的传播。这就是说，编造者是接触过毛主席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接触，是能够和主席谈上话的人。
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是屈指可数的。
是谁？我们暂且不表。我们先看看主席是在什么时间最有可能说过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
根据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是在会见尼克松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1972、1973年左右。前面说了，这个时间的内外政治背景有可能促成毛主席对自己一生所作的事情有所评价。仅只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建交，美国人也好，其它外国人也好，都在评论毛主席，毛主席自己能没有想法、说法吗？更况林彪事件后，国内高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右倾向再度抬头，斗争异常尖锐而复杂，毛主席能不有所考虑、有个说法吗？
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否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关于批判林彪要批判极左的意见。书中写道：“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指王若水的信），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传（1949—1976》》对此评论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证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是的。主席是不同意否定文革的。也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1973年）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参见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毛泽东讲话的纪录，1973年5月26日）有纪录档案为证，这是真正的这一时期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和最后的1976年的《重要指示》中捍卫文化大革命，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编造的“谈话”恰恰歪曲了这一点。
《毛泽东传（1949—1976）》还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主席此时还搞了八大司令对调，并且在1973年12月21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四十三（一说46人）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主席强调部队的同志要学文，讲了“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的历史典故，要许世友学周勃；讲了“《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讲了“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也是在此时的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了周总理等人在对美外交上的错误，并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总理。事后，主席对总理说，“现在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参见《毛泽东传》1663页）
研究1973年左右的复杂政治背景，研究毛主席此时的战略思想，是理解“两件事”想法、讲法的一把锁钥。这也可以从此时毛主席的讲话中，找到那个所谓的1976年的“谈话”的造假的材料来源。
例如，和“谈话”同时流传的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那段话。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显然，这些都是以此时毛主席的谈话为基础而搞出来的。
总之，编造的1976年的两件事的“谈话”，包涵了毛主席是有的“两件事”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只能证明，编造“谈话”的人是知道毛主席在这一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也大体知道这一时期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一些讲话，而时间正是1972年、特别是1973年。
那么，编造者可能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一手资料，只能作些推测。
一个是“谈话”给出了王海容这个人。此人当时是经常出入在主席身边的，有可能听到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说法。例如，前面所讲的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军委同志作重要讲话时，据参加会见的同志回忆，她就站在主席左面，充当把主席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的“翻译”。正是在这个会议上谈到“安刘氏者必勃也”那些话。（参见李林、毅军《毛泽东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位小姐，曾对周总理大不恭敬、肆无忌惮地大批周总理，毛主席说她“不好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后来说她是“跳船的小耗子”，那是指其见风使舵，也不会冤枉她，可见其人品和立场。到了不得意的1976年，会做什么，可想而知。
再一个，则是另一位小姐唐闻生。近日，我在网上看到出现于2012年的《唐闻生录下了毛泽东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某些讲话》一文（是不是有更早得版本，我不清楚），不能不使我有点联想，是不是这位“小耗子”，也有作假的可能呢？
那时，两位小姐是经常接触毛主席的。《毛泽东传》中有纪录：“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参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页。）其实，何止外事，连前述军委的会都能参加，又担当那样重要的角色，经常会听到毛主席的谈话，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我不敢冤枉这两位闻名一时的小姐，但是，希望她们自己出来说话。金冲及老师告诉我，王海容对找他调查的同志是拒绝回答问题的。我也曾试图通过国务院的同志向她询问有没有“两件事的谈话”，只回答“有还是没有”即可，但是，至今也没有回音。为什么？只有她自己明白。
现在看来，《毛泽东文稿》把此二人揭发江青同志时，提供的所谓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正式列为毛主席的文稿，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违背了此书自己所立的编辑条例，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两个人当年的不光彩的特殊政治表现。
最后，我要说，可以肯定，1976年流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是伪造的。即使不是伪造的，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纪录作依据的情况下，也不应该算做毛主席的著作、文稿。《毛泽东文稿》应该严守编辑条例，把这个“谈话”删除。同样，那些不伦不类的“揭发”，更应在删除之列，不要因此歪曲、丑化了毛主席。
2016年3月23日 于波恩
全文见:
http://politicalconsultatio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