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毛泽东 真相真因 新解细掰】

 

小序

1, 彭德怀与毛泽东 是中共历史上的 两大人物 一大事件

2, 以往的马后炮 对庐山事件 对彭毛 非此即彼, 公允理性罕见

3, 此篇作者 着重从另一角度审视, 私人得失恩怨来解释因缘, 有新意

4, 但此文此视频此人的 评论 显示 对真实的历史和人物并不深刻知晓了解

因而, 眼界窄, 起点低, 事实浑悬, 论据论点结论 偏颇浅薄

但

仍不失一读

5,  视频人 江森哲,  文作者 崇新岳, 基本同腔同调同文字

是同一人 抑或 彼此借挪, 您自判

6, 本文较长, 此篇30节, 能静下心来, 可跟读, 否则自便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

 

作者：崇新岳　

 

http://blog.tianya.cn/m/post-79183102.shtml

 

 

人们都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引发一场“路线斗争”。现在一般的解释是，彭德怀只是出于“为人民鼓与乎”的热情与好心，而给毛泽东写信。这样的解释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作为历史真相，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背景，并非那么简单。

彭德怀1898年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比毛泽东小5岁，与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岁。彭德怀早年因为家贫到军队当兵，由于表现优异，不几年就升任营长。1928年4月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1928年11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

此时，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是两只各自独立的部队，彭德怀并不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两人是平级关系。1930年，中共中央对红军进行整编，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整编为“红一军团”，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整编为“红三军团”。这时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人数相当，都是1万多人。

1930年6月，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要求各路红军进攻大城市，以配合当地工人暴动夺取政权，在短时期内夺取中国政权。中央要求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毛泽东看到当时红军的实力尚不足攻打大城市，所以没有执行上级攻打南昌的指示，只是消极地应付了一下，所以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损失不大。而彭德怀认真执行了上级的指示，率红三军团短暂占领了长沙，但却无法坚守，在受到极大损失后不得不撤出。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再次会师，双方决定组成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由总司令朱德兼任总指挥，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此时，彭德怀成为毛泽东的下级，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红三军团的人之所以没有担任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因为红三军团损失严重，实力已经大大逊于红一军团。林彪在这时担任红一军团下属的红四军军长，比彭德怀低一个级别。

1933年，红一方面军再次进行整编，下属仍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不过这次总司令朱德不再兼任红一军团的总指挥，由林彪升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而彭德怀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此时林彪与彭德怀平级了，两人都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参加了长征。这时毛泽东已丧失军权，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林彪和彭德怀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复出，重新主管军队。

1935年7月，毛泽东指挥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并进行整编。这时红三军团因为损失巨大，所以取消了红三军团的番号，部队归红一军团指挥，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此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两支队伍，共同北上。

长征途中，因为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张国焘不同意北上，而毛泽东坚持北上，从而导致红军的分裂。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并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此时彭德怀再次成为林彪的上级。而朱德因与张国焘的部队混编在一起，没有与毛泽东的部队一起行动。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后，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而八路军总司令为朱德，副总司令为彭德怀，此时彭德怀的地位仍高于林彪。

解放战争后，彭德怀任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而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地位仍在林彪之上。1955年评十大元帅时，彭德怀排名第二位，林彪排名第三位，彭德怀还在林彪之前。

 

可是到了1958年，林彪忽然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而彭德怀仍是普通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这是林彪的地位首次高于彭德怀，彭德怀成为林彪的下级。

对此，彭德怀当然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林彪越过我进了政治局常委，我却进不去？

如果说这是因为林彪立了大功，也能让彭德怀服气。可是林彪解放后一直养病，什么也没干。相反，彭德怀却干了很多工作，还在朝鲜战场立了大功，甚至还成为世界名人，因为他是打败“美帝”的第一个土八路。立功的人没有升职，养病的人反而升职了，这样一想，彭德怀当然就不服气了，对毛泽东心怀怨气。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很大程度也是来自彭德怀怨气的爆发。

不少人对此不解，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彭德怀呢？这其实与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思考与布局有关。【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

 

在分析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思考与布局之前，先看一下毛泽东给彭德怀的待遇。现在很多人评论彭德怀是被冤枉了，是冤案，这些都是站在彭德怀的立场或者角度上来评论的。但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有不同的结论。如果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上来看彭德怀问题，又会有不同结论。

先从彭德怀的角度来看问题。首先，彭德怀对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特别是战功。虽然在解放战争期间，林彪的战功比彭德怀大。但从红军时代开始的整个期间来看，彭德怀的战功要大于林彪。

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创建红三军团，这些功绩都是林彪不能比的。而且彭德怀还有在抗美援朝期间的战功，这也是林彪不能比的。1955年评“十大元帅”时，基本是按照战功来评的。彭德怀排名第二，林彪排名第三，这是比较公平的。除了朱德比较特殊之外，排名第二的彭德怀，可以说是在军队中的战功第一位，这也是被人们一般公认的。

对于彭德怀的军事才能，毛泽东也是十分肯定和赞赏的。毛泽东曾赠诗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除彭德怀之外，其他军队将领都没有得到过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

其次，彭德怀在生活上非常清廉，在男女关系上也非常正派，这是高岗等人远不能比的。彭德怀在生活的艰苦朴素方面，可以说在中共高层是第一位的。朱德曾在庐山会议上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他。】

原国民党高官张治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较好的私交，后来投靠了中共，担任过不少名誉高职。在建国初期，张治中曾与彭德怀共事过，当时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治中任副主席。1959年彭德怀被批判后，张治中曾写信给毛泽东替彭德怀说话。据张治中的儿子回忆：【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一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父亲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严格，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从“才”的方面来看，彭德怀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从“德”的方面来看，彭德怀也有很好的私德，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似乎是理应得到重用的。但毛泽东为什么不重用这样的人才呢？

其实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彭德怀虽有“德才兼备”的优点，却又有一个性格上的缺点，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彭德怀这样的性格，不适合担当更重要的职务。关于彭德怀的性格问题，后面还要分析。

不过彭德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问题，他不认为自己有“刚愎自用”的缺点，反而认为是自己的优点。彭德怀对自己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自己没有大的缺点，所以对没有受到重用，感到很不平。

 

从抗战时期开始，彭德怀在党内的地位就很高。在建国初期，彭德怀在党内的排名是第六位，仅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之后。因此，在任弼时1950年去世之后，要补缺一位书记，当时人们最看好的就是彭德怀。可令人意外的是，被补缺的并不是彭德怀，而是功绩和威望都远排在彭德怀后面的陈云。

1953年8月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一般都应该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在彭德怀之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在彭德怀之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也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很多人认为，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预示着他不久将升任政治局常委。

1954年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名朱德之后的的第二位，这些都似乎给人们一个信息：彭德怀将在不久后的中共“八大”上，进一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决策圈。

可令人意外的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之外，又增补了一位政治局常委，但这个人不是彭德怀，而是排名在彭德怀之后的邓小平。彭德怀的地位原地踏步了，在“八大”上丝毫没有向前移动。到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再次增补一位政治局常委，但这个人又不是彭德怀，而是排名在彭德怀之后的林彪。

增补陈云和邓小平，彭德怀还可以理解为政治局常委采用“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接纳纯军人干部。因为陈云和邓小平一直是政工干部，不是纯军人干部。可是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彭德怀就无法解释了。因为林彪和彭德怀一样，都是纯军人干部。

从彭德怀来看，他的才能不比林彪差，他的功绩更大于林彪，而且他的个人品德也好于林彪。不管是“德”、“才”、“功”，彭德怀都是超过林彪的。林彪凭什么超越他进入政治局常委，而他却进不去呢？这样一来，彭德怀心中的不平和怨气，就自然大了起来。

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进入政治局常委，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6月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两个人提出辞职：一个是“反冒进”受到毛泽东严肃批评的周恩来，另一个则是彭德怀。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否决了两人提出的辞职，决定维持现状。

1959年3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毛泽东很不高兴地对彭德怀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德怀无语，暂时收回了辞职要求。

 

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有意用林彪来“压”彭德怀，是怕彭德怀“功高震主”。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这件事放在毛泽东身上，却并不符合事实。下面就此进行分析。【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3）

 

在中国历史上，大臣因为“功高震主”而篡夺皇帝大权的事情屡屡发生。比如后周时掌管禁军的大臣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逼后周皇帝柴宗训“禅让”，自己当上了皇帝，即宋太祖。不过大臣因“功高震主”而篡位，必须有一个前提：大臣的实力和威望要大于皇帝，这才有篡位的可能性。

后周时赵匡胤掌管着保卫皇帝的亲兵禁军，而当时的后周皇帝柴宗训是年仅7岁的孩子，由皇太后代理执政。一个老练的大臣，对付一个孩子皇帝和一个女人，当然很容易得手。如果当时的后周皇帝是一个年长有威望的皇帝，赵匡胤要想篡位就不太可能了。

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威望相差很多，即使是在军队中，支持毛泽东的将领也是压倒多数。彭德怀要想发动兵变，像赵匡胤那样夺毛泽东的权，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他根本不会担心彭德怀搞“功高震主”篡位。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虽说毛泽东不必担心在自己生前，彭德怀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毛泽东担心自己死后，自己的接班人没有能力“制”住彭德怀，这样毛泽东的接班人就不能顺利接班了。

据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说：【有一次，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彭德怀与刘少奇同岁，都比毛泽东小5岁。但与刘少奇不同，彭德怀的身体非常硬朗，不比毛泽东差，彭德怀活到毛泽东去世后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对此当然也非常清楚，因此毛泽东才会对彭德怀说：“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在毛泽东生前，彭德怀是没有实力“造反”的，而在毛泽东身后，那就很难有人制服得了彭德怀，彭德怀就有了“造反”的实力。大家知道，毛泽东对接班人非常在意，为了自己的接班人顺利接班，毛泽东必须在自己生前，把彭德怀先“解决”掉。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也可以让彭德怀接班呀。不过大部分人应该不同意这种看法。彭德怀打起仗来是一员猛将，但彭德怀只是将才，不是帅才，让彭德怀来领导国家，那是很危险的。

彭德怀的性格桀骜不驯，做事的风格霸道武断。有人称赞彭德怀反对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彭德怀做事的作风，比毛泽东独裁得多，对下级动不动就骂，有时候甚至是不讲道理。比如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要写报告给毛泽东时，为了表示尊重彭德怀，在报告上面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彭德怀就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信员”；如果粟裕不转给彭德怀，直接把报告上报毛泽东，彭德怀又发脾气说：“你这是越级上告。”

彭德怀不仅骂自己的下级，就是对自己的上级，他也敢“发脾气”。周恩来与党内大部分高官的关系都相处较好，可是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却不太好，彭德怀经常对周恩来发脾气。据原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说：“军队后勤工作和国务院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彭德怀就知道问我要钱，向我发脾气。现在你把军队的事情办好，让我省事放心了，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

当然，彭德怀不仅敢对周恩来发脾气，就是面对毛泽东，他也敢当面发脾气。朱向前在《毛主席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提到：【在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吗？”】

【这是彭德怀对毛泽东说的，毛说：“在延安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我这个书上原话还有，这是经过中央文献审查了半年之后，这个话没有删掉，这个确实是当时的会议记录。大家想想，这个话说到这个程度，庐山会议为什么后来开到那样结果来，就是毛泽东没法下台了，彭德怀已经逼得他没法下台，所以这个事情你不把他搞定，不把他摆平就收不了场了。】

 

不过，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冲突，理解为单纯的意气用事，感情用事，这是不恰当的。但不管怎么说，彭德怀这样的人，只有毛泽东，才能用和平的办法制住他。如果换了别人，只有用粉碎四人帮的办法把彭德怀关起来，不可能和平地解决。

彭德怀死于1975年，只比毛泽东早一年。如果在毛泽东去世后，彭德怀还活着，恐怕就没有人敢给彭德怀平反了。把彭德怀放出来，谁能管得住他？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自己生前，把彭德怀的问题解决掉，给接班人铺路。【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4）

 

 

为了深入理解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这里举一个张三和李四的通俗例子来说明。这里之所以要用张三和李四来说明，是因为这种矛盾很普遍，很常见的，不是仅仅局限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之间的特殊矛盾。如果把张三换成毛泽东，李四换成彭德怀，就容易看出，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也是一般人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冲突。

假如张三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李四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李四的工作表现不错，张三对李四很重视，一直提拔他，直到升为技术总监。在这一段时间内，张三和李四的关系很好，两人没有矛盾。

过去毛泽东对彭德怀很重视，很重用，彭德怀也不辜负毛泽东的期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这期间，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也基本上没有矛盾

 

在李四升任技术总监之后，两人却发生矛盾了。张三认为，李四虽然很有能力，但他的能力最高只能当技术总监，所以再给李四升至技术总监之后，就不再给李四升职了。可是李四却认为，自己的才能很强，完全可以当总经理，希望继续升职为总经理。张三不再给李四升职，李四却希望继续升职，这时两人之间就发生矛盾了。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主管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之后，彭德怀就没有再继续升职了。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虽然有很大的军事才能，但他只能管军事，不能管政治，最多只能当一个国防部长，不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管政治；而彭德怀则认为，自己只当国防部长是屈才了，还希望进一步晋升进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人物。这样一来，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也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张三和李四的矛盾发展下去，最后怎样解决呢？无非是五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张三让步，提拔李四当总经理；第二种结局是李四让步，屈从张三的意志，继续当技术总监；第三种结局是张三和李四都不让步，李四主动辞职离开公司；第四种结局也是张三和李四都不让步，但是张三把李四从公司开除出去；第五种结局是李四联合其他人共同扳倒张三，换一个新的公司董事长，这样李四就有可能升任总经理，甚至有可能自己当公司的董事长。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矛盾发展下去，最后也是上述的五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毛泽东让步，这似乎是很难的；第二种结局是彭德怀让步，从彭德怀的性格来看，这也是很难的。彭德怀的性格，不是能伸能屈，而能伸不能屈。要彭德怀让步，安分地继续当他的国防部长，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是在天下大乱的时期，彭德怀还可能选择上述第三种结局的辞职离开。当年就有不少国民党的高官，因为对蒋介石不满，选择投奔共产党。可是天下统一之后，彭德怀要想选择第三种结局，已经是不可能了。这样一来，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结局，只剩下上述第四种和第五种了。

前面提到，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实力相差悬殊，彭德怀要想单独造反扳倒毛泽东，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彭德怀可以联合其他人，群起向毛泽东发难，这样就会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当然，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除非遇到极好的天时地利条件。因此，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结局，可能性最大就是上述的第四种选择，毛泽东把彭德怀开除出去。

当1958年林彪升任政治局常委，超越彭德怀之后，彭德怀多次提出辞去国防部长。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提出辞职，就是向自己施加压力，逼自己让步，逼自己提升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因此，毛泽东反问彭德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么？”

毛泽东这里其实也是明确告诉彭德怀，你最高就是这个职位了。如果此时彭德怀让步，不再有非分之想，安分当国防部长，这就不会有被打倒的结局。但彭德怀不是那种能够委屈让步的人，当毛泽东不肯让步时，彭德怀又会怎么想呢？

 

1959年，中国经济上发生了一定的困难，而彭德怀就在这个时候，给毛泽东写信了。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信有四大疑点，这些疑点将在后面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会认为彭德怀试图要用上述的第五种结局，来解决矛盾。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动机，是试图趁着国家经济困难的天时，趁着众高官出席中央全会的时机，联合一批高官，共同向毛泽东发难，一举扳倒毛泽东。

彭德怀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不能排除这样的嫌疑。因此，如果站在毛泽东的角度，他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毛泽东做出打倒彭德怀的决定，彻底解决两人之间的矛盾。

关于彭德怀写信的四大疑点，将在后面分析。【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5）

 

在分析彭德怀写信的疑点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彭德怀这封信的原文。当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信，号称“万言书”。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万言书”，应该有1万字左右，才能称得上是“万言书”。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书中，附了彭德怀这封信的原文。可是书中公开出来的彭德怀“万言书”原文，只有3500多字，不符合“万言书”的标准。

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彭德怀的信本来就只有3500字，被人夸大称为“万言书”；第二种可能是，彭德怀的信本来有1万字左右，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公开出来的版本删去了7000多字，只剩下3500字。

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就称彭德怀的信为“万言书”。如果彭德怀的信有8、9千字，四舍五入一下夸大为“万言书”，倒也说得过去。可是把一封3500字的信，夸大说成是“万言书”，总让人感到说不过去。

不少人看了彭德怀信的原文后，说：“这封信没有什么问题呀。”但如果是上述第二种情况，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为时过早了，因为有问题的部分，或许我们无法看到。所以，在分析彭德怀这封信之前，我们头脑中要有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把《彭德怀自述》书中附的彭德怀信的转载如下：

【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

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

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

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

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

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

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

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敬礼！

彭德怀，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读了彭德怀的这封信，毛泽东自然会提出第一个疑点：主管军事的彭德怀，为什么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这么多意见？

作为常识，国家机构是有明确分工的。负责经济建设的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是国家计委，原来由高岗任主任。高岗倒台后，由李富春继任主任。彭德怀是国防部长，负责主管军事，并没有主管经济建设部门的权限。

无论古今中外，军事和经济都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由不同的人分别主管。国防部长不会兼管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主任也不会兼管国防部。比如汉高祖刘邦，让韩信主管军事，让萧何主管经济。韩信不应该过问萧何的事，萧何也不应该过问韩信的事。如果韩信给刘邦写信，只字不提军事问题，却对萧何主管的经济问题提了很多意见，刘邦自然会产生疑问：韩信这是想干什么？

同样，彭德怀是主管军事的负责人，他不应该过问经济方面的事。如果彭德怀过问经济方面的事，那就是越权行为了。一般来说，国家机构是有明确分工的，不允许越权的。如果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一封长信，大谈军事方面的事，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正常事情。可是彭德怀偏偏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只字不提军事问题，全是谈经济问题，这并不是彭德怀职权范围之内的事，这是一种越权行为，是不正常的，所以毛泽东要对彭德怀写信的动机产生疑问。试想，如果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一封长信，不谈经济问题却大谈军事问题，毛泽东自然也会对李富春写信的动机产生疑问。

 

当然，彭德怀出于一片爱国热忱，看到有问题就要提出来，不管什么越权不越权，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彭德怀写信的动机，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全出于好心，向毛泽东提出意见；第二种则是别有用心。关于彭德怀别有用心的可能性，在前面的部分提到过，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要对彭德怀写信的动机做一个分析：彭德怀是出于好心？还是别有用心呢？

要分析彭德怀写信的动机，要从两个侧面进行：第一个侧面是彭德怀的信的内容；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写这封信的背景。首先说一下彭德怀写这封信的背景，第一个需要说的是苏联对中国搞人民公社的态度。

中苏关系在1958年之前，可以说是蜜月关系，但是到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毛泽东后来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毛泽东这里说的主要是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和组成联合舰队的事。但与苏联闹翻，不仅仅是这两件事，苏联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国从1958年开始大搞人民公社运动，当时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中国本指望苏联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予以支持，可是苏联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持反对态度。

在开始阶段，苏联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采用冷处理，报刊上很少报道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相反，西方各国媒体，都在大量报道正在中国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苏联官方也迟迟不发表对人民公社的看法，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苏联高官公开提到过中国的人民公社。

不过西方媒体却开始报道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的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8年12月，美国报刊发表一位美国参议员与赫鲁晓夫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持否定态度，赫鲁晓夫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解释为什么要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赫鲁晓夫说：反对中国的人民公社，是为了给苏联干部“打预防针”，避免他们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6）

 

大国往往有一种傲慢，认为自己的模式和经验是最好的，要求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自己的模式和经验。比如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它的模式和经验，你要是不效仿学习它，它就不高兴。

苏联当年也曾是大国，它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都遵循苏联的模式和经验，听从苏联的指导。因此，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都不喜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仅不太听苏联的指导，而且还不学习效仿苏联的模式，自己创新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这就让苏联人不高兴了。

二战后，东欧各国都是效仿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模式。在苏联看来，中国也应该效仿苏联的农业模式。现在，毛泽东又要撇开苏联模式，创新一套“人民公社”的模式，苏联当然更不高兴了。因此，苏联对毛泽东是不喜欢的，不满意的，很想有机会搞掉毛泽东，在中国重新扶一个比较听苏联话的领导人。

苏联也知道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巨大威信，所以他们也试图要扶的那个人，也应该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威信，才能对抗毛泽东。在苏联看来，中共党内有希望扶起来的，也就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林彪这么几个人。在周恩来访苏期间，某苏联高官装作醉酒，向周恩来试探性地提出反毛泽东的建议，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当面驳斥。那么在彭德怀访苏期间，苏联人会不会向彭德怀也同样提出反毛泽东的建议呢？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国，而就在一个月后的7月14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在彭德怀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正好遇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访问阿尔巴尼亚，于是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见了两次面，会谈了两次。因此，有人怀疑彭德怀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受到赫鲁晓夫的某种暗示，因此回来之后，就借着庐山会议的机会，向毛泽东发难了。

 

英国人琼斯写的《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一书中，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一节，这样记述道：【1958年4月至8月间，把农业合作社变为工农联合的人民公社的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中国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同意，苏联新闻界和广播电台对于这一政策保持了异常沉默的态度。《华盛顿邮报》于1958年12月17日报道说：赫鲁晓夫在与美国参议员赫伯特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是“反动的”和不适当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了集中精力于理论工作，要求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只保留党的主席的建议。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以及中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失败，而被迫辞去共和国主席这一职务的。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共和国主席。】

【在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据后来透露，彭德怀元帅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7月和8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会议于9月17日宣布，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已被林彪元帅接替。这一新的任命标志着中国军事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正如彭德怀元帅倾向于苏联人关于现代武器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论一样，林彪元帅则是毛泽东关于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的记述有需要质疑的地方。在中方的资料中，并没提到过彭德怀有什么“备忘录”，所以不应该存在所谓彭德怀向赫鲁晓夫提交“备忘录”一事。但对彭德怀与苏联有联系的怀疑，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之后的几天，苏联忽然打破沉默，也向毛泽东“发难”了。1959年7月21日，苏联《真理报》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看法，赫鲁晓夫委婉地批评了中国的人民公社。

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悦，7月29日，毛泽东批示把赫鲁晓夫的讲话印发参加庐山会议的代表们，并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8月1日，毛泽东又批示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或许苏联公开发表赫鲁晓夫的看法，与彭德怀写信只是巧合。但这样的“巧合”，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怀疑彭德怀得到苏联的某种暗示，配合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会议上，随同彭德怀一起访问东欧的萧华上将揭发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还有人质疑彭德怀说：“他是不是洋人的影响？对他有支持和促进的作用？在他出国期间，恰巧我们的外国朋友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据后来揭发彭德怀的材料称：【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行动，与当时的苏修赫鲁晓夫集团是有联系的。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率领代表团访问东欧，赫鲁晓夫等苏修头目在会见时多次当着他的面诽谤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他并不反驳，事后也不汇报。在告别宴会上其又耐人寻味地宣称：“我回去以后要大干，这套军装不准备穿了。】

【1959年6月下旬，彭德怀与张闻天密谈：“去年九月的错误情况严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红军来。”】

【1959年6月30日彭德怀与贺龙、张闻天同车往庐山开会时说：“只要我们一起来，大家一响应，苏联一出兵，就成功了。”】

 

上述揭发材料的可信性，是值得商榷的。但不管怎么说，尽管彭德怀一再解释，但始终没有摆脱“里通外国”的罪名。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这样写道：【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继续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刘少奇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7）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专门讲了彭德怀的问题，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

【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他们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没有国际背景。】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刘少奇对彭德怀事件的评价，说彭德怀的关键问题不是那封信，而是他们的“反党活动”，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刘少奇的这个说法，并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党中央的观点，当然也是毛泽东观点。这就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一个疑点：是不是与苏联有关？

刘少奇讲话中说的“某些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个“外国”指的就是苏联。为什么会说苏联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呢？这与苏联共产党喜欢干涉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传统有关。在新中国建国前，苏联就多次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扶持王明等代理人，这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来说，是不会忘记的。就是在新中国建国后，苏联也多次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比如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组建联合舰队，修建长波电台等，都让毛泽东很恼火。

毛泽东心里也清楚，苏联人很不喜欢他，想把他搞掉，换上王明式的听苏联话的人物。不过，王明经过延安整风之后，在中共党内已经“臭”了，所以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和怀疑，苏联试图在中共高层寻找新的代理人，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推理。

当然，当时中共党内能与毛泽东并肩的人物是没有的，任何人想单独挑战毛泽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外部有了苏联的支持，来一个“内外夹攻”挑战毛泽东，这样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特别是苏联有出兵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比如1956年出兵匈牙利。如果苏联出兵中国，扶持一个代理人上台，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这也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怀疑：彭德怀是不是要充当苏联的代理人？毛泽东的怀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第一疑点是来自别人的揭发，比如萧华上将揭发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有与赫鲁晓夫单独交谈的嫌疑，贺龙元帅揭发彭德怀曾在1959年6月30日来庐山的火车上说：“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

彭德怀这里说的“红军”，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苏联红军，另一个意思可能是指过去的中国工农红军。如果是第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彭德怀内心里有试图请苏联红军来中国的意思，至少是他赞成请苏联人来干涉中国的事务，这当然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彭德怀的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后，也在党内高层引起“哗然”，这是彭德怀被扣上“里通外国”帽子的重要原因。

 

当然，单单凭着上述揭发的证据，再加一个“合巧”，就是苏联在彭德怀写信后，很快发表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和间接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但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彭德怀真的与苏联人有“勾结”。然而彭德怀写信的时间，又引起毛泽东的怀疑，这就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提出了这个疑点。毛泽东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

【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这个疑点讲得更清楚。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

 

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疑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都参加了，但彭德怀为什么都不讲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都做了些什么。【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8）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就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展开起来。1958年7月，《人民日本》刊登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这个新闻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明星和榜样，以后全国各地开始效仿。1958年10月，《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达12万斤。”该报道并声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付有照片，并让人们参观。这样一来，持怀疑态度的人也相信起来。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99%以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正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迅猛展开，四处喜报频传的时候，毛泽东又感到有些不自然。形势大好，好得让人都不敢相信了。毛泽东本人开始出现疑问：形势真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好吗？

1958年10月，毛泽东派自己身边的人去一些人民公社作调查，不久就发现了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浮夸风”：虚报粮食亩产，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说成是一个村子的养的，弄虚作假。第二问题是“共产风”，人民公社把社员们的所有个人财产统统“共产了”，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对此，毛泽东感到运动的方向有点不对劲了。

1958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会上有人提到10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毛泽东说：【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毛泽东进一步谈了他的顾虑，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谈到商品问题时，毛泽东也感到忧虑地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进一步说：【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

 

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出现的问题后，第一次提出需要“纠左”。1958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对此毛泽东十分担心。在11月21日上午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长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

毛泽东又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只好改一下。】

彭真插话说：【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

刘少奇插话说：【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农民的年收入达到150元到200元，就转全民所有制，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

毛泽东说：【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要犯冒险主义错误了。】

刘少奇插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搞，农民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

彭真插话说：【转慢了不利。】

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同志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农民就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毛泽东转而谈1959年的任务，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水利工程要搞1900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能少。我看这样搞下去，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5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5千万人。如果死了5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1900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关于大炼钢铁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8月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2700万吨到3000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不搞那么多？现在才搞800万吨，就是6千万人上阵；明年搞3000万吨，要多少人上阵？这3000万吨钢，还联系到焦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把1959年的钢产量定为3000万吨，而仅在三个月之后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把1959年的钢产量降到1800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幅度。这时毛泽东已经发现问题，头脑也冷静下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

关于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绿化，年年绿化，年年没有化，越绿化越见不到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有一份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立即把该《报告》印发会议，并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的重点放在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运动存在两个突出的倾向：第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第二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此，《决议》指出：【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决议》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了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不很彻底。

这次全会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决定》还补充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事。1957年4月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时，又提出这个想法。对此，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联名致信刘少奇和周恩来，表示不赞成毛泽东辞职。1957年5月，毛泽东本来计划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因为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到1958年的这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一事。

当时很多人以为，毛泽东辞职后，应该由朱德担任国家主席。为此，毛泽东解释说：【为什么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是管日常工作的，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由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9）

 

毛泽东从1958年11月开始，就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差，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两种不良倾向，这让毛泽东十分担心。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在1958年12月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目的都是为了“纠左”

毛泽东召开这两次会议，做出了一些决议，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股“左倾冒险主义”的风气。1959年1月开始，全国开始出现缺粮、缺油的情况，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这些情况让中共高官们感到不解：不是说1958年大丰收，粮食多得吃不了吗？怎么会出现缺粮呢？

这时候，广东省委发来广东雷南县的报告。该《报告》说：【雷南县去年粮食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

广东省委对该报告的批语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当时中共高层看了广东省委的报告，以为找到了“丰收年闹粮荒”的原因：原来是由于普遍存在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而造成的，并给农民瞒产扣上一顶帽子“本位主义”。高官们认为，只要展开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把农民私分的粮食“挖”出来，就可以解决粮荒的问题。然而毛泽东认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要进一步了解农村生产队瞒产私分的背景。

1959年2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南巡，在调查了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对农村瞒产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1959年2月底，毛泽东在郑州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目的，还是“纠左”。

毛泽东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说：【右倾的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天津同志也右倾，到了山东，听说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说：【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继续说：【生产队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生产队有经营好坏的不同，收入多少的不同，粮食产量的不同，生产水平的不同，分配不能一样。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要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就是无偿剥夺别人的劳动。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说；【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农民瞒产是有原因的，是怕‘共产’，怕粮食外调，这种本位主义基本上是对的。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国家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

毛泽东最后指出目前农村问题的原因，说：【人民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外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

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的“左倾”作风，说：【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误认人民公社成立后，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目前的问题不是农民的“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的第二次讲话说：【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毛泽东这么说是有背景的，因为当时很多高官认为应该“大干快上”，不赞成毛泽东的保守“右倾”主张。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任重《日记》记载：【（1959年）2月28日下午到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7个人去谈话。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进行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晚上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谈到晚上9点多钟。】

王任重说毛泽东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毛泽东谈了什么呢？毛泽东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农民搞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全都被你拿走了？】

 

毛泽东说：【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险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我们得承认生产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你同它是买卖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从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六中全会搞的《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不然扳不过来。】

李先念插话：【2月27日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是极其正确的，那股共产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毛泽东很担心目前这股“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继续下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当前是春耕在即，必须要赶在春耕前解决问题，否则会出现更大的破坏。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等人，说：【鉴于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0）

 

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等人到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大多数高官“大干快上”的热情很高，对毛泽东的唱“低调”，持不同态度。据参加该会议的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3月2日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主席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3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又说：【头一天我放一炮，我说：什么瞒产私分，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在座的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5亿农民和1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如果你们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么很重的话，是因为他感到这股“共产风”刮下去太危险了，必须及时刹住。毛泽东接着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现在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是为了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为基础，否定了过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这是“纠左”很重要的一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发表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共讲了18个问题。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1959年4月18日到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等16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虽说毛泽东在二届全国人大上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党中央的大事，还是由他决定。就在二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有15个省送来“春荒缺粮”的报告，特别是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这5个产粮大省，发生缺粮，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毛泽东给这份文件起了一个非常醒目的题目《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立即转发有关部门。毛泽东给周恩批示说：【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在全国出现了普遍的春荒，使毛泽东震动很大。毛泽东除了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做出指示之外，又专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直接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发到最基层。毛泽东在该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关于包产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百斤的，今年能增产1百斤、2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6百斤、1千斤、1千2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种植越密越好。对此毛泽东在信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不对。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节约粮食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最后对讲真话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该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封通信，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讲话，引起很大的反响，对解决当时农村“共产风”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指出：【一、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月6月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保证丰产丰收。三、扩大春播面积。四、恢复社员的自留地，鼓励私人养猪。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和执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

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说：【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针对工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讲话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人民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

毛泽东继续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缩小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就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当初毛泽东也是热情洋溢，想大干一番。可是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就发现，这场运动的走向，与他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大跃进”搞成了“浮夸风”，“人民公社”搞成了“共产风”，这些都不是毛泽东想要搞的东西，可以说是“事与愿违”。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努力纠正这场运动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纠左”。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努力“纠左”，试图把这场误入歧途的运动，扭转到健康正确的方向。

通过这半年的“纠左”，已经收到了不小的效果，但毛泽东认为“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一部分干部头脑发热，对“左”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因此，毛泽东决定与1959年7月，在庐山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继续“纠左”。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是这半年多来“纠左”路线的延长线，是为了克服和解决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可是没想到，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使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1）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卸掉国家主席的担子，事务性的工作减少，毛泽东似乎轻松了一些。为此，毛泽东准备在1959年6月，回一趟故乡韶山看看。自从毛泽东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韶山，已经阔别32年了。

去韶山的路上，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一部分省市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说：【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去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一热就充公。这个教训大了，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共产风”刮起了容易，收回去就难。】

毛泽东又说：【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个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要把家庭副业，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

毛泽东还说：【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有人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到达韶山，住在韶山招待所。毛泽东在韶山回顾了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等旧事，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去。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

离开韶山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庐山会议之事。据《毛泽东年谱》记述：【1959年6月28日，毛泽东从长沙给在武昌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在庐山召开会议的具体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党内的思想情绪，认为人们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同时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他选了一些供讨论用的题目，周恩来作了补充，意见基本一致。】

刘少奇1959年4月升任国家主席，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绝大的信任。可是毛泽东在召开庐山会议之前，却没有打电话找刘少奇商量，而是打电话找周恩来商议开会的事，这件事又好像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些“疏远”。而且庐山会议期间，在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之前，毛泽东又有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却没有一次找刘少奇单独谈话。据《毛泽东年谱》记述：【1959年7月9日晚8时，同周恩来谈话。】【1959年7月13日，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这些情况，似乎反映出毛泽东对待刘少奇和周恩来，有一个微妙的温度差。或许是因为刘少奇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得比较“左”，与毛泽东的思想相差较大，而周恩来则是一贯“右倾”，正好与毛泽东当前“纠左”的思想一致。

 

前面提到，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了讨论题目，共14个：(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增加4个问题，共提出18个讨论问题，供参加庐山会议的高官们讨论。

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上述18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第一个“读书”问题，毛泽东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关于第二个“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毛泽东继续说：【今年这时的形势，与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毛泽东又说：【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关于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也就是“今年的任务、明年的任务、第五年计划”，毛泽东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毛泽东继续说：【这一年来，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

毛泽东又说：【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关于第六个“宣传”问题，毛泽东说：【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

关于第七个“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关于第十四个“如何过日子”问题，毛泽东说：【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最后，毛泽东强调党内的团结问题，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团结问题，是因为此时中共遇到了重大挫折。凡是事业顺利的时候，人们比较团结一致，没有什么分歧；然而当事业出现挫折时，人心就容易涣散。因此毛泽东认为，在目前党的事业出现重大挫折的时候，如果党内不统一思想，党就有分裂的危险。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此时写信，有意制造党内的分裂气氛，所以非常生气。

毛泽东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希望用这个看法，把高官们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继续“纠左”，把今后的工作推向前进。

 

前面提到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的主题都是“纠左”，与这次庐山会议的主题一样。彭德怀也都参加了上述四次中央会议，为什么彭德怀不在上述四次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等到从苏联访问回来后再毛泽东写信？

再进一步，彭德怀参加了上述四次会议，对毛泽东“纠左”的意图应该是很清楚的。毛泽东在上面的几次会议上，公开声明自己是“右倾”，多次说“我是右倾，我是唱低调”，彭德怀应该亲自听过毛泽东的这些话。可是彭德怀在信中，基本上没有赞扬毛泽东在这半年来一直在“纠左”，相反却批评毛泽东是“左倾”，并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这样一来，毛泽东能没有想法吗？【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2）

 

前面讲了毛泽东自从大跃进以来的日程行动，再看看彭德怀同时期的日程行动

1958年5月7日，彭德怀参加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这是发起大跃进的先声；8月17日，彭德怀参加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发出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决议。8月23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炮击金门”战役。

当时彭德怀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信说：【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据当年直接指挥金门炮战的叶飞回忆说：【8月21日下午3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一见到主席，我先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彭老总、林彪参加了，少奇、总理没有在。】

【主席听我汇报时，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别的没有说，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

【那个时候，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我说：“那是打得到的。”】

【听我这样一说，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

【我说：“避免不了。”】

【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我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个时候，主席下决心了，说：“那好，照计划打。”】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3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官兵6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

8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万5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毛泽东对炮击金门战役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四、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1958年10月15日至11月8日，彭德怀去西北地区视察军队和地方大跃进的情况。11月21日至12月10日，彭德怀参加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12月15日至12月29日，彭德怀到湖南等地视察，了解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情况。就在彭德怀的这次视察中，出现一个著名的插曲。《韶山档案》一书中，这样介绍彭德怀的这次行程：

【彭德怀在参加了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和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之后，想了解一些第一手材料，去了湖南。彭德怀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于1958年12月16日上午，先到达湖南湘潭县的黄荆坪。黄荆坪是周小舟的老家，和彭德怀老家只10华里路，属一个公社。】

【彭德怀上午在黄荆坪召开了公社干部座谈会，中午在公社食堂吃的饭。然后回到老家湘潭县乌石镇“彭家围子”，轻车简从，彭德怀只带着一个警卫员。彭德怀亲自到地里去了解收成，发现1958年的亩产量是假的，不可能超过1957年，中央公布1958年生产的粮食翻了番，一定有水分。乌石的粮食数字就是虚报的，其他地方虚报的又有多少呢？】

【第二天上午，周小舟从黄荆坪赶来，彭德怀和他与乌石的社队干部一起到公社食堂、敬老院看了看，核实了一些情况。离开家乡时，彭德怀针对问题给当地干部提出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

【1958年12月17日中午，彭德怀和周小舟在乌石公社食堂吃的中饭，饭后没有休息，两人一起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专车进入韶山境内。彭德怀吩咐停车，和周小舟两人下车走在韶山冲的土路上。离毛泽东故居不远有个小招待所，韶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维国等人高兴地迎了上来。】

【据张维国回忆，彭德怀没有休息，当天下午就要张维国“吹一吹”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湘潭县委书记王三明和大大小小的秘书都参加了。彭德怀边听边问韶山公社的生产情况和社员的口粮标准，问得非常仔细，连幸福院老人的生活情况和狮子山铁矿石的含硫量都问到了。】

【听到幸福院老人生活水平不高时，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现在的幸福院还算不得幸福，只能算饱肚子院。”】

【回去的时候，彭德怀突然对周小舟说：“我们不慌回长沙，我还想到平江去一趟，了解一些那里的情况。”】

【专车从花明楼开始改变方向向平江进发。在平江彭德怀发现了比湘潭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座谈会上，一位起义退伍的老红军递给他一张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咙呼是当地的土话，大声说话的意思。彭德怀的浓眉凝得更紧了。】

【1958年12月彭德怀的湖南之行，凝聚了庐山会议彭德怀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决心，但以什么形式以什么机会反映，彭德怀此时心里还没有谱……】

 

1959年3月3日至3月5日，彭德怀参加了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按理说，彭德怀应该把1958年12月在湖南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或写信，或者在会议上提出意见。因为这是关系到饿死人的紧急情况，早汇报一天，就会少饿死一批人。可是彭德怀却没有急于汇报，他要等待时机，或者按照《韶山档案》书中说的那样：“彭德怀此时心里还没有谱……”

那么彭德怀到什么时候心里才有谱呢？一个月之后，1959年4月2日至4月5日，彭德怀在上海参加八届七中全会。在这次会上，彭德怀仍然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或写信，也没有在会上提出意见。按照上述的推论，此时彭德怀心里“还没有谱”，还要等等。

 

彭德怀“为人民鼓与呼”的故事，是一时间广为流传的美谈。不过仔细分析一个这个故事，又会产生疑问。老红军是在1958年12月，就给彭德怀写了条子，请他为人民“鼓与呼”。彭德怀在1959年3月参加郑州政治局会议，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没有“呼”；彭德怀在1959年4月参加上海中央全会，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也没有“呼”；直到1959年7月参加庐山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彭德怀才“呼”了。

从老红军请彭德怀为人民“鼓与呼”，到彭德怀真的“呼”出来，彭德怀等了半年多的时间。彭德怀为什么要等到半年后才“呼”呢？

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彭德怀没有“呼”；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呼”了。这样一来，就应该是1959年4月到7月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彭德怀下决心，由“不呼”变为“呼”了。

 

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之后，彭德怀身边发生了什么大事呢？1959年4月18日至23日，彭德怀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

不过这次彭德怀去东欧各国访问，并不是毛泽东或中央派他去的，而是彭德怀自己提出要去的。据《毛泽东年谱》记述：【1959年2月18日，毛泽东阅彭德怀2月16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准备在4月下旬派一军事代表团到东德回访，然后到东欧六国回访，返回途中访问蒙古。到时候如果我能去，我就去。”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由《毛泽东年谱》可知，彭德怀这次去东欧访问，是他本人主动提出来的。

这样看来，从1959年4月到1959年7月，彭德怀身边发生的重大事情，只有去东欧访问这件事。于是，一个疑问自然就会出现了：彭德怀从东欧访问回来，见过赫鲁晓夫之后，就由“不呼”变为“呼”了。那么，是不是彭德怀访问东欧这件事，促使他在“呼”与“不呼”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变化呢？【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3）

 

一个人做事总是有动机的，彭德怀写信，当然也是有动机的。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不外乎是“好的”和“坏的”两种。如果是“好的”动机，那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如果是“坏的”，那就是试图对毛泽东进行报复，试图打击毛泽东的威信，甚至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虽说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证据，似乎证明彭德怀的动机是“坏的”。“坏动机”证据的最重要之一，就是彭德怀为什么不早提意见、为什么不早写信的“时间问题”。

 

彭德怀在1958年12月到湖南农村调查时 ，就发现农村的问题很严重，一位老红军还给他写条子说：“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老红军明确告诉彭德怀，明年的日子很难过了，要饿死人了，请彭德怀向上面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为人民“鼓与呼”。

如果彭德怀的动机是为了挽救党的事业，是为了告诉毛泽东农村情况的真相，是为了提醒毛泽东意识到左倾的危险性，那么彭德怀就应该尽早向毛泽东反映，尽快给毛泽东写信。从“好的”动机出发，似乎无法解释彭德怀为什么要把老红军对他寄予希望的“鼓与呼”，一直拖了半年多，直到1959年7月，才给毛泽东写信。

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彭德怀有两次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央会议，一次是1959年3月的郑州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1959年4月的上海中央全会，这两次会上彭德怀都见到毛泽东了，和毛泽东一起开会，但彭德怀却什么也没有说。因此，这个“时间问题”，成为彭德怀证明自己“好的”动机的最大难点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提出质问说：【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彭德怀），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

刘少奇也说：【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实，也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彭德怀在信中提到的各种事实，毛泽东都是已经知道的，这些对于毛泽东来说，并没有帮助他解真相的作用。就像刘少奇说的那样：“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不少人质问彭德怀写信的“时间问题”，但彭德怀都没有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样一来，从“坏的”动机出发，倒是容易解释彭德怀的行动了，可以这样推理：彭德怀这么做，是为了寻找最佳时机向毛泽东发难。这也就成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二个疑点。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写信的第三个疑点，是他与张闻天的关系忽然密切起来。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先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篇伪造文章《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在庐山会议揭发彭德怀》，在网上流传颇广，使不少人对庐山会议有所误解。该文章说李锐“夜闯美庐”，说李锐要为庐山会议负很大责任等，都是编造的无稽之谈。已有不少人撰文，证明该文章是伪造的，这里不再赘述。

不过为了提醒读者，这里把《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在庐山会议揭发彭德怀》附在后面，以供参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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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在庐山会议揭发彭德怀

 

张 杰　

 

人物介绍：周惠，1918年生于江苏省灌南县，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初，调北方局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务副书记等。1959年，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被卷入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旋涡。1977年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8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1987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复出以后，周惠有两件事比较知名：一是他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时，一就职就立即要求包产到户，当时有干部提出，是不是等这一季青苗成熟了以后再分？周惠则大手一挥，果断地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此话被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做了一篇文章的标题，成为当年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句名言。

现在谈及当年的农村改革，人们只知道有万里，不知道有周惠，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周惠曾对采访他的作家权延赤说，其实庐山会议上被揪出的“反党集团”，不应该叫“彭、黄、张、周”，而应该叫“彭、黄、张、周、周”，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受到的打击是很重的，后来治党史的人，往往都低估了他在庐山会议反对左倾错误的作用。

1990年代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经启动过一项党史资料抢救工程，即派出工作人员采访那些经历过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以只征集、存档，决不在事件涉及的当事人生前公开为条件，换取当事人如实叙述自己的经历。“周惠与庐山会议”也是“党史资料抢救工程”的对象之一，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到庐山会议上另一个重要人物李锐。

问：庐山会议以反左的初衷始，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揪出里通外国的“反党集团”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周惠：主要还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在起作用吧……，主席脑子里左的一套东西越来越多，猜忌心也太重了一点，另外，彭老总和主席在历史上也有过结，还有一些偶然因素。

问：偶然因素？您指的是……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

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

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

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

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还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会议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附文完】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4）

 

庐山会议上“军事俱乐部”的第二个人物是张闻天，彭德怀和张闻天组成一个反党集团，这有点让人意外。因为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是一武一文，也没有历史渊源。在江西苏区时代，张闻天的地位高于彭德怀，后来张闻天又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共总书记，但当时是毛泽东主管军事，彭德怀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所以张闻天与彭德怀，并无直接的工作关系，也没有多少私人交情。

从1935年1月遵义上张闻天当选中共总书记，到1938年12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这段时间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共的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都是张闻天主管的。毛泽东主管的军事，张闻天一般不插手，这样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维持了一段时间比较良好的合作。

但是，张闻天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相差很远，毛泽东不喜欢张闻天，张闻天也不喜欢毛泽东。比如毛泽东的原秘书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说：【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六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毛主席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张闻天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张闻天与毛泽东最大冲突之一，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据《张闻天年谱》记述：【1938年11月，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

另据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张闻天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张闻天的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毛主席同江青结婚。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根据杨尚昆的说法，毛泽东做事似乎很霸道。不过考虑对杨尚昆在文革中被打倒，对毛泽东可能会有一些恩怨看法。毛泽东本人在1950年代曾对他青少年时的好友周世钊，谈过当年他和江青的婚事。据说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你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

【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延安整风之后，张闻天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实际上已退出中共高层，担任一些不重要的闲职。1949年建国后，张闻天一度担任驻苏联大使，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个职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张闻天在这段时间，与苏联高层接触多，有了一定的“交情”，这也是后来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怀疑与苏联有关系的因素。

张闻天1955年卸任苏联大使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也不算低。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张闻天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对张闻天有看法，认为他书生气重，不足担当重任。据胡乔木回忆说：【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作。”毛主席批评张闻天：“‘狭、高、空、怯、私’，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张闻天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张闻天的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而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似乎也有“不服气”的感觉。张闻天虽说对毛泽东的指示都是贯彻照办的，但他对毛泽东的态度，一直缺乏“崇敬”。张闻天写的文章，一般都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张闻天的讲话，也很少提到毛泽东的功绩。在中共高层都能看出，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有所不满。

1958年4月，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参观，之后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三份报告，称赞形式大好。在这三份《报告》中，张闻天很难得地称赞了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新气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

【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报告，十分高兴，亲自给张闻天写信，说：【洛甫同志（张闻天）：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狭、高、空、怯、私），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

【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

【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你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1958年5月8日上午3时】

毛泽东专门给张闻天写这封信，同时也表现出毛泽东对张闻天的重视。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过去这个高高在上的书生，现在终于走到群众中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特别写信给张闻天表示祝贺。不过张闻天心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并非就此打消，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终于公开出来。

 

前面提到，彭德怀以前对毛泽东并无太大的不满，但1958年林彪增补政治局常委之后，彭德怀就开始对毛泽东不满了。而张闻天自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就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这样一来，彭德怀与张闻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对毛泽东不满”。

据庐山会议后揭发，张闻天和彭德怀庐山上曾私下批评毛泽东。张闻天自己交代说，他曾对彭德怀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彭德怀也揭发张闻天说：【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张闻天又揭发彭德怀说：【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

 黄克诚也揭发说：【彭德怀对他说过：“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彭德怀还对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5）

 

 

后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很多因素。】

【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象。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

 

另据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的邓力群回忆说：【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陈毅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

【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还有《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一书中，杨尚昆谈到庐山会议时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有一次苏联大使尤金跟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独揽大权，你可以搞政变嘛。”】

【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正在寻找党内的赫鲁晓夫。】

 

前面也提到，苏联一直对毛泽东不满，因此毛泽东怀疑苏联有一个颠覆计划，正在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与张闻天的表现，让毛泽东产生了怀疑：这两个人莫非就是苏联要找的“赫鲁晓夫”？

 

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彭德怀和张闻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一类人。从工作角度来看，彭德怀负责军事，张闻天负责外交，两人无工作关系；从个人经历来看，彭德怀是从来没有出过国（建国以前）的大老粗“土包子”，张闻天则是留过美、留过苏的洋书生“洋包子”，据说张闻天“开口必称希腊”，与彭德怀两人在文化水平上相差很大；从性格来看，彭德怀是典型的武夫性格，张闻天则是典型的书生性格，在他们两人之间，应该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

可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这两个相差很大的人，忽然走到了一起，这自然会让人有所联想：这两个人是因为某种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

 

彭德怀与张闻天相互接近的契机，大概是在1959年4月，彭德怀去东欧访问时，恰好张闻天去波兰参加华沙会议，两人同乘一架飞机。据与彭德怀一起去东欧访问的原国防部外事处长朱开印回忆说：【会下，有人追问过我，问得很细，两个月出访哪天到哪，见什么人，什么人在场，谈什么……。他们也问过：“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张闻天同志曾和我们同机由莫斯科去华沙,他是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去参加华沙条约一次会议的。我说：“他和彭德怀坐在一等舱，谈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也不会去注意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呀。”】

 

大概就是在这次飞机上，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谈话投机，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彭德怀从东欧访问回来后，他与张闻天在北京又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等到上庐山的时候，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的关系，已经达到“无话不说”的密切程度了。

虽说彭德怀说话大大咧咧，但张闻天说话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不会对不熟悉的人随便讲话。然而在庐山上，张闻天对彭德怀讲：【毛泽东整人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试想，在当时那个年代，张闻天要不是对彭德怀有绝大的信任，怎么敢对彭德怀讲这样露骨批评毛泽东的话？

 

据后来彭德怀在检讨中说：【张闻天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

【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张闻天也在检讨中说：【为什么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

 

张闻天敢对彭德怀讲“心里话”，敢对彭德怀表示他的“不满意”，这就证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信任的程度。因此，把彭德怀与张闻天划为一个小集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据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回忆说：【1959年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吗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

【张闻天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张闻天还做出失足状。】

 

彭德怀是主管军事的，张闻天是主管外交的，两人都不分管国内经济，可是两人从苏联东欧回来之后，却联合起来对国内经济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不免会让人感到：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文章？是不是两人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暗示或指示？是不是他们准备当苏联的代言人？【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5修改版)

 

后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说：【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有很多因素。】

【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象。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

 

另一位前中央领导人则回忆说：【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小平同志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一次，陈毅见到苏联大使尤金。陈老总说：“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

【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还有一位前中央领导人在书中谈到庐山会议时说：【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有一次苏联大使尤金跟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独揽大权，你可以搞政变嘛。”】

【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正在寻找党内的赫鲁晓夫。】

 

前面也提到，苏联一直对毛泽东不满，因此毛泽东怀疑苏联有一个颠覆计划，正在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与张闻天的表现，让毛泽东产生了怀疑：这两个人莫非就是苏联要找的“赫鲁晓夫”？

 

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彭德怀和张闻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一类人。从工作角度来看，彭德怀负责军事，张闻天负责外交，两人无工作关系；从个人经历来看，彭德怀是从来没有出过国（建国以前）的大老粗“土包子”，张闻天则是留过美、留过苏的洋书生“洋包子”，据说张闻天“开口必称希腊”，与彭德怀两人在文化水平上相差很大；从性格来看，彭德怀是典型的武夫性格，张闻天则是典型的书生性格，在他们两人之间，应该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

可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这两个相差很大的人，忽然走到了一起，这自然会让人有所联想：这两个人是因为某种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了。

 

彭德怀与张闻天相互接近的契机，大概是在1959年4月，彭德怀去东欧访问时，恰好张闻天去波兰参加华沙会议，两人同乘一架飞机。据与彭德怀一起去东欧访问的原国防部外事处长朱开印回忆说：【会下，有人追问过我，问得很细，两个月出访哪天到哪，见什么人，什么人在场，谈什么……。他们也问过：“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张闻天同志曾和我们同机由莫斯科去华沙,他是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去参加华沙条约一次会议的。我说：“他和彭德怀坐在一等舱，谈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也不会去注意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呀。”】

 

大概就是在这次飞机上，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谈话投机，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彭德怀从东欧访问回来后，他与张闻天在北京又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等到上庐山的时候，彭德怀与张闻天两人的关系，已经达到“无话不说”的密切程度了。

虽说彭德怀说话大大咧咧，但张闻天说话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不会对不熟悉的人随便讲话。然而在庐山上，张闻天对彭德怀讲：【毛泽东整人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试想，在当时那个年代，张闻天要不是对彭德怀有绝大的信任，怎么敢对彭德怀讲这样露骨批评毛泽东的话？

 

据后来彭德怀在检讨中说：【张闻天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

【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张闻天也在检讨中说：【为什么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

 

张闻天敢对彭德怀讲“心里话”，敢对彭德怀表示他的“不满意”，这就证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信任的程度。因此，把彭德怀与张闻天划为一个小集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据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回忆说：【1959年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吗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

【张闻天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张闻天还做出失足状。】

 

彭德怀是主管军事的，张闻天是主管外交的，两人都不分管国内经济，可是两人从苏联东欧回来之后，却联合起来对国内经济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不免会让人感到：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文章？是不是两人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暗示或指示？是不是他们准备当苏联的代言人？【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6）

 

1959年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但从实质上来看，应该说是为了“防止政变”。

前面说到，苏联一直对毛泽东不满，不断给毛泽东制造压力，所以毛泽东也自然地产生出一种预感：苏联想要搞掉自己，正在寻找和物色一个亲苏联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这种预感的背景下，毛泽东自然也就会时时防范，提防苏联可能出这一步棋。

在中国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苏联没有机会搞掉毛泽东；可是当中国形势不那么好的时候，苏联搞掉毛泽东的机会就来了。195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特别是农业全面减产，一部分地方甚至发生饿死人的情况。这种形势不好的情况，正是苏联动手的绝好时机。因此毛泽东也就在这个时刻，特别要提防苏联趁机在中国搞一场“政变”。

正好在这种紧张气氛下，彭德怀“跳出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意见书》。联想到在这之前，彭德怀刚去苏联东欧访问，见过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那么彭德怀是不是与苏联做了什么“交易”，要试图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呢？毛泽东对此不能不防。

常言道：“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人们总要设想最坏的情况，并对此做出防范。可是人们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又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引发“冤案”。

 

比如我们怀疑一辆汽车的刹车片有问题，虽说没有肯定的证据，但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还是坚决把它换掉。可是在检查换下来的刹车片时，发现它根本没有问题，是我们估计错了。这对于刹车片来说，就是一个“冤案”。

再比如，有人密告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说他准备带走公司一大笔资金卷逃。对于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来说，虽说只是密告人的一面之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为了“防患于未然”，董事长还是赶紧撤掉了总经理的职务。然而事后查证，总经理是无辜的。这对于总经理来说，无缘无故被撤职，当然感到冤枉，是一个冤案。

 

有人也许会说：董事长应该把事情查证清楚之后，再对总经理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冤案了。这种说法是典型的书本之见，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因为要查证清楚是一件相当费时间的事情，法院要把一个案件的真相调查清楚，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

董事长不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查，然后再确定对总经理的处理。因为万一在这几个月时间内，总经理真的卷逃的话，公司就要垮台了。所以，董事长为了防止公司垮台的危险，也就顾不上是不是冤枉了总经理，先把总经理撤了职再说。

 

一个典型的真实例子，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得到一些不太确切的情报，认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开战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可是美军占领伊拉克后，始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说，萨达姆被冤枉了，这是一个冤案。

当然美国不会给萨达姆平反，因为美国这么做，也是出于“防患于未然”的思考。万一萨达姆真的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就可能导致大量的美国人“人头落地”。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美国就要先发动伊拉克战争，先推翻了萨达姆再说。“防患于未然”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有人说西方法律采用“无罪推论”，法院先不对嫌疑人定罪，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把案件调查清楚之后，再对嫌疑人定罪。但“无罪推论”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要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关起来，然而再进行调查。等慢慢把案件调查清楚之后，再对嫌疑人进行审判，或者无罪释放，或者有罪判决。

在法院调查期间，虽然不对嫌疑人定罪，但必须把嫌疑人监禁起来，至少是把嫌疑人监视起来，不可能让嫌疑人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的活动。

前面说到的董事长对总经理的“冤案”，这也是因为董事长不可能先把总经理监禁起来，然后再进行调查。这种情况下，董事长只好采取“有罪推论”的方式来处理总经理了。同样，美国也不可能先把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先监禁起来再进行调查，所以美国也只好采取“有罪推论”的方式来处理萨达姆了。

 

对于彭德怀的案子来说，毛泽东得到不少情报，显示彭德怀有充当苏联代理人搞政变的嫌疑。

第一个嫌疑是：彭德怀以前不提意见，在东欧见过赫鲁晓夫之后，突然提意见了。

第二个嫌疑是：彭德怀说：“中国问题的严重，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我们解决问题。”

第三个嫌疑是：在彭德怀写信之后，苏联的报刊突然公开批评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的说法与彭德怀信中的说法基本一致。

第四个嫌疑是：在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对陈毅说：“你就可以搞政变了。”

第五个嫌疑是：在庐山会议之前，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

……

当然不只是以上五个嫌疑，还有一些别的嫌疑也都指向彭德怀。把这些嫌疑联系起来，毛泽东不可避免地要怀疑彭德怀。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怀疑了，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防患于未然”，也就顾不上是不是冤枉了彭德怀，不得不对彭德怀进行“有罪推论”，把他撤职处理。

 

再转回到前面的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例子。董事长接到总经理有可能卷逃的情报，为了防止万一，要对总经理进行撤职处理。然而，董事长撤总经理的职，总要有个“理由”才行，不能无缘无故地撤职。可是，总经理有可能卷逃这件事，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一件事实，是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

用“可能性”来定罪，当然是说不通的。所以董事长必须找一个其他的“借口”，来做为对总经理撤职的理由。比如董事长声称：“总经理不听我的指示，不跟我合作。”以此作为理由，对总经理进行撤职。

这样一来，不仅总经理感到不服和冤枉，就是公司里的一些员工，也感到董事长冤枉总经理了。因为他们感到，总经理基本上还是听从董事长的指示。但员工们没有意识到，董事长的这个理由，其实不是真正的理由，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是说不出口的。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右倾主义”，这也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彭德怀“右倾”，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防范彭德怀充当苏联的代言人，防范彭德怀“篡党夺权”。

为此，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

【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他们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要当政治家，就要有被“冤枉”的思想觉悟。你担当的职务越高，被冤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人民日报》原总编吴冷西，披露了毛泽东对他的谆谆教诲。1957年6月，毛泽东告诫准备上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吴冷西说，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被“冤枉”是常有的事，要做好思想准备。

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毛泽东这里告诫吴冷西，搞政治当官是一个高危职业。要不然你不要来当官，要当官就要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告诫是真诚的。毛泽东没有对吴冷西夸口说：“在我的领导下，不会出现冤假错案，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工作。”如果毛泽东这么说，那就是欺骗吴冷西了。因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有时候不得不冤枉一些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冤假错案是不可能避免的。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

毛泽东这里暗示吴冷西：即使在我的领导下，冤案也还是会有的，你要做好准备，说不定哪天你会遭到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坐牢的处分。毛泽东给吴冷西做出的唯一保证，就是“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也仅此而已。

毛泽东告诫吴冷西“五不怕”，不仅是针对吴冷西说的，也是针对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说的，甚至是针对他自己说的。从后来的事情看，彭德怀和刘少奇等高官，也都是做好了“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理解了“当官”和“冤案”辩证关系，对彭德怀事件的实质，就会有另外一种理解。【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7）

 

 

上面讲了庐山会议的背景，下面讲一下庐山会议的具体过程。关于庐山会议的具体过程，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算是目前最为详细的披露庐山会议的文章。虽说李锐文章的观点倾向性很强，但他讲的具体事情，还是比较可靠的。因此，这里就以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为蓝本，介绍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

 

庐山会议于1959年7月2日正式召开，原计划开15天左右，在7月16日结束。可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后，会议被延长，一直开到7月31日。

庐山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第一书记、国家机关一些主要部门负责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到会，剩下3人缺席。林彪和陈云称病请假，邓小平却是因为腿骨折，没有来参加庐山会议。

关于邓小平的腿为什么会骨折，文革时揭发邓小平的材料说：【邓某早在长征时，当时打的是麻将牌，后来邓某升了官，可是麻将牌一直没断过。解放后，邓某也许觉得打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想学点洋玩意儿，于是练起台球来了。没想到1959年打台球时不慎被地毯绊了一跤，摔坏了腿，邓某从此谈虎色变，不敢再玩台球了。为了填补灵魂的空虚，邓某又迷恋于桥牌。】

【1959年邓某因为打台球，被地毯拌了一跤，摔坏了腿，住院治疗，却正好“因祸得福”。因为这时，庐山会议斗争正激烈，邓某与彭德怀一向就十分密切，这时却乐得躲在病房里，既不检查，又不揭发，连个书面发言都没有，混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关。】

 

关于陈云请病假的问题，《陈云传》介绍说：【1959年6月8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前一段心脏病发作后，躺了两个星期，现已能坐起来，但说话仍感吃力。医生说要使心脏功能恢复需要3个月，故拟离京休息一段时间。毛泽东批示：“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还批示：“放心休养，不要顾虑。”此后，陈云先后到江苏的无锡、苏州，山东的曲阜、济南、青岛等地疗养。】

7月14日彭德怀写信后，毛泽东于7月16日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让他们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陈毅等人上庐山来开会。同时毛泽东也征询正在大连休养的陈云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说：

【少奇、恩来、尚昆：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10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毛泽东。7月16日上午7时】

毛泽东让彭真、陈毅、黄克诚等人上庐山，是采取积极态度，但对陈云则是采用消极态度，“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来”。当然，陈云也就顺水推舟，不来了。

 

人们都知道，林彪最初没参加庐山会议，是中途庐山上的。然而，关于林彪上庐山的过程和时间，却很不清楚，让人有些迷惑。首先，毛泽东在7月16的信中，只是提出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上庐山，并问陈云能不能上庐山，却没有提到让林彪上庐山。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通知林彪上庐山的？林彪又是什么时候上庐山的？这些目前都没有材料披露出来。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借周恩来之口，说林彪是7月17日上庐山的。

然而，如果林彪真是7月17日上庐山的，而林彪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是在8月1日。那么林彪从7月17日到8月1日这十几天时间内，居然一直沉默，一言不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不过这里暂时不谈，后面再做分析。

 

下面摘录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刘少奇和朱德是6月30日上山的，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陈云和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没有上山。7月2日开过一次常委会，确定了要讨论的18个问题。】

【7月3日开始，按大区分6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组。我被分在中南组。组长是陶铸。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

【陶铸首先谈广东情况：“今年广东洪水灾害，早稻约损失30亿斤。广东粮食一向宽裕，多给群众留一点，挽回在港澳的影响。去年向港澳吹过牛。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长远些，看积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500万吨煤，5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下，不后悔。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没经验。”】

【刘建勋也多少讲了点广西的情况：“感觉有压力。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

【周小舟发言，他不仅谈了湖南情况，还对总的形势提出了看法。周小舟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亿斤，估计只330亿斤（按后来落实到245亿斤，只增产约8%）。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我们没有搞敞开肚皮吃。公社问题，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去年变化不大，只顾了吃穿用，再没人盖房子了。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接着吴芝圃发言：“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虚报浮夸也最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者3600人，坚决清洗。农民的工具、树木、房子等，都算了细账，退赔了。由于得到群众谅解，已有95%的干部连选连任。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由于粮食大调动，比历年春荒吃得好。人均1斤，巩固食堂，勉强支撑下来。去年600万人上山搞铁，从小土群到小洋群到洋铁厂，算是有了工业。铁今年可完成60到70万吨，钢5万吨，就是质量难保证。总路线完全正确，大跃进是事实，只是步子大了，要退回来。”】

【吴芝圃讲的精神，同周小舟的显然不同。大家觉得他对河南严重形势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南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粮食产量虚报、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等问题，即已发现，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

【王任重谈了湖北许多实际情况，心情是沉重的。首先对1958年看法，王任重说：“成功与失败都尖锐，取得的宝贵经验，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说，都有长远意义。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患浮肿病，早稻下来才能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

【王任重说：“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1月还相信有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仍说有430亿斤）；3月还说有350亿斤。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

【王任重说：“说真话真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假象掩盖了真相。芝麻100斤可说1万斤，大半年冷不下来，大家老老实实在说假话。总之，1958年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要作充分估计，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清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补课。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

【刘少奇说：“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弯，是难以办到的。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可，犯了有好处。对去年问题，当前形势，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因为有了教训，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是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

【这时刘少奇虽然谈到教训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义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7月6、7、8、9日几天，转入讨论食堂问题和农业问题。7月9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由此可见，大家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8）

从李锐的回忆来看，在庐山会议初期，高官们基本上是比较上敢讲话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问题，给予了比较激烈的批评。就如李锐所说的“由此可见，大家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

高官们之所以敢讲话，敢对“左倾”问题给予激烈的批评，也是因为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确定了这次会议的“纠左”精神。1959年7月2日是庐山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召集到会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开会，商讨这次会议的议程，确定讨论的话题。彭德怀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并没有会议的议程和讨论的话题提出什么异议。

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批发了不少会议材料，主要是揭露黑暗面，都是意在“纠左”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也说：【7月10日以前，神仙会阶段，发的文件不多，大体是有关速度和比例关系的资料（主要是国家计委编的），以及干部和党外人士对大跃进的看法。（《内部参考》、《经济消息》、《零讯》等内部刊物所载）这些都同18个问题“纠左”有关，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会议原来的目的。】

 

7月4日，会议印发了《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发给参会人员。其中《天津一些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的看法》，这样写道：【在1959年5月间讨论经济形势时，天津市各区党员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有以下种种看法，部分人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1）否定大跃进。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粮食不够吃，市场出现空前未有的紧张。（2）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3）政治跃进了，经济没有跃进。经济损失很大，集中表现在炼钢上。大炼钢铁的害处是：影响秋收，影响整个工业生产，炼出的铁不能用，国家赔了23亿。（4）生产上跃进了，生活上倒退了。（5）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

另一篇《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这个材料写道：【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

【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

【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

 

《国务院所属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的综合反映》写道：【少数人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有人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人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人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不少人对去年粮食增产仍有怀疑，认为“粮食增产每年绝不可能超过50%”。一位工程师说：“炼钢损失了23亿，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拿这笔钱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钢都买来。”一位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

【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持有批评性的看法。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毛泽东把这些批评性的，揭露黑暗面的材料在会议上印发，一来是为了让参会人员了解人民群众的不满，认识到左倾的危害性；二来是为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的“纠左”的气氛下，会议上高官们对“左”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也说：【各省市领导也或多或少地正在从思想认识上扭转过头的东西，连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庐山会议初期批发这样一些会议材料，自然是为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使庐山会议开出个比较好的结果。】【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19）

 

毛泽东召开会议，有一个“三步曲”的惯例：第一步，先指定会议精神；第二步，放手让大家讨论；第三步，最后统一思想。毛泽东召开这次庐山会议，当然也是按照这个“三步曲”来的。

第一步是确定这次庐山会议的精神。在会议前，毛泽东就提出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召集主要领导人谈话，把这次庐山会议的精神定为“纠左”。

第二步是放手让大家讨论。毛泽东当初预订的庐山会议，是从7月2日开始，到7月15日结束。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会议纪要。】

毛泽东的原计划，这次庐山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59年7月2日到7月10日，这个阶段主要是大家在会议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展开讨论；第二个阶段是从7月10日到7月15日，这个阶段主要是统一思想，使大家对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识。

在第一个阶段的7月2日到7月10日之间，毛泽东批发了不少会议资料，主要都是着眼于“纠左”方面的。毛泽东批发的这些会议资料，在前面已有介绍。关于这个期间的会议分组讨论，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高官们的发言也主要是谈经验教训，大家对“左倾冒进主义”的危害性，都提出了比较深刻的批评，对“纠左”的必要性，也基本上有了一致的看法。

 

毛泽东等大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之后，于7月10日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会，做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主要是意在让大家“统一思想”，然后制定出一个会议文件，作为今后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所谓的“统一思想”，其实主要是对两个问题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第二个问题对今后任务的看法。

毛泽东之所以非常重视大家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是因为人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对今后任务的看法。人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无非是三种：“形势大好”、“形势大坏”、“有好有坏”。

如果大家对当前形势是第一种看法，也就是“形势大好”，那么就说明现在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就行了。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形势是第二种看法，也就是“形势大坏”，那么就说明现在方针路线是错误的，必须摒弃现在的方针路线，改走新的道路。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形势是第三种看法，也就是“形势有好有坏”，那么这里面又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主流是好的，支流是坏的”。如果是这种情况，说明现在的方针路线总体上是对的，只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仍可以沿着当前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第二种情况是“主流是坏的，支流是好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说明现在的方针路线总体上是错误的，所以有必要摒弃现在的方针路线，改走新的道路。

 

在庐山会议前期的讨论中，高官们没有人认为“形势大好”，社会上也没有人认为“形势大好”，所以不存在持第一种看法的人。对于持第二种“形势大坏”看法的人，在庐山会议前期，高官们也基本上没有这种看法。但社会上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比如前面提到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认为“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等等。

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军队干部，也对当前的形势持“形势大坏”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前面提到的“天津干部”和“广州军人”的材料中，都有介绍。后来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其论调也是“形势大坏”。

 

在高官中，基本上是持第三种看法，即“形势有好有坏”。问题是，当前形势的主流是好的？还是主流是坏的？这个看法大家并没有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当前的形势有好有坏。不过主流是好的，只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仍可以沿着当前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所以毛泽东在7月10日，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试图把众高官对形势的看法，统一到自己的看法上来。毛泽东在7月10日的讲话中，这样说道：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说历代开国之时，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就是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

【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千件，无非头发卡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去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仍增了产。可以不杀头，进行教育。龙云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四件事：第一件是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第二件是基建1900多项；第三件是粮食翻番；第四件是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

【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

【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农业发展，通过合作社到公社，我们总是增产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社、公社化总是推动了生产的。苏联集体化后，很长时间粮食减产。】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总是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是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

【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要认识这方面的缺点错误。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有的问题是得不偿失，这属于缺点错误部分。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这句话对，但不全面。】

【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遗产，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腿短，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

【张奚若讲我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我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

【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了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一年中有很多经验，我负有责任。1953年批评薄一波，后来批评计委，这次自己负了责任。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钢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十万零一吨就超过了。这样看，成绩是伟大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苏联经验写的书。以前他们有公社问题；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亏就在说他办的事，一切都很好。从不讲缺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有错不能很快改正。】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建国后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度在庐山开会。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

【粮食如果今秋确实大丰收，可以征购1100亿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减少一点，如甘肃、湖北，可以减少一点。过日子问题，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有些地方去年增产不多，今年粮食倒不紧；增产多的地方反而粮食紧，主要是估产高了和安排不当。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乡、社干部。“糠菜半年粮”改为“瓜菜半年粮”好，原来只是极而言之。】

【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强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讲到报酬，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宣传问题。关于已公布的指标改不改？两种意见：一种是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另一种是现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计划一起改。也有一种意见，1958年不改，1959年就不好说实话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计划改不改？明年拿不拿出来？有人说上海会议是一个机会，可以改，但那时指标很难说，改了还会被动。是否这四个指标，索性就不讲，明年腰杆子硬起来再说。实际工作上我们要逐步采取措施，取得主动。】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试图用各种道理说明：当前的形势虽说是“有好有坏”，但“好”是主流，“坏”是支流，“好”与“坏”之比，9个指头比1个指头，最多是7个指头比3个指头。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的路线方针，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所以号召大家要有信心，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在明年把形势扭转过来。【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0）

 

前面比较长篇地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着重分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形势”这个问题。笔者相信，很多人对毛泽东的这些话，只是表面上看懂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笔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笔者自己在10年前，也是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话，直到这些年才逐步地理解了一些，但也还谈不上完全理解。

要理解毛泽东，首先要理解毛泽东的地位。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高级领导人与一般的基层干部，在思考方式上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用基层干部的思考方式，去理解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

 

高级领导人的思考方式与基层干部有什么不同呢？为了便于理解，这里还是用公司的例子来说明。公司老总和基层管理干部的第一个不同，是思考的范畴不同。基层干部想的是“怎样把事情干好”，而老总想的是“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用英文说，前者是How to do，后者是What to do。

比如一家皮鞋公司，基层干部想的是“怎样把皮鞋做好”的技术问题，而老总想的是“做什么款式皮鞋”的策划问题。基层干部的努力在战术方面，思考如何提高皮鞋质量的问题；而老总的努力则是在战略方面，思考这种款式的皮鞋，能不能卖掉的问题。

如果老总策划的款式不对路，生产出来的皮鞋质量再好，也卖不出去；相反，如果基层干部采用的制作皮鞋的方法不对路，生产出来的皮鞋质量很差，那么老总策划的款式再好，同样也卖不出去。

假如上述皮鞋公司，本来是生产普通皮鞋的，可是老总认为生产皮鞋已经没有前途了，认为生产运动鞋有前途。为了让公司更上一层楼，于是老总大胆策划，让公司从生产皮鞋转为生产运动鞋。可是公司在开始生产运动鞋后，却遇到了困难，生产出来的运动鞋卖不出去，公司赔钱了。

此时，基层干部的想法是简单的：运动鞋卖不出去，就是因为老总的策划错了，不应该改产运动鞋，应该继续生产过去的皮鞋。然而同样在此时，老总则会从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运动鞋卖不出去，究竟是因为基层干部的战术问题，因为过去没有生产运动鞋的经验，制作运动鞋的方法不对路，生产出来的运动鞋质量不够高？还是因为老总的战略问题，生产运动鞋的策划本身不对路？

有人也许有疑问：老总为什么不亲自参与解决具体生产的技术问题呢？对于小公司来说，老总还有时间和精力过问技术问题，可是对于大公司来说，老总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技术问题，只能把技术问题交给基层干部去搞。如果老总过分陷入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性事物中，就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对于公司来说，反而是更危险的。

因此，在一家公司中，老总和基层干部是有分工的：老总负责战略问题，基层干部负责战术问题。一家公司是否成功，既取决于基层干部在战术上的努力，也取决于老总在战略上的策划，二者配合好才能成功。这就像打仗，要元帅的战略和将军的战术配合好，才能取胜。如果将军的战术不行，元帅的战略再好，也无法取胜。

 

从上述公司的例子，来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道理也是一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策划者是毛泽东，而实施者则是基层干部；毛泽东负责战略，基层干部负责战术。那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出现挫折和失败，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战略错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不该搞？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基层干部的战术错了，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法不对，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了？

现在很多人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用基层干部的思考方式，简单地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理解为毛泽东这个领导人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不应该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继续搞过去的老一套就行了。

但基层干部的思维方式，是近视的，只看眼前利益，没有看到长远的利益。他们没有想过，世界是在不停变化的，过去好的经验，将来可能会变成过时无用的东西；过去成功了，不等于将来也会成功。基层干部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继续沿用中国过去旧的一套老办法，中国又会怎么样？中国会有前途吗？

有人或许会说：毛泽东可以像现在这样，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展经济。持这种观点的人，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前提，是中国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样外资才有可能进来。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搞计划经济，即使想引进外资，外资也不会进来；即使想对外开放，那也是一厢情愿。

 

毛泽东的建国理念是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用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办法来发展经济的。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智力测验题来思考一下：在坚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前提下，提出一个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办法？

认真思考过上面智力测验题的人，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答案：除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办法，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经过这样一种思考之后，我们就会理解，毛泽东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并不是简单地头脑一时发热，因为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选择。【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1）

 

毛泽东在1959年7月10日的讲话中，比较多地谈到了怎样看待“失败”这个问题。“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谚语的字面意思，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然而，真正能理解“成功”与“失败”之间辩证关系的人，却并不多。这里先引用几个著名人物对“成功”与“失败”的看法：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说：【你要做一件困难的事，结果无非是两个：“成功”和“失败”。但你在开始做这件事之前，是无法预知结果的。如果你害怕失败，你就不敢去做困难的事。其实做事情“失败”了，并不算是羞耻。真正羞耻的是“害怕失败”之心，不敢挑战困难。】

发明家爱迪生说：【失败了并不值得后悔。真正值得后悔的，是没有试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有999次失败，只要有一次成功就行，这样你就是发明家了。】

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说：【大多数人的弱点，是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了。失败虽然在眼前没有价值，它却是构筑将来成功的财富。很多东西只有从失败中才能学到，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人生最大的挫折，并不是挑战失败，而是不敢再挑战了。】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一个永不犯错的人，也不会尝试任何新的事物。永远不要害怕犯错，只要利用得当，错误只会让你变得更好，更聪明。如果你想成功，就让你的错误再多来一点吧。】

 

看完上述几位著名人士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再转回来看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不由让人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创新”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前例可以学习或参考。如果中国搞资本主义，有美国等不少国家的经验可以参考；如果中国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毛泽东认为，苏联体制的弊病很大，不能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所以，毛泽东就想要创出一条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中国要创新一条新路，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犯错误，遭遇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走新路，谁也不能保证一次就会成功，必须建立不怕“失败”的思想。失败了，总结经验，再次挑战，继续前进。

干一件新生事物，如果尝试遇到一、两次的失败，就放弃的话，那么新生事物也就不会诞生了。那些著名人士获得的成功背后，也都经历过无数失败的辛酸，所以他们才对“成功”和“失败”拥有一个辩证的看法。

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创新，犯一些错误，遇到一些失败，走一些弯路，不应该算是“耻辱”的事，更不应看成是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领导搞建设的证据。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生事物，就是苏联对搞社会主义也在摸索中，也犯过很多错误，走了不少弯路。如果换个别人来领导中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难免要犯错误，犯错误是搞新生事物，搞创新的必然代价。

如果毛泽东不搞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搞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学习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以毛泽东的威信和手段，中国可能早就实现“小康”了，说不定还能建成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因此，把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和挫折，作为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不能领导中国建设的论调，是非常片面的。

 

还听到这样的说法：“你搞创新自己去搞，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这种说法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国家难道不需要创新？难道不需要进步？如果我们不拿国家当试验品搞创新的话，那么现在中国人还梳着大辫子，对满族皇帝山呼万岁呢。

辛亥革命后，中国废掉皇帝制，建立共和国，不就是创新，拿国家当实验品吗？如果算死了多少人，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又因为中国的内战和内乱，日本乘虚而入侵略中国，中国又死了多少人？至少几千万人吧。如果按照“不要拿国家和人民当实验品”的标准，搞辛亥革命造成中国死了几千万人，这笔账应该算在孙中山头上。如果不是他要创新，发起搞共和国的革命的话，中国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这里温习一下毛泽东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

【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

 

毛泽东这里说的意思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所谓的“总路线”，是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但这里的“实践”，不应该仅仅是一、两次的尝试，而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尝试，至少是10年时间。在10年内，不断发现问题，遭遇失败挫折，然后在失败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挑战，继续前进。如果到10年之后还是搞不成，那时候再判它的“死刑”。而现在只是刚开始遇到了一些困难，不应该马上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判“死刑”，至少要通过10年时间的实践来检验它。【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2）

 

这里再回到庐山会议的过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对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评论说：【纵观毛泽东7月10日这个讲话，仍是18个问题的精神，是想使讨论尽快结束，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传说开半个月左右，即7月16日大体要结束，这次讲话前后，就安排写《会议纪要》了。】

毛泽东在7月10日讲话后的第二天晚上，也就是7月11日晚，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湖南省委副书记周惠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又把李锐叫来一起谈话。毛泽东为什么要找周小舟和周惠谈话呢？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并没有说明。按照常理来推论，似乎应该是毛泽东特别关心自己家乡湖南的情况，所以专门找了湖南省的正副两个书记询问情况。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写道：【7月11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他们谈到在小组会上我的发言被人“顶住”，马上就通知我也去参加。（所谓“顶住”，是前述中南组的会上，我的发言被罗瑞卿频频打断。）】

【我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气氛之融洽。大概小舟是同情我的观点，看到我被人无理打断，而难以畅言，这样向毛泽东作反映的。谈话完全是四个人轻松愉快地交谈，有时相互插话。我的记录本上分别记了些简单要点，现照抄如下：】

【周小舟谈：“农业是根子。粮食‘高产’引起钢铁高潮。”】

【毛泽东说：“也不尽然。”】

【周小舟谈：“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谭震林）有的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了，没有向下传。”】

【周惠也插了话：“都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向毛泽东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这个意见毛泽东当时就欣然接受。随后就通知了秘书处，从16日以后，开会人员就打乱平分，但组长没动，仍分6个组。】

【南宁会议之后，我有多次同毛泽东单独谈话的机会，从未感到过拘束，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次同毛泽东谈话，我还是照旧。我主要谈冶金部的问题。关于各地大炼钢铁中的情况，冶金部一点风不透涧不出消息，不如计委内部，还能及时知道点实情。关于综合平衡问题，这时我谈到苏联经验，以及列宁、斯大林的说法，随手将1959年第9期《宣教动态》送上，请毛泽东过目。上面有一篇引证苏联经验和斯大林语录的文章，社会主义如果发生经济危机，会比资本主义严重得多，因为社会主义是集中计划体制。】

【我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可不提这些口号了。”】

【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如下：“提倡敢想敢于，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说到这里，毛泽东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

【关于公社的由来，毛泽东说：“在河南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马上就都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接着谈到乱传讲话，传得快。”】

【我们说：“还是形成文字为好。”】

【毛泽东说：“讲得不对，文字也一样不好。钢翻一番，谁知道当成了法律，党比人代会厉害得多。”】

【毛泽东接着谈到自己的性格，回忆起江西时代的往事，说：“一次向毛泽覃大发脾气（或者还要动手打人），毛泽覃回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我这个人四十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

【毛泽东说：“关于下面讲了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很不平衡，有各种灾情，有丰收有歉收，增产三成很不易得。”】

【毛泽东还谈到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说：“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

【毛泽东这夜同我们的谈话，对纠“左”的许多看法，比头天在组长会上的讲话还要明确。关于对粮食与钢铁的增产和高指标的看法，同我们是很接近的。因此，我们三人谈完话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这时，毛泽东似已多日没有找下面的人个别谈过话，大家都在摸风向，不知他的意图何如。我比较谨慎，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我都没吱声。刘澜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没有向他透露什么。】

【可是后来才知道，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于是有的话就传到柯庆施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他们对去年的所作所为，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认真检讨，反而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护身。他们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帜，将“神仙会”变为“护神会”，将中国继续推向大灾大难之中。】

【我写的《庐山吟》第三首“初登楼”，即写这晚奉召谈话的轻松愉快情景：“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话到曹营事难办，笑声震瓦四心通。”】

 

从李锐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7月11日的谈话中，继续坚持要“纠左”，并承认出现各种问题，“上面”也就是中央这一级，是有责任的。在7月14日彭德怀写信之前，庐山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自由的，人们对各种缺点也可以随便讲。不过谈缺点的“自由”程度，每个分组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分组里说话比较“自由”一些，有的分组里“自由”则少一些。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写道：【在彭德怀的信没有印发之前，根据毛泽东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6个大区小组会的讨论。大体上，西北、东北和华北3个组，较能敞开谈，成绩大讲，缺点也随便讲；但中南、西南和华东3个组，则有所不同，缺点多讲了一点，就会有人不高兴，甚至打断发言，护短的人还是比较多。】

 

关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情况，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写道：【前面谈到，神仙会阶段，人们游山赋诗，雅兴不浅。彭德怀却没有这番心情，除开会外，整天关在房内阅读文件。在会议后期查清，彭德怀在7月3日到7月10日，西北组的小组会上共有7次发言（或插话），几经校对，印发出来。这些零碎的发言，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较严厉。】

【彭德怀认为去年出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彭德怀也谈到自己的4次错误，还提了一些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归纳为8条：】

【一、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二、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三、“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

【四、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五、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六、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去年9月至11月的3个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七、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八、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此外，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郑重地讲到：“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彭德怀又讲全民炼铁，说：“国家与地方补贴共50多亿，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大，用这笔钱去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怕有庐山这么高呀。”】

【毛泽东说：“不会有庐山这样高。”】

【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

 

【这个期间，周小舟曾找彭德怀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是7月5日，小舟谈了关于湖南情况的十来个问题，如人心思定，农民怕变。去年湖南粮产还是估计过高了，今年也只能争取300亿斤，等等。】

【彭德怀除了重述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外，还对周小舟谈及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

【彭德怀对周小舟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

【彭德怀对周小舟谈到：“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

【彭德怀自己对某些工作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常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

【彭德怀对周小舟说：“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我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

【彭德怀对周小舟说：“由于我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会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周小舟和彭德怀的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也就是毛泽东找我们三人谈话后的第二天。周小舟体会毛泽东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周惠鼓动周小舟再去找彭德怀谈一次，告知毛泽东跟我们谈话的精神。】

【周小舟于是向彭德怀介绍了这次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及蒋干故事等等，小舟都谈了。】

【周小舟说：“我们讲话很随便，毛泽东都听进去了。”周小舟希望彭德怀能去找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我想写一封信。”】

【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整理充实，就很好了。”】

【彭德怀欣然同意，还对小舟说：“你当了我的参谋。”】

 

【在庐山时，张闻天的住处与彭德怀很近，早晚散步常见面。由于观点相同，张闻天到彭德怀的住处交谈过多次。张闻天对小高炉土法炼钢特别不满，认为浪费人力、物力太多，并影响秋收，归结为“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

【彭德怀则认为：小高炉土法炼钢“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彭德怀认为：小高炉土法炼钢搞得太多，有很大浪费，但也发动了群众，取得了经验，还普查了地质。彭德怀赞成大、中、小并举和土洋结合的方针。】

【张闻天认为今年钢产1300万吨很难完成，造假报告，夸大成绩现象仍然严重。报纸上公布的超过国际水平产品，实际是仿照人家的样品。有些产品质量不好，出口后不仅赔偿损失，而且影响国家信誉。】

【张闻天还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则说：“西北小组的情况还好。”】

【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议论说：“政治局开会，大事缺乏充分讨论，为琐事占去时间太多。”】

【张闻天还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话很尖锐：“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则有不同看法，说：“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而斯大林是否认有敌我矛盾的，后来又把主次颠倒了。】

【彭德怀说：“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熟悉，是党内其他任何同志远不及的。历代开国之君都英明而厉害，无产阶级领导也要厉害才行，这同皇帝有本质不同。列宁很英明，对资产阶级则很厉害。”】

【彭德怀还对张闻天说：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彭德怀说：“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彭德怀和张闻天两人都谈到，由于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等等。】

 

【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还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谈算了。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这时传说会议可能几天内结束，于是彭德怀决心还是写信。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后，彭德怀亲笔修改两遍，参谋誊抄两次，于7月14日下午送与毛泽东。后来追逼这封信起草过程时，都怀疑周小舟参与过其事。为了避免连累身边工作人员，彭德怀一口咬定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写出来的，从来不讲随从参谋作记录之事。】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彭德怀自述》说道：“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3）

 

前面长篇引用了李锐对1959年庐山会议的记述。这些记述，乍看上去似乎颇为客观，可是仔细分析起来，问题却不小。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虽然说的基本事实都是真实的，但李锐却常常对事情进行“修饰”，而这样的“修饰”有很大的误导作用，误导人们对毛泽东的看法。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锐记述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副书记周惠，以及李锐的谈话。李锐记述的毛泽东与他们的谈话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问题在于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背景。

李锐这样写道：【这时，毛泽东似已多日没有找下面的人个别谈过话，大家都在摸风向，不知他的意图何如。我比较谨慎，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我都没吱声。刘澜波同我住隔壁房，我也没有向他透露什么。这是从田家英那里得来的经验：常有反复之变，不可轻易传话。可是后来才知道，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于是有的话就传到柯庆施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

 

人们读了李锐的这段叙述，会对毛泽东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毛泽东搞秘密政治，他的意图不对众人讲，只对身边几个“宠臣”讲，其他人要通过这些“宠臣”来“摸风向”。所以李锐这样说：“毛泽东已多日没有找人个别谈话，大家都在摸风向，不知他的意图何如。……柯庆施他们正在窥测方向。”

二、毛泽东说话不算数，经常“反复”。所以李锐这样说：“许多人向我打听（包括总理的秘书），我都没吱声。这是从田家英那里得来的经验：常有反复之变，不可轻易传话。”

 

毛泽东的人格，真像李锐这一段描写的那样吗？不是的，真实的毛泽东不是这样，而是李锐在这里颠倒黑白了。先看李锐说的“毛泽东似已多日没有找下面的人个别谈过话”，真是这样吗？

据《毛泽东年谱》记述，在庐山会议期间，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作长篇讲话；7月4日下午，毛泽东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等人谈话；7月9日晚，毛泽东找周恩来谈话；7月1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作长篇讲话；7月11日晚，毛泽东找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和副书记周惠谈话，谈话中间李锐参加；7月12日，毛泽东找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话；7月13日晚，毛泽东找周恩来谈话……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期，并非仅仅只找了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李锐等人谈话，而是也找了安徽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谈话，周小舟和李锐根本算不上毛泽东的“宠臣”，所以人们根本用不着特别向周小舟和李锐“打听消息，摸风向”。

而且，毛泽东在7月9日和13日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应该比别人更清楚毛泽东的“风向”，所以周恩来的秘书完全用不着去向李锐打探消息，摸风向。

 

先看第一问题：毛泽东搞秘密政治吗？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不但不搞秘密政治，反而是非常反对搞秘密政治的。毛泽东找人谈话，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了解事实，第二种是做出指示，第三种无关政治的私人谈话。

先说毛泽东找人谈话的第一种情况：了解事实。毛泽东并不是一年到头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听取汇报，而是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时间，都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外巡，毛泽东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虽说毛泽东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的权力并不能直接行使，而是需要通过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间接地行使。因此，毛泽东特别关注各级官员，是不是认真准确地执行自己的指示，还是出于私利搞“欺上瞒下”的一套。中国历代皇帝的最大烦恼之一，就是皇帝经常被大臣蒙蔽和欺骗，贪官污吏通过“欺上瞒下”以权谋私，蒙混过关。

所以，毛泽东经常出去外巡，就是要防止自己被蒙蔽和欺骗。毛泽东直接听取地方官员的汇报，一方面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另一方面也给掌握重权的“权臣”们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们不敢轻易向毛泽东提供假消息，不敢轻易蒙蔽和欺骗毛泽东。

在毛泽东外巡的时候，经常找地方官员谈话。这种所谓的“谈话”，其实只是毛泽东听取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毛泽东并不对他们做出指示。这样一来，从毛泽东谈话过的地方官员那里，根本摸不到什么“风向”，因为毛泽东做出方针指示的“风向”，绝不会对这些地方官员私下说的。

因此，李锐说在毛泽东跟他们三人单独谈话之后，很多人向他们打听消息，摸风向，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事实上，周小舟、李锐他们这次与毛泽东谈话，完全是汇报情况性质的，毛泽东根本没有对他们做出什么指示。就是根据李锐本人的回忆资料，毛泽东也没有向他们做出什么指示，李锐没有什么可值得“炫耀”之处。

 

再说毛泽东找人谈话的第二种情况：做出指示。毛泽东对部下做出指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比如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基本上都是当着众人的面，公开做出指示，而不搞对某个人单独秘密做出指示的“秘密政治”那一套。

中国古代的皇帝喜欢搞秘密政治，经常对某个宠臣单独做出指示，这样这个宠臣就很容易“假传圣旨”，谁也不知道他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皇帝本人的意思。

毛泽东为了避免出现“假传圣旨”的情况，所以不单独向某个部下做出指示，这样不仅避免了假传圣旨的情况，同时也避免了宠臣的弄权。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算是他的宠臣，就是“亲密战友”林彪，毛泽东也很少与他单独谈话，更不会单独向林彪做出指示。

再者，毛泽东从来不越级对部下做出指示。蒋介石指挥军队，经常喜欢越级指挥，越过前线的司令官，直接向军长、师长下命令。而毛泽东指挥军队，从来不越级指挥，都是把指示传达给前线司令，再由司令层层传下去。

毛泽东建国后的领导工作，也不搞越级指示的那一套。要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至少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才行，周小舟、李锐他们根本不够资格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周小舟只是中央候补委员，李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对照毛泽东7月10日的公开讲话，与7月11日与李锐等人的私下谈话，两者基本上一致的，毛泽东对李锐他们说的话，没有超过7月10日讲话精神的东西。李锐唯一能说得出的亮点，就是毛泽东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哈哈一笑。毛泽东的这哈哈一笑，能算做什么“指示”吗？因此，即使李锐把毛泽东的谈话公开说出去，其中也没有什么“风向”可言。

 

至于第三种情况：无关政治的私人谈话，那是毛泽东与一些党外朋友的私人谈话，这里不做评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7月11日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等人谈话，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汇报情况性质的谈话，绝不是什么秘密谈话。毛泽东既没有对他们“交底”，也没有对他们做出指示。所以，李锐“修饰”出来的“毛泽东搞秘密政治”、“大家都在摸风向”，严重地误导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4）

 

李锐在书中，多次宣称他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田家英关系最好，引用了很多据说是“田家英单独对他说的话”。可是田家英早在1966年去世，因此李锐引用的田家英的话，就成为“死无对证”。人们无法证实，是不是田家英真的对李锐单独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李锐引用的田家英评价毛泽东的话，基本上都是说毛泽东的“坏话”。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的工作作风，甚至可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这个人。这种结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田家英一直当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当了几十年之久。如果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他早就可以申请调离这个工作岗位。比如田家英可以用身体不好的健康理由，或者用不能胜任工作的能力理由，申请调离，毛泽东肯定会同意的。例如胡乔木就是以身体健康为由，申请调离毛泽东的秘书，也没有受到毛泽东任何的刁难。

而且，如果田家英真的不喜欢毛泽东，毛泽东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用不着田家英自己提出，毛泽东也早就把他调走了。因为强扭的瓜不甜，毛泽东要找个秘书，容易得很，又不是非要田家英不可。

再假设，如果田家英内心里不喜欢毛泽东，但在表面上又装出非常喜欢、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样子，使毛泽东看不出田家英不喜欢他。那么田家英这个人的人品，就是“两面三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样的人说的话，又有多少是可信的呢？

所以说，田家英不喜欢毛泽东，是不符合逻辑的。这样一来，李锐声称田家英经常说毛泽东的“坏话”，也就是不可信的了。前面提到，李锐声称田家英对他说：“毛泽东常有反复之变，所以不可轻易传毛泽东的话。”田家英说这样的话，是很不可信的。

 

再退一步说，毛泽东真像李锐说的那样，“说话不算数”吗？

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绝不能用本人过去说过的话，来证明他说话是否“算数”。因为，外部的客观形势是在每时每刻变化的，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也要跟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才能适应世界，才能与时俱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自己今天的言行，否定了自己过去的言行。这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更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比如一对夫妇，结婚时宣誓：“我永远爱你”。可是后来两人又离婚了，我们不能指责这对夫妇说话不算数。因为客观形势变化了，我们就需要修改过去说过的话，这不能作为“说话不算话”来批评。

再比如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蒋委员长万岁！”。可是4年后的1949年，毛泽东又把蒋介石作为头号战犯通缉。谁也不会因为毛泽东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就要求毛泽东“说话算话”，并以此作为毛泽东不应通缉蒋介石的理由。

 

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纠左”，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的讲话立场是“反右”。这能作为毛泽东“经常反复”，说话不算话的证据吗？显然不能。这是因为出了彭德怀写信挑战毛泽东这件事，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所以毛泽东讲话的立场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事。

不能因为毛泽东说过“反左”的话，就不能再说“反右”的话了，这是形而上学的僵化思想。形势需要“反左”，就说“反左”的话；形势需要“反右”，就说“反右”的话，这才是领导人应该做的事。因此，李锐对毛泽东“说话不算话”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再看回过头来，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表现。李锐说：【神仙会阶段，人们游山赋诗，雅兴不浅。彭德怀却没有这番心情，除开会外，整天关在房内阅读文件。】

据李锐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好像是心事重重。但彭德怀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心事重重”呢？李锐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彭德怀因为农村的形势而忧心重重，并把这作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起因。

但前面也提到过，彭德怀早在1958年底到农村调查时，就已经发现农村的形势很严峻，有位老红军还给彭德怀写纸条，让他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彭德怀真是对农村的形势忧心重重，那他早就应该“呼”了。为什么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的时候，彭德怀沉得住气“不呼”，到半年多后的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又忧心重重地沉不住气，要“呼”了？这不符合逻辑。

因此，彭德怀的心事重重，并不是单纯因为农村形势不好，而是另有原因。后来有人揭发彭德怀，说他上山前就计划准备写信了。这样看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心事重重地考虑，究竟要不要给毛泽东写信，这才是比较符合逻辑的推测。

 

李锐继续说了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8条意见，但其中只有两条意见，是指向毛泽东的：【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李锐这里似乎是故意没有引用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说的一些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过火”的话，让人看不出彭德怀有“反毛”动机。其实，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远不止李锐说的这8条。

彭德怀说：【毛主席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是谈过，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彭德怀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彭德怀说：【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为什么搞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彭德怀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彭德怀的上述发言来看，彭德怀对毛泽东进行批评，挑战毛泽东威信的意图是明显的。但李锐的书中，偏偏不提这些彭德怀的这些话，这就是为彭德怀“避讳”了。用彭德怀的话来说：“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

 

李锐继续说：【这个期间，周小舟曾找彭德怀两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是7月5日，第二次是7月12日。】李锐提到的“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这是分析庐山会议非常重要的“案情”，值得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

第一个值得分析的，是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的“动机”。从历史上看，周小舟和彭德怀既没有什么私人交情，也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周小舟比彭德怀小14岁，完全是晚一辈的人。周小舟是搞学生运动出身，曾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典型的文人干部；而彭德怀是典型的武将干部，两人在性格上相差很远，难成为好友。而且，周小舟在建国前长期担任宣传工作，而彭德怀一直负责军事工作，两人没有工作关系；建国后，周小舟当湖南省委书记，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而彭德怀负责军队工作，两人同样没有工作关系。

当时的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如果黄克诚两次主动找彭德怀谈话，是很正常的事。而周小舟对彭德怀是相当生疏的，所以周小舟两次主动去找彭德怀谈话，就是很不正常的事了。

后来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的彭真、薄一波等人，都是刘少奇的老部下，他们和刘少奇结成一个“反党集团”，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后来和林彪一起被打倒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也都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们和林彪结成一个“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意外之处。

可是1959年和彭德怀一起被打倒的，除了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之外，张闻天和周小舟，都与彭德怀几乎没有私人关系。他们为什么会和彭德怀结成一个“军事俱乐部”呢？这是比较不寻常的。【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5）

 

彭德怀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对这次给毛泽东写信的动机，解释说：【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我7月14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

彭德怀的说法，似乎是很诚实、很中肯的。但分析历史事件，我们不能只看一个人的“言”，还要看一个人的“行”，只有言行一致，才能证明是这个人说的话是真实的；相反，如果言行不一致，那么这个人说的话的真实性，就要打折扣了。

彭德怀说：“我对那些‘左’的现象非常忧虑，给毛泽东写信是为了尽早地纠正那些问题。”按照彭德怀的“说法”，他对当时的形势发展非常忧虑，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为了尽早解决问题，所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纵观彭德怀的“做法”，却看不出他有这样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前面提到过，彭德怀早在1958年底到湖南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左’的现象很严重，有位老红军还给彭德怀写了纸条，期望他为人民“鼓与呼”。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在这期间中央召开过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彭德怀也都参加了。如果彭德怀真的对形势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真的为了尽早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尽早把问题提出来，为人民“鼓与呼”。

可是彭德怀在这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没有为人民“鼓与呼”。由彭德怀的行动可见，彭德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看不出像自己说的那样：“对形势非常忧虑”。

 

进一步看，就是这次庐山会议，彭德怀原本也是不准备参加的，只是受到了别人敦促之后，他才山上来开会。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由于出国的疲劳，彭德怀原不准备上山开会，后来还是黄克诚的敦促，他才上山的。】

如果彭德怀心里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他就应该急着到庐山来开会，不应该错过这次中央会议的机会。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也说明他心里没有“紧迫感和责任感”。

再者，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庐山会议的理由是什么呢？据李锐说，是因为“出国的疲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比，个人的“出国的疲劳”能算得了什么？如果彭德怀仅仅是因为“出国的疲劳”，就放弃了尽快解决问题的机会，辜负为人民“鼓与呼”的期待，那岂不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这不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吗？

 

不过按照黄克诚的说法，彭德怀原本不准备参加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出国的疲劳”，而是因为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过去我对我兄弟也是这样。】

据黄克诚回忆说：1959年6月底接到上庐山开会通知后，彭德怀不想去，准备自己留在京值班，让黄克诚代替他去庐山开会。可是黄克诚不同意，他认为彭德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面又指名通知彭德怀去参加会议，所以黄克诚极力劝说彭德怀去开会了。

如果彭德怀因为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就甩脾气，发牢骚，不参加会议了，这也是个人利益第一，把个人的荣辱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至上，这也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的表现。这样看来，后来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是“个人英雄主义”，似乎并没有错。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彭德怀的“言”和“行”是不一致的。彭德怀嘴上说“对形势非常忧虑”，“为了尽早解决问题”，但从彭德怀的行动来看，却看不出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

另外，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行动，也看不出他有特别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庐山会议从7月2日召开，预计7月16日结束。如果彭德怀心里有紧迫感和责任感，那么在庐山会议一开始，他就应该急着给在毛泽东写信，尽早解决问题。可是彭德怀一直拖到7月14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给毛泽东写信。而且，彭德怀对“是不是应该写信”这件事本身，也一直很犹豫，直到最后才决定写信。这些事也说明彭德怀心里不急，他在观望，看时机。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就在7月12日下午，彭德怀还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觉得写信不易，还是当面谈谈算了。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这时传说会议可能几天内结束，于是彭德怀决心还是写信。】

李锐说本来彭德怀想找毛泽东面谈，可是毛泽东正在睡觉，所以“没有谈成”。李锐这种叙述的言外之意，是把彭德怀与毛泽东“没有谈成”的原因，解释为毛泽东在睡觉，把责任推到了毛泽东身上，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毛泽东是个大忙人，想要找他谈话的人很多，不可能是什么人都可以一推门进来，就找毛泽东谈话。要找毛泽东谈话，应该先跟毛泽东的秘书联系，约好毛泽东有空的时间，再去跟毛泽东的谈话，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央的高官们都要遵守这个规定。可是彭德怀不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去找他谈话，这本身就是违规的。

彭德怀没有事先跟毛泽东约时间，就直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赶上毛泽东在睡觉，这并不是毛泽东的责任。如果彭德怀真的想要跟毛泽东谈，那么彭德怀应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我想跟主席谈话。请你转告主席，等他有空时叫我过来谈话。”

或者彭德怀也可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等主席睡醒了，你打个电话给我，我过来找主席谈话。”但彭德怀这样的话也没有说，就走了，不谈了。这能说是毛泽东的责任吗？

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的秘书约时间，想要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不理睬他，那么这是毛泽东的责任。可是彭德怀并没有这么做，所以彭德怀和毛泽东“没有谈成”，就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了，而是彭德怀自己的责任了。

然而，李锐却还要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把毛泽东描绘成高高在上的傲慢脾气。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记得1958年4月从武昌到广州开会时，当夜我同彭德怀住在一起，在广州又同住一层楼。彭德怀除同我谈过平江起义的情况，想专门写战史这些事外，还谈到在江西时，同毛泽东一起生活时的如何随便，说：“有事就到他屋里去，如果他还睡在床上，把被窝一揭就是了。”于是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

李锐写书时，彭德怀早已去世，所以是不是彭德怀真的对李锐说过这样的话，是“死无对证”之事。就算彭德怀真的这么对李锐说过，这也不能成为毛泽东胜利以后，变“骄傲”了，不再平易近人的证据。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只是一支小部队的领导人，没有太多事情，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不多，所以彭德怀可以“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现在，毛泽东已经变成几亿人口大国的国家领导人，事情非常多，想要找毛泽东谈话的人也非常多。如果人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有事就到毛泽东屋里去，把被窝一揭”，那么毛泽东根本就无法睡觉了。

找国家领导人谈话，要通过秘书预约时间，这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所以，毛泽东的身份变成国家领导人之后，不可能随便去见他了，这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能只有毛泽东是这样，别的国家领导人不是这样。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人们可以随便“有事就到他屋里去，把被窝一揭”？

 

因此，李锐说【彭德怀慨叹道：“现在可不行了”】，这种慨叹是毫无道理的。假如毛泽东对彭德怀这样的老战友，给予特别的优惠，别人要见毛泽东，需要跟秘书约时间；唯独彭德怀见毛泽东，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那么，彭德怀就有了别人没有的“特权”，同时这也成为毛泽东做事“不公平”的体现。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事是公平的。不论官员的级别高低，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秘书约时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去。就是刘少奇、林彪这样的“亲密战友”，也跟别的小官一样，需要通报之后，才能进去见毛泽东。这种做法，体现了毛泽东对部下“一律平等”的公平，难道不值得提倡吗？【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6）

 

促成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周小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期间，7月5日和12日，周小舟两次找彭德怀谈话，对彭德怀的写信，起到了促进作用。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说：【周小舟和彭德怀的第二次谈话，是7月12日上午，也就是毛泽东找我们三人谈话后的第二天。周小舟希望彭德怀能去找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我想写一封信。”】

【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整理充实，就很好了。”】

【彭德怀欣然同意，还对小舟说：“你当了我的参谋。”】

 

分析李锐上面这段记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彭德怀初上庐山时，还没有决定要写信，也没有准备跟毛泽东谈话。彭德怀当初是想通过小组发言，把问题“挑”出来。

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似乎是故意说了不少大胆“有刺”的发言，把当前的问题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彭德怀本以为他的这种“大胆”发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小组的热烈争论。但结果却让彭德怀失望了，西北小组的人对彭德怀的大胆发言，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大家对彭德怀的发言，没有表示出“兴趣”。

更有甚者，西北小组负责会务的人员，在编纂《小组简报》时，或许是出于好意，把彭德怀的尖锐发言全都删掉了（直到后来揭批彭德怀，这些人才把彭德怀的小组发言作补充整理，重新完整地印发出来，成为彭德怀“向党进攻”的证据）。这样一来，彭德怀的大胆发言，就像是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了。

在此情况下，彭德怀才想到用给毛泽东写信的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因此，李锐引述彭德怀这样说：“有些意见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我想写一封信。”

这里，彭德怀说出自己写信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他的意见在《简报》上没有登，所以想到了写信。

对于彭德怀写信，周小舟是很赞成的。周小舟说：“将那些发言加以整理充实，就很好了。”这就意味着，周小舟是赞成彭德怀说那些“带刺”的，指向毛泽东的大胆“发言”。

彭德怀很高兴周小舟支持自己写信的做法，对周小舟说：“你当了我的参谋。”

 

上面的材料还可以看出，彭德怀决定写信，是在7月12日。周小舟本来建议彭德怀去找毛泽东谈话，彭德怀却说：“怕谈不好”。这时彭德怀自己决定要写信，说：“因此我想写一封信。”

后来黄克诚上庐山后，很不同意彭德怀写信的做法，对彭德怀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写得不怎么样，有刺。有意见当面提嘛，写信干什么？”

据说周恩来曾对黄克诚说：“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７月14号以前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黄克诚是个典型的军人，并没有多少敏锐的政治觉悟。但黄克诚也本能地感觉到：“写信”的方式不合适。本来周小舟也只是建议彭德怀找毛泽东谈谈，并没有建议彭德怀的写信。可是，在彭德怀提出“写信”后，周小舟这个书生，却不如黄克诚这个军人有政治眼力，他不仅没有反对彭德怀写信，反而是大力支持。这样，周小舟不仅坑了彭德怀，也坑了自己。

有人说黄克诚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可是周小舟与彭德怀并无深交，也无工作关系，那么为什么周小舟要两次去找彭德怀谈话呢？这件事有些不寻常，这将放在后面分析。这里先看彭德怀写信的过程。

 

《毛泽东与彭德怀》（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这样记述说：【这时，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便想尽快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7月13日中午吃完饭后，彭德怀叫来军事参谋王承光，随手拿起桌上已写好的几页提纲对王承光说：“过两天就要散会了，好多问题都没有怎么讨论，那么多严重问题，由于会议存在‘护短’的现象，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会议开得平平淡淡，实在没味道。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反映情况，请你帮帮忙。”】

【王承光怕一个人写不好，提出：“是否从北京召来一个秘书一起写？”】

【彭德怀不假思索地说：“不用了，我来说，你来记，抓紧时间整理出来。”】

【为写这封信，彭德怀放弃了午休，与王承光两人赶紧加班写。写的过程中，由彭德怀系统口授内容，王承光记录整理，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加以修改，交王承光誊写。经过几次反复，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于7月14日下午写好抄正后，于当天下午5点多钟送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这就是触发了党内空前政治风暴的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要过程。后来彭德怀受到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工夫写成的。】【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7）

 

 

据《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记述：【1959年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信送出去以后，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彭德怀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由这些材料可见，彭德怀本来是不准备写信的，只是因为他的发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才想到写信。因此，彭德怀说：“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想给主席写封信。”

而且，彭德怀信中写‘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样的话，自己也觉得重了一点，但他似乎是“故意”要这么写，意在“刺”一下毛泽东。特别是，彭德怀事先已经预计到，这封信如果印发的话，“会伤一些人”。彭德怀说的这个意思，一下子不容易理解的，将在后面分析。

 

上述彭德怀说的这些话，是后来批彭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出来的，编入了《庐山会议资料》。李锐写书时，当然应该是看过这些资料的，可是李锐却把彭德怀说的这些重要的话，偏偏略去不提。因为彭德怀的这些话，对于那种主张“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根据上述彭德怀的话，彭德怀在把信发出去之后，就估计到他的信可能被印发到大会，他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7月17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大会时，毛泽东没有做任何表态，彭德怀当时也没有对印发他的信提出异议。可是在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做了批评性的发言之后，彭德怀在散会后，却向毛泽东提出了异议。

7月23日散会后，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这就是“彭德怀是写给毛泽东个人的私信”的说法的来由。

后来不少人批评毛泽东不该把彭德怀的“私信”公开出去，但这些人都有意无意的地回避了上述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话。因为彭德怀本人的话，正好否认了所谓“私信”的说法。

 

彭德怀的信，是属于不该公开的“私信”吗？中共高官给毛泽东写信，本来是很多的，绝不算什么新闻。高官给毛泽东写信，主要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汇报工作”的信，汇报自己主管工作领域的事情；第二种是“告状诉冤”的信，上告对某些人的不满，申诉自己的冤屈。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汇报工作”信，只要不牵扯到有关军事部署、国防建设等国家机密问题的信，毛泽东是尽量公开的。毛泽东这样做，有两种用意：第一个用意，是杜绝一些影响党内团结的“无益猜想”。如果毛泽东不公开某个高官的来信，其他高官就会猜想：他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是不是毛泽东特别宠幸他？

第二个用意是不想与某个高官建立某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把高官的信公开出来，同时也是说明：我和你没有特殊关系，只是工作关系而已。而且，毛泽东把某个高官的信公开出来，也是向其他高官表明：给毛泽东写私信，不能成为对毛泽东“吹牛拍马”，跟毛泽东“拉拢感情”的特殊渠道。

这样一来，没有特别的事情，高官们也就不会给毛泽东轻易写私信了，因为写私信没有特别的好处，收不到特殊的效果。这对于“一碗水端平”，处理好人事关系，搞好党内团结是重要的。

 

第二种情形的“告状诉冤”信，很多情况的确是不易公开的，因为信中直接提到某个人或某些人，公开出来影响不好。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把高官写给他的“告状信”公开过。当然，对于地方的小官和群众写来的告状信，毛泽东却是酌情公开的。比如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印发公开了一个名叫“李云仲”的小官写给他本人的“私信”。

李云仲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副局长的级别到了地方上，算是相当大的官了；可是在北京城，这只算是一个芝麻官而已。1959年6月9日，李云仲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2万多字的长信，信的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李云仲的信是直接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而且信里说得很清楚，这封信是供毛泽东“参考”的。这种说法，与彭德怀的信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人指责毛泽东，不应该公开李云仲的这封“私信”。李云仲的信主要是揭露黑暗面，其说法比彭德怀的信激烈得多。

李云仲在信中说：【（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因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办水利……；第二，以钢为纲……；第三，人民公社……；第四，建设项目……；第五，职工增加……。】

【（二）主观主义在一些工作领域畅行无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形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很浓厚，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毛泽东在7月26日，印发李云仲的信同时，做长篇批示说：【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他做出结论：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级上告。】

【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关于李云仲的这封信，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这样写道：【从李云仲的一封信及毛泽东对此信的批示（尽管这个批示是发动批判彭德怀以后写的），就在当时也可感到：庐山会议本身和毛泽东本人思想的发展（两者密不可分），是多么矛盾，多么不可理解啊！】

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批示，真的像李锐说的那样：“多么矛盾，多么不可理解”吗？其实毛泽东的批示说得很清楚：（一）李云仲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李云仲提意见的动机是端正的。毛泽东说：“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

一个人提意见的动机良好，但观点不正确，这是很正常的事，很容易理解的。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批示，不过也是这样的观点。这有什么“矛盾”之处？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再来对照彭德怀的信，与李云仲的信区别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一）彭德怀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点与李云仲的信是一样的；（二）彭德怀提意见的动机，是别有用心。彭德怀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打倒他的真正原因，关键问题是在动机，也就是“别有用心”上。

当然，对彭德怀是不是“别有用心”这个问题，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做出结论，他要继续观察一下。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后，7月15日，毛泽东没有什么动静，似乎是在思考；7月16日，毛泽东才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出去，但没有做任何评论。

据《毛泽东年谱》记述：【7月14日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7月16日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从《毛泽东年谱》可知，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毛泽东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7月16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这3名政治局常委开会。但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评论彭德怀的信，也没有提出“反右”，而是继续坚持“纠左”。毛泽东甚至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这样的说法，似乎是在支持彭德怀的信。

7月16日，第二次毛泽东召集杨尚昆等分组的组长开会，继续坚持“纠左”的立场，毛泽东说：“我准备和那些‘左派’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依然还是“纠左”的立场。

毛泽东的立场的突变，是在7月23日。毛泽东这天召开全体大会，一反“纠左”的立场，开始强调“反右”了。是什么原因造成毛泽东立场的突变呢？【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8）

 

 

前面说过，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写信提意见，有四大疑惑：

第一个疑惑：彭德怀与苏联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疑惑：彭德怀有意见，为什么不早提？而要在这个时间提？

第三个疑惑：彭德怀与张闻天这两个素无交情的人，为什么会联手起来提意见？

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他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前三个疑惑，前面的文章基本上提到了，这里重点说一下第四个“疑惑”。

彭德怀的信里“有刺”，这点彭德怀自己也承认，并认为：“刺一下主席有好处。”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彭德怀发过来的这种“刺”，并没有什么好处。

进一步，毛泽东必然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彭德怀的这封向自己投“刺”的信，是彭德怀向自己发难的“开始”？还是向自己发难的“结束”。

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到此为止”，今后不再向自己发难了，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不妨宽松一些；可是如果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发难的“开始”，今后还要继续不停地向自己发难，那么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办法，肯定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了。

 

关于“发难”这个问题，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组织的领导人，是有很大权力的，特别是有权对组织里的人进行“惩处”。例如一个公司的老总，他是“公司”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公司规章的职工，对有可能危害到公司利益的职工，进行降职、降工资、罚款、开除等处罚，这与国家的“法律”无关。

比如一个高级经理，虽然没有违反国法，只要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老总就可以撤销他高级经理的职务，对他进行降职和降薪的处理，这样的做法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是“中共”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他有权对违反党规的党员进行“惩处”，也有权对有可能危害到党的利益的党员进行“惩处”，轻则降职和降薪，重则开除出党，这样的做法也是毫无问题的，这就领导人的特权，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所谓“打倒”，其实也就是降职和降薪的处分，这只是一种“党纪”处分，并不是“国法”的处分。

“党纪”处分和“国法”处分的最大不同点之一，是前者要追溯历史，后者不追溯历史，只是就事论事。比如一个皮鞋厂的工人张三，把皮鞋的号码打错了。如果张三是第一次、第二次打错号码，那么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第三次、第四次打错号码，那么就要实施扣工资罚款的处分；如果是第十次打错号码，那么公司老总追溯张三犯了10次错误，就要对张三进行开除处分了。

相反，法律是不追溯历史的。比如张三开车撞坏了别人的车，对张三的处罚，也仅局限在这一次的事故。虽说张三过去曾有10次撞坏过别人的车，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加重对张三处罚的理由。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批评毛泽东喜欢“翻老账”，批判彭德怀时，又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这种看法，有“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党纪”与“国法”的区别。

进行“党纪”处理，就是要“翻老账”，新帐旧账一起算。比如上面皮鞋厂开除张三的例子，就是一种追溯历史的处分。张三打错一次号码的错误，并不成为开除的理由；但追溯历史，把张三过去10次错误累加起来，就可以构成开除的理由了。如果张三对别人说：“我只是因为打错了号码，就被开除了。”很多人会同情他；但如果人们知道张三是因为10次打错号码被开除，同情他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翻老账”，也是要向大家声明一个问题：如果彭德怀过去没有犯过错误，只是现在这一次的错误，也不会对彭德怀做这么重的处罚；可是追溯到彭德怀过去曾多次犯错误，这次是新帐旧账一起算，所以就要加重处罚了。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党纪”处分时，“翻老账”是必不可少的。犯一次、两次错误，可以容忍，如果再第三次、第四次地犯错误，就不能容忍了。

 

这里再回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第四个疑惑：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还是提意见的“结束”？

在7月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毛泽东一直“按兵不动”，他在观察彭德怀和其他人的动静。7月21日，张闻天做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接着彭德怀的话题，继续“提意见”。

这时候，毛泽东做出了判断：彭德怀的这封信，是提意见的“开始”，而不是提意见的“结束”。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会认为：“自己如果不反击的话，彭德怀等人还将继续进行发难。”因此，在7月23日，毛泽东停止了“按兵不动”的静观，开始向彭德怀等人反击了。

可以说，张闻天7月21日的发言，是促成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批彭德怀的一个要因。张闻天的发言使毛泽东感到，彭德怀写信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一个小团体的行动；并且，彭德怀的这封信，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标志着他们对自己发难的“开始”。

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的立场自然也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纠左”，开始强调“反右”了。【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29）

7月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印发大会之后，并没有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表态，只是让大家讨论。不仅是毛泽东，党内的第二把手和第三把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表态”。既然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没有表态，其他高官也更不便“表态”了。因为彭德怀的地位高于绝大多数高官，人们对自己的上级当然是不便表态的，所以人们对彭德怀的信只是“就事论事”，或者干脆“不论事”。

高官们说的话都很圆滑，一方面肯定彭德怀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认为一些提法不够确切，比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等。据彭德怀在庐山的日记中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办印发到会同志，7月22日各组经过6天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7月17日晚，毛泽东再次找周小舟、李锐等人谈话。其实此时毛泽东并未察觉周小舟等人与彭德怀有特殊关系，周小舟与彭德怀的特殊关系，是后来才揭发出来的。当时毛泽东找周小舟等人谈话，可能是考虑到周小舟比较敢讲话，不是那种一味迎合奉承的人，毛泽东认为从他那里或许可以听到一些别的官员不敢反映的实情。比如在上次的谈话中，周小舟敢对毛泽东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样的话，毛泽东欣赏这一点。

关于这次谈话，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述道：【如果要说得形象一些，当时庐山会议的形势，正是密云不雨，气压很低；或者如每天常见的窗外景观：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17日下午5点到夜10点，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我5个人去谈话。胡乔木与田家英不消说，在毛泽东身边已十多年，其他3人，应当说，当时也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或看重的。】

 

李锐说得不错，上述这5个人，都是毛泽东的秘书或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因此，他们受到毛泽东“信任”或“看重”的，是理所当然的，否则毛泽东也不会让他们来当秘书。李锐继续说：【这次谈话，还是毛泽东谈得多，也谈得很融洽，最初大家还议论了他的《返韶山》、《登庐山》那两首诗，一起吃晚饭，喝茅台，还敬了酒。下面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按记录本上一条条记的（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

【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上谈了：‘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我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

【毛泽东说：“六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这是7月11日夜谈话时，我们三人的建议），使之不成体系，免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指井冈山时期），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毛泽东接着反复讲1300万吨来之不易，说：“就是不能完成，也不要如丧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成绩讲够很重要。他们（指各省头头们）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关于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关于密植这段话，是由田家英的插话引起的。1959年初，田家英在四川他舅舅的家乡蹲点，才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在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这些问题时，他受到组长李井泉的批评，以致讲不下去了。毛泽东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讲的话，但又还得维护那些最忠实地、勇敢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的威信，认为他们是身挑重担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现象与本质有时不容易看清楚。万人检查团（这是大跃进时各地流行的造声势的方法）是形式主义，不能深入了解情况，群众不会当众说真话。”】

【关于粮食产量的估计，毛泽东比7月11日夜谈的更为谨慎。毛泽东说：“真正高产的恐怕只有5%，一般水平的是95%。而我们做工作，只能立足于95%。因此，年增产30%是不大可能的。”】

【此时彭德怀信刚发出。毛泽东便从彭信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华北军委分委发的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这是7月17日，彭德怀的信刚刚印发。从这天谈话内容以及情绪来看，特别是饭桌上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应当说，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上述两封信也可为证。】

 

李锐也认为，从毛泽东那天与他们谈话的内容和气氛来看，在印发了彭德怀的信之后，毛泽东也还没有决定要发起一场反击。这时候，毛泽东还在观望，看看彭德怀到底要干什么。

李锐继续写道：【毛泽东这次找我们几个人再次谈话，关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多说，只是顺便提到洛川会议，应当说是含有深意的：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

【总之，事后细细想来，7 月17日毛泽东找我们5个人作如此长谈，而且有些话可说是“知心话”、“私房话”，其原因可能是，听到“左派”们对我们有议论，希望我们能同他一条心，照顾到各方面，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当时人们都知毛泽东找我们谈过两次话，都想探问，摸摸风向，这时我是守口如瓶的。】

 

李锐这里的评论过于高估自己了，说毛泽东“希望我们能同他一条心，以大局团结为重，这样使会议能较快圆满结束。”这几个秘书，只是毛泽东的秘书而已，在党内的地位是很低的。即使这几个秘书的态度与毛泽东“不是一条心”，也根本不会影响到会议的大局。人们试图向他们探问“摸风向”，更是“自我拔高”之谈了。

李锐继续说：【7 月16 日重新编组之后，彭德怀的信也分发下去了。从7月17 日起，开新的小组会。胡乔木、周小舟和我的发言，是很支持彭德怀的信的。下面录出的一些人的发言，对这封信，有的是明显的支持或反对的；有的没有直接表态，言内之意也好，言外之意也好，究竟是支持或反对，读者可以自加体会。】

【黄克诚是17 日上山的，19 日黄克诚在第五组发了言，没有谈彭德怀的信，他说：“同意主席讲的三句话和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

【黄克诚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在发言中，黄克诚还指出：“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

【黄克诚最后谈到缺点造成的影响：1、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的；2、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3、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赵尔陆（一机部部长）和陶鲁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都在第四组，他们21 日的发言，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后来都引起非难，受到批评。贾拓夫（在第三组）也觉得彭德怀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精神是同意的；还有万毅等人的发言也是基本同意彭德怀信的内容和精神的。】

【从7月18 日到21 日，第三组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陈正人不同意彭德怀信中“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这一点，他认为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只有小部分地区紧张，而且紧张情况正在逐步好转。虚夸现象过去是存在的，现在已大力改进了。】

【程子华认为：“认识过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许多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并非“认识过迟”。】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

【余秋里的发言中，也对彭德怀的信提了两点不同意见：第一，不同意“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这种说法。他认为，浮夸作风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点是有的，不能说是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第二，“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不能这样说。群众也的确承认我们去年的成绩了不起，群众是高兴的。】

【柯庆施 17 日的发言，根本没有对彭德怀的信正面提任何意见；李井泉也没有对彭德怀的信发表意见；22 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作了长篇发言，他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丝毫怀疑；王任重在第四组也作了发言，王任重说：“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总的说来，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彭德怀在第四组，就在7月21 日讨论到他的信时，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彭德怀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

【彭德怀说：他听说15 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

【以上扼要地记录各组讨论情况，尽管对彭德怀的信看法不一，甚或有各执一端的，但总的说是正常的发表意见，不过有了更多的、甚至较尖锐的争论。应当说，这是很好的也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当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有个“安民告示”，快点通过《议定记录》，以便下山去抓工作。会议已经开了20 天了，都想快点下山。】

【因此，导致7 月23 日毛泽东那篇讲话的原因，除开他本身的主观原因外，还有众多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当时除找我们几个人谈过话外，当然还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过话。究竟柯庆施等人怎样在毛泽东面前攻击彭德怀以及我们这些“右派”的，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上述这些传言，肯定都是或多或少讲过的。】

【在7月22日之前，毛泽东同中央常委同志，肯定没有交换过有关23 日讲话内容的意见。7 月19 日或20 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7 月 22 日下午，政治局还开会修改《议定记录》草稿。】【待续】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30）

 

周小舟和李锐，历史上与彭德怀并无关系，更算不上彭德怀集团的人。相反，周小舟和李锐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与毛泽东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果要划分派系，这两个人也应该算是毛泽东集团的人。因此，1959年庐山会议上，周小舟和李锐与彭德怀一切被打倒这件事，总是让不少人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对周小舟和李锐“不薄”啊。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背叛毛泽东，突然去投靠彭德怀，加入“军事俱乐部”呢？

不过，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考虑周小舟等人的行为，其实也并不奇怪，这就是所谓的“野心”在作怪。对于追求“仕途”当官的人，当然希望自己的官越当越大，这种“野心”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但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让自己的“野心”得以实现。

通常情况下，有职有权的所谓“实官”，都被占得满满的，并无空缺。当然还有很多有职无权的所谓“虚官”，这是具有安慰色彩的职位，当然不会有人去争抢。一旦“实官”出现了空缺，比如有人因病退官，有人犯错误被撤职，需要“补缺”的时候，各种人就纷纷出来活动了，明争暗夺这个官职。

越是高级别的官职，出现职位“空缺”的机会就越少。对于一些有“野心”的人来说，让他们在家里坐等出现“空缺”，他们是等不及的。因此，他们就试图“人为地”制造空缺，把上面的官员搞倒，自己上去“补缺”。

把某个官员搞倒的最简单办法，是向上级领导人“进谗言”，说坏话，让这个官员“失宠”而下台。但如果遇到比较英明的领导人，“进谗言”说坏话的办法就行不通了，而反过来会成为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时候，就要用更高明的办法，就是所谓的“顺势利导”，顺势坐顺风车上去。

要想“顺势利导”，首先是判断将来事情的走向。这就像买股票，要判断好股票的走向，这样押宝才能赢。对于周小舟来说，他是湖南湘潭人，不仅与毛泽东有同乡之谊，而且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年纪轻轻就当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大有继续向上蹿红的趋势。此时，周小舟需要观察和估计毛泽东下一步的走向，这样他才有可能“顺势利导”坐上顺风车。

从1958年底的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都一直强调“纠左”。因此毛泽东下一步的走向，是继续强调“反左”，这点应该是绝大部分官员都能看到的，周小舟也不会判断错。但问题是毛泽东的“纠左”，只是停留在“批评教育”阶段，还是要进一步进入“检查处分”阶段，这点周小舟就需要判断了。

 

一般所谓的“运动”，大致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批评教育”阶段，只对官员的错误进行批评教育，并不作任何行政处分；第二个是“检查处分”阶段，对官员的错误进行“检查”，然后根据错误的轻重，给予不同的行政处分，轻的警告，重的撤职。例如1943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典型地分为“批评教育”和“检查处分”两个阶段，。

一个运动，如果只有“批评教育”阶段，往往就会变成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只有通过“检查处分”，才能把运动落到实处。比如反腐运动，如果只是批评教育，肯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从1958年底，毛泽东开始发起“纠左”运动，召开了多次中央会议，一直强调“纠左”。但直到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这场“纠左”运动还只是停留在“批评教育”阶段，还没有一个高官因为“左倾错误”而被撤职处分的。当然，也是因为这场“纠左”运动没有深入到“检查处分”阶段，所以“纠左”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毛泽东认为这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官员，主观愿望是好的，所以希望通过“批评教育”来解决“左倾”问题。直到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到动用“检查处分”的手法。

 

然而这时候，党内一些人就开始有想法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希望毛泽东把“纠左”运动，推进到“检查处分”阶段，这样才会有一批高官“倒下”，出现大量空缺，这时他们就有机会来“补缺”上来了。周小舟就是这种想法的人之一，他仗着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和重用，认为一旦“倒下”一批高官，肯定是自己升官的机会来了。因此，周小舟就试图想要“推动”毛泽东，把运动推向“检查处分”的阶段，处分一批犯有“左倾错误”的高官。

周小舟通过毛泽东对他们私下谈话的态度，揣摩出毛泽东有可能把“纠左”运动推进到“检查处分”阶段，但并没有下决心。周小舟毕竟官职轻微，不便直接向毛泽东提出处分一批犯有“左倾错误”高官的建议。这时，周小舟就想到一个人：彭德怀。周小舟知道彭德怀是敢于提意见的，所以周小舟就想鼓动彭德怀去找毛泽东谈谈，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把“纠左”运动推进到“检查处分”阶段。

周小舟鼓动彭德怀找毛泽东谈话的动机，可以说是出于某种“野心”。所以，彭德怀写信的目的，也在于要追究“左倾错误”的责任，要处分一批高官。因此，彭德怀在写信之后，对自己身边的人说：“我这封信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彭德怀所谓的“伤一些人”，就是让一些高官丢官。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在结尾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彭德怀这里是“正话反说”，他故意说“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其实目的就是要“追究个人责任”。如果不追究个人责任，那么彭德怀的信，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思想教育”毛泽东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彭德怀的这封信，“向上”要追究到毛泽东的责任，“向下”要追究一批高官的责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