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令人望而生畏的外交部长维奇斯拉夫·莫洛托夫曾经警告一位美国谈判看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很难对付，那么，你等着对付周恩来吧！"但当我们和周恩来接触后，发现他并不是莫洛托夫所说的那种毫不妥协的谈判者。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把我们看作意识形态的敌人：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中国人，他又懂得他需要我们。
，，，
在谈判中，我感到要求周思来突然放弃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外交立场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懂得，他是一位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对基辛格说过："舵手必须顺水行船。"
，，，
我知道，周思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又不会明确表态。果然，他以一种特有的微妙姿态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变了话题，对我的看法不作任何评论。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清楚周恩来的沉默正是表示首肯。
除了共进午餐、晚宴和其它公开活动之外，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中，我与周思来会晤了十五个小时以上。他有四个特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精力充沛；准备充分；谈判中显示出高超的技巧；在压力下表现得泰然自若。
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但七十三岁的周思来却始终反应敏捷，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从不离开正在讨论的议题，从不延宕时间影响讨论，也不要求休息。如果在下午的会议上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措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它。第二天早晨，他看起来就好象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的问题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感，使他永葆青春。
他和我见过的其他领袖一样，事先为会谈作了充分准备，只是在碰到高度技术性的细节问题时，才回过头问一下助手。
基辛格曾经对我说过，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将会使我感到吃惊。他说对了。我们的会谈既涉及象征性的问题，也涉及实质性的问题。我会见毛泽东之后，和周思来坐下来进行第一轮会谈。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象征性问题，十分巧妙地试探我的意图，以便摸清我这次来中国是否放弃了自己过去强烈地坚持的观点。
，，，，
周思来是强硬和不肯让步的，但在弭合中美两国的分歧方面，他又是灵活的。在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那一段，中美之间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不愿抛弃台湾，也不能抛弃台湾：周思来则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
他想利用中美联合公报来肯定中国的这一要求。中美公报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基辛格和周恩来。双方终于达成一项折衷的协议，即双方都用心平气和的词句在公报中阐述各自的立常总是着眼于首要问题的周恩来懂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与台湾问题相比，显然重要得多了。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可笑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1976年我重访中国时，特意向周恩来夫人谈到她的丈夫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他总是那样坚定不移而又彬彬有礼，他在"手里有牌"的时候，说话的声音反而更加柔和了。
周的沉着冷静，我认为主要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经历，但也反映出他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周恩来从来没觉得有必要象苏联领导人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在他的助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大丈夫气概。
周思来的谈话不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丰富多彩，但他在谈到某些问题时，有时也有相当生动的想象力。当我们坐车从机场前往北京市内的宾馆时，他言简意赅地说："您从大洋波岸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有联系了。"
周恩来擅长写诗，有时用诗来表达他的感触。在谈到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时，他希望我能获胜，并提起毛泽东写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词，说："在这首词中，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周思来继续说，"这一次您开了头，但您可能看不到它的最后胜利。不过，我们将欢迎您再次来访问。"
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时，周恩来再次引证诗词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在您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您是冒着一定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之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才，在伟大的领袖们中也是不常见的。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在中国内战期间，周恩来与国民党人和美国调停者之间的谈判，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拖延战术为红军力量的壮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装出愿意进行妥协的姿态，使蒋介石的美国担保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思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则可能是我们。" 这个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却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之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二人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 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不过，当毛泽东在场的时候，周思来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这也许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明白：觊觎毛泽东的宝座是极其危险的。
这并不等于说，毛、周二人的合作缺乏相互信任和尊重。
毛泽东从来没有当众赞扬部下的习惯。但有件事可以说明毛、周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文化大革命中，一群红卫兵给周恩来贴上了"资产阶级腐朽的代理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标签，要求斗争周恩来。对红卫兵的要求，据说毛泽东这样回答："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挨斗吧。" （其实毛原话是：我去陪他 陪斗 - 余下小注）九年之后，当周恩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时，长期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到医院同他一起度过了他弥留的时刻。当时，除了照料周恩来的医生之外，毛泽东是与周恩来最后诀别的人。（此段大概不确切-余下小注）
这两位中国二十世纪的伟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于1972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中美恢复关系取得胜利时达到了顶点。
在周恩来陪同我走进陈设着大批书籍的毛泽东的书房时，我想起了动身来北京之前几天在白宫一次晚餐上，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曾对我说："您将与一位巨人打交道，但他是一位面对死神的巨人。" 毛泽东和我见面之后，我和他没有进行谈判，他是在试探我的想法，我也在试探他的想法。他想知道我的全球观点是否和他的观点一致。他很想辨明美国的富裕是否已使美国人变得软弱无力，以及我们在越南遇到的麻烦是否已使我们元气大伤。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虚弱。在我进屋时，他的秘书扶他站立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的话不能说得很清楚。后来周恩来告诉我，这是由于他患支气管炎之故。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病的后遗症。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但病容使他脸呈蜡色。他的脸是慈祥的，但又是缺乏表情的。他的眼神有些茫然，但又是锐敏的。他的手看起来不象老人的手，并不僵硬，而且皮肤柔软。然而，由于年岁已高，他的精力显然不济了。原先中国方面安排我和毛泽东的会见仅约十五分钟。后来由于毛泽东被我们讨论的话题吸引住了，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我注意到，由于毛泽东开始感到疲倦，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表。
这两个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周恩来的外貌、言行和举止，表现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文化素养的、雍容大度的外交家。毛泽东则是一位健壮的、朴实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他是中国的主席，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被公认为领袖。
周恩来则是最高的行政官员。
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约，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在小型的会议上会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大演说家这样做，那只能招致失败。（此处，老尼迂腐了，没见过不知道毛爷几十年来一贯的演讲演说蛊惑煽动风采 - 余下小注）
即使在谈论严肃的问题时，毛泽东也喜欢发出令人骇异的话语。他开怀大笑说，"在您上次的竞选中，我投了您一票。"我说，那您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径吧。他高兴地回答说，"我喜欢右派。人们说你们是右派——共和党站在右的一边，还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随便说出了戴高乐的名字。毛泽东表示异议，说，"戴高乐是另外一回事。"他接着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的。比较起来，我喜欢这些右的人掌权。"
，，，
毛泽东常用自谦之词来委婉地说明他的观点。我和毛泽东开始会谈之前，当摄影师在拍照时，我们进行着轻松的交谈。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经指定他的学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回答说，"我的这些著作算不了什么。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教益。"我说：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回答道："我一直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我顶多只能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而已。"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象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 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由于帕金森氏病（肢体振颤-余下小注）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的、步履瞒珊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象晚年的邱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上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象周思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象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剩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与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说："你想把我们污蔑为秦始皇、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望尘莫及的。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毛泽东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毛泽东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毛泽东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共产党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毛泽东："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共产党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蒋介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包括他的衣着，办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泽东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泽东准是不及格的。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泽东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貌看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毛泽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
周恩来在历史上的功绩就难于评说了。在内战期间，他对共产党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之后，周思来不过是毛泽东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毛泽东在政策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思来的努力屡遭挫败。
周思来还试图把共产党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给中国社会注入贝克所说的"毋需用钱买来的优雅生活"。周恩来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
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外交上，周恩来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引导着一个潜在的能力远远大于其现有实力的国家。但是，他从未利用过任何机会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我又见到了他的遗孀。我对邓颖超说，不需要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周恩来，因为历史学家将会把他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所作所为当作他的遗嘱，以证明他的伟大。当时，我试图概括周思来非凡的经历，说："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东西更有意义。"
在我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们两人几乎都提到他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余下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一再提到年龄问题，使我感觉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
他们两人的苦恼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们的眼界和使命却不相同。
在他们的最后年月里，这两人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据说，在周恩来的晚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帮派要迫使周恩来下台，这可能还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周恩来预料毛泽东死后可能会出现权力之争，因此，他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毛泽东的晚年则是在一种预想不到的、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中度过的，并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一段时期里，毛泽东支持温和的讲究实际的派别；但时过不久，他又变得不耐烦了，联合起极左分子，发动另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几个月内，这两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周恩来的政策在身后得到了继承，毛泽东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毛泽东主义。
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
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中共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共产党人行事。如果他们确实能够这样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无需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担心东方的美国。拥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资源的中国，不仅将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
http://www.kanunu8.com/book3/7879/173190.html?
http://www.99lib.net/book/326/1275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