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七二〇事件” -- 1967-7-20 武汉。
毛泽东于14日夜9时许抵达武汉， 于21日临晨4时许 飞离武汉，于5时许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在汉期间 毛泽东会见了 陈再道 钟汉华 及文革等要员
没有接见任何派别组织的任何人，更没有会见工人群众。
有人说： 7-20事件是武汉兵变，若工人群众冲入毛驻跸的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毛就可能有不测（生死）
洒家看来： 即使被工人团团围住，也不会有任何人加害毛泽东的。
其实 群众根本不知道 毛在梅岭一号， 所以 梅岭一号毫无风吹草动， 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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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14日凌晨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驰去。
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
地上有前驱车、主车、后卫三列火车；还调来了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飞机，
另有四架“米8”飞短途；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
14日晚9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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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飞离武汉 1967年7月20日下午，一架伊尔18飞机满载110名中央警卫团的武装战士，从北京直飞紧急中的汉口。
总共有三架伊尔18成纵队前后跟着飞行。周恩来总理坐的飞机为前锋，其余两架紧跟在后飞行。
飞机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时，接到北京的命令，令他们改降离汉口六十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
原计划飞机是到汉口王家墩机场降落。
周恩来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
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专机改飞山坡机场。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周恩来向各机组的人招了招手，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
荷枪实弹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则仍在机上。周恩来向大家下达命令：“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
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总理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他几易车船。先坐汽车，后换小船，由长江进入汉江，
然后上岸，又换乘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东湖宾馆花园一号。
周恩来安全到达东湖宾馆后，下令停在山坡机场的飞机飞到汉口王家墩机场。
十几分钟后，三架飞机在王家墩机场着陆。
此时，机场上还停放着另一架由潘景寅驾驶的伊尔18，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专机。
周恩来到达百花一号，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然后驱车去见毛泽东。
“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
毛泽东还是摆手：“我那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
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 多年久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主席从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4点钟，飞机起飞。
驾驶员们见到毛主席上了飞机，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保证主席的安全，
是他们这次飞行的重任，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毛泽东由余立金陪同，坐在原由潘景寅驾驶的那架专机上，飞机由毛泽东专机机长王进忠驾驶。
余立金命令：“到虹桥机场！” 此时，机组的人员才知道毛主席要去上海。
王进忠松开刹车，沿着滑行道向跑道滑去，同时急忙用无线电通知后面两架飞机去上海。
机舱里静静的，各自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突然，一个颤抖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主席！”
随着这一叫声，几颗脑袋同时转了180度，他们见到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挺立在他们身边。
毛泽东抬起一只大手，扬了扬：“同志们都好！” “主席您好！” “到上海要多长时间呀？” “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到。”
李克菲代表机组的同志作了回答。 “那么，现在飞多大速度呢？” “每小时800公里。” “那很好。”
大概怕影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不再说话。 毛泽东回到客舱，半躺半坐侧身歪在床上，
脸冲着机壁，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是累了？还是...... 飞机载着毛泽东稳稳降落在虹桥机场。
毛泽东从沉思默想中晃醒。毛泽东走下飞机后，转回身，用眼睛搜寻着机组的同志。
机组的同志走了过来，毛泽东跟他们一一握了手。他摇着王进忠的手高兴地大声说：
“还是飞机快呀，比火车快多了嘛！什么时候火车也能有飞机的长腿就好啦。”
毛泽东依然是那么幽默和风趣。 在紧接着的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几个月里，
虽然飞机一直跟随毛泽东由上海赴杭州，又到南昌、长沙、汉口、郑州、济南，毛泽东没有再坐飞机。
在杭州、南昌时，毛泽东就住在停靠机场内的专列上。
这一次，大概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不寻常的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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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汉兵变"真相:毛泽东遇险 凌晨悄悄撤离
2016-07-25 11:46:29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67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与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险情
1967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6月以后，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有些造反派组织甚至从解放军的武器库中抢夺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等重武器。但毛泽东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抱着“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的态度，并且想亲自到比较乱的中南地区去看看，继续做军队的思想教育工作，把混乱的局面扭转过来。
7月1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看到人都到齐了，毛泽东开始讲话。他神态从容，说话不慌不忙。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扫视了一下全厅，接着说：“已经7月份了，我准备到下面走一走，去武汉长江里游泳。”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有人说：“主席，你要游泳，不一定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呀！”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其实，他早已下决心出去走一走了，到武汉游泳是次要的，看看全国的形势却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搞得对不对，群众拥不拥护？毛泽东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他把脸转向在座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满怀信心地说：“没有关系的，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会后，周恩来把杨成武叫到一边，叮嘱道：“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人身安全，天天要与我联系。”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便提出自己先行，到武汉打前站，毛泽东欣然同意。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正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去！”当晚，周恩来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等先飞往武汉，为毛泽东的到达做出妥善安排。
武汉地处中部，是连接大江南北的要冲，一向对全国形势有辐射作用。现今，“文化大革命”进入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如果能把武汉治理好，使它由动荡走向稳定，无疑对全国会有示范作用。如何解决武汉的问题？毛泽东早有腹稿，首要的一着是：陈再道是一员武将，没有历史问题，解决武汉的问题，必然依靠陈再道。
7月14日凌晨3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夜幕中缓缓启动了，沿着祖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线向南驰去。
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泽东安全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天上、地上、水上都作了周密安排。地上有前驱、主车、后卫3列火车；空中调来了4架“伊尔—18”、2架“子爵”、2架“伊尔—14”飞机，另有4架“米—8”直升机飞短途；水上从东海舰队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这次南巡中，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与毛泽东的主车厢仅一门之隔。
当晚9时零8分，专列抵达华中重镇武汉。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这时，整个车站已经被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警卫部队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
毛泽东在杨成武、汪东兴护卫下走下专列。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站台上赫然张贴的“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等大标语。毛泽东看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
陈再道曾是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司令员，性情耿直，办事果断。2月间，周恩来曾把他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3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尤其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注意。4月6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4月16日，江青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一来，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号称拥有120万人。“百万雄师”人员由各基层单位抽调，以基层民兵、党团员、基层干部和退伍军人组成。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武汉地区的这两大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
7月14日中午，谢富治等从成都赶到武汉，同行的还有北航“红旗”的4个造反派头头。原来，周恩来动身来武汉之前，给在成都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到武汉，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没让也在成都的王力一同前来。王力听到这一消息后，便连夜同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通了电话。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后，由王力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来到武汉。谢、王到武汉后，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造反派的行为表示支持。北京来人的消息迅速传开，湖北中医学院群众组织“红三司”也刷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
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内幕”，与大家握手后便走上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稍顷，一列车队在公安部门的护送下，缓缓驶出火车站，奔向东湖宾馆。
毛泽东入住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余立金住在百花二号。为了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住下。
周恩来亲自为毛泽东打前站，既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也想借机会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希望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地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这对解决好其他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无疑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到达武汉的当晚，周恩来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到百花一号，叫他们做好汇报的准备，并告诉他们：“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因为主席在我临行前就对我讲过，‘走，到武汉，保陈再道去！’……”陈再道和钟汉华表示一定如实汇报情况，听从党中央作出的一切决定。
这时，周恩来得悉谢富治等到访过湖北大学，接触到造反派学生，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
酷热的气候、喧嚣的噪音，笼罩着武汉。幽静的东湖宾馆也在热流的袭击下，变得有些燥热。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警卫队长陈长江安排完警戒之后，就跟着杨成武等人开始为毛泽东即将再次畅游长江做准备，带领数人下到长江里试水，检查下水和上岸的地点，还对将要使用的船只的性能和其他设施等也做了试验和检查，看它们是否完好和适用。
7月16日上午，杨成武来到梅岭一号，对毛泽东说：“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毛泽东正热得淌汗，轻轻摇着纸扇，不无抱怨：“一整年了呀！又出什么事？”杨成武说：“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原来，杨成武前一天下午查看长江水情时，被红卫兵认了出来，杨成武就用这个理由，劝毛泽东晚些时候再游长江：“主席，连我都一下子被认出来了，如果您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还是推后几天吧？”
喜爱游泳的毛泽东了解到目前的形势，显得无可奈何，他问：“要推后几天？”杨成武想了想，说：“或许要一个星期。”可是一星期后的情况如何，杨成武也顾不上去想了。毛泽东无奈地说：“那好吧！只能如此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郑维山。
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军区领导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
第二天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王力、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在一旁作陪。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毛泽东才说第二句：“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陈再道嘴唇嚅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有话直说，不知道转弯抹角。由于他思想不通，说话有点气呼呼的。
“哈哈。”毛泽东笑了，“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精神起来：“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毛泽东笑着给陈再道出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他转过头来，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谈话直至晚上10时才结束，毛泽东很客气地送陈再道等到走廊上。碰巧，几个服务员正站在走廊里，毛泽东一见他们，便把他们招呼过来，叫他们一一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并笑着对服务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服务员们都说：“同意！”毛泽东下了指示：“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下了“指示”。服务员们一个一个地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北京。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阳奉阴违的谢富治、王力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观察据点、工事，又是慰问武斗负伤人员，又是召开大会。望着如潮人群，谢富治热血陡涨：“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4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昨晚的讲话录音。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有人甚至贴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决心要“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一时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愈发高涨。
武汉已持续十几天高温。政治形势似乎与自然气候形成了正比。当天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正在武汉军区大礼堂跟300余名师以上的干部讲话。谢富治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支持和依靠他们，要支持少数派。所谓少数派，就是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王力更是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武汉军区大门早已无法通行。“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前有几十辆警报呼啸的消防车开路，后有上百辆大卡车载满武装工人和军人，吼声山摇地动，驶过大街，涌入武汉军区，同声质问：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好不容易钻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等候在武汉军区大院的群众见王力拒不接见，不顾军区领导的劝阻，开始涌向谢富治、王力的住所东湖宾馆，大有不见到王力决不罢休之势。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对于是否立即转移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转移？”邱会作挑拨说：“陈再道发动了‘兵变’，主席继续留在武汉，将有生命危险！”毛泽东仍然犹豫不决，自言自语：“如果走了，那么在武汉就游不成泳了。”他显然不愿意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山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他便登上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后，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一向很少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也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向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命。随即，毛泽东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前后护卫。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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