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毛泽东在华北局电报上的批示
据1951年12月4日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点击进入连载：《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作者：王少军 张福兴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7月25日电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王少军、张福兴编写的的新书连载——《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本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伊始，深谙腐败亡国之理的毛泽东，告诫全党“决不当李自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的历史史实。1952年，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打响了开国肃贪第一战，对当时的腐败现象起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中国共产党以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反腐倡廉这份试卷面前，考出了一个好成绩。（孙琳） 以下为本书节选。 "革命功臣"贪污犯法，杀还是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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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在河北省人民法院的案卷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在两个人的履历中,都不乏历经考验而信仰坚定的亮点。
刘青山1931年入党,1932年秋参加河北省高蠡起义时才16岁,后常被人说成是“红小鬼”,即由此而来。他稚气未脱时,便已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
高蠡起义时,刘青山所在队伍打出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支队。不过,高蠡起义很快被镇压,这支红军队伍的存在也非常短暂。
起义失败后,数百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刘青山曾和十几名红军战士一同被绑赴法场,刽子手用铡刀一个接一个地将他们的头铡下。在法场监刑的一个国民党军的团长看到刘青山还是孩子模样,也许是认为抓错了,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骂了句“滚蛋”就把他放了。死里逃生的刘青山甫得自由,便继续投身革命。
而据张子善在河北深县师范学校的一位不具名的同学回忆,张子善在学校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当时是1933年,正是共产党遭遇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期。
后来,张子善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这位同学曾去监狱探望。张子善在狱中向他表示,自己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并悄悄嘱咐这位同学:“赶快回去把我藏在宿舍里的一个小箱子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位同学翻开他的笔记本,看到里面写着这样几句:“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这三个“×”号,指的就是共产党。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子善才趁乱逃出了监狱,重新找到了党组织。而在这一年,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大学习,继而回到河北,在发展抗日武装和创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8月,刘青山来到新组建的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任书记。和他“搭班子”的是张子善,任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地委”和“行署”是新中国成立后地区一级党委和政府的简称,级别在省以下,县以上,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天津地区并不属于直辖市天津,而隶属于河北省,下辖静海、大城、永清、宝坻等11个县和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400多万。
曾与刘青山、张子善接触过的战友、同事回忆,刘青山人高马大,体壮气粗,性格粗豪,爱讲粗话,常骂人,而张子善刚好与他相反,面皮白净,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口才极好,善与人交往。
刘青山、张子善就此成了执掌一方的党委、政府负责人,在历尽艰险才走上重要岗位后,他们却走上了腐化蜕变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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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问题的情况报告到朱德那里时，他批下
“触目惊心! 党性何在? 国法难容”
12个大字，主张一视同仁、严肃处理。
刘青山 死时36岁，张子善37岁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两个大“名人”。建国后，因居功自傲、贪污腐化堕落成犯罪分子。1952年2月10日，中共向党内腐败行为开的第一刀，杀的就是身居高位的刘、张两人，曾震惊了全国。
然而，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61年了，今天他们的后人如何，却不大为人所知。
张子善的第一个孩子刚三岁，死于战争年代，第二任妻子还没有生育张即被处决，因此没有后人。
本文主要谈的只剩下刘青山的后人了。
大凡父亲出现问题，孩子们往往具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既不齿其父的罪行，又念党和政府抚养成人的特殊待遇，可以说，刘青山的后代就是在这种亦悲亦幸的环境中长大的。
1952年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7岁、老二刘铁甲4岁、老三刘铁兵仅几个月。三兄弟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
1952年2月10日，农历壬辰年正月十五。天津市西郊杨柳青镇估衣街47号石家大院。刚刚度过六周岁生日不久的刘铁骑已经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62个道。“爸爸出差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他奇怪地问29岁的母亲范勇。
原来，两个多月前，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友好大会”的刘青山出国后，想念父亲的大儿子刘铁骑每天就在墙上画一个道。
母亲强忍着泪水不告诉孩子真相。直到刘铁骑听同学们说父亲刘青山就在这一天已经被政府枪毙了，他猛地扑到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人家说我爸爸是贪污犯，早就枪毙了！是不是啊？”
从此，这个原本是高官的儿子一下子懂事多了，帮母亲做家务，还常常规劝母亲。学习也比以前更用功了，从不用母亲管。从小学一年级到毕业，一直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从没掉下前三名。
很快，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15元在当时的概念是：等于小米150斤;或鸡蛋30斤;或羊肉30斤;或牛肉21斤;或猪肉15斤;或鱼50斤;或棉线汗衫15件……
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干部根据级别不同所供给的小米也就不同，每个人的生活费标准是用小米(当时约1角1斤)来折合的。小灶约220斤(县团级以上的干部)；中灶约180斤(科级干部);大灶约120斤(一般科员)。也就是说，1952年的15元，基本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然而，1954年4月，承受不了压力的范勇终于改嫁给一个叫张月东的男子。得知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曾一度停止了两个孩子的抚恤金。
这样一来，改嫁后的范勇除了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更重了。1957年，范勇终于忍不住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为此发牢骚。结果，当即就被打成右派，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扫地出门，遣送农村，停发生活费十二年零三个月。一直到1978年，才得到有关部门关于“范勇同志属于错划右派，予以纠正”的结论。刘青山的二儿子刘铁甲这个时候就被叔叔刘恒山领回老家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一直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命运之神毫不吝啬地将不幸和痛苦降临到三个孩子身上。大弟弟铁甲忧伤地对铁骑说：“哥哥，咱们哥仨爹死了，娘也改嫁了，现在只能寄人篱下，没有家庭的温暖，没有父母的疼爱，咱们就听天由命吧！什么也别想了……”
但刘铁骑不这么想。他自懂事起就对母亲改嫁不满。即便是时至今日，他仍然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我们三个并没有因为她改嫁而变得日子好过，相反，日子更苦！”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他所言。
不久，老大刘铁骑历经周折成绩优异考入大学。1965年，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石油学院招生办设在南开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报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顿觉事情严重，连夜返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同意接收刘铁骑入学。
当时的个人档案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栏必填：“亲属中是否有人被杀关管(即被枪毙、关押、管制)。”大大咧咧的刘铁骑毫不隐讳地如实填写。所以，很快地，刘铁骑走到哪里，就成了哪里的“名人”(或者说是名人的后代)。“大贪污犯的儿子刘铁骑被录取了，在xx系xx班上学。”这样的传言到处都是。甚至他拎着饭盒刚刚走进食堂打饭，都能听到背后的女生小声说：“看！就是这个人！刘青山的儿子来了！”
“文革”初期，范勇的家被“红卫兵”查抄，在校读书的刘铁骑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而毕业后的他就没有那么侥幸了。1970年7月，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这个工厂里，哪里苦哪里累，他就被派到哪里，最常干的事是去车间出炉灰。
在叔叔家长大的刘铁骑从小就和叔叔家邻居的女儿刘继先认识，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还同在一所中学念书。两个人岁数相当，接触得就多了，刘继先对刘铁骑兄弟的遭遇给予莫大的同情。她比刘铁骑早一年考入河北医学院，1969年毕业后分配在涞源县工作。
刘铁骑身高176厘米，天然卷发，戴一副近视眼镜，风度儒雅；刘继先清秀贤惠，是当年难得的知识女性。在刘继先毕业后的第二年，刘铁骑也毕业了。两个原本就有好感的年轻人慢慢地向家人公开了恋情
当刘继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告诉父母时，父亲有很大的顾虑，他不无担忧地对女儿说：“不是爸爸反对你们的爱情，也不是铁骑这孩子哪儿不好，爸爸是担心铁骑的家庭背景会影响你一辈子啊！”刘继先坚定地对父母说：“我不相信‘血统论’会统治人们一辈子！难道铁骑的父亲是贪官，铁骑就注定会是一个贪污犯？我决定嫁给他，就不管他的家庭是一个什么背景，更不怕受影响。就算是跟着他去坐牢，我也跟定了！”身为安国县基层干部的刘继先之父见女儿如此坚定，就说，也好，找个知根知底的，家里也放心。
1972年，刘铁骑和刘继先这对恋人，走进了婚姻殿堂。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刘继先也跟随刘铁骑来到廊坊。
婚后，刘铁骑夫妇有一对令他们满意的儿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不难看出，刘铁骑无疑以次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妻子刘继先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效益还不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生活得很安稳。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用其母范勇的话说，就数铁甲吃的苦最多，也数他最能干。他去东北编箩卖艺，脚上穿着单鞋，两只手冻得不成样子，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遭了大罪。1976年，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刘铁甲由此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
刘铁甲现在华北油田二连输油公司维修处电工班任班长，其家属是临时工。铁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岑，中专毕业，现年27岁，已婚，在管道局承包的苏丹某项工程中任财会人员；二儿子刘岙，中专毕业，25岁，在上海管道局与日本合资兴建的一家公司搞集装箱运输。
刘青山第三子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事被刷下来。
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他有3个孩子，两儿一女。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更多地给儿子们的心灵上带来的是永远也无法治愈的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