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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邓小平
1967年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组织 把邓小平夫妇带走,说有事情要问。邓小平夫妇走后,他们抄了邓小平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原来,邓小平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处理文件都是 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抄家的人,未免有些失望,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7月29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群众 以开党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邓小平,宣布从即日起 限制邓小平夫妇的行动自由,并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所附的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写道:“5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当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但毛泽东那里没有回应。 这里提到的“5月见主席”一事是这样的:5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中,说:“是主席让我来看看你,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听后,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正在睡觉的邓小平被叫醒 去见毛泽东。直到黎明时分,邓小平才返回家中。他告诉他的夫人卓琳: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7军到上海去的历史情况(注:那时,红7军在广西的起义受到镇压,被迫向江西井冈山转移,途中队伍被打散,邓小平离开队伍,去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并汇报工作)。另外,他告诉卓琳: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但态度缓和。
8月1日,邓小平原来的秘书和警卫员都被调走了。中央办公厅派来了一个新的秘书。新秘书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卓琳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他声色俱厉地 让卓琳揭发邓小平。卓琳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
8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会,纪念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 在邓小平的家院内 批斗邓小平、卓琳夫妇。他们把邓小平夫妇从屋里押出来,把他们团团围在院子中间。呼喊了一阵“打倒邓小平”口号声后,他们又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再七嘴八舌地质问邓小平。邓小平刚刚辩解了几句,便被粗暴地打断,说他负隅顽抗。群众组织在院内架上喇叭,播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批斗结束后,卓琳扶着邓小平走回屋里,看到邓小平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
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另眼看待的,他在1967年7月14日对王力说:“我不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 (这段话, 我是不相信这是毛主席说的; 是王力说的!)
造反派头头也知道 毛泽东对邓小平另眼看待,因此批斗邓小平没有批斗刘少奇那么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