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 方志敏】

 

 

清贫 碑石   毛书

 

方志敏 被俘 油画

 

1934年11月24日，中央紧急任命方志敏为中国工农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队开赴皖南。

1935年1月29日清晨，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在赣东北怀玉山发现了方志敏。

随后便将其秘密杀害，葬于南昌下沙窝某处。

时隔20年，中央于1955年作出寻找方志敏遗骨的指示，江西省委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领导小组”

但毕竟过去了20年，物是人非，调查工作困难重重。

1957年春，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一天，工人们在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一堆遗骨。调查小组得到报告后，立即指示专家和有关人员到现场勘察，清理后一数，共计3个骨盆、79根遗骨。据知情者回忆，当年方志敏是唯一戴着脚镣赴刑场的，而在这堆尸骨中果然就有一副锈蚀的铁镣。

这时，一份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出的加急电报发往浙江，请当年的看守所所长火速到南昌。他当年将方志敏的重镣改为轻镣，为此被撤职押回原籍。

面对掩埋了22年之久的遗骨，他仔细辨认镣铐的型号后说：“就是这副镣铐!”

江西省公安厅法医张维纳根据方志敏1.80米的身高和36岁的年龄认真甄别后确定，有数根遗骨是方志敏烈士的。时任江西省省长邵式平问他：是否可以写调查结论上报中央？这是千秋万代的事，容不得丝毫的含糊。于是，调查领导小组带着这些遗骨和脚镣来到上海，请苏联专家共同参与鉴定。

经过专家们仔细的检测，最终从79根尸骨中鉴定出9根（块）是方志敏的遗骨，中苏专家共同在上报党中央的鉴定书上签名。方志敏烈士的遗骨遂由上海运抵南昌。

文革中，方志敏的遗骨几乎被乱反派发觉，但江西省公安厅法医张维纳机智勇敢地将方志敏烈士的遗骨保留了下来。

1964年11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墓碑，邵式平省长亲选了墓址，陵园选建在南昌梅岭山下。1977年8月6日，在方志敏烈士牺牲42周年的日子，经中央批准，江西省省委隆重地举行了方志敏烈士追悼会和遗骨安葬仪式。当天上午，南昌市万人空巷，老百姓纷纷伫立在八一大道两旁，向方志敏的灵车致敬。

 

 

 

1977年8月6日 方志敏烈士遗骨安葬日， 江西 南昌 市民敬送烈士灵车

 

方志敏 遗像

英俊潇洒  才华横溢  大义凛然 的 方志敏

若为了自己的 生存

在被俘前 他若与 粟裕等 一起突围 肯定出围（如粟裕等证明的那样）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 ...

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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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4日，方志敏收到中革军委急电，指示即将到达闽浙赣边区的红七军团，将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7月，中革军委派遣红七军团6000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番号，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带领，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的长汀、永安、古田、罗源、宁德、福安、浦城及浙江部分县计20多个县，行程3000里，艰苦转战4个月到达闽浙赣边区，以此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减轻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后，中革军委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兼20师（由红十军改编）师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兼20师政委，寻淮洲为19师（由红七军团改编）师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19师政治部主任。闽浙赣军区也作了调整，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新组成的红十军团与闽浙赣军区统一归中央军区项英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

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按理南方各根据地必须在原地区长期坚持独立斗争，保卫苏区。但是中央军区于11月18日下令，要求红十军团全部立即从玉山（赣）、常山（浙）间挺出铁道以北，威胁浙江衢州，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同时决定以方志敏为主席，由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五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要求闽浙赣军区的部队到外线打大仗。这显然是继续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是红十军团后来怀玉山失败的主要原因。

方志敏深感责任重大，此去要进入国民党心腹地区，逼近蒋介石政权首府南京，恶战频繁自不待言。他说：“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红十军团指挥部决定在（安徽）谭家桥的乌泥关设战场。这里地形如口袋，敌一进入极易被围歼。这时蒋介石得到情报：“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万余众，近日在皖南汤口镇聚合，匪势甚昌，北窜立巢，欲迫南京。”随即调集20万大军进行堵截。顾祝同下令：“此次战役，我军若有战败部队，凡营以上军指官一律斩首！”

12月4日9时许，国民党军进入红十军团伏击区，战斗打响，起初形势对我有利。但国民党军立即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对付红十军团中战斗力较弱的第20、第21师（他们多数打游击战，缺乏打大仗经验），阵地被冲破。为扭转不利的战场态势，寻淮洲亲自带队夺回了制高点，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在部队转移途中牺牲。谭家桥战斗失利，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战场，其间乐少华、刘英先后负伤。最后军团部决定，全军团南下返回闽浙赣苏区。

转移过程中，决定由方志敏、粟裕带领伤病员、机关后勤人员共800人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军团主力由刘畴西等人率领，在后边打边撤。先头部队多是非战斗人员，力避与国民党军纠缠，没有停留地走到闽浙赣苏区的边缘港头，才停下来休息。而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浙江衢州境内）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地宿营，第二天才继续前进。这一夜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尾追之敌一个团赶上并占领了堵截阵地，双方发生激战。红十军团以一小部分兵力掩护，大部分折回到外线，次日进入安全地域。方志敏看到敌情十分严峻，决定先头部队由粟裕带领先走，自己留下通知刘畴西率军团主力迅速跟上。而刘畴西仍然顾虑部队疲劳，当夜又坚持就地休息，没有到港头与方志敏会合，以致失去突围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毅然从安全地带折返敌人包围圈，找到红十军团主力部队。由于延误几天时间，各路国民党追击部队共14个团，已全部赶到怀玉山地区（于赣东北）。红十军团主力陷入重围之中，伤亡不断增加，并已弹尽粮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逐步被分割、冲散。经过七天七夜艰苦奋战，双方均有重大伤亡。除少数人突围返回闽浙赣苏区外，方志敏、刘畴西等主要领导人隐蔽在陇首（怀玉山东麓）封锁线附近的山里，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13天之后，不幸被敌搜捕。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抓到方志敏后，敌人认为是了不起的胜利，召开各种庆祝大会。

蒋介石下手谕“劝说归诚”，顾祝同等人好话说尽，酒桌拉拢，多方诱降，

结果却得到方志敏“视死如归”四个大字，写罢拂袖而去。

1935年2月6日，在南昌委员长临时行营的豪华小会议室，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当方志敏由几个人搀扶进来时，蒋介石起身迎接，安排在他身旁坐下，并向诸官员作介绍，接着说：“志敏老弟，都怪我来迟一步，你受委屈了。我们虽然8年未见，但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热爱祖国之心……”

其他人你一言他一语，又是“器重你”，又是“合作共建美好祖国，过去恩怨一笔勾销”。

方志敏说：

“我已被俘，不存在合作条件。若要叛变革命叛变党，当可耻叛徒，我方志敏永远不答应，办不到！”

自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在狱中除了应付、驳斥劝降者和接见记者之外，方志敏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文章，记述一生战斗的经历，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如4月写成《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约5000字，从8个方面总结闽浙赣苏区的斗争经验。5月，在监狱“优待号”房间写成《可爱的中国》1.6万字，成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清贫》约1000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提出“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些文稿不下十篇，通过看守所文书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送到上海，交给胡子婴转中共上海特科，有的通过胡逸民夫妇送出。

8月6日凌晨，在南昌下沙窝，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与方志敏直接交往有3次，都在大革命后期（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间）。在创建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实践中，他们思想相通，成果相衬，可以说方志敏是毛泽东最为关注、最为敬重、最为怀念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3月，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初稿）中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方志敏从事农民运动比彭湃晚几个月，比我毛泽东早几个月。这三个人被公认为‘农民大王’。”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列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两种模式，即“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1953年4月，毛主席巡视浙江莫干山时对汪东兴说：

“方志敏同志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员，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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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底，法医张伟纳郑重地向省公安厅领导报告了方志敏烈士遗骨保存的情况。

这时的省委领导才得知毛主席当年早已为烈士题有墓碑铭。

1964年5月21日，副省长王卓超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请他转交江西省委请求毛主席为烈士墓碑题词的信。

同年11月9日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方志敏烈士之墓”后，

在差人交与汪东兴转交江西省委时还亲笔附言:

“写了一张，请汪东兴同志转去，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一生题写的墓铭寥寥，而此幅是他题写的最后一个烈士墓铭，

可见他对方志敏烈士怀有的深情。

 

毛主席在评点《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他评价方志敏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方志敏 与 被俘 战友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

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

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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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

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

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

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疲惫不堪，

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

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

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年1月27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

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

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

“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失败者唯一可以坚持和守护的是自己的尊严。

作为黄埔生，刘畴西拒绝了来自“校长”蒋介石和其他黄埔校友的劝降，面对死亡，无所畏惧，

他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我的敌人的掌心。”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

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

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

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守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江西省弋阳县人，生于1899年，比毛主席小6岁。

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局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

并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

1955年，党中央作出寻找方志敏烈士遗骨的决定。江西省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

1960年，在南昌市郊梅岭修建方志敏烈士墓，毛泽东亲笔题词。

1977年8月6日，举行“方志敏烈士遗骨安葬仪式”。

 

 在狱中，方志敏争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鹏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

前者辗转４次从狱中送出了方志敏的手稿，后者则把他脚上１０斤重的镣铐换为３斤半。

    正是这副镣铐，２０年后成为了寻找方志敏遗骸的重要线索。

",,,,,,,,次日一大早，凌凤梧、缪敏及方志纯等省委领导驱车直奔下沙窝实地勘察。 　　

面对深埋地下长达22年之久的骨骸，烈士生前的亲友们强忍悲痛细仔审视着，

他们一个个心都在颤抖。凌凤梧走到那副遗骨面前，轻轻地托起在地下还牢牢套着两根胫骨的铁镣，

掂掂它分量，再用手指抹去上面剥落的锈屑，仔细辨别镣铐上的型号。 　　

“就是这副脚镣！敏弟啊敏弟……” 　　

看到这，凌凤梧不由失声痛哭。在场的所有人同时也无不一个个“扑通”“扑通”全跪了下来……。"

 

由于当时还没有DNA技术，因此只有依照传统鉴别方法来确认方志敏遗骨。

1958年5月26日，上海法医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式签署了鉴定书，

宣布这9块遗骨为方志敏的遗骨。 　　

同年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发现和鉴定方志敏遗骨的经过。

中央及时批示安葬烈士遗骨。

方志敏烈士墓始建于1959年8月次年竣工，占地十余亩　

1964年11月9日，毛泽东为方志敏烈士墓亲笔题写了

“方志敏烈士之墓”

以抒发对烈士的缅怀之情

 

 

 

方志敏 的 参谋长 粟裕将军指挥战斗 为老首长老战友 方志敏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