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文/蓝祯伟 魏仲云 来源：中外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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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曹荻秋在上海坐了五年大牢，大义凛然，浩气凌云。1955年曹荻秋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长。“文革“中，在上海被非法审查七年，历经折磨……突发重病去世。1978年4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上海发生“一月夺权“风暴
1966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息，市委决定并经中央同意由曹荻秋主持上海党政工作。1966年5月，出现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暴。
1967年1月2日，“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江青、张春桥指使下，成立“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备会”。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直接策划一月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被夺权后的《文汇报》发表了“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等等问题，统统栽在市委领导头上，污蔑上海市委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天，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徐景贤和工总司代表，声称对市委不再抱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
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一伙以上海32个“造反”组织名义，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和曹荻秋，还把几百名上海市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揪到现场陪斗。大会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会后，市委、市政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入张、姚等人手中。夺权大会后，曹荻秋悲愤地说：“一个造反派的大会，怎么就可以打倒上海市委，撤销市长职务？”
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组成“上海人民公社”，发表夺权宣言。23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70年3月，中央批准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女）、马天水、王少庸等为副主任。
“莫须有”的叛徒风波
“一月夺权”风暴之后，有些人落井下石，制造“莫须有”的“叛徒”风波，诬称曹荻秋是叛徒，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这位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老市长。
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造反派，接触过敌伪政权档案，看到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1937年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张云卿”（曹荻秋化名）进行谈话的原始记录。按此记录，已经证明曹荻秋在英租界及国民党政权监狱中，不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连真实姓名也没有暴露，充分证明了曹荻秋面对敌人屠刀，立场坚定，大节昭然。但这个人却趋炎附势，昧着良心写了一张歪曲事实的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贴在市委大院对面墙上；同时刷出“打倒大叛徒曹荻秋”的巨幅标语，在上海引起轰动。
1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三个代表，带着张春桥写的、请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一封信及敌档资料匆匆进京。此信送到康生手里。他看过此信，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挥笔写上“送江青同志亲启。康办”。江青认为这个材料正是整曹荻秋的“钢鞭”，这下可以置曹荻秋于死地了。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身穿绿军装，拖腔拖调大放厥词：“同志们，主席还健在，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啦。”“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说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这也不奇怪。”接着不指名地点了曹荻秋，说原上海市委领导中“另一个是叛徒，变节自首分子”。
江青这个巫师的毒咒把曹荻秋推向了灾难深渊。徐景贤立即在全市电视批斗大会上当众宣布曹荻秋是大叛徒。
上海造反派连续七年对曹荻秋非法批斗75次，有时在几天之内连续“提审”七八次。在横行的造反派面前，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满头银发的老市长被押在修电车线路的红色高架车上在全市“游斗”。他在凛冽寒风中，昂首挺胸，从不向群丑低头。在电视屏幕前，在广播喇叭里，面对诬陷之词，他横眉怒视，据理痛斥。在各种批斗会上，他义正词严地声明：“历史歪曲不了，我不是叛徒，我抗议！”老市长志不可夺、气不可屈的形象，对上海人民作出了明白无误的回答。
一次，造反派工总司王洪文的核心党徒陈阿大把曹荻秋等人押到复旦大学万人大会上批斗。曹荻秋在一波接一波“打倒”、“砸烂”的狂叫声中，从容、镇静地对待狂徒们的辱骂、诘责。陈阿大气势汹汹地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你看到没有？”曹荻秋以他惯用的四川话理直气壮地回答：“毛泽东主席这个东西我没有见到，我只相信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东西”本来是没有褒贬意义的语言，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可以引来弥天大祸。这句话由电波传得十分清晰，当时在台下接受“教育”的许多教授都为曹荻秋捏着一把汗，也十分佩服曹荻秋的大无畏精神。但造反派由于只顾喊口号，并没有认真去听曹荻秋讲了什么，曹荻秋才幸免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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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荻秋被关起来以后，六年多只和六个子女见过两次面，子女送点东西去，他说不必。他说自己被“打倒”，使孩子们被歧视、受打击，感到很内疚。但子女们说：这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我们要对得起你，不会给你丢脸。后来几个子女下乡当知青，他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表现良好，不久就当上优秀知青、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工农兵上大学，子女们作为表现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可以推荐。但一填表因为是“叛徒”曹荻秋的儿女，就被刷下来了。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1973年3月，曹荻秋解除监护，又被强令到奉贤县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继续交代叛徒问题。曹荻秋被编在干校第四连，有段时间和张浩波还有一个来指导生产的农民同住一室。
同室的同志们深深敬佩老市长的高风亮节，深切同情他的不幸处境，大家都支持和鼓励他与张春桥之流的坚决斗争，向中央申诉。1973年10月，曹荻秋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申诉送出去后，曾对石斌的弟弟沈霞飞说：“历史是不容歪曲的，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解决我的问题。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搞法的。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全国有多少老同志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他曾对一个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乌云蔽日只是暂时的现象，现在党在生大病，一些党员受到了感染，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做违心的事，要坚持实事求是！”对于那些无耻的诽谤，他义正词严地说：“要以理服人，以事实为根据。恫吓、谩骂、造谣、诬蔑，都无损于我。”他还鼓励其他被迫害的同志说：“不要愁眉苦脸，前途是光明的，跳梁小丑只能在夜间活动，白天是我们的，光明永远属于胜利者！”
在干校期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三五成群跑到“西伯利亚”来“围观”曹荻秋，指指点点，唧唧喳喳。在这种难以忍受的屈辱面前，他或安静读书，或从容踱步，旁若无人，处之泰然。
在干校，起初他也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后来，在酷热的夏天，要他推车到田间为同志们送开水，或在田间驱赶麻雀。同志们劝阻他，他诚挚地说：“很感谢你们的关心，我不怕劳动。”
他在困境中保持了热爱读书的好习惯，认真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他认为，范文澜的书很有功底，现在很多历史书都是有论无史。当有些人篡改历史，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等篡党夺权鸣锣开道的时候，他深刻指出：“这些人哪里是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来篡改历史。”“害人者不得善终，搞文字狱的人一定要受到历史的审判。”
他在生活上俭朴、整洁，不抽烟、不喝酒，身上穿的香港衫还是上海市第一次试生产出来的产品。他生活很有规律，很爱整洁，总是很早就起床，衣被整洁，鞋子都擦得干干净净。他说一个人不要委靡不振，邋邋遢遢。一次收到孩子们给他的信，信中说：你一辈子投身革命，我们相信你决不是叛徒，你是我们的好爸爸，我们不怕别人对我们的歧视和冷眼，一定要自爱和自强，一定要为你争气。他激动地说：同志们相信我，孩子们相信我，是非自有公论。他一直把这封信留在身边。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他十分兴奋地向同志们说：“这下子中国有了希望，党有了希望。”他认为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对自己很了解，解决自己的问题有了希望，拨云见日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还把自己放在干校，可能上海的人也会觉得不合适了。他还通过一位关心他的老同志，把给党中央的信送到邓小平手里。
1975年11月，市专案组突然要曹荻秋住院检查身体，说是市委要他去的。按他当时的健康状况，本来不需要住院，但专案组长一定要他去住院检查，后来还是住进了华山医院。曹荻秋住院检查的四个月22天中，医院和专案组没有把检查结果通知家属。
1975年，曹荻秋的申诉信经邓小平转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调查组负责人会议认真讨论后认为：1932年曹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向敌承认是共产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同志和党的组织，不应定为叛徒。4月1日，经中组部核心组长（部长）郭玉峰主持决定签署后报送了中央。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审阅。4月3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他反对中组部的意见，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
1976年3月29日，曹荻秋在华山医院突发重病去世，终年67岁。曹荻秋沉冤未雪，没有来得及看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跳梁小丑的覆灭，就含恨离开人间。1978年4月，经中央批准为其平反昭雪。6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在外滩礼堂隆重举行曹荻秋骨灰安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