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狼
天弓 神箭
概要：
本概要 是有关红旗渠开建修建的一个比较全方面全方位的综述，而非面面俱到详尽的全部
摒弃了有些报道的不实或片面割裂夸耀。
红旗渠是创举是奇迹是历史 不可再创的历史
红旗渠是 民以食为天 农民为自己利益的 艰苦卓绝的奋斗干出来的
羊群全靠头羊带，这个头羊就是杨贵，和杨贵 李贵 马有金等 县委县政府这个团结一心的好班子
这个班子相互支持 抱团儿，不拆台，不落井下石，相互掩护遮盖，
即使上头压下什么，班长杨贵敢大包大揽 承担责任，攻守同盟共进退（详见下）
红旗渠不是一哄而上的蛮干，而是有水利技术人员的从头到尾的先行指导和支持
先是新乡（后为 安阳）专区水利局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有直接和大量的参与具体指导，并非只是农民干起来的
红旗渠的物质财力主要是靠 社队和县政府，地区，省，中央基本未能给钱资助
“红旗渠工程总投资1.2504亿元，其中国家投资4629万元，占总投资的37%；村社投资787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3%”
笔者不能确否这个数字和来源, 存疑。
但
红旗渠 引水 牵涉到 山西 河南 河北三省的相关地段水源等大问题
全国一盘棋，林县与山西平顺县的友好协商，河南与山西政府的超常规合作，国家计委和水电部的协调支持
都是离不开的，否则是根本不可能启动，更不能成行！
红旗渠主干渠约71公里，竟有20公里开凿在山西省平顺县内，河南林县境内约51公里
（我现在还不知渠首是如何开凿的，如何让本来浊漳河河谷的水上岸再东流？
至今不明，下次要去渠首实地看看）
红旗渠一线的农工 保证每天一斤粮食（成粮还是毛粮，比如面粉还是小麦 暂不知）三斤蔬菜
而且这个“工粮”是“额外，另外”的，原来每人的基本口粮和粮食标准供应 不在其内
在“三年自然灾害”缺吃的年代，非常难能可贵！
红旗渠敢上能上的物质基础 有赖于其 3000万斤 “县控粮”和 300万元 “机动款”（见下）
傅作义 钱正英部长等是大力支持的
建修红旗渠是有相当的人为的阻力的， 林县县府内部，河南省府，国家府部，皆有掣肘牵扯阻力
红旗渠得以成功 与 一个重要人物 关系十分紧要，他就是 李先念
可以说 没有李先念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支撑，红旗渠搞不成！
李先念 敢干 与 周总理的支持分不开
周总理的坚定 与 毛主席的支持 密不可分
毛主席曾2次接见杨贵 对杨耳提面命 要搞水利 水里是农业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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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红旗渠时 对于各级的掣肘，林县人和杨贵班子是 用了计谋策略应对的
不动个心眼儿，不耍个小手段 是不行的，不机动灵活，墨守成规 是行不通的，搞不成的。
县委瞒藏了3000万斤粮食， 挪用300万元资金，用于开渠工地
退休老红军 从部队为官老战友处弄来抗美援朝用过报下的钢钎
县委将上面拨来的硝酸铵化肥 改制炸药
用尽了脑瓜门弯弯回回
，，，
总之 上红旗渠不容易，坚持干下去不容易，能最终搞成 真的不容易！
真是 与天斗，与山斗，与地斗，与人斗的结果！
10年工程期间，有八十一人牺牲，有时一下俩，有次一下九名（塌方），300余人受伤
据说 老书记 杨贵 多年后 重返林县 到开渠墓地跪下培土 祭奠烈士 慰籍英灵
苏东坡说：“上党从来天下脊。”山西上党盆地，通称沁潞高原，与今日山西长治市的辖境大体相当。
曹操《苦寒行》咏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天脊之水，叫浊漳河 全长221公里，在山西境内流经12个县市，浊漳河出太行山后，在河北邯郸地区的涉县合漳与清漳河汇合，称漳河。
漳河自古有名。西门豹治邺，曹操铜雀春深锁二乔的铜雀台，俱在漳河之畔。漳河继续东流，入卫河，为海河南支流，最后注入渤海。
即 浊漳河 --- 漳河 --- 卫河 --- 海河 --- 渤海
漳河 交跨 山西 - 河北 - 河南 三省
寻找新的水源,这在林县境内已不可能人了,只能把眼光放得远一些。 "引漳入林" 经过认真思考和集体讨论,杨贵决定兵分三路，组织3个调查组,顺流溯源,分头到山西境内进行水源考察:县长李贵一行沿淅河赴山西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一行沿浙河赴山西壶关县。杨贵和县委书记处书记周绍先一行沿浊漳河赴山西平顺县和璐城县。
三个找水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两个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只剩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小组，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浊漳河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20～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 —— 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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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杨贵和周绍先率队从林县出发了。 当他们步行到山西平顺县石城镇附近时,只听峡谷中回响着巨大的水流声,横亘在他眼前的就是波涛澎湃的浊漳河! 水利人员介绍说,浊漳河流经此地时,常年有25立方米/秒的流量,一到汛期,流量则在千立方和秒以上,最枯水季节也有10多个立方米/秒的流量。 闻听此言此景,杨贵激动地作了一个手势:好!就引浊漳河水!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杨贵兴奋得一夜未睡,他打开地图，用红色铅笔在几个设想的引水点上重重地画了记号,表明他要横下一条心,要让漳河水流遍林县大地的每一处角落。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一个前无古人的"引漳入林"的伟大构想在这位32岁的年轻县委书记心中生成了。
县委又派出了30多名水利技术人员，沿漳河逐段进行了实地测量，提出了初步的引水地点。
10月10日,杨贵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引漳入林工程。在这一天,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一个伟大的决策诞生了! 紧接着,杨贵向新乡地委和河南省委正式报告了引漳入林问题。河南省委除向山西省委发出公函外,史向生书记还以个人名义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书记处书记王谦和有关主管部门写信。同时,县委还发动群众,做好"引漳入林"工程上马的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 山西省领导对林县"引漳入林"的请求非常重视。
1月27日,史向生书记的信才发出,2月3日,王谦书记和刘开基副省长便即回信,他们同意林县的请求,"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候壁断下引水,按此设计。 杨贵收到转来的王谦、刘开基给史向生的复信,激动地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下可以定音,马上动员全县人民,干!"2月10日晚,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人民誓师大会,《引漳入林动员令》通过广播传遍了全县各个角落,震撼着太行山巅! 这一动员令,宣告了一场悲壮的人类与大自然决战的剧目在太行山上徐徐拉开帷幕。杨贵铁了心了。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红旗渠战役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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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渠有20公里建在山西平顺县境内，施工三个月。
工程不但出县，而且出省，也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
开工了，首先住是一个大问题。 一下子就上马 37000人， 涌进了太行山，
当时连山西 的平顺县县委书记也发愁了， 跟林县的县委书记杨贵就说，
老杨，你是不是疯了? 你一下子上了几万人， 你让我到哪儿 给你找这么多房子啊?
当时杨贵就说， 老伙计，你也别害怕，你能给我找多少间?
他说顶多400间， 这我就把所有的办法都想了。
杨贵就说，400间就400间，其他我们自己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抱怨，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几个布蓬撑起来，就是指挥干军万马的总营帐，三个石头支起来，就是烧锅煮饭的伙房。有的住山洞，睡席棚，有的住在山崖下，白天到山上割草，夜里铺在石板上便是“床”。人们还优先照顾村庄里的妇女，搭起席棚先让她们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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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
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的性格却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重新演绎一遍。
杨贵回忆，当时有领导私下里劝他，语气很不客气：“你林县有多大荷包，要包这么大的粽子？”杨贵答：“我们有55万人。”
不过，杨贵也承认，林县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谋划过程，确实太过乐观了。
1960年的春节，林县县委没有休息，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术题”。
出题的是杨贵：“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长七万一千米（71公里），宽八米，高四米三，上七万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们多长时间能修成？”
共识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开工，大干三个月，争取“五一”建成主干渠。
千军万马战太行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
近4万（37000）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
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也就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
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
红旗渠真的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小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地振奋着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
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杨贵回忆吴祖太：“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杨贵至今仍清楚地记着吴祖太那张年轻、腼腆的面庞。
红旗渠选址详勘的过程中，吴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忙。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干部口粮是每个月29斤，不足支撑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测任务。一天，杨贵嘱咐食堂蒸了顿肉包子，慰劳大家。一群人吃得狼吞虎咽。杨贵问：“祖太，吃了几个？”吴祖太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七个，嘿嘿。”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了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说的是干活不要命的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任羊成。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
“我‘死’过五回。”任羊成说，“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不收我。”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过，没有摔死，可是掉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了任羊成。这一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的红旗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还有两件事也充分反映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最终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1961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同志（谭震林副总理）批评红旗渠建设是“左的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
小组讨论时，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说：谭领导同志对林县的批评不符合实际。这位领导很生气，确定撤销他的组织部长职务。随后，通知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会议。
杨贵同志到会后即找到地委书记提出三条意见：第一，组织部长的意见是对的；第二，不同意撤销这位组织部长的职务，如果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责任在他，由他承担；第三，请地委将他的意见报告省委和党中央。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杨贵同志介绍了林县缺水的历史及修建红旗渠的意义，并表示不同意撤销组织部长的职务；提出对当前农村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只责备下边。他的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理解。谭领导在派人作了调查之后，承认自己批评错了，不久就恢复了那位组织部长的职务。
1962年11月，上面派人来调查林县银行行长路明顺同志“违规”动用退赔款用于建设红旗渠的问题。杨贵和县里其他领导同志共同向调查组汇报，说明动用的是退赔以后的余款，是县委决定用于红旗渠建设的，与路明顺同志无关。调查组要处理分管书记，撤销路明顺职务，县委不同意，最后给了路明顺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事情报到分管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不合乎当时的规定。”1970年财政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党中央报告，肯定了林县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终于分清了是非。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典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查，争取主动。”
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建设。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悬崖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查，而是情绪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修建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马上派出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恢复，红旗渠建设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笔者怀疑这句话的准确性, 豫南信阳等地 早就过了400斤/亩）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修建人工渠，人们常用开挖土方数来说明工程量，但在红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削平小山头1250个，钻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红旗渠修成之后，杨贵的命运在“文革”中风雨飘摇。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杨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农业部任职，四人帮后 被停职审查，1995年离休。
离休后的杨贵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个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杨贵说。
历史上,缺水扼住了林州人的“咽喉”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是旧林县的真实写照。“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多年 的愿望。经过豫晋两省协商同意，后经国家计委委托水利电力部批准，在省、地各级领导和山西省平顺县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在各级水利部门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 下，县委、县人委组织数万民工，从1960年2月开始动工，经过十年奋战，先后于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1966年4月三条干渠同时竣 工;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 （60?）万亩。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县（林县1994年更名为林州） ，林州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居民用水问题，林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人称之为“人工天河”。红旗渠以浊漳河为源，渠首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总干渠长70.6公里，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纵坡为1/8000，设计最大流量23立方米每秒，全部开凿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工程险峻艰难。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小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先后于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1966年4月三条干渠同时竣工，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至此，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工程全面竣工。
浊漳河流经平顺县石城镇时，因为水库蓄水，而变得安详静默了。
红旗渠 从渠首到分水闸为总干渠，总长70.6公里，在此分下3大干渠。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竣工通水庆典在此举行。
红旗渠 3个大字 为 郭沫若所题
总干渠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引水，沿浊漳河右岸，经山西省石城镇和王家庄乡的崔家庄、石城、青草洼、老神郊、克昌、豆口、东庄、苇水、白杨坡、王家庄、马塔等村，到牛岭北坪沟的南平村入林县境；由三省交界牛岭山村河口穿越青年洞到卢家拐村，经木家庄、盘阳等村蜿蜒向南，沿露水河左岸，过赵所、阳耳庄、棘针岭、杓铺、石贯、石界等村，在白家庄村西以空心坝穿越浊河，过南谷洞十孔渡槽横跨露水河，转向右岸北行，经尖庄村到回山角折向东南，经西坡、南丰、桑耳庄、清沙等村至分水岭，全长70.6公里。
青年洞是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之一。位于林县任村镇卢家拐村西，洞从地势险恶、石质坚硬的太行山腰穿过。洞长616米，高5米，宽6.2米，纵坡为1/5000，设计流量23秒立米，挖石方19400立米，总投工13万余个。
该工程动工于1960年2月，当年10月因自然灾害和国家经济因难，上级决定红旗渠停工，农民生产自救，总干渠被迫停工。为早日将漳河水引入林 县，建渠干部群众提出“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并挑选了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明撤暗不撤，坚持继续施工，有人来查时，就躲起来，检查者走了继续接着施 工。
在严重自然灾害时期，修渠民工每人每天只有0.5公斤原粮，1.5公斤蔬菜，在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小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
青年洞简介
青年洞位于红旗渠总干渠任村卢家拐村西牛岭山村，是总干渠最长的隧洞，为红旗渠的咽喉要害工程。从地势险恶，石质坚硬的太行山腰穿过。洞长600多米，券砌洞高5米，宽6.2米，纵坡度为1/1500，设计流水量23立方米/秒。
1960年2月由横水公社320名青年先行施工。是年11月因自然灾害和国家经济困难，总干渠让暂时停工。为早日将浊漳河水引入林县，改由各公社挑选300名青年组成突击队，继续施工。当时干部民工口粮很低（一斤粮，三斤菜），为了填饱肚子，上山挖野菜，下漳河捞河草充饥，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仍坚持战斗在工地，以愚公移山精神，终日挖山不止。
凿洞日进度由起初的0.3米提高到2米多。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奋战，终于1961年7月15日凿通隧洞。为表彰青年们艰苦奋斗的业绩，特将此洞命名为“青年洞”。
197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亲笔题写了洞名。
197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题 “红旗渠” 三个大字，和 “青年洞” 洞名
如今可乘船游览青年洞隧道，亲身感受当年的伟大工程全貌。
赵朴初 老 题写的 纪念馆名
与隧洞相续的缠山腰明渠
模型展示
县委书记杨贵(中)等领导走在修渠大军的前列
县长李贵 红旗渠后勤总指挥，副县长 红旗渠总指挥 马有金 就住在山间工地第一线
红旗渠工程遭受数次考验。修建初期，有人举报“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建设中的大型工程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通水了 ！ 老人们 喜笑颜开
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右）、王师存（中）向老书记杨贵倾诉衷肠。
据李先念主席原秘书程振声同志回忆,从1963年到1991年,李先念关于红旗渠建设、红旗渠精神和杨贵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在各种场合关于杨贵和林县工作的讲话有30多次……
山碑 李先念题写的2个大字，最简洁 最有力 最宏伟！
1967年8月,新华社记者方徨、程竟明和《人民日报》记者宋铮等联名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杨贵和红旗渠的情况,周总理看后指示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保护杨贵。1968年4月,杨贵重回林县参加“三结合”,带领林县人民完成了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90年为红旗渠专题片题写片名《山碑》
1990年3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手题：红旗渠纪念碑
江泽民
李长春 胡锦涛
1930年，15岁的李顺达随父亲从河南林县东山底村逃荒来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
李顺达祖籍河南省林州市合涧镇东山底村，1930年，15岁时逃荒要饭来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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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先念主席原秘书程振声同志回忆,从1963年到1991年,李先念关于红旗渠建设、红旗渠精神和杨贵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在各种场合关于杨贵和林县工作的讲话有3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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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1月16日,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委员读书班的杨贵被周总理点名到公安部担当重任,处理复杂局面。杨贵不愿意在公安部,写信给华国锋,请他向周总理转达自己的意愿。12月12日,李先念找杨贵谈话说:“周总理听说你不愿意在公安部工作,让我找你谈谈。调你到公安部是总理的意见,你可要理解总理的意图啊!”杨贵当时并不清楚,调他到公安部是周总理对王洪文选派的人不放心,李先念也没直说,只让他理解周总理的意图。
1974年2月25日,应邀来华访问的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离开北京,前往河南林县参观红旗渠。周总理、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车站送行,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专程陪同卡翁达总统前往,并让杨贵提前一天赶回林县。
26日上午,李先念和卡翁达与杨贵和省、地、县负责人一起来到红旗渠。65岁的李先念气喘吁吁地沿着崎岖山道拾级攀登,他边上边对身边的省委负责人说:“林县人民能把红旗渠修到山上,你们就不能把路修到山上?你们没钱我拿钱!
”(现在通往青年洞的盘山公路就是从那以后修建的。可爱的林县人还把修路节省下的款项退还给了中央。)在青年洞前,杨贵介绍了红旗渠以及青年洞的建设情况后,李先念说:“百闻不如一见啊!我看过红旗渠的电影,也听人讲过红旗渠,来到红旗渠一看,更感到它的伟大,真是人工天河!
不要说是一个县在三年困难时期修建的,就是在丰收年份修成它也不可想象!”他重复着周总理的话对卡翁达说:“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是靠中国人民的智慧自力更生建起来的。”
卡翁达总统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参观项目,我建议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来这里学习。”
下午,杨贵陪同李先念和卡翁达一行参观了“红英汇流”、“桃园渡桥”、沿途农村和东方红机械厂。中外宾客交口称赞林县山清水秀,农村林茂粮丰,农民安居乐业。李先念对杨贵说:“怪不得陈永贵老想要你到农业部、水利部,或许你杨贵搞水利、抓农业,比你在公安部更能发挥作用。”
陪同赞比亚总统参观红旗渠,使李先念对林县和杨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4月6日,杨贵到国务院会议厅汇报工作,李先念一见杨贵就开玩笑说:“你的命运在华国锋同志手里掌握着,他不同意你离开公安部。”华国锋慢腾腾地说:“先念同志,你不能说杨贵的命运掌握我在手里吧!
”陈永贵插话说:“人家杨贵搞水利、抓农业是内行,不熟悉公安工作,你一直拉着人家不放。”华国锋争辩道:“我对公安工作也不熟悉,你们怎么不为我考虑,光为杨贵考虑呢?杨贵到公安部是周总理决定的,没有周总理发话,我不能放杨贵离开公安部!”那次会后,李先念嘱咐杨贵写一份“林县农村经济巩固发展”的材料报送中央政治局。
不久,毛主席提议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周总理让邓小平带10部电影纪录片到联合国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红旗渠》,在联合国大会引起强烈反响。美联社发表评论说:“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
1975年6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河南省委书记王维群的陪同下来林县指导工作。陈永贵在林县看了两天,他在县委常委和公社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10年前我就带贾承让、郭凤莲来林县学习过。去年先念总理来林县回到北京后,说了林县不少好话。
这次本想请杨贵同志一块来,华国锋让杨贵抓铁路治安整顿,我请不动。在林县看了两天,看山山青,看水水秀,心情十分舒畅。你们干部群众精神振奋,生产有劲头,生活有盼头,农村房子比昔阳好,社员家里也很整洁。
大寨要学林县,昔阳要学林县,特别是在林业和水利方面。我早就给郭凤莲说,大寨的虎头山要像林县的山一样变绿。1965年杨贵带我看红旗渠,只看了总干渠,当时还没有配套,我对土门村的遍地旱井群感兴趣。这次看红旗渠,横竖成了网,社社队队都有水,绿树满山头,清水遍地流,沿渠小麦大丰收,社队企业也星罗棋布。我是越看越想干……”
王维群讲话说,“林县的农业、水利好,农村面貌新,干部群众心齐气爽,关键是县委保持了好传统、好作风。建设大寨县,要统揽全局,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协调党政群、农工商、科教文卫各条战线,搞好社会主义大农业。周总理、先念副总理、陈永贵副总理对林县、对河南的工作十分关心,我们一定不能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希望!”
李先念“山碑”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镌刻在红旗渠青年洞的山崖上,更深深镌刻在千百万参观红旗渠的中外宾客心底;“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题词,已经成为亿万农民的具体实践
1990年林县举行纪念红旗渠通水25周年庆典,中央电视台和农业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三集80分钟的电视专题片,摄制单位找到李先念主席题写片名,李先念欣然命笔题写了“山碑”。这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被刻在红旗渠青年洞的山崖上。
1991年1月5日,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林县、新乡七里营刘庄村等十个单位被确定为全省农业战线十面红旗。1月15日,省政府做出《关于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的决定》。时任省委书记的侯宗宾和省长李长春到北京找到李先念主席汇报工作。
李先念再次讲道,红旗渠精神要发扬,杨贵不是“四人帮”的人。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吃饭,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并再次题词:“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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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时刻关注着红旗渠, 李先念、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中许多人视察拜访过红旗渠。
红旗渠解决了５６.７万人和３７万头家畜的吃水问题,可灌溉农田６０万亩,可满足全县工业、林业及各项事业用水,粮食亩产由解放初的１００公斤增加到９１年的４７６.３公斤。
十万双长满老茧的手,用一锤一钎,苦干十年,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人工天河”,把一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穷乡僻壤,变成一个绿水绕山、林茂粮丰、百业兴旺、瓜果飘香的塞上鱼米之乡,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一举建成全国著名的大寨县。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十分匮乏的条件下,要启动那样浩大的工程,在旧中国办不到,即使放到“千年盛世”的今天,也难以办到。而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依靠实力仍十分薄弱的集体经济的支撑,不向国家要钱,仅用了区区７０００万居然建成了红旗渠。
社会主义制度还给修建红旗渠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公有制下“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林县修红旗渠要垮省从山西引水,山西人民全力支援,不但支持劈山开渠,而且提供住房,提供土地,提供水源。
为了支援林县修建红旗渠,山西平顺县委毅然更改了修建两座水电站的规划；平顺县石城和王家庄两个公社让出了近千亩耕地,迁移了祖坟,砍掉了一批树木。石城大队贫农社员孔东新说：“咱天下农民是一家,不能看着林县阶级兄弟受干旱的害,过苦日子,咱平顺毁几百亩地,就能救林县几十万亩地,这是一步丢卒保车的好棋。”王家庄大队的王伦说：“毁了树可以再栽,咱少吃点花椒和水果是小事,让林县几十万人喝上水是大事！”山西平顺县的群众让出最好的房子让民工住,拿出自家的毯子让民工铺,甚至拿出自家准备过年的白面和鸡蛋慰问生病的民工。
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若放到今天,是多么不可思议,是多么不可理喻,是多么不可容忍。
私有化后的今日,红旗渠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山西、河北与林县争抢水源,争纷不断。渠上游开了２４个放水囗,８个大虹吸管道,甚至有人在两处炸毁红旗渠岸数十米, 震惊全国。
1992年，7月6日凌晨4时，红旗渠总干渠青年洞上游蚕沟渠段因农民在渠附近非法开山炸石波及被毁。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盘阳段两处渠墙同时破炸，炸毁长度33米，60米严重裂缝，盘阳村遭到渠水袭击，损失惨重。
现在红旗渠水流量只是原来的六分之一, 灌溉面积由６０万亩下降到２９万亩, 用水由不要一分钱变为每年向山西交水费数百万元, 一手交钱, 一手放水。抛弃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后,红旗渠步履维艰,命运堪忧。
二、毛泽东思想是修渠人的精神支撑。建成红旗渠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建渠工地就是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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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长篇通讯《党的领导无所不在》,并配发社论,赞扬“林县县委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
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说：“我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可以说,没有一大批杨贵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作中流砥柱,红旗渠是建不成的。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风雨同舟,处处以身作则,处处起带头作用,哪里有困难、有危险,那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这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这种冲锋在前的带头作用,深得民心,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最有效、最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那些热衷于贩卖西方资本主义“管理经验”的资改精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世界上最高效的领导管理能力。事实证明,共产党只要有一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就能具备无坚不摧的领导能力,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党组织的决心,就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当年的县委书记杨贵同志，70年代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后被称卷入中央四人帮，下台。时隔几十年后的九十年代他重返林县, 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 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后, 从数十里之外的山村蜂拥而来,甚至山西、河北的部分群众也从百里之外赶来, 礼堂内外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杨贵同志讲话十几分钟,群众流着热泪鼓掌２７次,长达半个小时之久,如果不是会议主持者善意制止,恐怕会议难以收场。这种台上台下心灵共振的场面,使在场的现任省、市委官员感到震惊和汗颜。他们何曾感受过人民群众对一个离任多年退下来的县委书记如此爱戴之情！
欢迎会结束之后,群众并没有散去,又跟随杨贵同志来到修渠死难烈士墓前。杨贵同志琉着泪,跪在地上,每个坟头添一捧黄土,以示祭奠。在场群众无不泪流满面。如此动人的场景,折射出一个县委书记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同时也反证了当时林县县委和大批党员、干部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为什么对杨贵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说到底,是因为他们忠实于人民。修渠十年,他们与民工同吃一锅饭,同在山崖下砥足而眠,同拢一样的铁锤,他们没有贪污老百姓一分钱。
板山 如墙似板的山
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金灯寺，位于山西与河南交界的林滤山中，悬崖之上。金灯寺建筑群，现存殿堂多具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由于北依陡崖，南临深谷，为山势所限，建成由东而西七个院落。寺内殿堂石窟、摩崖造像、碑碣、石塔众多。
少时曾与1-2个同学 花2-3个小时登上 了金灯寺 其路危艰险峻陡峭 仅尺把宽 石条活落松散 无护栏把手
步步艰辛 区段需爬行，背后旁侧即为万仞深渊， 不寒而栗，稍有不慎，刹那西天！
那时 金灯寺 荒芜颓废 空无一人驻守， 据说和尚去山西了？
（此山 东部归河南 西部属山西省）
下山归来 大病一场， 大约未给着蓝布衣的泥木娘娘上供？ 可也 木有不敬和亵渎神灵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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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灯寺石窟在山西平顺县城东北65公里与河南林县交界（平顺县杏城镇背泉村东）的林虑山巅。四面群山起伏，山坡树稀草薄。
金灯寺坐落在林滤山东面游云缭绕的陡崖之上。寺顶有巨崖当空，寺下俯万丈深渊，座北面南，由东往山形成了藏奇纳胜的一进七院格局。现存殿堂多具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北依陡崖，南临深谷。
全年有三个季节在云雾之中，初名宝岩寺，后因萤光夜飞入寺，改称今名。石窟始凿于北周（557——581年），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06——1620年）扩建，共有大小石窟17个，雕像281尊，浮雕像1200余尊。雕像高3.1——0.3米，浮雕像高20——15厘米。最大洞窟为水陆殿，面积约125平方米，窟内地面凿为池沼，水清见底，不盈不涸，沼上架“田”字石桥，佛台和藻井四周立雕石佛30余尊，浮雕壁画79幅。寺院内有关帝殿、钟鼓楼、丈八佛殿、延寿殿、聚仙楼等木构建筑20余间，明、清碑碣40余通。寺外有千佛塔等石塔46座。
金灯寺始建于北齐起初叫宝岩寺，后来芋禅师惊奇地发现每到夜晚就有两盏金灯由东而西飘入寺内，寺内顿时金光满照，所以便把宝崖寺改名为金灯。在寺东面的一个山头叫“起灯山”，寺西不远处的山头叫“落灯山”，
传说终归传说，不过住在金灯寺内，每晚不管有无月亮，数米内的东西均可看清，读书写字，穿针引线也不会出错，这就是金灯寺的又一奇观了。
沿金灯寺旁的小石径下行数百米，便到了南天门。门柱上刻着
“门可通天，仰观碧落星辰近； 路承绝场，俯瞰翠微峦的低.”
